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虻》与《红字》都是影响很大的世界名著。它们描写的是相似的内容：在宗教背景下的私生子的命运和归宿，但却展现了两种迥异的价值取向。前者充满了仇恨，后者弥漫着贞爱。
英国女作家伏契尼于1897年9月出版了《牛虻》。当年底俄文版面世，前后出版了74次。1953年在中国出版，三个月里发行50万册。而在西方，这本小说却倍受冷落。这种东西方的反差，不言而喻是一种价值方面的冲突。
伏契尼以十九世纪中叶意大利民族革命为背景，描写了私生子亚瑟短暂的一生。他原本是一个单纯少年，在生母与养父的家庭中长大。蒙太里尼牧师是他的精神教父，他原本的理想是成为一个神职人员。
然而，少儿时父母双亡，人生的天平顿然失衡。更猛烈的打击接踵而来，他偶然被告知，他所爱戴崇敬的牧师，竟然是他的生父！
痛不欲生的亚瑟选择了逃避，他远遁南美洲十三年，重回意大利时，已经完全脱胎换骨。所有的清纯和爱都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对这个世界的仇恨与复仇。
他以“牛虻”的笔名写出大量犀利而尖刻的文章，批判现实，抨击宗教。牛虻就是专门叮咬牛的毒苍蝇，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就是让庞然大物随时随地的不服输。此时的蒙太里尼已经是红衣主教了。
在死囚牢里，亚瑟与蒙太里尼直面相对，这时他只需进行忏悔，便可走出监狱。但他拒绝了，仇恨使他放弃了与世界的和解。
他对蒙太里尼说的最后一句话满含诗意：“无论我死了，还是活着，我永远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
美国作家霍桑的《红字》出版于1850年。
一天，在波士顿一个小镇，年轻的海斯特.白兰站在广场木台上，她的上衣左胸上，绣着一个A字，这是通奸罪（adultery）的第一个大写字母，她怀抱着一个女婴。愤怒的人们齐声高喊着：“说出来，谁是孩子的父亲？”
白兰坚毅地说道：“我不会说出孩子父亲的名字。”
白兰的丈夫齐灵渥斯是一个比她大很多岁的医生，此前他无理由地失踪了两年。这期间白兰与年轻牧师丁梅斯代尔相爱，生下来女儿珠儿。
以后的几年里，白兰每天戴着象征屈辱的红A字，被罚在小镇上默默地劳作。丁梅斯代尔每天注视着白兰的行踪，对于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心如刀绞。
珠儿一天天地长大，她美丽而机灵。在珠儿七岁那年的一个黎明，丁梅斯代尔站在那个曾经惩罚白兰的木台上，一手牵着白兰，一手牵着珠儿，一家人在小镇的沉睡中，第一次站在了一起。
妒火中烧的齐灵渥斯一直没有停止对珠儿生父的追查。白兰鼓励牧师回到英国，摆脱小镇的歧视，一家人自由公开地生活在一起。
就在一家人即将登船逃亡的时候，齐灵渥斯突然出现在船上。逃亡已无可能，绝望的丁梅斯代尔在惊悸中倒下猝死。人们拉开他的僧袍，发现在与白兰相同位置，左胸上刺有一个红A字。
受人尊敬地牧师竟然是孩子的生父，这一消息震惊了小镇，颠覆了人们的三观。此后，人们不再对白兰投以鄙视的目光，而是给予了极大的宽恕和尊敬。
若干年过去了，美丽的珠儿远嫁他乡，过上了幸福生活。又过了许多年，牧师的墓旁又多了一座新坟。两个贞爱的男女，最终厮守在了一起。在苍茫的暮色中，天地间那个大写的红A字分外醒目。
相似的题材，相似的宗教故事，伏契尼从弃儿的角度入手，写出的是愤懑和叛逆，以及至死不肯与世界和解的仇恨。
霍桑从私生子的父母入手，写出了宗教和世俗对人性的摧残，以及这份贞爱的坚毅和崇高。这是一首灵魂救赎的安魂曲。
值得一提的是，霍桑的先祖十七世纪来到美洲，曾担任过殖民官员，当众驱逐鞭打过一位教友派的妇女。而霍桑的曾祖父则是臭名昭著的1692年塞莱姆女巫审判中的三位法官之一，根据他的裁决，数名女巫被送上了绞架。
《红字》发表的前两年，美国召开了首届妇女大会。霍桑在《红字》中通过人道主义的呐喊，呼唤着男女平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是希望“替祖先们赎罪，并祈求从今以后洗刷掉他们招致的任何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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