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运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当局采取了鸵鸟政策，企图将这一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爱国民主运动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将历史篡改。但是真相就像天上的月亮，或许乌云能够遮住它一时，但不可能永远掩盖它的光辉。当局这种不遗余力掩饰真相的做法正说明八九民运触动了特权者们的利益，他们无法采取光明正大的手段来对付。卑鄙正映衬了伟大，紧紧捂住的盖子里有惊人的秘密。
八九民运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写，太多的东西让我们反思，这一篇文章我想简单的将我的经历和北京理工大学八九民运的过程做一个梳理。
当时我是北京理工大学一名学生，充满梦想、激情和正义感。要说我天生反对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当时我还参加了党课学习，甚至还在考虑是否写入党申请书。
1989年4月，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后，各个大学的学生都自发以大字报和挽联等形式悼念胡耀邦。我们北京理工大学（简称京工）的学生在几个学生食堂和公寓楼前也贴出许多挽联和悼念胡耀邦、反对官倒腐败、呼吁政治改革的大字报，我于4月17日用计算机打印纸写了一幅”污吏横行，山也哭，水也哭，痛悼书记；改革受阻，进不是，退不是，只因无能”的挽联，贴在学生六食堂大门前。我又与我系王满全贴出大字报要求成立京工学生胡耀邦治丧小组，并在校园内设立了两个募捐箱。后来我们这个治丧小组总共有7人参加，也募集到30元人民币。我们用这些钱买了三丈白布，由我书写，做成两个横幅，内容分别为”魂兮归来”和”殒星耀邦”。我们共组织了约4000名学生参加了胡耀邦追悼会。
由于政府不接受学生们的请愿书，北京学生决定罢课抗议。我也在4月23日策划成立学生自治组织，并与学校另一派学生联合起来，成立了北京理工大学自治联合会（简称京工联合会）。在我们的精心准备和宣传下，学校的罢课运动相当成功。
4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学生群情激愤，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决定于4月27日举行游行反对这个”四·二六”社论。京工联合会为这次游行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选出了12名常委，由我担任秘书长，每名常委配备了手提喇叭，制作了大量的标语、横幅和传单。由于学校不肯将校旗借给我们，我系87级张丽华等五名女生用了整整一夜时间绣出了一面校旗。
4月27日早上，事情出现了变故，有消息说高自联取消了游行。但是学生们并不同意，学生和京工联合会产生了分歧，我们按照之前统一的认识，只能执行高自联的决定，劝说学生不要去游行，但最后还是学生们的要求占了上风，游行如期举行。我除了组织游行还为学生们准备食物和水，基本上是见一个小卖部就将里面的面包和汽水买光。政府一路上设置了几处警察组成的警戒线，但是在学生和市民的冲击下，这些警戒线都被冲垮，没有阻挡住我们前进的脚步。我也参与到长安街冲击警戒线的洪流之中。四·二七游行极大的鼓舞了学生们的士气，表明了共产党那一套借用官方舆论来分化瓦解群众的招数已经破产，学生运动已经走向社会。
4月29日我出发到重庆，重庆大学众多，我想将北京发生的事情真相告诉重庆的学生们也许有一些作用，毕竟那个时代通讯极不发达，官方媒体完全歪曲了事实。我本来是四川人，许多高中同学都在重庆学习，也能提供一些帮助。可是事情并不顺利，我在几所大学贴出了介绍北京学运和反驳官方污蔑的大字报后，重庆大学校方知道我来了并且带了许多北京学潮的资料后，一个姓陈的副校长将我找去谈话，谈话中他还说出了王丹的名字，可见关于北京学运官方其实已经有结论，并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部署。陈副校长不允许我住在学生宿舍内，安排我住在重庆大学一个名叫松林坡的招待所里。5月4日是青年节，我觉得应该做些什么，就走到街上。我出来几天了，不知道北京到底形式怎样了，很没底。官方媒体只字不提北京发生的大规模学生抗议事件，重庆市民无法得知事情真相，这让我无比忧虑。我也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连打电话回去询问都不知道。在沙坪坝地下通道口我遇上一个西南政法学院的学生在跟市民讲北京学潮的事情，我就走到台上讲起来，并且出示了北京学运的照片。不久赶来几名警察企图阻止我的宣传，不过被蜂拥的群众挡在边上，还将他们的喇叭夺过来交给我使用。群众强烈要求我带他们去游行，但是我只有一个人，无法有效组织他们，也没有任何准备，万一失控就不是我所能承担得了的，但是市民们还是跟随我从沙坪坝到了西南政法学院。
回到北京，学校里已经出现半上课的状态。由于《人民日报》登出5月4日北京记者游行抗议的照片，学生们觉得还是有可能与政府进行交流和平解决问题，于是成立了高校对话代表团，5月7日在北京政法学院开会讨论与政府对话事宜。我和我校周建军同学参加了这次准备会议。所有对话代表都非常理智，只是要求政府承认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而不希望用太高的目标让对话的努力付之东流。
然而政府高傲自大惯了，根本不能接受这种平等地位的对话。学生们只有寻找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这种方式就是绝食。5月12日晚上，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看到了绝食声明，当即回到学校草拟了京工绝食声明，并且在绝食名单上将我的名字签了上去。
第二天系里老师找到我做思想工作，要我放弃绝食，但我坚决不肯，并当面给学校领导打电话报告绝食行动才让他们罢休。
我校第一批绝食人员有55人，由我担任绝食团团长在天安门广场指挥，其他联合会成员则负责声援和后勤。我一直不停的在广场开会、维持秩序。到早上4点多才在地上假寐了一下，醒来后同学告诉我，李志祥副校长来了，还带了一个装满巧克力的皮包和一个装满白糖的纸箱交给我，让我真是哭笑不得。5月15日早上，柴玲、李录等成立绝食团总指挥部，宣称选择成员的唯一标准是他们将死在其他学生前面，不过绝食团总指挥部大大提高了绝食团的效率，纠察线、生命线都开拓出来了。绝食团希望将人民大会堂东面让出来，不影响欢迎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但是大多数绝食学生并不同意。
绝食行动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许多学者和作家来到学生中间，象严家其、戴晴、刘晓波、苏晓康等或单独或联名表示他们的支持。5月16日绝食团会议上，有人说有可能有学生自焚，具体是柴玲还是李录说的我已不记得了，我一时冲动也说把我算一个吧。每次开会，柴玲都不怎么说话，基本上都是李录在安排。
5月16日对话团与政府在统战部进行了一次对话，我由于在组织绝食没有参加，但回来的对话代表介绍情况都很无奈。王超华说，李铁映圆滑的打哈哈，刀枪不入，闫明复流着眼泪说，我相信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历史也将证明这一点，但由我来代表中央表态我做不到，说了也等于放屁。不过我们还是决定到统战部去努力一下，我们乘坐一辆不知那里来的大巴车来到统战部门口，坐在地上等了很久，也没有人出来接待我们。于是我们几个就决定分头去做工作。我和社科院的两名博士生刘笑君、宋立道回去组织一些知名学者来呼吁政府接受学生们的请愿。拟好呼吁书后，社科院拿了大概400元钱让我们打的。基本上这些学者都很爽快的签了名，象卞之琳等还很热情的打听广场的状况，不过到了后面我就累的在出租车里睡着了。这份包含中国最知名的23名学者的呼吁我回来后交给了李录，但一直不知道是否刊登出来。
5月19日下午我再次晕倒，被送到友谊医院去急救，我联想到赵紫阳的讲话总觉得有大事要发生，不顾医生护士的挽留执意要回到广场。于是急救中心就派了一辆用普通轿车上贴了红十字标志改成的临时救护车送我回到广场。这时有人拿着赵紫阳要下台政府要镇压的消息到处宣传，而绝食团也宣布停止绝食，希望避免给政府打击的借口。不过很多学生不服气，我也说要重新组织绝食团。不过当晚上喇叭播出李鹏、杨尚昆等的讲话，得知北京将戒严后，我们举着旗帜大喊”打到李鹏”，”打到邓小平”，”打到官倒”后，觉得绝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就来到长安街临时餐饮摊点上吃了一个汤饼，倒不是由于饥饿，因为绝食两天后我就基本没有饥饿的感觉了。
5月21日我被送到协和医院急救，有医生拿来消息说政府今天要动手，而且监狱也腾出来。当时在医院里急救的许多学生都纷纷要求出院，参与到阻拦戒严部队的行动中去。我们意识到可能出现暴力冲突，都在医院里写了遗书。那些医生护士给我们找来纸笔，我写了两封遗书，一封给我的父母，一封给我的同学，委托这些护士帮我发。
5月30日，由北京八大艺术院校联合塑立的民主女神像吊装我也怀着激动的心情整夜观看。
5月底我们京工联合会宣传部出了一本《学运》杂志，我们觉得应该收集更多更全面的信息，详细记录这次运动。我们找到严加其老师，他很支持我们这个想法，并提出可以将港台声援民运的行动记录进去，他告诉了我们香港记者的地址。
6月3日晚7点多，我从香港《文汇报》北京记者那里出来，走到月坛北街，突然两辆军车开过来，在距天安门广场如此近的地方看到戒严部队让我大吃一惊，我来不及思索，一下就坐在军车前面。军车停下来，军人下车整理队伍向前跑了，将汽车丢在那里不管。我拦了一辆摩托回到学校组织声援队。我们跟在军车后面，手拉手，眼里流着热泪，一遍又一遍的唱着《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我穿着一件用白布做的衣服，上面写着”誓与李鹏之流不共戴天”和”历史无情淘尽小丑”，头上系着一根写着”民主何处有”的红布带，站在第一排。当我们逼近军车，并将车队拦下来时，我们就分开去对那些军人做劝解工作。当我走到一辆吉普车旁时，刚才与我挽着手的女孩走过来，她刚说了一句”你们的枪口可千万不要对准人民啊”，车内一个穿白衣的人就拿着手枪对女孩头部开了一枪，这辆车马上从缝隙中飞驰而去，不过我记住它的号码：V05-1147，时间是6月4日早上3点45分。
六四事件后，我回到老家四川省遂宁市，刘贤斌等同学找到我，我们一起筹划准备成立地下高自联，但是还没有任何行动就被抓捕了，然后送回北京，关押在秦城监狱，我想这也是最正常的结果了。
《民主中国》2009年5月13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