杨继绳:在北京读哈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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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春,时年18岁的杨继绳还在湖北的一家寄宿制中学读书。一位儿时的好友突然来访,跟他说:你爸爸要饿死了!赶快回去,能带点米就带点。

跟学校请假后,杨继绳赶回了他家的农田。他回忆说:我们家屋门口的榆树已经只剩下剥掉了皮的树干,根都被挖了出来。进入屋内,他看到父亲半躺在床上,眼窝深陷,没精打采,面容憔悴,皮肤布满皱褶并松弛无力。他说:我猛然意识到,皮包骨头这个词是如此恐怖、残忍。

没过三天,杨继绳的父亲就去世了。但直到多年过后,杨继绳才知道到父亲的遭遇不是孤立事件。他是1958年到1962年死于饥荒的3,600万中国人中的一员。

又过了很多年,他才意识到这一切苦难的根源不是天灾,因为发生饥荒的那几年中国并没有出现严重旱情或洪涝。相反它的肇因是人,尤其是一个人:伟大舵手毛泽东。时至今日,毛的画像仍然悬挂在紫禁城的大门上方,俯瞰着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接下来杨继绳参加了工作,先是在新华社当记者和高级编辑,后来成了一名历史学家。其矢志不渝的学术研究导致他与中共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冲突──虽然他依然是一名党员。现年72岁、定居北京的杨继绳在5月份前往纽约,接受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因他的作品《墓碑》而向他颁发的哈耶克奖(Hayek Prize)。《墓碑》是杨继绳在做了精心研究之后写的一部关于那次饥荒的权威历史。在访问《华尔街日报》总部的时候,他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喜爱显而易见。

他举着翻得卷了边的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文翻译版说:这本书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说,哈耶克这本书最初翻译成中文是在1962年,当时还是供高级领导人阅读的“内参”,意思是其他所有人都不准接触。直到1997年才出版了公开发行的中文翻译版,并在“译者的话”中指责哈耶克“不符合历史事实”,存在“概念上的混乱”。

杨继绳很快发现,哈耶克对集体主义经济危险性的警告,从根本上解释了他年轻时遭遇的悲剧,以及中国当下的困境。哈耶克在书中引述了托洛茨基的话:“在一个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要求粮食和钢铁大幅增产的时候就是这样。农民被迫超长时间劳作来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粮食指标,常常采用借自苏联冒牌农学家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灾难性种植方法。生产出来的粮食被送到城市甚至出口到国外,却没有留足养活农民所需的粮食。饿得要死的农民又被禁止离开所在地区寻找食物,包括父母吃亲生孩子的人吃人事件时有发生。

杨继绳说:毛泽东的权力从人们的脑子延伸到他们的肚子。他说,不管中国人的脑子里想什么,肚子里吃什么,全都受到毛泽东的控制……他的权力延伸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座工厂、每一个车间、每一户家庭。

就在这段时间,赞同毛泽东的西方记者──特别是美国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英国的费利克斯•格林(Felix Greene)──受邀参加精心布置的旅行活动,以便他们能够“驳斥”大饥荒传闻。时至今日,很少有人意识到毛泽东造成的人为饥荒是20世纪最严重的暴行,没有之一。按规模排序,它超过了卢旺达种族屠杀、柬埔寨杀人场和纳粹大屠杀。

杨继绳作品的力量,在于它以令人难以忘怀的精确描述了党员干部的残忍,农民的苦难,人人害怕因说出指标未达到、成千上万人被饿死的真相而被划作“右派”,以及毛泽东手下的阿谀奉承。

但这本书不止于讲述了一个残酷得出奇的政权在一个日益遥远的年代的历史,它也在提醒我们,对于那些用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取代个人主义的国家,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到最后等待它们的究竟是什么。于是杨继绳谈到了现在。

他说,中国经济不是党内领导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一种“权力-市场”经济。

什么意思呢?

他说,意思是市场由权力控制。比如土地,不管进入哪个行业,不管是做什么生意,任何许可都必须由政府、甚至是低到县一级的地方政府批准。所以每一个县都像企业、公司那样经营。县委书记就是CEO,就是总裁。

换句话说,中国现代体制融合了政治威权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更准确地说,是独裁与裙带的融合,其后果体现为腐败猖獗、环境恶化,以及政治人脉深厚者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大范围不平等。杨继绳介绍,今天的中国有两种主要的仇恨形式,一是仇恨有钱的,即仇富,二是仇恨有权的,即仇官。两者常常是同一种仇恨。

但中国不是比杨继绳年轻的时候自由多了吗?他承认,后毛泽东时代党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解决怎样填饱肚子的问题。

他也承认,现在有了更多的思想自由。他说:如果40年前发表这本书,我会被枪毙,如果30年前出这本书,我会被判刑。现在的结果是不允许我在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墓碑》中文版的出版地点是香港,在内地是禁书。

当然,当局容忍杨继绳也是有其道理的。为了维持政权,当局需要审查大量的信息,杨继绳将此称为中国领导人几百年来的“治术”,但只有审查是不够的。当局在维持对毛泽东的崇拜以保护自身政治合法性的同时,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人知道毛泽东体制的全部真相,从而使中共永远不再重复它犯过的错误。今天在一种怀念毛泽东时代的情绪横扫中国的时候,这种需要更加突出。杨继绳说: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将毛抽象为社会公正的象征,然后利用这种抽象物来抨击现政权。

他解释说,上千万的工人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下岗,所以很多人对改革不满,然后他们怀起旧来,认为毛泽东时代要好得多,因为他们从未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刚好,这种复活运动的领袖之一就是曾经权倾一时、去年因为一桩谋杀案丑闻而下马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但当局宽容杨继绳还有一个更加邪恶的原因。简单来说,当局需要有一些人拥有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以更加完美地维持针对其他所有人的独裁。

杨继绳回忆说:我曾经给一个政府部门的领导们上课。我跟他们讲,你们当官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们权力太大。我说:你们必须小心,因为那些希望得到你们批准以拿到某块地皮或某个项目的人,那些贿赂你们的人,就是射向你们的糖衣子弹、糖衣炮弹。所以今天你可能是高官,明天你可能就是阶下囚。

这些官员对此有何反应?

他们说,杨教授,您说的我们一定注意。

他们确实应该注意。正如哈耶克在其知名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a Society)里所写,任何计划体制的根本问题都在于,“有关我们必须利用的环境的知识,从不以集中的或统一的形式存在,而只作为离散的、不完整的、经常互相矛盾的、由所有分散个体所掌握的知识而存在”。

大跃进是一个自认为掌握了完美知识的高压政权在力图实现某种目的时所发生的一个极端例子。即便到了今天,当局似乎也认为全知全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正是他们投入如此多资源监控国内网站、攻入西方企业服务器的原因之一。但不完全知识的问题无法在一个拒绝向掌握这种知识的分散个体让出权力的威权体制中得到解决。

杨继绳提到:过去20年中国政府一直在说,他们必须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他们一直在说,不能只扩大经济规模,还应该做内部调整,也就是加大发展增值服务和高科技。他们喊这些口号喊了20年,但成果不大。为什么变化不多呢?是因为问题存在于体制本身,因为它是一种权力-市场经济。如果政治不改变,增长模式也就无法改变。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不变成民主国家,它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成熟大国。至于民主化会不会很快发生,杨继绳似乎比较怀疑:中国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普遍持有的一种观点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将陷入混乱。

但杨继绳似乎还是抱着这样一种希望:他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让国家的前途变得更加光明。具体地讲,他很想重申两个有可能淹没于当今中国的观点。

首先是权利的含义。他说,有一句归到哲学家老子身上的话说,统治者对其人民应当“虚其心、实其腹”。中国当前统治者的策略,就是通过运用这一格言永远掌权。杨继绳希望他们是错的。

他坚持认为:人的需求不只是吃!在中国,人权就是生存权,我就跟这些人争,这不是人权,是动物权,人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对精神的需求,自由的需求,各种自由。

其次是铭记的义务。中国正在飞速进入一个时代,很多人认为这个时代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由中国来定义。但杨继绳坚持认为,历史也有它的意义。

他说:如果人们无法直面历史,他们就不会拥有未来。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我写了很多冷冰冰的事实、悲剧。我希望人们汲取教训,这样我们才能远离黑暗,远离悲剧,不让它们重演。

哈耶克如果在世,他对这两点会深有体会。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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