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02

习近平(路透社)

日前召开的最近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一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因为还要等本月就要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一个“通过中央全会审议”的“党内民主”过场,所以该条例的全文暂时还没能对外公开。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只是透露,“《条例》对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领导体制、领导职权、领导方式、决策部署、自身建设等做出全面规定,为加强中央委员会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我们自由亚洲电台本周一刊登并播出了报道文章《习近平名字写进中委会<工作条例> 学者:终身制将一脉相承》。报道中引用了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询问时说:“如果《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条例》里必须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那就是党的文件正式肯定他永远是中央委员会的核心了。除非这份文件废除,才能无效。只要这个文件存在,那么他就是核心。”

该报道文章还引述 了独立学者张叔平的话说,他也是第一次听说把在任中共领导人的名字确定在中共文件中,“(以往)肯定没有这份写得直截了当,可能这是第一次,好像这个还真是头一次,从终身制到这份文件,应该是一脉相承。既然是专制独裁,就要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

但事实上,并非是他习近平因为有了这份本月将会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才会正式出台 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条例》,才开始被“肯定”为“永远”核心的。三年前在十九大上“全票”通过的习氏党章中,即已经把习近平的 “核心地位”百分之百固化了,或者说已经把习近平 “永远”的“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用“党的根本大法”明文规定的形式,完全法理化了。

也就是说,根本就无需假设这份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开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条例》是否会在某一天被“废除” ,即使这份 “条例”从来就没有出现 过,他习近平的“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也早已经在三年前,就被“全票通过”的习氏党章 “永远化”了。

三年前中共十九大上“全票通过”的“习近平新党章”,在十九届一中全会闭幕数天之后迟迟对外公布 。笔者当时研读了该 “新党章”与此前的“旧党章”的所有不同之处 — 或者说被修改之处发现,其中有非常关键的一处是十九大闭幕当天对外公布的“十九大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中,并未出现的内容。全文是:“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这句话因为早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即已经被广为宣传,所以写进“习氏党章”后,并未引起外界关注。殊不知,这段表述如果只是持续做为一句宣传口号随时出现在整个中共政权的日常政治生活中,那它的存在只不过是阶段性的,就如同江泽民执政时期有“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齐心协力,开拓进取”之类的程式化口号,到了胡锦涛主政时期就换成了“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正是因为当时党的整个领导集体,五年一换届、十年一换代是邓小平政治遗产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要贯彻执行,所以他们才不会要求把自己在位时的阶段性政治口号写进党章。道理很简单,假设当初的胡锦涛要求把“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写进二零零七年召开的十七大上修改的党章中,那么在二零一二年召开的十八大上修改党章时还要再删除。

还有一个操作上的难题是,党章修改都是要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通过的,所以假如十七大修改的党章中,已经写进了“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这一句,那么这一句只管五年不说,而且在十八大上只能把这句全部删除,而不能把胡锦涛的名字换成习近平予以保留。因为每届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按照党章的相关内容,上届总书记及他领导的整个中央领导层都已经完成使命,大会期间他们只是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的名义下行使权力。与此同时,新的总书记和整个新的领导集体虽然早已经内定,但必需是要等到大会闭幕之后第二天的一中全会上,把他们“产生” 一次,才正式算数。

综上所述,三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习思想”进党章已经不足为怪,“习核心”的表述进党章才是关键的关键。邓小平理论进党章的时候他本人已死,江、胡二人的思想或者观点进党章的时候,意味着对他们两人政治生命的“盖棺论定”。 三年前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要求把“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句话明白写入党章,很明显的用意是籍此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宣示:他习近平已经绝没有可能像他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一样,接受十年换代的“陈规”制约。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和习近平的 “特色思想”一样,都“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发展”!

回顾以往,一九六九年的“文革党章”产生时,中共政权还是有最高领导人的“接班制度”的。该份党章中明文写道,“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但同时也申明,“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一九七三年通过的第二部文革党章中,只有毛泽东思想,没有标述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

一九七九年通过的十一大党章也没有把时任党主席华国锋的名字写入。

九大之前,一九五六年的八大党章内容中,既没有毛泽东思想,也没有毛泽东。

比较下来就不难发现,十九大上的习近平已经比当年的毛泽东更过分。文革中的毛泽东在林彪死后,要求在党章中只出现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思想,不再要求把他毛泽东的最高领导人身份用写入党章的形式“法定”下来。

三年前的中共十九大闭幕之后,中共《人民日报》的相关文章报道说:十九大的党代表们一致表示,在党的根本大法中明确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重大政治原则,确认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对于全党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更加自觉地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具有重大意义。

事实上,一旦把某个人的“核心地位”在党章中“法定”下来,那就意味着他已经没有任期的限制了。

关于中共十九大上“全票通过”的“习氏党章”,在具体表述上是如何把习近平的“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永远化”的,笔者三年前在本专栏发表的《十九大党章已经“法定”了习近平的终身“核心”地位》一文中,已经有过更详尽的分析。

十九大“习氏党章”对外公布后,刚刚在十九届一中全会上由上届政治局委员和书记 处书记晋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沪宁,亲自为《人民日报》起草了社论《引领新时代的坚强领导核心》,声称“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才能凝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智慧,凝聚各级领导干部的智慧,凝聚全党8900多万党员的智慧 ……。”

而把时光自三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再回朔四十三年,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头版的毛泽东巨幅照片下方,是通栏标题的人民日报社论《党是领导一切的》。社论起草人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意识形态口的领导人,也是和王沪宁一样来自上海的党内文人姚文元。

姚文元在他起草的这篇社论中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

正是三年前的中共十九大上通过了“习氏党章”之后,中国大陆境内才有“好事者” 把四十三年前姚文元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故意翻炒出来,至今在网上仍然还可以查到。有兴趣的本专栏读者和听众不妨上网去仔细阅读和对照,姚文元为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的《人民日报》起草的社论《党是领导一切的》,和王沪宁为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起草的社论《引领新时代的坚强领导核心》。相信你们中的每一位都会得出和笔者一样的结论,那就是王沪宁确实是在师法四十多年前的姚文元。

当然,相比于四十多年前效命毛泽东的姚文元,王沪宁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姚文元不过是在竭力宣传和吹捧所谓的“毛泽东思想”,那个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并非假他姚文元之手。而现如今的王沪宁竭力宣传和吹捧的“习近平思想”,根本就是他王沪宁自己的东西。

笔者三年前赶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夜,在本专栏发表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到底应该算谁的?》和《中国共产党将以马列毛邓和王沪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一文中就已经调侃过:无论是十九大还是二十大,“习理念”与毛思想、邓理论、江思想、胡观点并列写进党章,共同成为中共政权的“指导思想”只是早晚的事情。但仔细想来,其实无论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甚或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新理念” ,都不过是“王沪宁思想”的组成部分。

已有外界评论人士认为,党章内的指导思想如此排列下来太过冗长。笔者认为完全可以简化为如下表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王沪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参与起草了中共十四届四中公报,从北京回到上海复旦大学的王沪宁在日记里写了如下 一段:对中国的前途抱乐观的态度,而不像其他分析家那样,对中国的发展抱悲观的态度。

中国未来的领导必须具备四项条件:一是要有强烈的权力责任,要治理一个大国必须有强烈的权力责任;二是不能是老好人,必须坚定坚强;三是必须有远见,对中国的情况能够高瞻远瞩;四是要有一种广泛的协调关系,能够协调政府机构、军队和政党。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重要的,要有一种更加合理的办法来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执政党要有一种吸纳能力,把优秀的人才吸收到党内来,完成党的内部的改革。

要建立新的道德体系。

在国际上中国将强大起来。

中国的边界是模糊的,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带来区域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未来:领土是模糊的、经济是强大的、社会是变动的,文化是值得骄傲的。

王沪宁在二十六年前写下的这篇日记里,虽然说在复述当时还在世的美国东西方中心主任奥克森伯格在香港一次演讲的内容,但从那以后,他王沪宁先后为三任总书记建立的“理论和思想”,显然都是如上思路的诠释和延伸。后续的分析内容,留待下篇文章深入介绍 。

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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