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亨利耶特·冯·席拉赫(左1)常常在希特勒(右1)的身边,甚至能旁听他跟官员谈论公事。图/撷自pinterest.com

读到蔡咏梅文章〈我们和毛粉是两种人〉,她说人跟人之间即便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但是由于有“不可逾越的价值鸿沟”,对人物的价值判断就有巨大的差别。咏梅文中提到的一个细节:

“希特勒一位御用摄影师的女儿有机会经常见到希特勒,和希特勒聊天喝咖啡。她是位有同情心的女子,有次见到希特勒说,她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亲眼见到犹太人受到虐待,很可怜,问希特勒是否知道,希特勒立刻勃然大怒说,那些犹太人与你有什么关系,从此不准这位女子再在他身边出现。”

多么奇妙,笔者竟然跟这位“有同情心的女子”见过面,她名叫亨利耶特·荷夫曼(Henriette Hoffmann 1913〜1992)。亨利耶特的父亲亨利希·荷夫曼Heinrich Hoffmann(1885〜1957),确实是希特勒的专职摄影师,当年他的女儿亨利耶特十分活泼可爱,经常跟在父亲身边,所以时常有机会见到希特勒。

年轻时的亨利耶特·冯·席拉赫(Henriette von Schirach)。 图/撷自网络:listal.com

希特勒麾下的金童玉女

1933年纳粹党执政,希特勒登上总理宝座, 从此将德国转变成为一党专制的纳粹独裁国家(NS-Sta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Staat)。希特勒很知道抓住青年一代有多重要(毛泽东大约也师承于他吧),一上台就加强青年组织,他任命了一个贵族青年巴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1907〜1974)来担任领衔职务,让他成为“德意志帝国青少年领袖”,等于是青年部部长。席拉赫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贵族世家,因此在职位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主导角色,他将帝国所有青年都纳入希特勒青年团,将青少年的教育权牢牢地控制在手中。席拉赫本人在大学曾学习德国文学和艺术史,特别喜爱文豪歌德的作品。这位位高权重的青年领袖,于1937年做了一场关于歌德的演讲,把这位自由主义大文豪的思想演绎解说成了纳粹教育的精神主导,他的演说受到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赞赏,将之印刷成小册子,题目是《歌德对我们说。一位德国伟人的永恒思想》(Goethe an uns. Ewige Gedanken des großen Deutschen),这本小册子里还引述了许多歌德的名句,成为当时青年们的必读之书。大文学家被独裁阉割曲解利用,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层出不穷,不过拿歌德做宣传毕竟比拿希特勒思想做宣传要好很多。

年轻的巴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不到30岁就成了希特勒麾下的青年部长。图:dhm.de

话说年轻的巴杜尔少年得志,他看上了经常出现在眼前的希特勒摄影师的女儿,比他小6岁的亨利耶特,这对金童玉女就于1932年结婚了,那一年她才19岁, 而他不过25岁。一年之后巴杜尔就被登上权力高峰的希特勒任命为帝国青少年领袖,等同部长的级别。在未来的不到十年之中,他们生育了四个孩子,安吉莉卡、克劳斯、罗伯特和理查德。最小的理查德 (Richard von Schirach)出生于1942年,三年后的1945年,纳粹节节败阵,希特勒自杀,二战终结。在纽伦堡大审的法庭上,有24名纳粹的高级官员和将领受审,其中就有理查德的父亲巴杜尔·冯·席拉赫。由于席拉赫从1940年起直到战争结束,都担任维也纳大区的帝国领导人,所以将十八多万维也纳犹太人送到集中营的罪责得由他来承担,他被判“反人类罪”,获刑二十年,1950年他在狱中就跟妻子离婚了。

亨利耶特·冯·席拉赫(左)和她的摄影师父亲(中)及丈夫(右)。图/撷自spartacus-educational.com

台大中文系的两个德国人

理查德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从小因父亲的关系,心中受创很深,但是毕竟家族的根底深厚,并无经济上的窘迫。但是他说他们住在慕尼黑的洋房中,门牌上经常被人涂上黑漆,或喷上SS (纳粹党卫军)的符号。理查德后来读汉学,学习中文,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奚来侯,他到台湾来留学,进入台大中文系,听叶嘉莹老师的课。他常常为自己的中文名字感到尴尬,奚来侯(西来猴)有些不雅,问叶师是否应该改名,叶嘉莹微笑着点点头,不过也并没有为他另赐新名。

当时笔者在外文系就读,认识了同在文学院上课、后来的丈夫马汉茂(Helmut Martin)。汉茂也在中文系听台静农、郑骞、叶嘉莹的课,两个德国人自然就成为挚友,后来他俩一同租了台大后面罗斯福路小巷中的一所屋子,院子里面花木扶疏,颇有意趣。通过汉茂,我因此也就认识了奚来侯—理查德。我们常常一道到碧潭划船、郊游,或到校园旁边,退役老兵开的小店里吃炸酱面或山东水饺。

台大毕业那年冬天,我和汉茂结婚,证婚人之一就是理查德。次年我们到日本京都的“一乘寺”住了大半年,汉茂在撰写一篇梁启超的论文,我则在京都人文研究所搜集钱钟书的资料,每天黄昏我们都到山上去散步,山上的寺庙多多,如曼殊院、诗仙堂还有一些名字都记不得的小神社和庙宇,上山的步道上布满青苔,夹道林荫深处的庙宇古朴苍凉,内心立刻沈静下来,感觉上似乎可以入佛参禅。

理查德(左)是廖天琪(中)和马汉茂(右)的证婚人。图/作者提供

初次踏上欧洲大陆

那个1970年的冬天,我们结束了日本的旅居日子,我嫁鸡随鸡要跟着汉茂到德国去。但是汉茂应邀参加一个在夏威夷举行的国际性关于梁启超的研讨会,所以我们分头上路。他去美国,我则收拾行李,路经香港,准备飞到汉茂母亲居住的科隆市。在香港时,恰巧理查德也正结束他的亚洲之行,我们就结伴搭机,飞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那里他的家人会来接机。我在台湾长大,第一次出国门,日本的生活让我大开眼界,但是到西方,这还是头一遭,有友人护驾,心安不少。

抵达布鲁塞尔机场,一出关,三位高大的欧洲人亲热地迎上来,他们紧紧拥抱理查德。其中一位是个中年女人,一头银褐色长卷发,顶上一袭小帽,人高马大,过膝的长裙罩在长筒皮靴上,披着斗篷,像是西洋画里面走出来的人儿,她二话不说,将我搂住亲吻我的双颊,拍拍我说道:是天琪,对吧?这就是理查德的母亲亨利耶特。她那时虽然已经不年轻,身材气势却出奇地出众,万绿丛中一点红,站在人群中非常醒目。理查德的律师哥哥克劳斯,英俊挺拔,他身边的金发妻子年轻貌美,身材高挑,这一对璧人站在年纪大的母亲旁边,竟然都不如她抢眼。他们住在南德的慕尼黑,开了几百公里的车来接了我们,然后再继续开车将我送到科隆汉茂母亲玛莉妮丝家。

小女子向“领袖”告状被怒斥

科隆初次会面的那一个场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我们一行人下车,按了门铃,门开之处站着我那位温文尔雅的婆婆,她亲切地拥抱我这首次谋面的儿媳,并和理查德握手。当理查德将他的母亲介绍给我婆婆时,令我惊讶的一幕发生了,玛莉妮丝竟然对亨利耶特行了(宫庭式的)屈膝礼,态度十分谦恭,然后才跟她握手,并请客人入室。大家寒暄了一会儿,喝了一杯茶,他们就告辞,继续赶路回慕尼黑了。我当时并不明白,也不在意这些细节。几年之后有一天,我们和汉茂的母亲和妹妹们一起过圣诞,谈话的内容涉及到他父母亲战时的经历,玛莉妮丝突然说,我真高兴有机会见到亨利耶特·冯·席拉赫,这还要感激天琪呢。汉茂妹妹伊娜很轻蔑地说,怎么啦,她不就是纳粹一伙的嘛。玛莉妮丝正色说:不可以这样说,她是个奇女子,也很勇敢呢。原来我婆婆读了年前亨利耶特出版的一本自传体的纪实小说《荣耀的代价》(Der Preis der Herrlichkeit, 1975),其中有一段描写她在战争期间旅经荷兰,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看到纳粹怎样凌辱虐待犹太人,销毁他们的箱笼财物,心中震撼。再次见到希特勒时,她就“告状”,没想到被“领袖”怒斥,以后她再也不敢提有关犹太人的问题了。直到战后她才逐渐知晓纳粹在集中营绝灭人性的行动,觉得情何以堪,当初竟然如此幼稚无知,还真以为希特勒是伟大人物呢。

“权力”的迷思

如今斯人已经作古,但是人们对“领袖人物”、“权力”的认知、认同,其中微妙的关系,还是一个背后隐藏着各种迷思的题目。为什么那些已经有定论的魔头,依然被某些人当成偶像崇拜呢?拥有大小“权力”的人,身上总是被一种神秘的氛围包围着,有时候不容易被识破,能善用“权力”来为人类和世界做出贡献的人值得人尊敬,但是滥用“权力”作恶的人,往往头顶有一种迷惑人的光环,特别是当此人还在人世,发挥作用时,更能蛊惑误导众生,唯有盖棺论定时,才好辨认。但是也要由史家和专家来“驱魔”,将他们诱惑人的假面具揭下,才能让人们看清楚真相。像毛泽东这种魔头虽然尸骨已寒,剩余价值还在,所以仍然被中共政权奉为神明,有些中国人被彻底洗脑,那么还有“毛粉”也就不足为怪了。

台湾《民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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