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知道许万平的名字是在1996年，那个时候他仍在监狱里服刑。大概是这年5月的一天，我到廖亦武家里去，一见面廖亦武就说前两天又被国保抄了家，而且他还被关押了两天。我问其中的缘由，他说是因为一张照片的事情。这张照片是四川省第三监狱几名政治犯在狱中的合影，廖亦武将这张照片交给了境外某刊物发表。说着他就把这份刊物给我看，果然我看见在这份刊物的封面上赫然印着这张照片和”中国政治犯”几个大字。当时廖亦武还指着照片上的人给我进行了介绍，他们是雷凤云、侯多蜀、杨伟、许万平、蒋世华等人，都是因为参加”八九”民运而入狱的川渝地区的政治犯。虽然他们当时都穿着深蓝色的棉衣，但许万平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因为在这几个人中，他的个子最瘦小。但就是这样一个个子瘦小的人，在”八九”民运以及后来的组党运动中却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情。据廖亦武介绍，许万平是重庆市大渡口区的人，在”八九”民运中，他曾经在自己的脖子上挂着”我是李鹏”的牌子站在重庆市大礼堂接受成千上万人的批判。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有了许多行为艺术家，而现在民运圈内也有许多人爱搞行为艺术，但在我看来他们都不如许万平当年的这个行为艺术更加直指人心。后来，许万平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而被当局判了八年有期徒刑。
1997年，绵阳的异议人士李必丰在朋友的帮助下在成都开了一家”张姐泉水鱼”的餐厅，那时我经常住在那里，文强也在那里帮忙，因此那里很快就成了四川民运人士聚会的地方。大概在这年7月的一天，都江堰的杨伟带了一个人到餐厅来，他还没来得及介绍，我就喊出了”许万平”的名字，因为那张照片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许万平个子不高，但精神很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性格倔强、意志坚定的人。这时许万平刚从监狱里出来，生活没有着落，我们就让他先在这个餐厅帮忙。没多久，我就因患病离开了成都，许万平则一直在这个餐厅工作。
后来，李必丰因为向境外媒体报道绵阳工人罢工的事情而受到当局的追捕，为了躲避绵阳市公安局的抓捕而四处流浪，这家餐厅就由许万平帮忙经营。但到1998年我再回到成都时，这家餐厅已经停止营业了，不过我在成都还是碰见了许万平，他当时跟杨伟在一起。有几天，我与他一起住在”中央花园”，我们聊了很多。从他谈话中得知，前不久他曾到几个地方见了许多民运朋友，他甚至专门到湖北去拜见了秦永敏。他又说他很想公开地从事民运活动，我就劝他要多交朋友，积蓄力量，不要去做无谓的牺牲。我还问到了他的个人问题，他说前不久他到湖北秦永敏那里去时，在火车上遇见了一个女子，彼此之间很投缘，不知以后能不能与她生活在一起。我听了之后很高兴，说实话我不愿看见我们这些民运朋友成天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我认为追求民主事业与我们的个人幸福并不矛盾。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许万平后来跟这个女子结了婚，她叫陈贤英。在当今中国社会，从事民运事业是有很大风险的，一个女子如果敢于同这样的人结婚，本身就证明这个女子是一个不俗的人。只可惜，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见到陈贤英，但却听到许多朋友说她是一个好妻子。这次见面之后没几天，许万平就回到了重庆，没想到这一分别就是十年。
许万平以前在重钢共青团工作，虽然平时他较少谈什么理论，但他却具有一往无前的冲劲。在我所认识的民运人士中，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对民运事业这么执着，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为了民运事业而放弃一切，他是我们川渝地区的一名民运猛将，这是我们川渝地区民运朋友对他的共同评价。在1995年的《吸取血的教训，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公开信连署活动中，重庆的邓焕武是签名者之一。当时我很注意结交川渝地区的民运朋友，于是我就从王丹那里要到了邓焕武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几经周折之后，我终于联系上了邓焕武的妻子余德静，当时邓焕武因参加这次签名活动正受到当局的迫害，被关押在老家浙江还没有出来。但余姐却将重庆的王明、白和平、何兵、雷云海、梁俊西等朋友引荐给我，他们与邓焕武一样都是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一下子认识这么多民运朋友，别提我当时有多高兴。后来我就经常到重庆去，有时还组织川渝地区的民运朋友一起搞一些公开签名的活动，发表我们的不同政见。当时王明没有具体工作，我就让他负责重庆方面的民运事宜。1996年，王明因发表《公民言论自由宣言》而被当局劳教三年。在那个时候，重庆的民运朋友在经济上都很困难，老邓年纪又大，梁俊西刚出狱不久，何兵女儿又得了白血病，其他几位也主要在忙于生计，都不可能全身心投入民运。许万平回到重庆后很快就负起了这个责任，在他的努力下，重庆的民运局面又开始活跃起来。然而许万平的所作所为却引起了重庆当局的恐慌，他们在1998年9月将许万平抓捕，并立即对他处以三年劳教，因此许万平没有能够参加中国民主党最初的组党运动。但按他的性格，我估计如果他不被劳教的话，他一定会在组党运动中掀起滔天的巨浪。
果然不出我所料，2001年许万平在劳教期满后，立即又全身心投入到了民运活动中，并且很快就成为了中国民主党后续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从许万平的刑事判决书和朋友们的谈话中得知，许万平在那几年里一直在全国各地奔波，与各地民主党人士积极商讨民主党的各项事宜，他们准备在国内召开中国民主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他还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大量批评当局的言论，并与海外民运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应当说，许万平当时所面对的环境比我们当初组党时更为严峻。在1998年我们对当局是否镇压民主党还不是很清楚，而且后来也确实有一些参加过组党活动的人并没有被判刑。但后来几年的形势却很明朗，当局对组党活动却肯定会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在2001年，胡明军、王森因继续组建中国民主党四川党部刚被判处重刑。在这种情况下，许万平仍然敢于继续从事民运及组党活动，充分显示了他的道德勇气和牺牲精神。更何况许万平在此之前已经坐过两次共十一年的监狱，难道他真的不在乎再次失去自由吗？难道他真的愿意将共产党的牢底坐穿？也许有人会认为许万平这么做没有什么价值，但我认为，在当局不愿主动进行社会变革的今天，中国社会的每一丁点进步都离不开许万平这样的人的付出和牺牲。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今天之所以在某些方面感到比以前更加宽松，那正是无数像许万平那样的人用青春、幸福甚至生命的代价换来的。也许有人会认为许万平这么做失之鲁莽，但我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不需要太讲究策略，中国的民主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公民们大胆追求自己的基本人权和政治权利的运动，她与以前那些传统政治斗争有着本质的不同。作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政治反对派，组党乃是我们应有的权利。在这场运动中，策略和技巧固然重要，但勇气和担当精神却是每一个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人首先要具备的品质。我一向自以为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但与许万平比较起来，我其实是一个充满顾虑、矛盾和软弱的人，许万平才真是一个悍不畏死的民运战士。
许万平虽然只与我相处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但我们之间的感情却很深厚。我入狱之后，许万平曾多次到我家看望我的妻儿，让备受分离之苦煎熬的妻儿得到了安慰、温暖和鼓励。2004年我在川东监狱服刑时，有一次，重庆市公安局到监狱来问我是否收到过许万平给我的钱，我说不知道，因为寄进来的一切物品都受到过监狱方面的严格检查。他们又问，是否我的妻子将许万平的钱送了进来，我仍然回答说不知道。之后我立即猜测许万平可能快出事了，因为我知道当局正在收集他的材料。在当今中国社会，一个人如果因为政治原因在坐牢，那么关心和同情他的朋友也一定会受到当局的骚扰甚至迫害，如果他们捐款资助坐牢的朋友或其家属，那么当局就会将这种行为当成迫害他们的罪证。果然在这之后不久，许万平就出事了，他被判处了十二年有期徒刑，其中一条罪状就是资助坐牢的民运人士。当局的这种做法明显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他们这样冷酷。许万平以前也在川东监狱坐过牢，我去的时候还有一些服刑人员记得他以前坐牢的情况，甚至还有人记得许万平他们因为那张照片而被送到”严管队”关禁闭的事情。他们对许万平在狱中的表现赞不绝口，说许万平与侯多蜀都是”反改造分子”，他们不仅没有减一天刑，而且还经常被关禁闭，他们特别提到了在邓小平死后，许万平与侯多蜀因为拒绝参加追悼会而被关了禁闭。我在川东监狱的时候，我们政治犯的环境已经有了一些改善，当局对我的管理已经变得比较灵活而宽松，我不仅减了三年多刑期，而且没有被关过一天禁闭。这一方面说明我没有许万平那样坚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许万平他们当初的抗争起了作用，正是由于他们以前辛辛苦苦地栽下了树，我后来才能舒舒服服地乘凉。
我出狱之后，重庆的邓焕武、王明、雷云海等朋友曾到遂宁来看我。当我们聊到许万平时，他们都认为许万平的入狱是重庆民运界的重大损失，许万平被抓后，他们进行过多次抗议，邓焕武还专门撰写文章为许万平呼吁。据他们说，许万平目前被关押在重庆市江北监狱，他们经常去看望许万平的妻子陈贤英，陈贤英现在与年仅九岁的儿子相依为命，生活得很不容易。前不久，陈卫专门到重庆去看望过陈贤英，我托陈卫带去了我对他们母子的问候。陈卫回来后对我讲，陈贤英非常坚强，每个月都会去看望许万平，而且他们的儿子也很像他爸爸，陈卫临走前，小家伙对陈卫说：”我代表我爸爸许万平谢谢叔叔们的关心。”我听了之后既感到好笑，又感到难受。许万平是一个正直、善良、勇敢的人，他如果生活在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他一定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突出的贡献，他一定能生活得相当幸福，但是他却不幸生活在当今中国社会，在这样一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像他那样正直、善良、勇敢的人注定会有坎坷的命运，注定不能与妻儿好好生活在一起。
最近听到陈贤英说，许万平在狱中身体很不好，监狱不给医治，今天正逢中秋佳节，我刚好在上午收到了陈贤英的一个短信祝福，看完之后心里异常难受，我知道当别人在享受合家欢聚的快乐时，她却正在忍受离别和相思之苦。我不知道怎样去安慰她，我只能诅咒这个时代早点结束。
写于2009年10月3日中秋之夜
【民主中国首发】10/2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