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了断

1958年夏天,大街上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社会主义好》的豪迈歌声。公民们在党的伟大号召下,比学赶帮,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歌声震荡着万里山河。这天下午,与这种气氛极不协调的事情发生了。小胡同四号院西屋的李占君站在木凳上,把一根小拇指粗的麻绳拴个套,绕过自家里屋的房梁,把脖子伸到套里,然后双脚把凳子踹倒。他打算从此一了百了,结束年轻的生命。

偏巧北屋老王家的儿子小铎过来帮君哥钉苍蝇拍,他看见君哥直不楞登地悬在房顶下,受了惊吓。连哭带喊地跑到院子里:“君哥上吊了!君哥上吊了!”胡同里扑嗤扑哧地扇着芭蕉叶的人们立即扔掉茶缸子, 不约而同地赶进屋里。他们急忙把占君从绳套里托了下来,轻轻地放到床边。占君的老爹刚好送货回来,惊讶地大叫一声,抚着直挺挺的儿子,泪流满面。

有经验的杨大婶又是掐人中,又是按虎口,又是喷凉水。两分钟后,占君醒过来了。在诸位老街坊面前,再也控制不住悲痛欲绝的情绪。这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只说了一句:“干吗不让我痛痛快快地走哇?”一下子放声哭了起来,似乎他在埋怨这些救命恩人阻碍了他奔向极乐世界。

西屋的苏老爷子和东屋的杨大叔宽慰了他几句:“孩子,来日方长,不能寻短见呀,你走了, 你爸怎么办哪?”喝了一碗糖姜水,占君有了点力气,说:“我年纪轻轻,就背上了右派的黑锅,影响了父亲、妻子和女儿。胡同里有人见我都躲着走,我成了这里的一害呀!”

还是苏老爷子书底厚,虽不能说满腹经纶,却也识文断字。为了缓和紧张的气氛,在众人面前讲起了《除三害》的故事。晋朝周处原为乡里一害,打架斗殴,性格暴虐。受乡间父老点拨,他发誓改过自新,拳打南山虎,足踢北海蛟。于是三害一并清除,百姓重归太平。快言快语的杨大婶不高兴了,说:“老爷子,你扯哪儿去啦。咱大君文绉绉的,说话和气,他可不是一害。大君, 甭听老爷子胡说八道,咱这儿一害也没有,用不着让你去除。咱们都走吧,让他们爷俩也消停消停。”

大叔大婶们走后,占君爹的眼泪啪哒啪哒地掉了下来:“儿子,你妈刚走一年多,你怎么这样狠心,要把我给丢下呀。”儿子用颤抖的声音说:“爹,我也舍不得呀。可一想到未来四五十年的漫长黑夜,儿子没有勇气,只好以短暂的痛苦躲避长期的苦难。”

创业

说起这李家, 原本是温馨的一户。胡同里除了两家民营企业,一个开线庄的,一个开肥皂作坊的,日子过得较好的就得数他们家了。

李贵勋原籍河北衡水枣强县,他与中华民国同龄,同日同月生。二十岁时他带着妻子李冯氏从老家赶到北平创业,落脚到东晓市南边的药王庙前街二巷。胡同里的人也都是从天南海北出来闯荡的,有织袜子的,有绱鞋的,有做帽子的,有当巡官的, 也有吊儿郎当抽大烟的。大家深知日子的艰难,对新来的邻居虽然没有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但绝对不会歧视排斥。

李贵勋在农村种过几年地,没啥技术。他到四块玉的旧货摊买了一个小鼓。小鼓呈自来红月饼大小,鼓面有一层牛皮。他做起了打鼓儿的生意,收购各种故衣、旧棉絮和旧布料。买回来后,妻子缝缝洗洗,恢复成半新的模样。攒多了再到天桥摆摊儿去卖。剩下的破布头则由妻子用糨糊一层层的粘起来,晾干,打成袼褙,卖给鞋铺做鞋底用。

三五年后,夫妻二人分掌内外,小有积蓄,日子过得还挺滋润。手头有了闲钱,李贵勋还收买一些价格低廉的陶瓷、折扇等玩物。家里新添了一套硬木八仙桌,四个方凳,两个茶几儿。钱柜上摆着座钟,还有涂上“太师少保”的红花瓷瓶、帽筒等。他最得意的就是那几把烫金折扇了,扇子股有黑木和红木的。拿起折扇,拇指轻轻一捻,扇面啪地一声打开,显露出精美的山水画和文人雅士的题字。此外他还有几张余叔岩、马连良等名家唱片。闲暇无事的时候,常常把手摇唱机上好弦,眯着眼睛,品着香茶,欣赏一段《打渔杀家》《文昭关》或《鼎盛春秋》的唱段。

胡同里的乡亲们分成几等,有两户资本家日子最殷实,家中有几年的仓储。其次就是李贵勋了,口袋里也有一年的积蓄。第三等的是几个小业主,家有 一个月到几个月的钱财储备。最差的几家只有几天的口粮,到了月底,就得东拆西借,勉强度日。经济条件的宽裕使得李贵勋开始得意起来,经常在街上评头论足,某家某户如何不会过日子。他主张男人是耙子,女人是坛子。耙子搂过来的钱都在坛子里装好,别漏出去。久而久之,邻居们开始觉出这个外来户还真有点各色。

李贵勋和邻居聊天时,喜欢钻牛角尖,总想说服别人同意他的观点。争论的问题从张宗昌有几个小老婆,到冯玉祥的老婆有几个麻子,还有张作霖到底是被谁炸死的。别人对这些问题也没多大兴趣,讨论常常不欢而散。

张学良擒拿蒋总统那天,李贵勋喜得贵子。起名李占君。为了给儿子过百天,李贵勋邀请了胡同里三老四少,在大礼纱帽胡同的同福居摆了两桌酒席。邻里们高兴地来随份子,为小占君用银箔打做了一幅长命锁。席上有十道菜,木须肉、滑溜里脊、过油肉、焦熘肉、熘肥肠、炒肝尖、爆三样、炒佛手、红烧鲤鱼和坛子肉。最后的一道主食是饭馆拿手的锅贴。喝的是陕西凤翔的西凤酒。

酒过三巡,李贵勋难掩内心的喜悦,仿照曹阿瞒的短歌行,横槊赋诗,连发感慨。向邻居叙述了自己奋斗的经历。他是1911年双十生的,儿子又是1936年的双十二生的,都伴随着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颇有天欲降大任于斯人的成功感。当场唱了一段谭派名戏《战太平》,“ 叹英雄失志入罗网。大将难免阵头亡。” 同院的苏老爷子说:“今儿个是喜庆事,你却唱华云押赴法场,此乃不祥之兆。不如来一段《龙凤呈祥》或《红鸾喜》,起码也得唱段《状元谱 》呀。”李呷了口酒,踌躇满志地说:“吉人自有天相。命大的不惧鬼神。运好的不问吉凶。”大家为了捧场,只好随声应付:“有理,有理,喝, 喝。”

有了孩子以后,妻子建议,每日在家以制作鞋垫为业。李冯氏虽然缠足,但能吃苦。经常到街上收购破布旧衫,到家后撕成布片,做成袼褙。丈夫把晒干后的袼褙剪成鞋底的形状,用缝纫机一圈一圈地纳成指纹型的图案。第二天到晓市摆摊出售。后来他和几位固定的客户建立了销售网,大多来自京津地区,有魏善庄的,有涿州的,有张家湾的,有马驹桥的,还有固安和杨村的。虽然利润不高,但维持三口人的吃喝绰绰有余。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北平改叫北京,并定为首都,李贵勋对新政权并无反感。他有点私塾的底子,也算得半个读书人了。除了四书五经,三国、水浒也都读过。深知这天下分久必合的老理,也晓得有乱有治的天机。心想改朝换代的多了,还没见拿买卖人怎样的皇帝。但有时也动点歪脑筋,胡乱琢磨。聊天时他和别人说:“朱、毛合起来就是“耗”字。耗者,损耗也,鼠也。岂不闻鼠窃狗偷,贼眉鼠眼。看来,该到了留神钱包的时候了。”众人不以为然,说他信口开河,胡乱猜测。

抗美援朝的时候,每天晚上都有人到院里敛钱募捐,买飞机大炮,以实际行动保家卫国。钱多的捐几毛,钱少的捐几分。李贵勋一见募捐队的身影,就出去躲躲。事后,他还振振有辞:“高丽棒子是一群二鬼子,我见过。让我援助他们,呸!。‘唇亡齿寒’,二巷离中国边界远着哪,我觉不着寒。有那点闲钱,我还喝二两哪。”

李贵勋孤高狷介,自以为是,别人跟他很难尿到一壶。解放以后,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日新月异。可他的聪明睿智总让他比形势落后半个相位。五十年代初,街道上搞过一次轰轰烈烈的选举,成年人都发了选民证。这些劳动者头一次当家作主,有了选举权,积极投票。李贵勋却以为:“几千年中国就没有选举一说,我看这不过是个过场。瞎子点灯,白费蜡。你知道这候选人就能为你办事? ”三头牛、八匹马都拉不动他,召集人只好作罢。

李家有子初长成

到了20世纪中期,李家有子初长成。占君已经是半大的小伙子,眉清目秀,聪慧机灵。他留个学生头,穿着学生装,1950年考进药王庙边上的第十一中学,成了这个劳动者群居地段儿的第一个秀才。眼看着儿子穿着蓝裤白褂,背着书包去求知识,李贵勋夫妻暗自高兴,盼望此子成才,为李家续香火,争口气。

占君很爱学习,代数、几何、语文门门上心,成绩优异,常得到先生的赞许。放学后,他的身边总要围上几个小孩子,好奇地听君哥吹口琴,唱流行歌曲,讲故事。有时他还把学校刚教的几个俄语单词说给他们,几个孩子笨拙地学着蹩脚的俄国话,“鸬鹚鸡、噜奇卡、喀兰大屎、布妈嘎、逗死你大娘。”李婶听到就说:“真是个孩子头,逗死你大娘,还逗死你大爷哪。我怎么就不觉着可乐。你胡乱教他们念些什么呀?”

除了书本的知识,占君对乐器很有天资,不管是笛子、胡琴,甚至提琴,到了他的手里,都能鼓捣出个小曲来,有时还是洋曲。《流浪者》电影刚放完,他就在胡同里哼起到处流浪,“大妈拉姑,大妈拉姑。”那些成天干活的掌柜的们不知道他唱的是啥玩艺。这当大妈的怎么老跟姑奶奶干上了。

胡同里的大婶、大妈也喜欢占君。他家除了几本宋版的四书五经,还有几套线装的小人书。这些主妇不识字,只对连环画感兴趣,常向占君借阅。经孩子指点后她们也能辨认书中的人物,这是郑子明,那是赵匡胤。从画面的动作也能猜出他们在干什么。其中有一套五本线装的《千里送京娘》最受欢迎。看了这套书后,胡同里的男女老少都知道赵匡胤助人为乐的先进事迹,而且不求回报。可惜被搭救的赵京娘却因为打动不了太祖的侠肝义胆,得不到爱情,最后郁郁而终。

1953 占君初中毕业,和临街的几个同学一起报考国棉三厂去当工人。被录取的有胡同南口开油盐店的大儿子,小年儿,还有西园子街做成衣的资本家的儿子秃子。五十年代初,新朝伊始,百废待兴,初中生也成了宝贝。这三个小伙子随即被派往青岛纺织厂集训。占君成了纺织厂未来的机修工。李贵勋夫妇拿着儿子从青岛寄回来的虚光照片,见谁给谁看。尖领汗衫上托着一个鬓角发式的英俊小伙。在邻居的夸耀声中,夫妻欢喜万分。盼望儿子归来,成家立业,老两口坐享天伦之乐。

占君回来后,每天乘公共汽车到位于十里堡的国棉三厂上班。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由于有了收入,占君开始注重衣着打扮。夏天雪白平整的衬衫,冬天一件制服棉袄,上边绕着一层半灰半紫色的毛围脖儿。当然小分头上还免不了搽一层油。

一个时髦俊俏的小伙自然逃不过美女的明眸锐眼。两年后,占君就挎上个亭亭玉立柳眉凤目的姑娘,白净的瓜子脸,梳着两根系着红头绳的小辫。她是和他一起去过青岛的挡车工。碰巧,姑娘也姓李,名玉芬, 家住朝阳门北小街。两人着装注重搭配,有时西式,有时中式,如日月映辉。每当他俩在胡同比翼出现的时候,大婶大妈们少不了评头论足。她们把这对金童玉女议论得不好意思,低头不语。

越明年,年轻的情侣喜结良缘,占君的父母花了几天的时间,把里屋打扫干净,墙上刷了一遍新灰,糊了一层顶棚。一张新式的双人床,床上三铺三盖,被子都是缎面的,上面绣着百鸟花卉。李家又朝着兴旺迈进了一步。让胡同里土生土长没去过五牌楼的老乡们羡慕得流着口水,巴不得占君是他们的儿子,让他们也陶醉一回。

他坚持了单干

李贵勋虽然有点怪异,风凉话挂在嘴边。但他是一个守法公民,一个安分的生意人。日本时期,他没做过汉奸。国民政府时期,他没当过中统。他一直是个体经营,连徒弟都没雇过。解放后,无论是镇压反革命,还是三反五反,都没他什么事。尽管有几个资本家受不了徒弟的揭发控诉而自杀身亡,他却像一条自在的小鱼,在鱼网间穿来穿去。没人抓他,也没人查他。

五十年代初是个紧锣密鼓天天运动的时期,虽然没人要抓李贵勋,虽然李贵勋一次又一次逃离了大网的捕捞, 但这一回却遇上躲不开的厄运。为了缩短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距离,北京首先开展了私营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改造的方式就是单干户合并成集体所有制。胡同里制帽业的业主们用平板三轮把缝纫机和大剪刀送到了红桥的北京第六制帽合作社。鞋业的个体户合并到崇文鞋厂,两户资本家也交出了机器和门脸,加入到国营或集体单位。

每天都有人敲锣打鼓热烈欢庆,表现积极的还戴上一朵大红花。当然也有白天假笑,夜晚真哭的,几十年经营的产业一下子都上交了,以后得按时上班领工资。老一点的业主可领到六十元的工资,年轻的要少些。这次合作化运动如快刀斩乱麻,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大功告成,中国消灭了资本家和私人企业,跨进了社会主义的新阶段。

然而在这片土地上,也有个执迷不悟拒不合群的个体户,他就是李贵勋。见了做帽子的赵掌柜他说:“你这是把家底都端给人家了,以后不再有自主的权力,只能听喝了。”赵掌贵则说:“我不比你,我有徒弟,有剥削行为,没被打倒就不错了。”他见了绱鞋的张师傅说:“农村早就有了互助组,互助组就是有能耐的帮助没能耐的,勤劳的伺候懒散的。像你这样埋头苦干的进了工厂可亏大发了。”张说:“我一家老小五口人,吃点亏总比没饭辙强。”

李贵勋决定不参加合作社的事,叫人难于理解。苏老爷子劝他:“贵勋呀,咱爷们少说也有二十年的交情了。你这人没啥坏心眼儿,做买卖也实在。但你太争强斗胜,自以为是。雁不能失群,虎不得落单。这次弄不好,你要吃亏的。大叔还是要劝你一次,毕竟我多吃了几斤咸盐,能多看几步。”

李贵勋回答说:“谢谢老爷子的点拨。我虽然看不起胡同里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但我对您却以礼相待,尊重有加,佩服您的文墨和智慧。这一回, 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赵子龙面对曹军百万,七进七出,大战长坂坡。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集体的合作社。何况我的儿子已经顶事,拿着国营工厂的固定工资,没有后顾之忧。”

然而忧虑还是临头了。李贵勋加班加点,更加勤奋地干活儿,两个星期就积累了几百副鞋垫。可是原来的客户也先后集体化,生意的往来也从个人对个人上升到集体对集体。李贵勋的销售链断了。它只好每天提着一大包鞋垫到天桥的地摊上廉价出售,连本都没捞回来。

这时,勤俭持家的贤内助染上了痨病,又称肺结核。每天咳嗽不止,出虚汗,午饭后还发低烧。病情发展迅速,没几个月,痰中带上血丝,人也瘦弱起来。李氏父子带着她到处求医,可惜不见疗效。1956年冬天,儿子刚结婚不久,李冯氏吐血而亡。为了给妻子看病,李贵勋变卖了缝纫机、留声机,给不到50岁因操劳死去的妻子买口棺材,入土为安。

李贵勋也只好停下做鞋垫的业务,开始接私活儿。为一个日用品合作社钉苍蝇拍。蝇拍的主要部分是一个9厘米宽12厘米长的矩形铁丝网,边上包着一层5毫米的红色布边。李的任务是把这张方网用两根铁钉钉到一个开了缝的竹棍儿上。工作简单,自然工钱就少。一个蝇拍也卖不了毛儿八分毛的,他钉两个才能赚回一个最小的钢崩。开始时,一天只能钉几十个,勉强换回二斤棒子面。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眼看着别人按时上班,月月有工资,还有公费医疗。反观自己却营生艰难,李贵勋开始后悔单干。好在有儿子帮助,日子还说得过去。

又折了一条腿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李贵勋的落单引起家庭立柱的倾斜。一年后,另一根支柱,他的儿子占君也出了问题。1957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白家争鸣。各单位的领导都礼贤下士,征求意见。车间的书记找了几个青工骨干,开了个小会,里边就有二巷三雄,小年儿、秃子和占君。

小年儿知道老爹沾点儿一贯道的牵连,胆小怕事,见了领导就哆嗦,怎敢给他们提意见。秃子和占君没那么多心计。秃子说:“希望资本家出身的子女也能加入青年团,光荣一下。”占君建议:“星期六早点上班,好参加舞会。这也是关心群众生活嘛。”

几个星期后,领导们对职工的意见开始进行阶级分析,从中推选出几个右派分子,凑上指标。很不幸,秃子和占君都被选中。厂里召开班组批判会,要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要戳穿敌人的阴谋。秃子和占君知道这回捅了大漏子,领悟到祸从口出的大道理。可是说过的话如泼出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两个小伙子肠子都悔青了,拼命的检讨,承认错误,对不起党,对不起领导。可是冷酷无情的斗争还是把他们打入了另册。1958年,秃子和占君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

秃子的爹是小有声望的资本家王万利,家底厚。即使失去工作,吃饭穿衣不用发愁。占君就不同了,爹这条腿已经断了半截,养家的担子都落在他的肩上。可是今天他这条腿也折了。开除的处分对于只工作了几年的占君无异于晴天霹雳,无法承受。一个人来到崇文门外的小酒馆,摆了半桌子的啤酒瓶。应了祖先李太白的名言,借酒消愁愁更愁。

占君在酒馆门口哇的一声,吐了一大堆白糊糊的从输出端反馈过来的排泄物,歪歪斜斜地走回家中。不脱衣服,也不脱鞋,一头倒在炕上。李贵勋闻到浓烈的酒味,大惑不解。儿子平时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今天这是怎么了?本来他想告诉儿子一件喜事,儿媳妇生了个小孙女。

李贵勋不知道儿子飞来横祸。可爷儿俩还得相依为命,晚上一直守在儿子身边,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到了半夜,李贵勋刚打个瞌睡,忽然儿子猛地坐了起来,嘴里喊着:“别开除我,别开除我,我还得养我爹哪。”喊罢,伤心地哭了起来,夜半哭声竟如此之惨,全院的街坊都披着衣服走了过来,看个究竟。第二天,整个胡同、北口、南口都传开了:占君被厂子开除了。这条消息给平静封闭的小区带来了爆炸性的效果。

孙大婶说:“多好的一家人呀,老伴刚死不久,儿子又被开除了,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北屋的王婶说:“多好的一个孩子,办事从不越轨,对父母也孝敬,怎么就把他给裁了?”

等占君平静下来,李贵勋对儿子说:“你小姨子来过,说你媳妇在朝阳医院生了个女孩。”对这样的喜事占君毫无反应。他已经被开除公职的事件压得喘不过气,女儿的降生不过使他的精神负担更加沉重。

还是子曰诗云的苏老爷子有见识,用历史知识开导占君:“大君,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想当初,刘玄德失小沛,投袁绍,走新野,越檀溪,一生多少周折,终于在半百之后光复汉室,雄踞巴蜀。你才二十几岁,前途无量,怎能被一时的背字儿遮住双眼。岂不闻‘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大君,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老天对你的考验呀。”

不管说到点儿上没有,占君知道天塌下来,扛不住也得扛。我倒要看看我的命运有多糟。想罢,止住泪水,换上一套干净衣服,直奔朝阳医院的妇产病房来看新生的女儿。女儿刚刚吃玩奶,正在熟睡。看到她天真可爱的小脸,占君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他忍不住说声:“我当爹了。”

妻子问他:“昨天小妹到处找你,你跑哪儿去了?”占君没说过瞎话,这次竟然破了惯例:“昨儿个和朋友喝了几杯啤酒,接着又打了半宿百分。”妻子似信非信,只好点头接受。嘱咐他少喝点,别误了工作。

妻离子散

由于占君的母亲已经去世,妻子只好回母亲家去做月子。占君隔三差五卖点东西看望母女。几个星期后,妻子忽然问到:“出了事干吗瞒着我?对我还信不过吗?”占君一下子慌了手脚,自知纸里包不住火,只好一五一十把事情经过端了出来。然后他说:“我怕你心里着急,弄不好得个月子病,才说了回瞎话。”妻子坚毅地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春。别怕,你我日子还长,出路总会有的。好在我还有份儿工资,够我和闺女用的。你再谋条生路,照顾好你父亲。”听了妻子一席话,占君心里又有了光亮,原来妻子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

可是到处都是集体化,公有化,有谁愿意收容一个失路之人哪?眼下,只有和父亲一起做苍蝇拍了。就这样国棉三厂特殊培训的钳工技师叮叮当当地干起了手工活儿。犹如庞统当知县,大才小用。

丈母娘知道占君被开除的消息后,十分恼怒:“我闺女怎能嫁给一个右派分子?我的小外孙女生下来就背了黑锅。”于是对占君逐渐冷淡起来,占君也有自知之明,到她们家探访的次数逐渐减少。

八月,占君在看望妻子和女儿的时候,发现油头粉面的二赖子正和妻子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这二赖子本来是和他一起到青岛受训的,此人家庭条件较好,喜欢追逐女人。他曾向玉芬示爱,遭到回绝。但贼心不死,这回趁人之危,对玉芬开始献殷勤。占君和玉芬分居已久,感情有所淡化,加上二赖子油嘴滑舌,百般讨好。玉芬失去防范,为他所动。

于是占君唯一的生存欲望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摧毁了,妻子移情别爱,女儿年幼无知。这次,他没喝酒。酒壮怂人胆,这次我不怂了,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去找我娘了。回家之后,见了胡同里的邻居,他强作微笑,一一打了招呼。趁爹爹到加工厂交活儿,找了根绳子,捅破纸糊的顶棚,把绳子拴到房柁上,准备悬梁自尽。无奈命不该绝,被阎王爷拒签。

自杀过一次没有成功的人往往分为两种。一种是矢志不渝,接二连三,直到成功为止;一种是如同淬火后的钒钢,变得愈加坚硬,再也不做自残的蠢事。孺子可教,占君成了后一种断肠方知断肠痛的人,他要顽强地活下去,向传统势力挑战,沿着命运的征途勇敢地冲杀。

第二天,他把妻子留在家里的物件包好,写好一纸文书,签好名字。然后把物件和文书交给妻子,要求离婚,让他爱过的人去得到她想要的爱,让他不懂事的孩子去找个清白的父亲。妻子被他的勇敢行为感动了,终于流下了左右为难的眼泪,一对发誓白头偕老的青年男女就这样地被一阵棍棒打散了。妻子拿出五十元存折送给占君,占君回绝:“你和孩子比我需要钱,我宁可挨饿,也不会让你们母子委屈。孩子大了,你告诉她,她还有一个远在天边为她祝福的父亲。”

妻子离散,女儿改姓,占君倒是觉得没了挂念。无家一身轻,踏下心来,跟着父亲一起做蝇拍。他的眼神好,手脚麻利,比父亲一个人干活要快多了,一个月下来,爷儿俩也能挣上三十来块,吃窝头有富余。每个星期,他还给父亲买二两酒,一包五香花生仁儿。爷俩时不时还能吃顿炸酱面。占君的情绪也恢复正常,胡同里没人再把他当成右派,久而久之,他也几乎忘记了那个光荣的称号。

第二次亮点

大跃进的风暴刚刚刮过,接踵而来的是经济萧条。当全国人民面临饥饿和浮肿的威胁时,1960年寒冬,占君却迎来了他生活中的第二个亮点。

听朋友说,背一口袋白面火烧到高碑店的集市上去卖,一个能买好几毛钱,不但能赚回路费,还有富裕。于是他要老爹一个人继续钉拍,自己变卖了两个硬木茶几儿,凑齐了挖第一桶金的本钱。

拿着这点本钱,他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收购粮票。凑了四五十斤,他买了白面,请胡同里的大妈、大婶为他烤火烧,每烤二十个付给一毛的回报。邻居们知道李氏父子的难处,同情恻隐让他们不好意思接受这点工钱。烤好以后,占君背个大口袋和同伴一起起个五更,乘短途火车到高碑店。

不到一个小时就把火烧都卖出去了。占君捏着一大沓儿零钱,流露出成功的喜悦。回家后,买了半斤白酒,一斤猪头肉,和父亲一起乐呵呵地庆祝一番。然后,重复着人生大循环,买粮票,购白面,烤火烧,去高碑店。忙乎了一年,钱包又鼓了,爷儿俩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胜地不长,盛宴难再。经济困难有点缓和了,政府开始腾出手来,打击投机倒把的不法分子。连一首二胡独奏曲《赶集》也成了批判对象。为了不在刀尖上再冒风险,占君结束了贩卖的生意。继续回家和父亲一起钉蝇拍。邻居们不愿看到李氏父子再受挫折,没一个多事的到派出所揭发检举。

暴风雨来了

平静的生活延续了四五年,这小小的胡同又被文革的巨浪冲击得摇来摆去。地、富、反、坏、右里,右派屈尊第五,相当于“男爵”。虽然地位不高,但也沾了黑边。尽管邻居们千方百计地隐瞒,还是有个不懂事的小孩向造反派告发:“北院儿还有个右派哪。”

造反派如获至宝,凭着高度的无产阶级嗅觉,把占君揪了出来。脖子上挂个大牌子,每天早晨向头头报到,然后拿把扫帚像《空城计》里的二老军打扫街道。造反派在一旁颐指气使,监督着这群没有出庭也没有刑期的犯人。这真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占君的眼前又是一片漆黑,这一次黑得他再也找不到亮点。

几个月后,造反派玩腻了捉弄五类分子的游戏,把他们遣散。他们吊销了占君的粮食关系和户口,把他押送回他从来没去过的原籍,河北枣强,交给贫下中农去监管。

农协会的头头也姓李,算起来还是占君的远房堂弟。农民的阶级觉悟比工人阶级要低点儿,更加注重老祖宗留下的血脉之情。占君肩不能担,手不能提,于是把他分到生产队的牲口棚,每天喂几匹马,几头牛。干些上料加水的活儿,还给他记满工分。

和北京的残酷批斗相比,这里成了占君的避风港湾。不过没有一个熟人,他每天睡在草垛旁边,自我感觉就像当年发配沧州的林冲。可是人家林冲还有散碎银两,用虎头皂银枪挑着葫芦去沽酒驱寒。他却没有这个条件。再说,林冲急了,可去梁山。他却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然而他还想着回到父亲身边尽孝,小不忍则乱大谋。心字头上一把刀,这口恶气只好吞下去了。

生产队每天给他送来几个窝头,几块大腌萝卜,有时还带几根大葱,一包黄酱,凉水管够。他这里一无报纸,二无收音机,世上风云变换,他全无所知。头发长了,就找把剪刀胡乱地剪上几遭。胡子长了,用火烤焦,然后一捋而下。没钱买烟,他就捡来各种树叶,晒干,碾碎,再用旧报纸卷成大炮,抽上几口。他居然能品尝出不同树叶的烟味儿,枣树叶卷的香烟最好抽。久而久之,他习惯并适应了这种环境。他知道他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一个没有罪的罪人。

不速之客

几年后来个一位不速之客,占君的小姨子分配到师范学院上学。星期天,她想起了在此落难的姐夫。姐夫曾经潇洒英俊,谈笑风生。她十几岁的时候,姐夫就成了她心中的偶像。幻想着将来她也要嫁给这样的一个男人。对姐姐的处境她也理解,都怪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

她买了瓶酒,二斤点心,两盒前门牌香烟。兴高采烈地来看占君,希望给他一个惊喜。没想到进了牲口棚后,姐夫皮肤黝黑,眼窝凹陷,牙齿薰黄,双唇发紫,须发参差。姐夫已经麻木,对她的到来毫无反应,更不要说惊讶。小姨子哭了:“就是魔窟,也不该把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整成这样呀。”占君无语无泪,他的泪已流干。只对小姨子说:“谢谢你来看我。把我忘了吧,我不值得让你惦记。天快黑了,你赶紧走吧。”

小姨子本来想告诉他,姐姐的第二任丈夫当了造反派,另有新欢。姐姐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日子也很艰难。她知道姐夫对这样的事已经毫无兴趣,只好擦干眼泪,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充军发配的场所。

异途同归

占君被遣散后,李贵勋孤苦无伴,形影相吊,度日如年。于是他把几件瓷器、折扇拿到珠市口的古董店,卖了百十块钱。他到远郊区找了一位老伴,她还带个四岁的女儿。本来收入不多,结果又请来两张吃饭的嘴。日子更为拮据。邻居们知道母子都是农村户口,常常四两半斤地接济一点儿粮票。老伴的娘家弟弟有时也送来半口袋棒子面。李贵勋写信给儿子,希望一家人团聚一次。然而占君对人生的乐趣已经冷漠,这时候,就是有人推举他做国家主席,他也无动于衷。

李贵勋的老伴是庄户人家,会过日子,知道丈夫收入微薄,难以度日。每天都带着孩子到龙潭湖边挖野菜,有刺菜、马齿苋等。然后,挎着篮子回家,给丈夫蒸一锅菜团子。李贵勋觉得还很幸福,毕竟比窝头就萝卜干儿要可口多了。富人有富人的福,穷人有穷人的乐。一家三口和和谐谐,反倒招来了几位鳏夫和寡妇的嫉妒。

不久,李贵勋三番五次地感到胃部刺痛,流酸水。发作时,他就吃两片止痛药、胃舒平把疼痛压下。可是病情发展很快,常常在半夜疼醒。他不得不花一毛钱挂号费,到东晓市诊疗所去查看一下。医生说可能是胃癌,但他们这小庙治不了这种病,得到大医院去彻底检查。李贵勋豆粒大的汗珠顿时一滴一滴地落到地上,对这刚有几天暖意的小家,无疑是晴天霹雳。大医院好,他去的起码。他决定瞒着老伴和儿子,静静地开始了人生倒计数的阶段。

唐山地震的那天夜里,随着房屋的颤动,李贵勋吐了一口血,叫了一声:“占君呀!”双腿一蹬,告别人世,结束了他惨淡压抑的后半生。对他来说,早走一天就少受一天活罪。这回他是彻底解脱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找回在人间失去的幸福吧。

贵勋死后,后妈托人给占君写了一封短信:“汝父身患胃癌,于7月28日凌晨去世,节哀。 后妈”

一星期后,占君收到重如万金的家书。知道父亲亡故的消息后,他那双灰暗的双眼露出了一丝明亮,他那弯曲的后背挪掉了一个压了多年的负担。父亲走了,他的顾虑也没了。他准备完成1958年没有得逞的杰作,自杀。

他找来两根电线,用牙齿咬掉了包皮,左、右手各缠一根。然后咬破食指,在一张废纸上写下:“想当年尉迟恭和宝林在白良关演了场《父子会》。今日里李占君在望乡台与父亲唱一出《父子劫》。父亲,孩儿来也!”他紧握着导线头,准直地插进220伏的插座。同时聚集了全身的力量迸发出最后一次怒吼。虽然没人听见,但却引起了马、驴、骡的惊恐不安,呕啊呕啊地连踢带叫。随着一股刺鼻的黑烟,占君化作冤魂,告别了这个对他不公平的人世。

阎王爷同情他的遭遇,按他的请求,把他分派到第十八层地狱,永远不回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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