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的《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及动机分析》在叙述了中国出兵朝鲜的曲折过程后，又对毛泽东决定出兵决策动机的思路进行了分析。他的分析周到详尽: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动机，长期以来意见纷纭。
首先是对于一个基本史实的认定: 中国出兵究竟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关于这一点有两种相互对立的看法。一种是: 中国出兵完全是毛泽东主动要求的，斯大林冒着扩大战争的风险被迫同意了中国的主张。苏联著名的军事历史专家沃尔科戈诺夫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另一种看法是: 要中国出兵援助朝鲜是斯大林提出的，毛泽东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并且只是在中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才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的。1966年8月，苏联外交部关于朝鲜战争背景的报告表达的就是这种观点。在当时档案文献完全封闭的情况下，人们根据局部事实作出这种判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苏联解体二十多年后中俄两国档案文献陆续披露的今天，这些看法就显得过于简单了。
在美国介入战争以后中国如何援助朝鲜的问题上，以1950年10月为界，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前期毛泽东积极主张中国出兵，并几次直接或间接向莫斯科提出要求，而斯大林却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以致错过了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最有利的时机。后来朝鲜兵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金日成和斯大林都要求中国立即出兵援朝。在军事条件不利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力主出兵援朝，但多数中国领导人主张谨慎从事。随着战局不断恶化和苏联的步步退缩，毛泽东确实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压力，但出兵援朝的决定最终还是没有改变。因此，究竟是斯大林迫使中国出兵，还是毛泽东迫使苏联同意出兵，不能一言以蔽之。同样，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对毛泽东作出参战决策的动机进行分析，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以往研究者对于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或动机的推断各执一词，各有所据。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判断，一种是“安全说”，一种是“革命说”。前者认为，由于联合国军向鸭绿江推进，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为了保证中国边境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中国必须介入战争，并把战线推至远离中朝边界的地区。而“革命说”主张，美国对朝鲜的占领直接威胁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果实，并且影响到亚洲革命的成功。中国不可避免地介入朝鲜战争，乃是毛泽东的革命学说和革命精神使然。确切地说，中国出兵朝鲜的历史过程如此曲折复杂，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战场情况和外部条件如此变幻多端，毛泽东在决策时的考虑绝不会是单一的、不变的。
这里说一个插曲:“苏联克格勃窃得绝密情报，促使毛泽东出兵朝鲜”。
据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刊2010年6月3日报道，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韦杰夫(曾是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撰文指出，上世纪50年代，潜伏在英国外交部任美国司司长的克格勃间谍唐纳德.麦克莱恩曾经向他透露，朝鲜战争爆发后，正是他窃取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害怕和中国发生持久战争的绝密情报，最终促使中国迅速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
罗伊·麦德韦杰夫指出，勃列日涅夫时代，他在撰写有关斯大林历史功过的书籍时，认识了在莫斯科过着隐居生活的克格勃超级间谍唐纳德·麦克莱恩，化名是“马克·彼得罗维奇·弗雷泽”。麦克莱恩向他透露过当年他在英国外交部潜伏时，和英美核委员会有联系。在波茨坦会议上，正是他传递的情报让斯大林有了准备，从而让斯大林在杜鲁门宣称已制造出原子弹的消息时不动声色。
麦克莱恩还披露了一段他亲身经历的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期间的事情。当美军在仁川登陆，北朝鲜的处境岌岌可危时，斯大林决定让中国尽快出兵援助朝鲜。但是，当时毛泽东有些犹豫，担心美国会把战火烧到中国，甚至向中国投掷原子弹。
当时英国首相艾德礼正在率团访问美国，时任英国外交部美国司司长的麦克莱恩陪同出访，因此，掌握了英美两国之间的许多秘密。期间，他成功窃取杜鲁门给麦克阿瑟的指示的副本，里面要求麦克阿瑟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越过中朝边界，美国害怕卷入和中国之间没有获胜前途的持久战争。
这一情报被克格勃立即呈送给斯大林，然后转交给毛泽东，后者随即坚定决心，派出志愿军越过鸭绿江，揭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
1951年5月，麦克莱恩开始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的怀疑，就在被捕前几天接到英国内奸菲尔比的及时警报逃往苏联，并在克格勃的帮助下把家人接到莫斯科，开始过上隐居生活。英国司法机关缺席判处他30年有期徒刑。
在英国外交部任职期间，麦克莱恩向苏联传递了上千份秘密文件，其中一些情报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他在莫斯科生活了三十多年，1983年因心脏病去世。
虽然俄罗斯媒体的爆料是否完全真实还无从考究，但是从苏联解密的档案文件看，促使毛泽东最后作出出兵朝鲜决定的，虽然有来自斯大林的压力，但出兵与否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毛泽东手中。
沈志华的文章将这个问题叙述得条理很清晰:
从中国领导人讨论出兵朝鲜问题的过程看，其决策的客观条件以及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决策目标，前后多次发生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5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积极准备进攻台湾的战役。毛泽东得知斯大林已经同意金日成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以完成对南方的统一。从理念和本意上讲，毛泽东并不反对朝鲜通过武力实现统一的方针，因为这完全符合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不过，他希望金日成等中国完成统一，即解放台湾后再采取行动。既然斯大林已经拍板，毛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既成事实，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这时，金日成踌躇满志，信心十定，声称不需要中国的任何帮助。毛泽东只是提醒朝鲜要提防帝国主义的干涉。
第二阶段，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美国出兵干涉，并在联合国批准下组织了多国部队。中国及时作出了建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以备不测。在朝鲜人民军不断向南推进的过程中，毛泽东多次提醒莫斯科和平壤，应防备敌人在侧后登陆，并提出中国可以派出军队，化装成朝鲜军队秘密参战，帮助守备后方海岸线。如此，就有可能在不暴露中国参战的情况下，帮助朝鲜取得全胜。然而，尽管金日成也有此意，但斯大林始终没有认可。中国出兵的最佳时机由此错过。
第三阶段，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成功，朝鲜人民军的后路被切断，主力部队陷入包围，战局出现逆转。中国政府同时向苏联和朝鲜提出紧急出兵的要求，其目标是在人民军北撤的同时，帮助朝鲜政府在三八线建立一道防御线，以阻断敌军继续北进。关于出兵的形式，周恩来没有具体说明，只是说中国军队可以提供帮助。斯大林坚持要朝鲜人民军主力全部撤回三八线防守，没有理会中国要求出兵的建议。……
第四阶段，1950年10月1日，朝鲜人民军主力已被击溃，三八线一带处于无人防守的状况，联合国军开始越过三八线北进。斯大林和金日成同时要求中国立即出兵。中国多数领导人认为出兵的有利时机已经错过，主张谨慎行事。毛泽东说服其他中国领导人，决定组建志愿军，于15日开赴朝鲜，在苏联提供现代化武器装备和苏联空军协同作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此时斯大林和毛泽东都认为，中苏联手与美国军队作战，就能打败美国。……
第五阶段，1950年10月11日，联合国军迅速向北挺进，美国军队也已经越过了三八线，同时美国飞机袭击了苏联边境地区的空军基地。在中苏领导人的会谈中，斯大林提出苏联空军只能在两个月以后才能出动，而周恩来坚持中苏两国同时出兵。双方谈判的结果是放弃朝鲜，要金日成到中国东北建立流亡政府。毛泽东最初同意了这个意见，后又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志愿军于19日先行出动，在平壤—元山一线以北山区建立防御阵地，等待苏联装备和空军到达后再展开进攻。后因形势紧迫，毛泽东又将部队入朝时间提前到17日。中方估计，这种“出而不战”的作战方针仍可将战线推至远离中朝边境的地方。
第六阶段，1950年11月18日，朝鲜已完全丧失了防御能力，又发现大量美国军舰出现在三八线以北的咸兴地区海面，形势更加危急。斯大林命莫洛托夫通知周恩来，即使两个月后苏联空军出动，也只能帮助保护中国领空，而不能入朝协同志愿军作战。毛泽东再次召彭德怀进京紧急磋商，最后仍决定，志愿军所有部队照原计划于19日开始过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只能凭装备低劣的陆军单独与占有海空优势的联合国军作战，能否取胜或迟滞敌军北上，已毫无把握。
由此可以看出，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随着战场形势和苏联态度的决化，中国出兵决策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也不断发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必然要审时度势，随机调整决策目标。
从以上文章内容来看，斯大林对出兵朝鲜始终是前怕狼后怕虎，顾虑重重，唯恐引火烧身；而毛泽东则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大有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劲头，一心要和美帝野心狼见个高低。这种不计后果的胆量在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表露无遗。
在得知苏联打了退堂鼓，不能马上出动空军助战，而且建议中国暂不出兵、金日成撤退到中国的情况后，10月13日下午，政治局紧急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向美国发出警告，敌人也向我们发出了哀的美敦书。现在我们与美国已经是短兵相接，狭路相逢。如果让敌人压到鸭绿江边而我们表现得无能为力，软弱可欺，国内国际反动气焰高涨，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不利。我的意见是，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也要立即出兵。”经彻夜商谈，大家一致表示同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给仍在苏联的周恩来发了火急电报:
“与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再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参战利益受损极大！毛泽东是赔了儿子又折兵，救了一只白眼狼，人家却一点也不领情。
就在毛泽东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时，斯大林从维护苏联自身利益、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武装对抗的立场出发，改变主意，让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 苏联现在决定只派遣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
得到斯大林改变主意的消息后，毛泽东急电召回彭德怀和高岗，10月18日，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出兵朝鲜之事。会上，由刚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的周恩来介绍了几天来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谈的情况。毛泽东最后决断:“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就这样，在毛泽东的一意孤行下，中国军队在没有制空权的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开到朝鲜去为斯大林和金日成同美国人拼命去了。
沈志华是这样分析毛泽东的出兵决策动机的:
综合分析目前各种史料揭示出来的中国领导人关于出兵朝鲜的言论和行为，可以判断，中国(毛泽东)决策的动机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只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体现而已。
第一，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责任和义务。
1949年初，当中共革命已经露出胜利的曙光，斯大林也改变了对中国问题的观望态度，转而支持中共建立新政权的时候，毛泽东正式提出了成立亚洲CP情报局的问题。1949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苏两党达成了共识，即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应有所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共今后多担负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帮助，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毛泽东如愿以偿，立即组织亚洲各国CP领导人在北京学习中共的革命经验，后来又成立了马列学院分院。就这样，中共主动承担起指导和帮助亚洲各国CP的责任，而当时只有朝鲜仍然直接处在苏联的影响和控制下。中共中央认为，援助亚洲革命，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自身安全的需要。当朝鲜革命需要中国的帮助支持时，毛泽东自然会有一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其实，早在1949年5月金日成提出要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族部队归国时，毛泽东就毫不犹豫地满足了他的要求；后来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毛泽东虽然不大情愿，但还是表示要给予援助。看来，这时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心态发挥了作用。
显然，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只有出兵援朝，才能真正全面地掌握亚洲革命的发言权和领导权。在10月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 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彭德怀由此联想: 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援朝，那又怎样显示得出强大呢？……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威力也要出兵。这里的含义十分明确。此外，从中也可以看出存在于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中央王朝”的理念。在他的辞典中，东方情报局和亚洲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理念在现代社会和革命时代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他既有伟人的气魄，也有领袖的欲望，尽管不宜言表，却是在其脑海里贯穿始终的。
1949年7月4日，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在给斯大林的请示报告中表示: 新中国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须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 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CP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这种令人肉麻的表态，连斯大林也接受不了。他在7月11日说:“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允许的。”12日，刘少奇将此答复报告毛泽东。
7月14日毛泽东回复刘少奇:“关于两党关系的那种提法，是因为现在两党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消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来，毛泽东决心要拿中国的“局部利益”去服从斯大林的“世界利益”，并且用实际行动充当斯大林的“一个方面军的司令”。他要臣服并报答斯大林，但他也清楚这在党内外是不会被接受的。所以，他不但不让留文字记录，而且不准“向党内外宣布”。那时，正是斯大林在东欧实行苏维埃化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而这种输出革命的方针成了中共的楷模。在这方面，毛泽东以后走得比斯大林更远。毛泽东企图成为斯大林的继承者。
1949年4月3日，毛泽东召集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就北约成立发表声明，宣布要同苏联东欧集团携手共进，推翻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实现全人类的永久和平。11月6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的亚洲澳洲工会大会上宣布:“越南、缅甸、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的解放战争中的战士们，是完全做得正确的。”“而武装斗争则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斗争形式。这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在国内所实行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革命的工人阶级及被压迫人民要想避免采取上述的道路，而采取其他轻便的道路以求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建立人民民主国家，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那是错误的。”他在这里公开鼓动这些国家的反政府武装颠覆政府。
刘少奇在11月23日向北京市各界所作的报告中还宣布:“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在国内要担负恢复经济、提高生产的繁重的领导责任之外，在国际上，还要担负援助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洲、澳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繁重的责任。胜利了的中国工人阶级，对于这样一种国际责任，是不能也不应该推脱的。我们应该给那些需要援助的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精神的和物质的各种援助。这是一种光荣的责任。中国工人阶级应该具有充分的国际主义精神，愉快地诚恳地来担负这种责任。”
以上言论充分证明，中共早在羽翼尚未丰满时，已经处心积虑、乐此不疲地投身到英特纳雄耐尔的世界革命中去了。而且，至今初心未改。西方有些政要怎么就看不到到这点呢？
(未完待续)
荀路 2020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