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23期的《凤凰周刊》发表的几篇有关志愿军战俘的文章中，有一篇题为《志愿军战俘美国档案解密》。此文颇能解答志愿军战俘一些令人难解之谜。下面让我将此文（文字有删改）转摘阐述如下:
朝鲜战场上的两万两千名中国战俘，其中有三分之二拒绝返乡而选择前往台湾，甚至更有88人选择前往墨西哥、阿根廷等第三国。这是近代战争史中最大规模的战俘拒绝遣返回国案例。
是什么样的因素促使这些中国军人在放下武器后作出这种不同寻常的决定？
美国耶鲁大学曾进行了一项关于韩战中国战俘的研究。
“我们花了将近五年时间，从军方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解密档案中，把这些中国战俘相关的资料筛查出来。”耶鲁大学政治学者里尼德和保尔花费大量时间从浩如烟海的韩战档案中整理出1043份中国战俘访谈纪录。
事实上，美国学者的确具备更大的研究优势。沿袭二战管理德军战俘的经验，美军在其管理的韩战战俘营也收集并保存了比较完整的中国战俘登记资料，以及相当数量的美国军方为配合“自愿遣返”原则对战俘甄别和分类而采集的个体访谈记录。这些资料已成为目前已知的除两岸当事人口述历史外，容观了解当时志愿军战俘营人员组成、待遇及其生活唯一可供学界引用的第三方资料。
战俘营里的冲突与反抗
1952年，巨济岛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战俘为反抗美军虐俘而绑架巨济岛战俘营总管杜德准将事件。事件发生后，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者威廉接受美国军方的委托，前往战俘营调研。他重点研究的三个问题，可以体现美军这一时期对中国战俘特殊性的疑惑:
一、为什么一般而言本应倾向于保持中立、最大限度保存自己生命的战俘们，会分为亲CP、亲国民党阵营，并以战斗部队的组成方式进行生死较量，以便取得对他们所在战俘营区的控制权？
二、为什么亲共的战俘会有组织地反抗自愿遣返，同时又前所未见地完全不听从中立国的调停？
三、为什么会有战俘反复要求去台湾？他们本已投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什么又重新效忠于已经败退台湾的前国民党政府。
从这三个问题可以看出: 当年年发生在战俘营里的一系列矛盾，最终归因于两个冲突: 发生在战俘管理者与战俘之间的冲突；发生在志愿军战俘之间，以“共”“国”为敌对阵营的政治派别冲突。
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极其有限的出版物中，这两种冲突一般被描述为美帝国主义者伙同台湾特务对中共党员及有中共背景的战俘进行的残酷迫害。不过，在研究者的视野里，从现存的资料分析看来，冲突可能远远超出政治斗争的范畴。至少，对于管理战俘的美军而言，在“战俘”这个问题上——无论对于战俘身份的理解，还是对战俘的管理方法——中西方之间存在的诸多错位之处，让他们始料不及。在美国为主的联军眼中，这些中国战俘是如此“特殊”，战俘营里发生的一切远远超出他们在二战期间总结出来的成功管理战俘的经验。
在近代战争史上，志愿军战俘在集中营里的是非曲直以及引发的惊天消息在近代军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很难想像，同样是战俘，在日军战俘集中营里的盟军战俘会英勇地进行公开或地下斗争，在德军战俘营里的苏军战俘会组织地下组织对抗德国管理者；而盟军管理下的德军和日军战俘也鲜有发生残酷而激烈的内部斗争，更没有听说对战俘管理当局有什么“抗暴”行为。
不是说苏联、英美等同盟国战俘，德国、日本等轴心国战俘不曾发生过对抗、反抗战俘管理当局的行为和内斗事件，而是说这些事件与中国志愿军在战俘营里发生的类似事件相比，那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不否认有志愿军战俘在美军战俘集中营里受到迫害甚至杀害，问题是抗战中被日军俘虏的共军战俘曾受到更残酷的对待，但有谁听说过这些共军战俘除了逃跑而敢于英勇反抗？至于被日军俘虏的英美盟军就更不用说了。
共军战俘敢于反抗联合国军战俘管理当局，而不敢反抗大日本皇军战俘管理当局的原因只有一个: 他们是柿子拣软的捏！当了日本鬼子的俘虏还敢斗争，下场必然是统统地死啦死啦的！在日军刺刀下除了乖乖地苦力地干活，还能怎样？
反观志愿军战俘在美军集中营的表现，那真是胆大包天，斗志昂扬，居然出现武装暴动及扣押战俘营总管的震惊世界的事件。下面请看一段回忆录:
1951年1月，在韩国釜山战俘营72联队四大队，孙振冠(志愿军第20军60师营教导员)等人，领导了三千多战俘展开了“反饥饿、争温饱”斗争。10月，关于战俘问题谈判的消息传来，孙振冠、魏林(60军180师539团副参谋长)发动了签名运动，要求“回祖国，不去台湾”。到11月中旬，四大队的签名运动达到高潮。战俘王友敏(原国民党军排长)向美军看守头目格斯上尉告密，说孙振冠等人要暴动，格斯派人将孙振冠等人押来进行审问。孙振冠说，我们不是暴动，而是要签字回祖国。你们也在战俘营中散发了《日内瓦战俘公约》，难道我们争取生存权利，不符合国际法吗？最后，大家一致要求:“让我们愿意回祖国的集中到71联队去，如果不同意，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格斯上尉负责！”
格斯请示上司后，对谈判代表说:“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你们可以派一个代表回去把你们的伙伴叫来一块到71联队去。”随后，有一个人回去传达消息，大家听到消息，立即收拾东西奔向大门。由于去71联队的人越来越多，美军看守发现事情不妙，赶快关上铁门，结果只冲过去148人。后来，又有一些人经过坚决斗争，来到71联队。
这些“斗争”如果放在日本战俘营，那肯定是在太岁爷头上动土，根本不可能的。
再看《凤凰周刊》的文章:
二战经验VS中国战俘
战俘与战俘管理者都来自战场上的敌对双方，二者之间是否有天然的冲突性？对于这个问题，当时的中美双方有截然不同的认知。
美军熟悉的经验是: 二战时期，在他们的德军战俘营里，只发生过极少数纳粹高级军官的轻微反抗，大部分德军战俘一进入战俘营，就开始向他们申请在大学或研究所的就学机会。许多人在战俘营里攻读大学课程，修读学分。最终，有五千多名德军战俘在战后成为留学生，进入美国高校学习。
战士一旦成为战俘，战争对他们而言就算结束了，他们已经不再扮演军人角色——这是为美军和多数西方军队习惯的认知。
然而，他们不曾预料，以中共党员为首的许多志愿军战俘，并不认为成为战俘后，战争对他们就结束了，相反，具有丰富敌后战斗经验的他们，把战俘营当成朝鲜战争的第二战场。他们不仅与美军为首的联军管理者抗争，还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与内部的反对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美国军方对待志愿军战俘，从一开始就打算复制二战经验，但他们慢慢明白，中国人和他们在二战中的敌人有巨大差别。
板门店谈判于1951年10月10日开始，没有想到围绕战俘问题的争议使战争延长了近15个月。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双方对于战俘的处理方式大相径庭。中方提出的要求是停战协定签订后，释放全部战俘。联军则是倾向于一比一的方式交换战俘，并要求中方提供战俘资料、纪录，并让国际红十字会进入战俘营探望与视察。此外，双方都对对方提供的战俘数字有怀疑。
根据日内瓦公约，公约国应对进入战俘营的俘虏进行登记造册，战俘卡片资料要有年龄、籍贯、出身、家庭、教育程度、隶属军队及职务等个人资料，还要照相盖指纹等。完成这些手续后，才能算是正式的国际战俘。
二战时期，美国、德国均为日内瓦公约国，双方战后交换战俘纪录，误差在1%。而与非公约国日本、中国交换战俘时，都出现了双方提出的战俘数目差距巨大的情况。而在韩战中，美军统计己方被俘人员数量在一万五千名左右，最后实际只接收到7140人，产生了8177名“失踪人员”，数量至今高居美国历次战争之首。
“When one falls，anther brings him hom. (一个人牺牲了，总有人带他回家)”
这是2009年上映的美国电影《护送钱斯》海报上的一句话。在这部改编自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提名影片的电影中，作为故事主人公的美国军官在一次漫长而特殊的旅程后，将一名在伊拉克战争中阵亡的19岁一等兵钱斯的遗体送回家乡安葬。
“带每个人回家”，每个美国军人入伍时，都得到了这一承诺。不管是将军还是普通士兵，任何一个阵亡的美国军人都会受到最为郑重其事的对待。
自二战以来，美国仍有8.2万名军人在战场上失踪。所以，阵亡军人遗骸搜寻一直以来是美军的重点工作。这背后，是美军一个年耗资几千万美元、横跨各兵种、上万工作人员参与的美军战俘与失踪人员搜寻支持系统。
为此，美国军方先后成立了美国国防部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事务办公室(DPMO)和美军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联合调查司令部(JPAC)，致力于把每一个军人遗骸带回家。
JPAC是从上世纪70年代的南越美军收尸队演变而来，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搜寻并还原美军失踪官兵遗骸，隶属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依靠美国国防部的拨款运作，每年的经费为六千多万美元。
时至今日，JPAC分别在泰国曼谷、越南河内、老挝万象和檀香山设有四个永久分支。它拥有18个调查团，约400名成员。一个调查团一般由十多人组成，由一名队长和一名法医人类学家带领，其成员包括保卫、语言学家、医师、法医摄影师、军用爆破专家等多个身负特技的人。必要时，专业登山队员或潜水员也会加入。
一旦地点获得确认，调查团就会开始询问可能的目击者，做初步的地面搜寻。他们用磁力计搜遍该区域的地表，如果有足够证据表明尸骨就在那里，下一步就是派出发掘小组。
发掘的地点往往条件恶劣，多数时候，发掘小组就在发掘地点旁安营扎寨，一干就是两三个月。
对此，调查队法医人类学家罗伯特.曼恩说:“一旦做了这个工作，你会爱上它。它让你意识到，你做的努力不仅是对科学界和国家作出贡献，更重要的是，给一个为国家付出一切的士兵和他的家人一个交待。”
当发掘出遗骸和遗物后，调查团会马上将它们送往美国的中心鉴别实验室。科学家们会动用一系列技术分析所有送来的物品，来确定失踪人员的性别、种族、身高和死亡年龄，有时还会涉及死亡原因。
鉴别程序完结后，丧葬事务办公室负责通知死者家属，接下来就是迁葬回国，送至亲人手中，举行军队葬礼仪式，出具报告，存入国家档案。
美国历史上各次战争以及冲突的阵亡官兵数目，均可在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查询到。除1785–1795年的西北印地安人战争、1812年英美战争以及1861– 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阵亡人数是约数外，其余海外战争的阵亡人数均精确到个位数。
能够获得如此精确的数据，与JPAC的足迹遍及亚欧美三大洲和太平洋有关。也因为如此，处理好与目标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我们跟所有国家相处得都很好。没有阻挡我们执行任务的。”JPAC总指挥官这样说道。
2012年6月，越南第123次将越战期间阵亡的美军遗体移交给美方。美国与越南于1988年9月开始进行联合实地调查，自那时起，双方在搜查美军遗体方面共同调查了3500多起失踪案件并挖掘了五百多处地点。
出于人们意料的是，朝鲜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麻烦制造者”，甚至称得上相当配合——前提是你得掏腰包。1996年，朝鲜首次允许JPAC专家到朝鲜与朝方共同发掘美军遗骸，美方对朝方的投入予以经济补偿。双方共进行了30多次共同发掘工作，找到二百多具美军官兵遗骸。
即便是朝鲜宣布拥有核武器的2005年，在交纳五百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后，JPAC初期仍能按计划在平壤近郊开展韩战失踪人员的遗骸搜寻活动。但后来两国关系持续恶化，这次搜寻活动中止了。
2011年10月，美国和朝鲜再次达成协议，同意恢复搜寻在朝鲜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官兵遗骸。……
“带每一个人回家。”这是每一个JPAC成员的誓言。JPAC的每份报告、新闻稿、年度总结等文件也都是以这句话结尾。
这里我们要问的是，美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团级以上阵亡者都被运回国内安葬，而团级以下的官兵却丢弃在阵亡地草草下葬？等级制运用得如此周到，真令人寒心透彻！
再回到《凤凰周刊》的文章上:
而对登记造册的认知落差反映到战俘营内部，就是中方战俘对于美方采集个人信息行为的高度不信任。
“如果你比照美国二战战俘的登记表格和韩战战俘登记表格，会发现它们几乎是一样的。”耶鲁大学学者里尼德说，“比如首先登记个人基本信息，然后通过深度访问交叉验证信息的真实性；先确认军官等级，区分士兵和将领，然后根据日内瓦公约优待军官战俘的原则，为高级将领提供更好的待遇，由被俘军官负责管理他们的士兵。”
然而，进入战俘营的志愿军战俘对于联军屡屡要求提供的这些个人信息，十分警惕。我们一进战俘营，一个联合国军长官就问我们:“你们中谁官最大？”没有人回答。“你们中有没有军官？”仍然没有人回答。当时领导巨济岛战俘暴动的赵佐瑞事后回忆，“我告诉战俘营登记人员我的名字是‘王方’，没有透露我的真名。我告诉他我是一个炊事兵，而没有说自己的真正身份是180师538团政委。”
对于联军登记个人信息并准备以战俘来管理战俘的要求，志愿军战俘中的中共党员尤其敏感，认为这是敌人的分化伎俩，因此，不但自己隐瞒身份，大家还彼此保护，共同抗拒联军的管理。
对于这种心理，美方既没有预先到，也没有及时把握。里尼德查阅了许多军方档案，他认为美军作为庞大的官僚机器，对不同文化的敏感、变通能力很差，而且当时没有人想到，战俘问题会成为拖延整个战争的最大争议。
面对“毫不合作”而又数量巨大、语言不通的中朝战俘，美方伤透脑筋。卡尔森教授指称，美国军方显然在事前低估了语言可能造成的困扰。由于英语与德语同属日尔曼语系，二战后，进入美军战俘营的德军战俘大多很快就掌握了英语，而中朝战俘的语言不通，实属美军遇到的新问题。
因此，1951年1月起，应美军请求，台湾陆续秘密送出四批军人，在联军中担任心理作战及审问战俘等工作。这些台湾工作人员的工作，让美方管理战俘的效率大大提高。然而，正因为当时大陆与台湾的敌对状态，这些台湾军官客观上加重了志愿军官兵对甄别的严重恐惧。
1951年3月，27岁的台湾《经济快报》记者黄天才被招聘到美军驻朝鲜部队担任文职工作，负责审问志愿军战俘。和他一起从台湾来到朝鲜的还有33人。
黄天才印象中，志愿军战俘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有些甚至连名字都不会写，有些木头木脑，也有人聪明机灵。审问中，有个战俘对他们说:“长官，我要声明，我不是被俘的，我是主动过来投诚的！”
“你说你以前是国军士兵，那你是哪个部队的？长官叫什么名字？”“我怎么看你像是个地道的老八路。”没想到对方立马站起来说:“报告长官，我不是八路，我会唱国歌: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帐篷里响起嘹亮的歌声，旁边站岗的美国兵都笑了，觉得莫名其妙: 怎么战俘在审讯中唱起歌来了？
黄天才说，他审讯过的战俘中，起码有一半都自称是前国军士兵。所以他经常问对方:“那你为什么当年要投降共匪？”对方一般会回答:“长官，不是的，我当年是负伤才被俘了。”“长官，我是部队被打散了，让人家抓住了，不是投降。”“长官，我们不想投降，是我们师长叛变，大家莫名其妙被拉过去了。”……
黄天才等人审问战俘前，美军向他们交待，根据日内瓦公约，只能问基本的几个问题，除此之外的问题，战俘有权不回答。黄天才回忆说:“当然，美军也没让我们转告俘虏，在基本问题以外的可以不回答。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能强迫，他不回答，我也没办法。”
中国志愿军战俘的桀骜不驯和美国军方的依法管理发生了剧烈冲撞，其结果就是中方一直大肆宣传的志愿军战俘可歌可泣的“壮举”。而这些“壮举”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志愿军战俘像美军管理下的德军战俘那样，在战俘营里老老实实地学文化，而不是在CP斗争哲学的毒害下“继续战斗”，导致最后两败俱伤，这段历史岂不是波澜无惊地过去了嘛。
(未完待续)
荀路 2020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