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27

当我们讨论一个社会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明确这个问题的不同层面,福利问题也一样。在福利问题上,首要的问题是权利层面的问题,其次是制度层面或体制层面的问题,第三才是政策层面的问题。

福利问题,和其他问题的争论一样,首先体现的是权利层面上价值观或自由观的不同。

现在中国的很多自由知识分子提倡的自由观,是18世纪的自由观,即认为自由就是不被干涉或法律下的自由。到了19世纪,人们开始强调公民参与权,要求并落实普选权,这是扩大了的自由观,也可以说是积极的自由观。到了20世纪,人们进一步要求社会权利,比如同性恋者的权利、少数族裔的权利、妇女的权利,这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平权运动,在一个社会合作体系下,要求公平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待遇。作为社会合作者的公民,基本的福利保障权也是社会权利中很重要的一项。

我秉承的是这样一种大自由观,它不仅仅是以上自由或权利的综合,而且更为根本的是这些自由权利的配置是否公平正义。

福利问题,首先是一个权利问题,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每个人都活下去的权利。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根本的。既然国家或社会是一个大家默认的合作体系,任何人都无法剥夺或者漠视别人活下去的权利,或者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在这之下,才是制度层面和政策层面的问题。

管理学家赫茨伯格曾经提出过一个理论,就是在企业的管理中,要区分出两种不同因素: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

[美]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Frederick Herzberg,1923-2000)
第一,不是所有的需要得到满足都能激励起人们的积极性,只有那些被称为激励因素的需要得到满足,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第二,不具备保健因素时将引起强烈的不满,但具备时并不一定会调动强烈的积极性;第三,激励因素是以工作为核心的,主要是在职工进行工作时发生的。

保健因素是指造成员工不满的因素。保健因素不能得到满足,则易使员工产生不满情绪、消极怠工,甚至引起罢工等对抗行为;但在保健因素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以后,无论再如何进行改善的努力往往也很难使员工感到满意,因此也就难以再由此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所以就保健因素来说:“不满意”的对立面应该是“没有不满意”。如工资报酬、工作条件、企业政策、行政管理、劳动保护、领导水平、福利待遇、安全措施、人际关系等都是保健因素。这些因素均属于工作环境和工作关系方面的因素,皆为维护职工心理健全和不受挫折的必要条件,故称为维持因素。它不能直接起激励职工的作用,但却有预防性。

激励因素是指能让员工感到满意的因素。激励因素改善而使员工感到满意的结果,能够极大地激发员工工作的热情,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但激励因素即使管理层不给予其满意满足,往往也不会因此使员工感到不满意,所以就激励因素来说:“满意”的对立面应该是“没有满意”。

在社会制度和政策层面,也存在这类似的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它们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

市场机制保障了每个人可以在其中发挥自己的才华,每个职位都对所有人开放,机会均等。这样的制度鼓励竞争,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才能,激励人们进取,增加社会满意度。

不管奥地利经济学派还是凯恩斯经济学派,其实谈的更多的是激励机制问题,而不是福利问题,不是社会保健问题。他们谈论其他因素,也是基于对效率或激励机制的影响。

[奥]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 1840-1921)奥地利学派鼻祖
首先,凯恩斯经济学并不像好多人误解的那样,是搞社会主义、搞福利。凯恩斯经济学是要在战后英国那种失败的经济体系下,寻找一种解决方案。古典经济学中有个萨伊定律,是说市场可以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达至均衡,市场可以通过自动调节解决失业问题。当社会上存在大量失业者时,由于供求关系,工资水平就会下降,可以让更多人就业,当降低到只能保证基本生活的时候,市场就达到了充分就业状态。当时英国经济出现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大量失业,市场调节失灵,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又采取了一些错误的经济政策,使之雪上加霜,导致了20世纪初全球化的衰退。凯恩斯发现,由于存在强大的工会,他们的谈判议价能力特别强,工资出现刚性,于是无法通过降低工资使市场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也就是说,市场均衡是一种高于自然失业率状态下的均衡。这个时候就出现严重的购买力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怎么办?凯恩斯提出,可以通过公共支出,通过转移支付来让老百姓手里有钱,给他一些工作,来增加有效需求,来解决危机。在西方世界大萧条期间,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采用了类似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这样一些经济政策,走出了经济危机。

凯恩斯经济学是一种短期经济学,它是解决短期危机的,它通过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让深陷其中的西方资本主义爬出泥潭。后期的新凯恩斯主义,有很多变化,供给学派是新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流派,它并没有完全抛弃凯恩斯主义。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西方走出泥潭以后,随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后来,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发现,人们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政策的效果,往往是滞后的,这种滞后又往往会导致出现一种反周期现象。当发现经济处于萧条状态的时候,开始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刺激,但它的作用会滞后,比如说半年,这个时候经济自身也应该走出了泥潭,进入了一个上升阶段甚至繁荣阶段。这样,经济政策就起了副作用,本来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是要让市场走出萧条的,但发挥效益的时已经复苏了,这个时候这种财政政策会出现一种负效应,助推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学派或者货币主义学派,是一种长期经济学。它认为从长期来看,熨平经济周期的行为往往是无效的。之所以出现经济波动和危机,恰恰是干预政策导致的。如果有健全的市场经济,能让市场自动发挥作用,市场会自动达至均衡。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
凯恩斯经济学是在经济陷入危机、均衡不能在充分就业下达成、经济政策出现严重失误的情况下,通过财政政策对总需求进行有效刺激让经济走出危机。而供给学派,不过是从供给而不是从需求角度解决问题。弗里德曼就简单多了,他说其实一切经济波动都是因为货币供应量变化导致的,只要管住货币供应量,社会总能够在较长的周期内出现均衡。所以货币主义强调管住供应量,让市场自动调节,其前提是市场有效。

不管是货币主义,还是奥地利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前提,就是长期来看对市场有信心。但这种信心不等于市场万能论,这只是局限于经济效应范围内的信心。

即使在经济学范围内,对市场的信心是不是就真的可靠?也就是说,市场是不是完美的?市场本身就可以彻底解决激励机制问题?奥派经济学家的论述是,在一个完美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几乎可以被市场代替;但现实的市场经济是不是完善的?是不是运行良好的?是不是公平的?有没有各种其他非市场因素导致的垄断?如两极分化问题,就是市场机制也就是激励机制出现问题的一种表现,它堵塞了普通人上升的通道和成功的可能性,致使大部分人无法通过努力取得成功,大家就会破罐子破摔,就开始寻找出气筒。这又是激励导致的保健问题。

经济学是解决产出效率和社会激励问题的,它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不能用经济学解决社会分配问题,解决价值排序和选择的问题。

那么福利是干什么的?福利相当于企业的保健因素。因为保健因素是兜底的,所以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包括福利国家,它们的福利制度都是补充性的。它起的是这样一个辅助作用:在市场机制和整个的社会的运转已经给予了勤奋的人、有才能的人最大好处的情况下,让那些不够勤奋,和才能不够的人也有权利生存。不管是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因素,你就是一个弱势,你就是不够强大,那么你已经在市场的激励机制上被严重低估了,甚至被边缘化了。

即使在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下,即使这部分人很努力,也未必能够成功。他们的失败很可能是一些客观因素导致的。比如说黑人,是不是因为美国过去长期的种族歧视,或者说原来的奴隶制带来的影响?过去的长期影响,使黑人群体虽从法律上得到了平等地位,但在事实上、在文化上、在整个教育与环境等等方面,起点跟白人不一样。再比如一个在贫困山区长大的孩子,他可能很努力,他每天都起早贪黑走几十里山路去上学,但是他的心智成长和城市的孩子仍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付出的大量的时间和代价都是无效的。他跑几十里山路去上的那个学校,其实是一种很低劣的教育,所以他长大以后跟城市的孩子的起点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初始不平等问题。这个不平等是谁造成的?是社会,一个历史延续的制度或者文化问题。一个健全的社会不能仅仅考虑现在的现实,或者不能用自然主义的眼光看待问题。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有两个最大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他们先预设了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讨论问题,他们忽略了市场的不完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有一种非常自然主义的倾向,认为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历史这么延续下来就是这样。他们完全忽视了自然的差异或者初始的不平等带来的严重的起点的不公平。

回过头来总结,西方制度下的福利是什么东西?就是让那些现实中因为自然原因、历史原因、家庭环境原因等各种原因导致的无能,导致的没有能力适应市场激励机制的人,得到一定的照顾。这可以类比企业的保健因素。你不能说,一个公司里创造财富多的,就给予巨额奖励、给予股份等等,那些普通员工连生活保障都没有,连工资都保障不了,大家就都要离开。所以必须有保健因素。

社会也是一样,人客观上离不开,但是他已经游离于社会之外,已经不合作了,就会出现很多社会问题。有那么多人去到公交车上搞爆炸,去到幼儿园搞砍杀,指责他们的同时大家都承认这个社会出问题了。问题出在哪?就是作为一个合作的社会,已经抛弃了很多合作者,他已经没有能力跟上去;这个时候国家就该出来解决问题,让这些人不至于铤而走险,这个社会才能良性运转。福利,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因此,那些富人应该拿出一部分来解决税收问题;因为你从这样一个合作体系中,从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然后你拿出一小部分来去给这个社会以补偿,让那些无能者甚至被认为懒惰的人也能活下去;然后让他逐渐摆脱这样一种状态,跟上大家的步伐,这才是一个良序社会的优越之处。

剥削富人这个说法是完全无视市场经济本身强大的激励能力,而把一个补充性的东西当成一个主要的问题来谈。如果取消了福利,这个社会就激励了吗?不是的,福利是保健因素,它不起激励作用。试想一下,如果把所有的福利都取消了,这个社会的生产力未必会提高,反而会下降;因为社会合作出现问题,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良序的、人人友好相处的社会了,这种两极分化、这种严重的不公平,它会带来社会仇恨。

我们民主化后是不是要尽快进入福利社会?其实这不是愿意不愿意进入的问题。首先,价值判断上不要认为福利就是坏的,收税就是抢劫。现在很多从经济学角度或者从奥派经济学角度看中国问题的人都是这种思想,反对一切福利,在一个没有福利的国家反对福利。改革开放几十年,为什么老百姓普遍依然这么穷?一个极度不公的制度一旦转型,难道就可以一下子不承认这个事实了?不承认由于制度不公平带来的起点差异了?就可以说不管是官二代还是现在的富豪都是应得的,然后就从这个起点去搞市场经济?有人总结了西方的经验,不能搞福利社会。可中国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你想不搞福利社会,他们干吗?除非你不搞民主,维持专制。反对福利,必然要反对民主。这就是很多本土奥派人士最终倒向了专制的原因。

一个社会的合作体系下必须有基本的福利,基本的福利让多数人都能够正常地活下去,然后才能谈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让社会的运转更良好,发展更快。效率问题不是首先要考虑的。首先考虑的是建立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能够得到保障的社会。自由权,首先是一个平等问题。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自由权的平等,根本建立不起一种自由体制。有了这样一种权利的平等以后,首先考虑的是穷人的问题,而不是富人能不能赚到更多钱的问题,不是这个国家是不是很快发展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这个国家的最贫穷的人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然后再去考虑解决这个体制的激励机制问题,让大家合作,共同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

奥派经济学家或者说古典自由主义者,他们特别警惕政府的权力过大问题。社会福利的增加,的确会带来政府权力的扩张。有一些经济学家给出了很多方案,来防止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比如弗里德曼对于政府投资教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就是相对于政府直接投资公立学校,给家长发放教育券,让他们自主选择私立学校,可能是更好的方案。比如经济学家给出的尽量把二次分配交给市场解决的方案,这样也会有效限制政府的权力。另外,西方的制度是一个三权分离的制约体制,政府不可能无限扩大,政府本身会受限制,这是宪政体制的一个应有之义。

古典自由主义者过于看重政府的负面作用,没有看到在民主体制下,在监督机制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政府还能发挥很多重要的不可代替的作用。奥尔森的经济理论认为,民选政府有很多正面的功能,甚至能提高市场的效率,维护市场;特别在一些突发事件发生时,比如自然灾害面前,政府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力量,有市场或民间不具备的动员能力。以卡特丽娜飓风为例,美国共和党政府做得非常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秉承小政府的理念,消减了大量的政府预算,把好多联邦政府的职能推给了州或地方政府。当灾难来临,一个地方政府的能力不足以去解决突发事件的时候,联邦政府的空缺就看出来了。

[美]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 Jr,1932-1998)
总结一下:福利问题,首先是一个权利问题,是人人自由权利平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宪法来保障的。其次,要建立一种市场经济的机制,建立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建立机会均等的体制。第三,这个社会必须有必要的福利来保证弱势群体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有尊严地活下去。所以,福利不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补充。如果认为福利就是抢劫,连这种补充都不需要,如果大多数人面临着生存问题的话,市场经济就不可能稳定地运行下去。市场经济,竞争机制是主要的部分,而福利是次要的部分。

那种“福利养懒人”的说法,是把保健因素误认成了激励因素。福利搞得好,未必可以提高社会满意度,但没有福利或福利太差,一定会带来强烈的社会不满或社会危机。一个健康的、秩序良好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激励与保健并重的社会,既要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又要有合理的福利政策,二者缺一不可。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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