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建刚:《牛虻》里的仇恨与《红字》里的贞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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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虻》与《红字》都是影响很大的世界名著。它们描写的是相似的内容:在宗教背景下的私生子的命运和归宿,但却展现了两种迥异的价值取向。前者充满了仇恨,后者弥漫着贞爱。

英国女作家伏契尼于1897年9月出版了《牛虻》。当年底俄文版面世,前后出版了74次。1953年在中国出版,三个月里发行50万册。而在西方,这本小说却倍受冷落。这种东西方的反差,不言而喻是一种价值方面的冲突。

伏契尼以十九世纪中叶意大利民族革命为背景,描写了私生子亚瑟短暂的一生。他原本是一个单纯少年,在生母与养父的家庭中长大。蒙太里尼牧师是他的精神教父,他原本的理想是成为一个神职人员。

然而,少儿时父母双亡,人生的天平顿然失衡。更猛烈的打击接踵而来,他偶然被告知,他所爱戴崇敬的牧师,竟然是他的生父!

痛不欲生的亚瑟选择了逃避,他远遁南美洲十三年,重回意大利时,已经完全脱胎换骨。所有的清纯和爱都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对这个世界的仇恨与复仇。

他以“牛虻”的笔名写出大量犀利而尖刻的文章,批判现实,抨击宗教。牛虻就是专门叮咬牛的毒苍蝇,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就是让庞然大物随时随地的不服输。此时的蒙太里尼已经是红衣主教了。

在死囚牢里,亚瑟与蒙太里尼直面相对,这时他只需进行忏悔,便可走出监狱。但他拒绝了,仇恨使他放弃了与世界的和解。

他对蒙太里尼说的最后一句话满含诗意:“无论我死了,还是活着,我永远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

美国作家霍桑的《红字》出版于1850年。

一天,在波士顿一个小镇,年轻的海斯特.白兰站在广场木台上,她的上衣左胸上,绣着一个A字,这是通奸罪(adultery)的第一个大写字母,她怀抱着一个女婴。愤怒的人们齐声高喊着:“说出来,谁是孩子的父亲?”

白兰坚毅地说道:“我不会说出孩子父亲的名字。”

白兰的丈夫齐灵渥斯是一个比她大很多岁的医生,此前他无理由地失踪了两年。这期间白兰与年轻牧师丁梅斯代尔相爱,生下来女儿珠儿。

以后的几年里,白兰每天戴着象征屈辱的红A字,被罚在小镇上默默地劳作。丁梅斯代尔每天注视着白兰的行踪,对于自己的无能为力而心如刀绞。

珠儿一天天地长大,她美丽而机灵。在珠儿七岁那年的一个黎明,丁梅斯代尔站在那个曾经惩罚白兰的木台上,一手牵着白兰,一手牵着珠儿,一家人在小镇的沉睡中,第一次站在了一起。

妒火中烧的齐灵渥斯一直没有停止对珠儿生父的追查。白兰鼓励牧师回到英国,摆脱小镇的歧视,一家人自由公开地生活在一起。

就在一家人即将登船逃亡的时候,齐灵渥斯突然出现在船上。逃亡已无可能,绝望的丁梅斯代尔在惊悸中倒下猝死。人们拉开他的僧袍,发现在与白兰相同位置,左胸上刺有一个红A字。

受人尊敬地牧师竟然是孩子的生父,这一消息震惊了小镇,颠覆了人们的三观。此后,人们不再对白兰投以鄙视的目光,而是给予了极大的宽恕和尊敬。

若干年过去了,美丽的珠儿远嫁他乡,过上了幸福生活。又过了许多年,牧师的墓旁又多了一座新坟。两个贞爱的男女,最终厮守在了一起。在苍茫的暮色中,天地间那个大写的红A字分外醒目。

相似的题材,相似的宗教故事,伏契尼从弃儿的角度入手,写出的是愤懑和叛逆,以及至死不肯与世界和解的仇恨。

霍桑从私生子的父母入手,写出了宗教和世俗对人性的摧残,以及这份贞爱的坚毅和崇高。这是一首灵魂救赎的安魂曲。

值得一提的是,霍桑的先祖十七世纪来到美洲,曾担任过殖民官员,当众驱逐鞭打过一位教友派的妇女。而霍桑的曾祖父则是臭名昭著的1692年塞莱姆女巫审判中的三位法官之一,根据他的裁决,数名女巫被送上了绞架。

《红字》发表的前两年,美国召开了首届妇女大会。霍桑在《红字》中通过人道主义的呐喊,呼唤着男女平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是希望“替祖先们赎罪,并祈求从今以后洗刷掉他们招致的任何诅咒。”

来源:作者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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