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天命与人事
引言：从秦始竽开始使用的“传国玺”刻着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三、民以食为天
引言
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长期存在下去的话，必须养活它的全部人口，必须得到为保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所必需的最基本的物资，如各级官员的俸禄、军队的粮食和武器等，无论它采取什么手段来获得这两个条件。
一个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业国家，是以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通过征集劳役赋税的方式来维持它的君主、官吏、军队及其他附庸人员，保持一定的储备以应付自然灾害。有时还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交换必需的物资，但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国家对外界的需求少到几乎没有，所以必然成为封闭社会。同样，由于这样的国家能够离开外界而独立存在，所以缺乏向外扩张的动力。
就整体而言，中国的农业区即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对外界的需求很少，在人口没有相对饱和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只要游牧民族不侵略骚扰，就不会主动打破这一平衡势态满足于封闭圈之中。但在农业区内部，又因为经济发展水准的差异、互相制约和依赖程度的不同，因而对内部的统一有不同的要求。
交通运输
在不具备交通运输条件时，即使有多余的粮食和物资，也只能就地消费或废弃。在运输能力很差，或运输成本很高时，粮食和物资的运输量也不会很大。由于运输的不便和费用颇大，流通的物资主要是质轻、量小、价昂的商品，如丝绸、工艺品、珠宝、药材、土产等，以及不得不输送的粮食、食盐、日用器皿、布匹和铁器工具等。而后者中有的是行政命令的调拨，所以不能计较经济效益。只有在交通便利、运输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大宗物资、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流才有可能。
在机动车辆问世以前，运输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但人力和畜力直接负担量有限，而且在运输过程中本身要消耗掉粮食或饲料。车辆的发明大大增加了运输量，但对道路牢度、宽度、坡度和平整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理障碍往往更难以克服。水运的开发提供了大量廉价的运力，事实在铁路、公路出现之前，是中国负载最大的运输手段，尤其是在地势平坦的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其他地区大多数落差不大的水道上。
中国大部分是山区、高原、沙漠，没有河流，或者虽有河流而不适宜通航。可以通航的天然水道大多是东西向的；南北向的和流域之间的沟通只能先辈人工开掘的运河来实现。这一特点产生了两个突出的难题：一是比较富庶的、有一定余粮的地区大多在东部，在下游；而需求区却在中西部，在上游；逆流运输反而成了基本的要求。如当首都设在长安时，大量的粮食和物资必须由黄河逆流而上，入渭河后不是逆流而上，而顺流而下的回程却大多无货可载。二是由于南北的地势差异和水量分布不均，即使有了沟通南北的人工河道，正常的通航也不容易保证。如京杭大运河由长江流域进入黄河流域时，由于地势升高，水位必须抬高四十米；地势最高的山东段水源又最不足，正常年份也必须靠山泉补充，一遇干旱就连基本的水量都难保证。而且几大水系的串联也会引起水灾的蔓延，原有水道宣泄不畅以至完全堵塞，几条原来分流入海的水道变为合流水系，引起地下水位升高和土地的盐碱化，使生态环境恶化。古代的地区开发往往是东西向的，一般先在同一流域中进行，在积聚了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后，再越过分水岭或凿运河进入另一个水系。由北向南的开拓总的说来不如东西向的便利，交通运输是一个重要因素。
经济上的互相制约和依赖，必然产生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但这种需求之能否满足就取决于运输的能力。交通越发达，运输越便利就越容易建立起稳定的地区间贸易和交流关系，这种关系又成为地区间联合或统一的经济基础。例如，在秦朝进兵岭南和以后中原对岭南的开发过程中，沟通湘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灵渠发挥了重大作用。东汉时筑成的翻越南岭的山道也使岭南和中原的主要的运输手段不再依靠海道，从而促进了岭南岭北的统一。
手工业和商业
单纯的小农经济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较大规模的交流，因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都自给自足，对外界的需求很少，能够提供交换的物品也相当有限。手工业的发展却离不开流通和交换，因为手工业产品并非都为工人自己所用，也不一定在产地使用。而且，手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和工具并非都能由本地提供，手工业工人的食粮和生活必需品也不一定都能靠本地满足。因此越是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就越需要加强交流，越需要商业的介入。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大致有三类：一是家庭手工业。这是小农经济的附庸，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产量很小且不稳定，产品大多就地出卖，仅少数由商人收购销往外地。二是官营手工业。它们往往在一地集中大量劳动力，对原料和粮食的需要量很大。它们的一部分产品主要供皇家或官府使用，规格特殊，要求高，往往要作长距离的运输；一部分产品如盐、铁、铜等也供应民众，但因官经营，规模较大，所以产品的覆盖面较广，也可能有较大距离的输送。三是私营手工业。这类作坊大小不一，便产品专门，产量较稳定，因原料供应和工艺的传授等关系，行业比较集中。为获取大利益，这类作坊一般都设在靠近原料产地、交通便利的城市或集镇。它们的产品除供应本地外，大量行销各地，有的几乎遍及全国，因此它们与商业有密切的关系。手工业的中心一般也是商业中心。
在这三类手工业中以第三类对国计民生影响最大，也最需要地区性以及全国性的交流。因为家庭手工业对本地区以外的经济生活的影响毕竟有限，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般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特殊产品的产销并不反映经济规律。食盐一类生活必需品虽受到官方控制，但产区、菹区和菹量都比较稳定，不可能有大的变化和发展。私营手工业的产品占了流通货物的大部分，供求双方都不可或缺。在手工业发达以后更是如此。
在西汉时，齐地（今山东半岛的大部分）的织造业已非常发达，“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官营的三个“服官”的产品。丝织品在当时还是奢侈品，“冰纨绮绣纯丽之物”更不是一般民众所必需，以此制成的冠带衣履只能供上层人物和富人使用，所以实际的输送量并不大。断绝了这一来源，对全国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但到了明朝后期，棉布已经成为普通百姓的必需品，产地集中的松江府（今上海市大部）号称“衣被天下”。由于专业生产的棉布质优价廉，一些原来依靠家庭纺织的农户也开始购买这类商品，或者部分投入这些专门手工业之中，如出卖家庭纺纱、胚布等。松江棉布与当年齐地的“冰纨绮绣”所起的作用，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宋代以后，随着市镇的兴起，手工业日益发达，商品经济越来越活跃，纺织、造纸、印刷、酿造、陶瓷、冶炼等行业的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生产这类商品的手工业越发达，社会的经济联系越紧密，地区间的相互依赖越大。
在手工业生产规模很小时，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和原料，但剩余农产品并不多，原料的需求也很有限，所以尽管商业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春秋战国时的商人已很活跃，但商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是很低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商品并不是必需品，没有商人照样可以生活。当手工业产品在为普及，人们对它们的依赖性增强时，商业就成为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手工业工人与农民不同，他们一方面提供商品，另一方面又是商品的消费者。手工业工人越多，消费的商品越多，就会促进城镇的扩大，又为商业提供了新的基础。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形成地区间的联系，进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商业网络。这种联系和网络只有在统一政权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建成，所以商业越发达，对政治统一的要求也越迫切。
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和对某些必需品的需求，有时分裂政权之间也会形成特殊的商业网络，例如五代时一些政权间互相开放贸易，宋辽之间除了官方的货物交易外还有活跃的走私贸易。但这种商业联系无论在数量、品种，还是在辐射面、稳定性方面与全国性的网络都是无法相比的。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和开发过程的先后，在主要农业区内部的各个地区间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当黄河流域已经进入比较发达的农业社会，足以供养几千万人口时，长江以南的大多数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同样在黄河流域，关东（约指今太行山以东、河南大部及其以东地区）和关中（今陕西差距平原）的经济实力也很不一样。在西汉末年，前者除了供养四千万人口外，还要输出数百万石粮食，后者由于耕地有限只能养活二百余万人口。即使在关东，豫东、鲁西平原和渤海西岸地区也有很大的差别，前者是真正的粮仓，后者受不利自然条件影响，土地并没有充分利用。
就全国范围而言，黄河流域曾经长期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是经济重心所在。但到唐末五代以后，南方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了北方，以后南北的差距越来越大，南方的粮食和手工业品成了北方的必需品。明清时，由南方向北京运送粮食成了大运河的主要任务。到了近代，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内地相形见绌。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城市逐渐成为区域性和全国性的经济中心，东西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了。
假定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干预，在这样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商品经济微不足道的国家里，人口分布是应该与粮食产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一致的，因为在一个范围明确的地区中，根据它提供的粮食所能养活的人口和手工业、商业所能消化的人口而配置的数量，是最合理的选择。但实际上这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
这是因为：第一，一个政权的军事行动和兵力部署不可能与农业和经济的发展及分布同步或重合。出于防御外敌的需要，有时必须在不毛之地部署重兵，军事行动频繁的地区远离经济发达地区，发生大天灾的时候正在进行大战，这是经常会出现的事情。第二，政治中心，尤其是全国性政治中心的选择不可能仅仅考虑经济因素。王朝建都一般首先考虑御外和制内这两大因素，还要考虑现存条件的利用，所以多数情况下反而设在地区性的经济中心，而不是全国性的经济中心。第三，人口的移动一般落后于经济的变动，文化中心的转移也慢于政治中心的转移，在安土重迁观念深入人心的社会中更是如此。例如当南方经济实力已经超过北方时，北方的居民的地区优越感并没有消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北方对人口的吸引力还是比南方大。五代时首都早已迁到开封，但唐朝的故都洛阳到北宋时还是一个文化中心，自然还会吸引大批文人。
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
政治、军事与经济布局的不一致，使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大大加剧了，其中政治中心对经济中心的依赖作用尤其明显。
秦、西汉的政治中心在关中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或长安（今西安市西北），但经济中心和人口的重心在关东。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都还先后将数十万人从关东迁往关中，这就更加剧了粮食供应的不平衡，所以在秦朝时西北用的粮食，有的要从今山东的龙口市、烟台市一带调运，西汉中期以后每年都要从关东输入关中数百万石粮食。加上关东的人口和财力占全国的大部分，负担了主要的赋税徭役，关中对关东的依赖非常严重，统治者绝不允许关东与之分裂。秦末的起义在关东爆发，不久便推翻了秦朝。刘邦与项羽刚达成以鸿沟为界的和议，就迫不及待地毁约进兵，就是因为项羽据鸿沟以东足以自立，刘邦却难以靠鸿沟以西的地盘维持下去。西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一起，就出现“天下胜败未可知”的局面，直到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关东诸侯的措施之后，汉朝就不那么重视了，岭南的南越政权可以让它存在近百年；东瓯、闽越、东越既能容许它们存在，也可以移民弃地；海南岛设置郡县数十年后也可以完全放弃；对比之下就很能说明问题。
东汉迁都洛阳，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关中的残破和少数民族的压力，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就近控制关东。东汉初期和中期曾经先后多次从西北缘边郡县撤退，实际上放弃过北方和西北大片领土，但因始终掌握着关东，国势并未动摇。而一旦关东变起，中央政权就再也支撑不住了。
东汉末名义上的首都在许（今河南许昌市东），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却在曹操的基础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与经济中心已基本保持一致。这一格局固然有利于中心区的稳定，但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却明显地放松了，所以无法对付蜀、吴的独立。曹操先后讨平了中原地区的割据势力，对蜀、吴却不得不采取相对容忍的态度，曹丕不等平定蜀、吴就迫不及待地代汉称帝，着眼点就是这一主要经济区的统一和稳定，自以为胜券在握了。反之，蜀国的诸葛亮一次次北伐，其实不过是以攻为守，他有几次进军都因粮食不足而中止，反映了蜀国在经济实力有限条件下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时捉襟见肘的窘境。吴国对曹魏则未有进攻性的大动作，末主孙皓“青盖入洛”（天子的车用青盖，洛即洛阳）的梦呓只留下了千古笑柄。蜀、吴始终无法染指经济发达区（尽管曾一度衰败不堪），它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西晋末至隋统一前这数百年间，尽管黄河流域战乱不已，受到空前浩劫，但一旦恢复和平和正常生产，仍能显示出压倒南方的经济优势，所以无论那一个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无不以统一关东为基础，而对南方政权的存在并不过于重视。以消灭南方政权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只有苻坚和拓跋焘等几次，而这几次都受到时人的普遍反对，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南方政权的存在并不构成对北方的威胁，没有必要为此付出太大的代价。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南迁之初，东晋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还有北伐恢复的打算和行动，而一旦站稳脚跟，就满足于当小皇帝了。南方在军事上一直处于守势，连最成功的刘裕北伐也只是利用了北方分裂之际，短期占领了长安，北方反击时即无力抗争。如果再深入分析一下刘裕北伐的动机，就可以看出他的真实意图显然并不是消灭北方政权，而是利用北伐成功的声势为自己取代东晋政权创造条件。所以他在刚进入长安不久，就留一个未成年的儿子作统帅而匆匆南归，去完成自己的篡夺计划了。
到唐朝后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安史之乱使黄河流域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而叛乱平息以后，北方又一直没有恢复安定。随着南方农业的发展，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在北方藩镇割据和连年战乱的情况下，处于关中的唐朝朝廷已经完全依赖于江淮的财赋，就连粮食、布帛等必需品也完全靠南方供应了。德宗时，有一次长安连粮食都难以为继了，恰好镇海军（治润州，今江苏镇江市）的米运到。听到消息后，这位皇帝竟立即跑到东宫对太子欢呼：“米已运到了，我们父子俩得救了！”而在漕运受阻时，他虽然贵为天子却没有春装可换，天气很热还穿着皮袍子。这些当然是发生在动乱年代的特殊例子，但唐朝在无法控制黄河流域，实际上已不能再从关东获得赋税的情况下，还能支撑一百多年时间，拥有南方、特别是长江下游这块新兴的经济基地是个重要原因。这说明北方关中与关东的依赖关系已经为北方对南方的依赖关系所代替了。
从唐朝后期到北宋立国时，首都由长安先迁到洛阳，最终迁到了开封，这是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靠拢的结果。从军事形势看，开封绝不如洛阳。在辽朝占据着幽燕十六州的情况下，华北平原根本无险可守。军事上稍有挫折，首都就暴露在敌军面前。如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军大举进攻，两个月就进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开封震动，一部分大臣倡议迁都逃避。以后金兵南侵时，也在不到三个月内打到开封城下，结果是山西、河北不少地方还在固守，首都开封却已陷落了。
但从确保南方的供应这一角度看，开封无疑远比洛阳优越：从汴河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可进入淮河，循淮河至楚州（今江苏淮安）又可进入运河，南至润州（今江苏镇江），沟通长江，更可南下苏州、杭州。便捷的水运可保证长江下游最富庶地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往政治中心。所以北宋虽然始终未能恢复幽燕十六州，以后又只得接受西夏独立的事实，但由于牢牢掌握了东南经济重心，获得了稳定的供应，经济、文化还是取得了重大进步，人口也突破了一亿，达到了新的高峰。
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从军事、政治上考虑自有其必要，但由于南北经济的差距比以前更大，所以在经济上对南方的依赖性更强。明朝初年又对北京地区大规模移民，更增加了粮食的需求。输送漕粮的京杭大运河成了明清二代朝廷的生命线。因此在遭受旱灾时，宁可让运河沿岸地区颗粒无收，只要漕粮未过，运河不得用于灌溉。每逢黄河下游决溢成灾，为了确保运河畅通，往往宁可暂不堵口。长江三角洲承担的赋税份额大大超过了它的土地和人口在全国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例如万历六年（1578年），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实征米麦三百八十八万五千三百九十四石，超过南直隶以外任何一省，为南北直隶以外十三个布政使司（省）总和的约五分之一。而纺织业所占的比例更高。清朝虽然没有如此悬殊的比例，但江南的经济在全国还是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政权能否巩固、政治中心的地位能否确保，相当程度上就取决于能否控制江南这块财赋之地，南北的统一就成为绝对的需要。
从元灭南宋以后这七百多年间，除了短时期的割据外，南北再也没有分裂，这与北方对南方的这种密切的依赖关系是分不开的。如果把这种关系简化一下，那就是：北方离不开南方，但有军事、政治力量足以控制南方；做不到这点的话，政权就必然垮台。南方可以脱离北方而独立，但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一旦具有这一条件，就足以推翻北方政权。
元末的农民战争遍及黄河以地，但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和明玉珍等势力较大、割据一方的首领，都是占有长江流域或东南沿海地区的。朱元璋崛起江淮，最后推翻元朝，取而代之。以长江下游为基础得以建立统一王朝，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
而明末李自成的失败虽有多种原因，但错误的地理观念正好迎合了李自成狭隘的乡土观念，由此而产生的错误战略造成了最严重的后果。有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条件下，他的军队不是从襄阳顺流而下取江南，夺取明朝的粮仓和钱库，却西取关中，又迫不及待地进兵北京。殊不知明末的关中已完全不是刘邦或李渊时的“活野千里”了，已毫无优势可言。加上屡遭天灾人祸，已无粮可筹，无饷可征，根本起不到根据地的作用。在南方漕粮断绝的情况下，夺取北京所能得到的只是积聚下来的金银珠宝而已。即使清兵不入关，江南也会凭借经济优势自立，胜负尚难预卜。
相比之下，太平天国面临重兵压力，本身又犯了不少战略错误，却能坚持十几年，这与它以长江下游为基地，占据了经济发达地区不无关系。
总之，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政治中心必定要控制经济中心，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这种依赖关系越密切，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所在地区的统一就越有保证。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之间的距离，除了必须服从于全局的政治和军事条件外，还取决于二者之间的交通条件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控制能力。
分裂与分治的背后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基本农业区内，交通越便利，手工业和商业越发达，地区间的依赖性就越大；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越分离，统一的因素就越大，反之则越容易引起分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元朝统一以后，中国的基本农业区大致是统一的，并且越来越巩固。同样，我们也应该承认，农业区内部的分裂或分治也是历史的必然现象，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有其合理性。
这也是从上述基本分析出发的。就交通条件而言，不用说元朝以前，就是到了晚清，不少地方的对外联系还是相当困难的。手工业和商业虽在某些地区比较发达，但在全国总的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很低，而其中能够脱离农业生产或地主经济而独立存在的成分更少，这一先天不足使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
不少地区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保持着原始的自给自足，对其他地区根本不发生经济往来，更谈不上依赖。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同经济中心虽能分离，地区性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却大多合而为一。即使有短期的分离，在专制统治的干预下，经济中心不得不向政治中心靠拢，直至完全合并。所以在农业区内部就存在着很多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独立存在的地理区域，这些区域的中心城市往往集政治、经济职能于一身。一旦发生动乱或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全国时，只要有人取得了这种中心城市，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独立王国。
这样的地域单位固然很多，但其中一部分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如离全国性的政权中心很近，与其他单位间没有地理障碍，因而不大可能保持分裂。但另外一些则相反，所以经常成为分裂的据点。如四川盆地，粮食、纺织品、盐、铁等基本物资足以自给，人口有一定数量，地形易守难攻，对长江中下游据有上游的优势。成都和重庆早就成为该地区的两个中心，因此从秦以后先后为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东汉初的公孙述、蜀汉先主刘备、十六国后汉的李特、五代前蜀主王建、后蜀主孟知祥、北宋李顺、元末明玉珍、明末张献忠等人的据点。除了刘邦最终建立了统一王朝之外，其余无论是地方官割据，还是农民战争，长则数十年，短则一年，都曾建立过独立政权。又如岭南，封闭性虽不及四川盆地，但在中原动乱时也两度建立过独立政权（西汉初的南越、五代时的南汉），多次形成割据局面。
在远离政治中心或中央政权无暇旁顾时，甚至一个很小的地理单位都可以割据自立。如地处今甘肃成县西部西汉水北岸的仇池山，四面陡绝，山上有良田百顷，可引泉灌田，煮土成盐。因为有这样的封闭环境和自给自足条件，魏晋南北朝时就长期成为氐族杨氏相据的基地，经常独立于周围各政权之外。
应该指出，地形地势固然重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自成体系关系更大。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南北对峙，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它们的疆域地图，就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尽管长江号称“天堑”，但南北比较稳定的分界线却几乎都不是长江，而是淮河或其他比较次要的地理界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南方政权仅仅靠江南还不足于支撑，必须加上江淮之间才能与北方处于势均力敌的地位。如果北方推进到长江一线，南方不仅在军事上岌岌可危，经济上也无法自给自足了。反之，如果南方政权进抵黄河一线，北方的粮食产量就不够养活它的人口，难以与南方抗衡了。所以真正划江为治的时间是很少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