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再回顾（三）
美国哲学家在他的《历史中的英雄》一书中以《俄国革命：一件用来检验的事例》为题，以“现世人文主义者”的立场论述了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摘录如下:
不管我们怎样估计俄国革命作为以后欧洲发展原因的意义，我们总得碰到这样的主张，即十月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指的是，假定有了那些社会的和经济的先决条件，十月革命在一切有关的历史可能性中是最有可能的。这是列宁主义派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
不承认俄国革命就俄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是不可避免的，就蕴含着相信另外一种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这种因素，根据我们的假设，就是一个事变创造性的人物——列宁。赞成不可避免性的人们承认，列宁的出现，就十月革命的日历来说，也许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与他们的一般历史哲学取得一致，他们断言，即使没有他，“革命迟早是一定要来的”。我们既然根据以下的理由否认了俄国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即一个事变创始性的人物决定了问题，而且没有他，事情就会大不相同，对世界会有深刻的不同影响；那么，我们就把我们论点的第二、第三方面合起来考虑。
俄国革命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论点依靠两个主要方面的证据。第一方面是材料的累积。这些材料表明，俄国虽然是个落后的农业国，但它也有高度发展的工业和一个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俄国农民对于土地的长远需要，战争造成的工业衰退、普遍存在的厌战情绪、政府机构的解体引起了一种革命形势，这种形势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前夕变得越来越尖锐。然而革命形势还不是革命。发动革命还要有一个政党。于是第二方面的证据就被提出来了。这方面的证据在于证明: 布尔什维克党，而且只有布尔什维克党，具有适合俄国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正确纲领。革命形势和(革命)党加在一起，就使得十月革命成为惟一可能的历史出路。
即使以上的说明没有什么可以辩驳的地方，结论还是缺乏逻辑根据的。历史上另外的时期也有一些情况给我们证明，一个革命形势和一个革命的党，再加上观点也“正确”的一个纲领，结果仍是一场失败，例如1923年的德国就是如此。要说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才有能适应形势的纲领，那也不尽然。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实际上是按照那时社会革命党的正式纲领拟订的。(“土地法令”)
最大的不同之处是，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始终只是一纸决议，临时政府和苏维埃里的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们一点都不重视它，而布尔什维克党却实行了他们的纲领。
以俄国的形势来说，应该认为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结果，布尔什维克党是以满足俄国群众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渴望为其主要政治目标的。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关系问题——与党的纲领、战略、策略、行动意志的关系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在以夺取政权为结局的全部事件中，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作用，实际上是谁都不否认的。成问题的只是布尔什维克党对于俄国人民群众惶惶不安的情绪，究竟起了何种程度的影响。典型的右派历史学家米留可夫(临时政府外交部长)认为，布尔什维克加以巧妙利用的群众情绪主要是由他们的宣传鼓动造成的。典型的左派历史学家托洛茨基则认为布尔什维克始终落在工农情绪的后面。代表中间派说话的克伦斯基断言，那种“根本不相信当局的心理”，主要是科尔尼洛夫(沙俄军队首领)在米留可夫的朋友们赞助之下，企图发动的政变在群众当中搅起来的；其余的全是布尔什维克包办的。不过，不管俄国群众的情绪是怎样激发起来的，它并没有成为革命。造成革命的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
但是，如果没有列宁，从1917年4月到7月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是不可想象的。凡是熟悉历史内幕的都会发现，那些目标、政策、口号、指导性的战略、每天的策略都是列宁制定的。有时候，他像一位教师教授一个生气勃勃而又慌张困惑的学生那样，煞费苦心地劝导他们；有时候他发号施令，像一个没有耐心的练兵的伍长，向新兵们大叫大嚷。但是从头至尾都是列宁。没有他，就不会有十月革命。下面就是证据。
(一)列宁是4月16日回到俄国的，4月17日他提出了他的“四月提纲”。在这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机关报(真理报)一直是支持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列宁的四月提纲号召用武装起义推翻这个政府，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个提纲就像投在他自己党内的一颗炸弹。
……
开头，列宁的地位是非常孤立的。他坚决要求立即停止对德战争，他号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内战”，这一下激怒了所有的政党。他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他们拼命把捏造的“德国奸细”的标签贴在他身上。尽管如此，四月还没过完，列宁就说服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积极分子。……
列宁用一套新的目标来武装他的党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不难由以下事实来估计: 即他的做法本身就含有放弃布尔什维克坚持了十年之久的学说的意味。直到二月革命为止，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包括列宁在内，都相信他们所谓的“工农民主专政”。这个政权的任务就是在俄国实现西方民主革命的成就。1917年，列宁改变了他的立场和党的立场。俄国革命一定要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第一个缺口。它一定要成为一种“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会在西方引起同样性质的专政，共同促进向世界社会主义的过渡。
列宁的反对者预言列宁的纲领不会缓和俄国人民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渴望；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会在欧洲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出现；内战和混乱会使俄国糜烂；代替沙皇的官僚地主专制制度的，将是一个更残暴的布尔什维克的官僚制度。但是列宁不顾党内外一切批评，排除困难前进，毫不退步。
几乎在列宁使出浑身解数解决四月提纲危机的同时，临时政府也处于危机之中几乎不能自拔。1917年5月1日，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照会盟国政府，宣称临时政府将遵守沙皇政府同其签订的一切条约，声称“全体人民将世界大战进行到彻底胜利的愿望，由于感到全体和每个人的共同责任而加强了”。消息传开，“彼得格勒闹翻了天”。大批群众开始上街游行表示不满。5月3日，示威游行发展到新的规模，许多士兵加入了抗议运动。人们高呼“打倒米留可夫”、“打倒古契可夫(陆海军部长)”的口号，涌到临时政府所在地玛丽娅宫前的广场。接着形势进一步发展，工人和士兵喊出了“打倒战争”、“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首都的局势迅速扩展到莫斯科等大城市。5月4日，临时政府命令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科尔尼洛夫调动军队，企图以武力镇压群众。但是在工兵苏维埃的压力下，这一企图没有得逞。
这次示威游行是俄国工人士兵第一次直接反对临时政府的政治示威游行。这意味着人民群众不信任临时政府，意味着临时政府危机的开始。
为摆脱危机，临时政府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换马，免去米留可夫和古契可夫的政府部长职务；二是决定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拉入政府。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则采取妥协态度。他们既谴责临时政府的外交照会，又指责布尔什维克在搞“内战”；既反对临时政府以武力镇压示威群众，又同意参加临时政府。5月14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召开紧急会议，以44票赞成、19票反对、2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苏维埃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5月18日，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成立，总理兼内务部长仍是李沃夫(立宪民主党人)，新任外交部长是无党派人士捷列申柯，陆海军部长是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劳动派)。新入阁的有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任农业部长)，孟什维克领袖策烈铁里(任邮电部长)和斯可别列夫(任劳动部长)，人民社会党领袖彼舍霍诺夫(任粮食部长)。
从这次事件一开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就进行积极的活动。具体措施是:
第一，通过这次事件大造舆论，指出临时政府是一个手脚被英、法、美三国资本家束缚住的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府。
第二，声称苏维埃对临时政府的“信任政策破产了”。列宁说:“在目前的工兵代表苏维埃面前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一条路是对古契可夫和米留可夫忍气吞声，其结果是永远不起独立的政治作用，这样米留可夫明天就会‘把脚放到桌子上来’，使苏维埃化为乌有；另一条路是回击米留可夫的照会，也就是说抛弃旧的信任政策”。列宁大声疾呼，临时政府必须让位给工兵代表苏维埃。
第三，列宁指出，临时政府的换马是“最恶劣的手法”。他告诫民众不要把愤怒转移到个别人身上。他说:“整个临时政府是资本家的政府。问题在于阶级，而不在于个人。攻击米留可夫，直接或间接地要求把他免职，这是毫无意义的滑稽剧，因为只要执政的阶级没有换，人员的任何更换都是无济于事的。”
第四，反对冒险主义行动。在这次事件中，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巴格达季也夫等少数委员提出立即推翻临时政府的冒险主义策略。对此，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决议指出:“打倒‘临时政府’这个口号在目前是不正确的，因为在革命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可靠的(即有觉悟的和有组织的)人民大多数的时候，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讲空话，或者在客观上是一种冒险行动。”
对于这次危机，列宁总结道:“在危机期间很明显的一点是: 我党在组织上是薄弱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团结是不够的。”列宁预言，这次危机虽然结束了，但“危机的原因没有消除，这种危机的重演是不可避免的。危机的实质在于: 小资产阶级群众摇摆不定，他们时而保持长期以来的对资本家的信任态度，时而痛恨资本家，倾向于信赖革命无产阶级”。
列宁的预言很快被验证。6月初，彼得格勒的局势日趋紧张。临时政府准备在前线发起全面进攻，而居民食品供应十分困难，结果引起了工人和士兵们强烈的不满。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临时政府要求维堡区工人组织从一个别墅搬走，这引起了几十个工厂的罢工。大批工人自发地涌上大街示威游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立即召开会议研究事态对策。为了防止不必要的牺牲，根据列宁提议，会议决定在6月23日举行有组织的和平游行示威。但是在6月22日，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三天内禁止任何街头游行。当天深夜，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紧急开会。列宁提议取消这次游行示威，以免布尔什维克党处于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相对抗的境地。会议同意列宁的提议。
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主导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害怕禁止游行会削弱民众对自己的支持，于是又改变主意，决定于7月1日举行游行示威，以显示群众对临时政府的信任，因为这一天也是俄军要在西南前线发起进攻的日子。布尔什维克也迅速改变策略，列宁马上参与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游行示威。
7月1日(俄历6月18日)，彼得格勒50万工人和士兵参加游行示威，大多数群众高举“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标语牌，只有少数人拿着信任临时政府的标语牌。列宁对此评价道:“6月18日的游行示威，成了指出革命方向、指出摆脱绝境的出路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政策的示威。星期日游行示威的巨大历史意义就在这里”。
第二次危机还没有结束，第三次危机便接踵而来。7月16日，俄国军队在前线惨败的消息传来，激怒了首都的工人和士兵，彼得格勒出现反临时政府的武装发动活动。于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紧急磋商，认为当时武装夺取政权的条件尚未成熟，准备劝阻群众的行动。但第二天50多万群众已涌上街头，劝阻已无可能。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决定参加游行，以便把它变成一次和平示威，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游行群众派出90名代表，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把全部政权掌握到苏维埃手中。然而，临时政府却调动军队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打死56人，打伤650人。接着，参加游行示威的士兵团队被解除武装。军队在工人区进行搜查，缴获了一批武器。7月18一19日，《真理报》被查封，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所在地克舍斯卡娅宫被占领。
七月事变表明，临时政府和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把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联合到一起了，他们联手打击布尔什维克。这也表明，俄国的全部政权已经转到了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其附庸。
7月20日，列宁发表了《三次危机》一文，总结了三次政治危机总的原因，“共同的东西就是群众对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表示极端的不满和愤慨。谁要是忘记、抹杀或轻视问题的这一实质，谁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起码常识。”列宁认为，“这不是普通的游行示威，而是某种比游行示威大得多而比革命小一些的事件。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同时爆发，这是无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猛然显示力量而使中间分子剧烈地、有时几乎是突然地被‘冲刷掉’。”“我国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城市无产阶级，能够走自己的路，但是还不能一下子把大多数半无产阶级争取过来。”
上述言论表明，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一直是列宁关注的焦点，因为这是列宁判断局势和制定策略的尺度。
下面接着再看悉尼·胡克关于“没有列宁，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证据:
(二)一旦列宁说服了他的党采取了以内战和武装起义来反对临时政府的纲领，主要的任务就清楚了。那就是选择适当的动手时机。直到那时为止，为了进行推翻临时政府的宣传，为了储备武器，列宁在利用合法地位方面很是小心。从批判的合作突然转变为针锋相对之后，要约束布尔什维克基本队伍、它的外围和同情者，不让他们过早下手，是不容易的。如果你向一个国王开枪，你就一定要命中。起义一发动起来，失败就是灭亡。所以列宁不得不严格制止他手下的那些比较浮躁的人，不得不严格制止因为没有及时满足工农的迫切需要而引起的周期性的群众骚动。在时机不利于夺取政权，或者不利于在取得政权之后保持政权的时候，他必须预先阻止夺取政权的企图。
在六月的那些日子里，尤其是在七月初，极端主义的情绪在彼得格勒工人阶级和驻军的重要部分中很流行。甚至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领导者也跃跃欲试，想向克伦斯基的政府发出一个全面进攻的信号。是列宁制止了他们。他警告说，他们不会完成他们所开始的事业，他们会被打垮，而且夺取政权的机会也许就永远失去了。即使如此，还是有不少的工人不受约束，手里拿着枪出现在大街上。虽然布尔什维克力求取消这次示威(这主要是他们以前宣传鼓动的结果)，在列宁指导之下的布尔什维克党还是领导了示威运动，借以防止它变为公开的武装起义。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因为党公开承担了武装示威的责任，党的机构被迫转入地下，在对群众的政治影响上，他们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只是在科尔尼洛夫企图从右的方面对克伦斯基政府发动政变之后，他们才恢复了影响，部分地摆脱了非法状态。
我们虽然在政治取向上不赞同列宁的思想倾向，但是在政治决策上和组织才能上却无法否认列宁的杰出表现。1967年11月4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无论作为革命战略家来说，还是作为举世无双的政治策略大师来说，十月革命的领袖都是伟大的。列宁敏锐地抓住政治力量分布和群众情绪的最细微变动，他善于精确地把群众情绪变成重大的政治语言，提出在当时条件下最有效的群众性口号，提出达到目标的最正确道路。”勃列日涅夫指出:“在思想上政治的原则问题上，列宁是毫不让步的，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对具体问题表现出最大的灵活性。满腔热情的革命家列宁，曾无情地嘲笑过假革命的夸夸其谈。就他的性格来说，他是一个坚强的战士，但必要的时候，他善于妥协和让步，以便积蓄力量，然后更成功地进攻。”
莎士比亚说，世界是一个大舞台，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作为世界大舞台上的一个演员，列宁在政治上的表演堪称是出类拔萃之辈。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首先要以成败为圭臬，所以，取得胜利这一点非常重要。而要取得胜利，必须要掌握高超的策略与方法。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应当有勇气坚持正确的观点而敢于反对流行的错误观点。但是，这里所说的正确，不仅仅只是道义上的正确，更是指政治上的正确。也就是说，要有政治上的功利心。
列宁显然具有这种强烈的、自觉的、清醒的、现实的政治功利意识，所以，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未完待续)
东欧政治笑话(16)
1970年代，波兰首都华沙的一个报刊亭。
问:《真理报》多少钱一份？
答: 50格罗什。
问: 那《人民论坛报》呢？
答: 一个兹罗提。
问:《人民论坛报》为什么要比《真理报》要贵一倍呢？
答: 因为要加上翻译费用嘛。
(格罗什和兹罗提都是波兰货币单位，一兹罗提等于一百格罗什。《人民论坛报》是当时波兰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是苏联党中央机关报。)
荀路 2020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