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大批政治犯投入监狱，既强制进行洗脑，又施以苦力劳役折磨，这套严重侵犯人权的暴行最早始于苏联。中共在大陆夺得政权后，尊苏联为“老大哥”，公开打出“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政治口号。于是全盘照抄照搬了苏联的一切作法。因此对政治犯也同样如此折磨虐待。并将此暴行称为“劳动改造”，简称“劳改”。
俄罗斯文学巨匠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18~2008）以其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古拉格群岛》（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其全称是《古拉格群岛，1918—1956，文艺性调查初探》）不仅一举夺得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也让世人了解到苏联铁幕后那个“黑洞”的情景。而笔者的难友、文友，老作家张先痴先生（已故）将“古拉格”三字颠倒撰成《格拉古轶事》一书，以及笔者2006年发表于美国“劳改基金会”下属的网刊《观察》上的《来自中国古拉格群岛的报告》均对中国大陆劳改集中营的黑暗与残酷作了详尽地揭露，也引起了中、外不少人士的关注。由此，人们自然也就会想关注中共的劳改集中营中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在里面掌权主事以及具体如何作恶施暴呢？本人与这个魔鬼狭谷打了半辈子交道，青春年华都埋葬在那个罪恶的地方。当然肯定接触了其中许多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狱吏。而许多人更是印象深刻终身难忘。即使在我已进入垂暮之年时，那一个个狰狞而可怕的面孔，还不时在我梦中出来，令我常常在恶梦中惶恐、挣扎，惊叫……直到被家人唤醒。这是何等刻骨铭心之痛啊！因此有必要将此作点叙述和记录。
狱吏的名字也属“机密”
毛泽东年代阶级斗争不但天天讲，更要处处讲。劳改营中就更加一等了。因此，当局只许囚徒知道狱吏的姓，以便称呼，其名字则不让囚徒得知。囚徒只能叫其为“李队长”、“张管教”之类。但他们之间少不了要彼此呼叫，所以时间一长也从听闻中而知其名，但只是音，具体是哪个字只好猜测估计。直到后来我在监狱医院从事所谓“医务劳动”，这处方笺或治疗单上必须写名字，否则药拿错了，针打错了不但后果严重，而且他们也怕死呀。因此狱吏们只要来看病也不得不说名字。这算我们搞医的一点“特权”。但由此也挨过打骂。一次一个劳改干部（即狱吏）来看病，我小心翼翼请教其尊姓大名。他很不高兴地说了三个字“王中正”。我刚在纸上写下“王中”二字，他便在头上不轻不重地敲我一下，并骂道“浑蛋！你怎么写的”？我惊诧莫名不知哪里错了？这时他才说“宗教的‘宗’，政治的‘政’”。这时我才猛省，原来他怕我写成“中正”岂不与蒋介石总统同名，在那个年代还得了么？我啼笑皆非只好连连认错。最后他起身时还不忘“教育”我一句“今后要注意，不许再犯”！我只好连连应承。心里却在骂道“你算个什么东西？给蒋委员长提鞋都不够格”。当然，这只能是“腹诽”之词。但也足见那个年代的既恐怖又可笑。所以下面提到的狱吏的名字。有些人只能是音相同，字不一定准确。
农村小混混伍映堂
中共劳改集中营最高的一级组织叫“劳改支队”（首脑为政委与支队长）；其下是大队（同样设政委与大队长）；大队下是中队（设指教导员与中队长）中队下是分队，一般只有一名分队长，管着若干个犯人小组—-这就是中共劳改队大体组织情况。而每个中队设一名所谓“管教干事”，此人专管对囚徒的所谓“改造思想的教育”.即用党八股与中共的恶法来给囚犯进行洗脑。伍映堂就是当年四川芙蓉煤矿劳改支队第五中队的所谓“管教干事”。此人本系四川珙县农村中一个无业小混混。土改中当了积极分子，斗地主时当地许多农民对地主下不了毒手。这伍映堂则凶残异常，对地主及其家人捆绑吊打，罚跪碎瓷渣地面，灌辣椒水…..他都一马当先毫不手软。因而深得领导青睐。土改后因为他当时人年轻才二十出头，又极会向领导献殷勤。这位领导当了高县公安局长，便把他招入局内成了个小警员。但此人文化太低大字不识几个，很难胜任办案、取证之类的工作。于是1956年便将其送去劳改队当干部。当时中共警、司单位对一些半文盲之类的低能儿不好安排工作，便往劳改队调。因为那里初成立需要人。只要学会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认罪服法，安心改造”这几句话。会开门关门，清点人数。就OK了!而那位领导因伍映堂会拍马屁献殷勤,调走前又送了伍映堂一张“布票”(“布尔什维克党”之票).再加上此人出身贫农,这自然就等于拿到了一张中共当时官场上很吃香的通行证。
因此此人到劳改队后不几年便由分队长升为管教干事，后更成了中队的“指导员”虽然步步高升，但智商文化却进步甚微。拿着囚犯花名册点名，许多名字他都认不得就乱叫，不识之字便认半边。如“吴静斋”他叫“吴青文“对方一时反应不过来没答应“有”！他反而大骂“你耳柔打蚊子去了呀！我在喊你”。弄得对方哭笑不得。还有位前国民政府官员复姓司马，名慕迁。本是一个含历史掌故有文化底蕴的名字，表达了对太史公司马迁的敬仰，也表达了对孩子的期盼。可这伍映堂不但不懂，连字也不识。点名时便喊道：“司马……啥子鸡巴迁哦？取你妈些怪名字……”他自己无知，还如此无理乱骂人。囚徒只有无辜受辱，痞子便是如此蛮横霸道。他有时“雅兴”一来，还要给大家读报宣讲时事，结果更笑话百出。一篇报导宣传所谓解放军如何英勇善战。文中“一门迫击炮”他竟读作“一门追击炮”，“狠狠打击了敌人的挑衅”，他读成“狼狼打击了敌人的挑半“等等。我们坐在下面听着又不敢笑，只有咬着牙强忍着。就这样的低能儿，蠢货，竟然派来对我们这些原国民政府官员，文化知识人，教师，文人，学生……进行所谓“思想教育改造”，真是智愚错位，是非颠倒，只有共党极权专制下才有这种怪事情。
当然劳改集中营里像伍映堂这样的狱吏绝非个别而是普遍存在。例如有个姓孙的共军转业兵，调来劳改队，因其说话声调特别大，像吵架似的，我们便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孙大炮”。他当过兵自然见识过“训话”场景.于是便拿囚徒来作“训话”的对象，以过把官瘾。他装腔拿势干咳两声便说“今天下午我看大家在干活中，多数同志还是自觉的，但有个别同志就很不自觉呀，我今天暂不点你的名……”他把我们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称“同志”，在中共看来，他自然是丧失党性立场，严重的政治错误。可是我却觉得若与这种愚氓蠢货为“同志”那才真是我的一种奇耻大辱。
暴徒“余一脚”
先说这“余一脚”名继发，是河南农村中的一个放牛娃，共军四十年代从那里经过，他年仅16岁便被共军裹挟入伍。当时他没有名字，叫余三娃。其连指导员看他样儿有点像前几天在战场上被国军击毙了的一个共军士兵张继发，便“灵机”一动把这死人的名字给了他。据余继发后来对人说，这“烈士英灵”给他带来了好运。一路打仗顺风顺水只受了两次轻伤，到1950年他已混成个副排长了。1954年以排级军官身份“转业”地方被分配在四川沪州专区监狱当劳改队狱吏。此人生性暴烈，再加在共军里成天党文化灌输的就是仇恨，仇恨。所以他大概就相信这些囚徒就是“旧社会”里“剥削”了他的“地主老财”。所以平日对囚徒只要一点不合其意，非骂即打。而且他经常穿着一双共军官的军用皮鞋，厚重结实，他却借此为“工具”动不动便飞起一脚踢向对方。本来此人就是个粗人有点牛劲，再加那厚重的皮鞋，所以往往便把对方踢倒在地，多少天后都还在痛。所以大家恨死了这家伙便送给他一个外号叫“余一脚”。后来此人突然患了骨结核病。当时中共的医药非常落后，经过半年多治疗，结核虽愈，却落下一条腿畸形残疾。成了个跛子，这下真的成了只有“一脚”是好的了。我们背后都笑着骂：“踢人踢多了，报应，活该”！他从此自然无法再踢人了。但此人仍怙恶不悛。不能脚踢便用手打。更经常用绳子捆人，甚至把人捆到大小便失禁。在一次斗争一个叫陈忠良的囚徒的“斗争会”上，这个余狱吏拿着一根竹棍猛揍陈忠良的腰腿部，最后竹竿都被打断，而陈忠良多日不能正常走路。余之凶残由此亦可见一斑。
后来“余一脚”在泸州看上了个姓彭的姑娘，这姑娘却十分讨厌这个跛子。可余有点小人的聪明，当时他是排级干部转业，工资比一般干部还多一些。他便向彭姑娘的母亲跪下说“只要你女儿与我结婚，你老人家我养你一辈子”。这老太太寡居只此一女正愁老年生活无着。闻此言便以“父母之命”强令女儿与余完婚。五十年代的中国这套陋习还比较盛行。彭姑娘最后含泪嫁给了“余一脚”。婚后二人自然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而余又是个愚顽之人脾气特怪。他只要看见其妻与哪个年轻男人多说了几句话，便疑彭姑娘与这男人有私情。于是在夜间家中便对其妻审问加暴打。彭被打得喊“救命”，旁人谁会去管？第二天其妻来监狱医院找我们名为“看病”实则治伤，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真是惨不忍睹。可见此人品质之恶劣，心肠之歹毒。
上世纪七十年代，监狱调来大批女犯。此时“余一脚”是监狱医院的一把手，女犯中有个叫邓ｘ碧的，原是护士，因与人勾搭成奸，便想谋害其夫，遂乘与丈夫进行静脉药液注射时，故意将空气注入，害死其夫，被侦破后，邓ｘ碧被判无期调来我们这个监狱服刑。此女有几分姿色，遂与余狱吏眉来眼去。一日二人竟在一间房内私下“亲密接触”。有人查觉便去告发。等到有人来捉奸时，邓ｘ碧已跳窗逃走。捉奸须捉双，自不能成立。但也有几个女狱吏“管教”,与余素来不和,于是进行追查。便将邓ｘ碧弄来由女医务人员强行提取阴道内的“分泌物拭子”，然后送去化验室在高倍显微镜下寻找精子。当时全中国都还不能作DNA鉴定,所以只有用这种落后的方法,结果显微镜下未发现精子。后来有人才说,几年前余就已作了计划生育输精管结扎术,哪能有精子?一场风波只好就此不了了之。最后虽无法定案，但狱领导也觉此事闹得沸反盈天影响很坏，于是对这个余狱吏不再那么信任了。最后被提前“退居二线”了事。可见什么“善恶到头终有报”也并不一定。特别在极权专制的坏体制下，恶人并无恶报更是常见。
“监狱王”冷代发的兴衰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原四川省第四监狱改名为四川省女子监狱，关押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女囚犯。不久，四川省劳改局派来了一位监狱长名叫冷代发。原是重庆市垫江县所谓公安局的局长。后来调到了劳改系统，担任过一个劳改农场的场长。此人名如其人，不但冷酷更凶暴异常。经常腰间挂着一支手枪，一副威风八面的样儿。不仅对囚徒动辄拳打足踢，用绳捆起。对下属也是稍不如其意开口便训斥，仍至破口大骂屡见不鲜。199３年前后我因向当时台湾的《中广新闻》投了几篇文艺及社会新闻方面的稿件，中广采用后播出了。我也不知是什么情治部门将此事告之了监狱当局。冷代发一听勃然大怒。
1994年11月的一天，冷代发把监狱医院的某院长（未征得他的同意，姑隐其名。当时我是监狱医院的医务人员）叫了去，开口就对他说：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你们医院的就业员严家伟是台湾间谍。不准他再干医务，弄去扫厕所监督劳动。这位某院长以前曾遭受政治迫害，以后平反，由于医术高明当了业务院长，对我自有一点同情。于是把我叫去问我“你干了什么坏事没有？冷监狱长要我把你弄去扫厕所，我拿着真有点为难”。我更莫明其妙，我说“我天天上班你都看见的，我哪干了什么坏事”？他当时也不敢多说，想了一会说“这么办，你打个报告来，我批准你提前病休，离开这里”。可是刚过了—天事情又变了，某院长把我叫去对我说“他们改变主意了，为了不‘惊动’你，叫我不要弄你去扫厕所，那你还是照旧上你的班”。俗话说“平生未作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我根本就没干任何违法的事。但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权保障，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里，政府和领导在怀疑你，而且这个“监狱王”冷代发一向穷凶极恶，连—般狱吏都怕他。我当然就更不能“免于恐惧”，乃至终日忧心忡忡了。但就在这时，我们尊敬的冷代发监狱长，却因腐败渎职东窗事发，他自己倒先去饱赏“铁窗风光”去了。我当时高兴得只差没放鞭炮去庆祝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监狱里有个女囚犯叫陈秋菊，原是某市ＸＸ地产公司董事长，因犯贪污罪被判“死缓”。此人不但漂亮更巧舌如簧。当时中国到处都在要求各单位、部门要大力提高经济效益。而监狱则苦于乏术。这时陈秋菊通过一个姓徐的女狱吏的“推荐”见到了冷代发。陈花言巧语说她有“关系”可以“招商引资”。说得冷代发心花怒放。可能又见陈秋菊貌美如花。我们这位“监狱王”不知动了什么心思。竞敢把这位判了死刑、缓二年执行的女囚私自带回了她的原住地。陈回去后不但不低调躲着，还大摆宴席举杯相庆。这一下惊动了当地，尤其是当初要搞垮陈秋菊的那帮势力。于是先告到省，后又告到当时中央。冷代发终于落马。但由于冷有各种关系网相护，最终冷代发只以渎职罪轻判三年，送金堂清白江农场，当然也叫“劳改”。
四年后，1988年的—天，我坐在一辆长途大“巴士”上，突然上来—个中年男子坐在我身旁。我一看好面熟，这不是冷代发先生吗？我于是冒叫一声“你好！冷监狱长”。他—下脸就红了，连忙小声对我说“别、别…..别喊什么监狱长，我早就不是了”接着又说“哎呀，你贵姓？我怎么想不起了”。我说“免贵，我姓严，叫严家伟”。他大吃一惊差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显然是觉得这个“台湾间谍”怎么还在“逍遥法外”？！我笑着轻轻用手按了他—下肩头说“没事，别紧张，我不是台湾间谍”！他顿时满脸尴尬，几乎是语无伦次地说“这….这些事与我无关，你们扯那些事的时候，我早就没管事了…..唉……”接着又长长叹了—口气。这时我也发现，在这位当年不可一世的“监狱王”身上，己经没有了那飞扬跋扈，顾盼自雄的“霸气”，而是两鬓风霜一脸憔悴的神态。于是我说“是呀，人生难测，所谓三穷三富不到老，还是人在公门好修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他听了默默点头，好像似有所悟。
狱史中的所谓“起义人员”
在狱吏中还有极少数的是所谓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连、排级的“起义人员”，也是从共军转业而被分配到劳改队来的。人数很少。他们文化、能力都远高于那些“大老粗”共党干部。但他们虽有能力却并不受重视反而须处处谨小慎微。在我接触到的人中，一个叫祝洪祥，东北人。在国、共两军东北三省战役结束后他就成了所谓起义人员，后转业分配来劳改队工作，是个“中队长”级的干部。
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劳改集中营里死人是常事。我们当时所谓的“床”，就是一个房间内一个用木板做成的大通铺，上下两层，而睡在我左右上下的难友，每月、甚至每周当中都有人就那么不声不响地“去”了。而死神与我也是擦肩而过。
1961年的一天，因劳改队伙食团在给我们的少得可怜的饭中还掺入发了霉的红薯片——既苦又涩难以下咽，没营养不说，吃后还腹胀腹泻——那天，我在厕所拉完大便后一站起身，觉得天突然一下就黑了。也不知过了好久，当我醒过来时，已睡在一块木板上。如果再醒不过来，人家就准备叫我“入土为安”了。后来一个难友悄悄告诉我，我当时昏倒在地，差一点就掉入粪池内淹死了。当时，这种饥饿引起的“低血糖昏迷”很普遍，很多人就这样醒不过来便死了。我当时一是年轻，二是祝洪祥恰好在场。他当时见我完全是个学生娃娃样儿，可能便动了恻隐之心，对犯人医生说“给他打一针试试”。犯人医生范松柏也是个国民党的军医，他立即给我静脉内推注了40毫升50%高渗葡萄糖液，我这才从死神身边跑了回來。当时中国的葡萄糖比金子还宝贵，若无中共干部开口，犯医不敢对病人用此药。可见国民党的军官，即使投降了中共，但他们从小受的教育仍不同于那些痞子们的毫无人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已是所谓的“就业职工”，一次我利用出差之便去到当年我曾蹲过的这个川南监狱（即芙蓉劳改队）。想看看曾救过我的这位祝洪祥先生。结果一打听说他犯了个什么政治性的错误，已被提前作退休处理回老家去了。据说此事当局并未公开宣布，所以大家只知个大概，细节并不十分清楚。我听后深感：人性未泯灭者，在这种环境里被淘汰是早晚的事。祝他此后平安吧！
罪恶事业后继有人
时序如飞，转瞬间又过去三十年了。现在中国的“劳改事业”，仍然是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虽然由于国内、外民主人士特别是如杨建利博士，吴弘达先生等不断地对中共劳改集中营里的罪恶进行曝光、揭露、控诉、批判，使“劳改” (laogai)一词臭名昭著。最后作为罪恶的见证，被收入英国《牛津英语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使其成为全世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从而迫使中共最后不得不停止使用“劳动改造管教队”（简称“劳改队”）这个罪恶的名称。中共当局于是谎称为了与“与世界接轨”一律更名为“某某监狱”。原来的“劳改管理局”亦更名为“监狱管理局”。但换汤不换药。仍然是沿袭那一套罪恶的传统。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第一，毛年代是政治挂帅，现在是金钱挂帅。现在只要是富豪有钱，在监狱里也可不但不服苦役，同样享受好酒好肉，甚至被狱吏带出去嫖妓，在胡、温年代多次被媒体曝光。现在由于对媒体严加管控，已无人敢说。但不等于没有。
第二，当年那些狱吏，多已死亡，余下的也早已退休。但新换上来的很大一部份仍是原来那些狱吏们的后代，被称为“吏二代”。这种“近亲繁殖现象”在中共的许多单位里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儿。这些人当然不会是半文盲，有的还有什么大专学历等等。但他们身上除了继承其父辈的所谓“赤色基因”左毒外，更多了一整套诸如：见钱眼开，见风使舵，投机取巧，势利眼光之类的“特色”伎俩。而现在监狱中除了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在广大内地，关在其中的多数人也都不再是政治犯而是一般普通刑事犯罪。但对这些人实行的强制苦役，敲骨吸髓的剥削，比之我们那个年代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中国今日的“古拉格群岛”—-没有“劳改”之名的劳改集中营里，仍然是暗无天日，血雨腥风。因此揭露毛年代劳改营中狱吏的愚顽残暴，则更有利于让人们认清当局这部特殊的绞肉机—-劳改营是如何的践踏人权，灭绝人性。所以必须将这套邪恶的机制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2020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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