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12 月 31 日
读到蔡咏梅文章〈我们和毛粉是两种人〉，她说人跟人之间即便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但是由于有“不可逾越的价值鸿沟”，对人物的价值判断就有巨大的差别。咏梅文中提到的一个细节：
“希特勒一位御用摄影师的女儿有机会经常见到希特勒，和希特勒聊天喝咖啡。她是位有同情心的女子，有次见到希特勒说，她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亲眼见到犹太人受到虐待，很可怜，问希特勒是否知道，希特勒立刻勃然大怒说，那些犹太人与你有什么关系，从此不准这位女子再在他身边出现。”
多么奇妙，笔者竟然跟这位“有同情心的女子”见过面，她名叫亨利耶特·荷夫曼（Henriette Hoffmann 1913〜1992）。亨利耶特的父亲亨利希·荷夫曼Heinrich Hoffmann（1885〜1957），确实是希特勒的专职摄影师，当年他的女儿亨利耶特十分活泼可爱，经常跟在父亲身边，所以时常有机会见到希特勒。
希特勒麾下的金童玉女
1933年纳粹党执政，希特勒登上总理宝座， 从此将德国转变成为一党专制的纳粹独裁国家（NS-Staat,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Staat）。希特勒很知道抓住青年一代有多重要（毛泽东大约也师承于他吧），一上台就加强青年组织，他任命了一个贵族青年巴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1907〜1974）来担任领衔职务，让他成为“德意志帝国青少年领袖”，等于是青年部部长。席拉赫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贵族世家，因此在职位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主导角色，他将帝国所有青年都纳入希特勒青年团，将青少年的教育权牢牢地控制在手中。席拉赫本人在大学曾学习德国文学和艺术史，特别喜爱文豪歌德的作品。这位位高权重的青年领袖，于1937年做了一场关于歌德的演讲，把这位自由主义大文豪的思想演绎解说成了纳粹教育的精神主导，他的演说受到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赞赏，将之印刷成小册子，题目是《歌德对我们说。一位德国伟人的永恒思想》（Goethe an uns. Ewige Gedanken des großen Deutschen），这本小册子里还引述了许多歌德的名句，成为当时青年们的必读之书。大文学家被独裁阉割曲解利用，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层出不穷，不过拿歌德做宣传毕竟比拿希特勒思想做宣传要好很多。
话说年轻的巴杜尔少年得志，他看上了经常出现在眼前的希特勒摄影师的女儿，比他小6岁的亨利耶特，这对金童玉女就于1932年结婚了，那一年她才19岁， 而他不过25岁。一年之后巴杜尔就被登上权力高峰的希特勒任命为帝国青少年领袖，等同部长的级别。在未来的不到十年之中，他们生育了四个孩子，安吉莉卡、克劳斯、罗伯特和理查德。最小的理查德 （Richard von Schirach）出生于1942年，三年后的1945年，纳粹节节败阵，希特勒自杀，二战终结。在纽伦堡大审的法庭上，有24名纳粹的高级官员和将领受审，其中就有理查德的父亲巴杜尔·冯·席拉赫。由于席拉赫从1940年起直到战争结束，都担任维也纳大区的帝国领导人，所以将十八多万维也纳犹太人送到集中营的罪责得由他来承担，他被判“反人类罪”，获刑二十年，1950年他在狱中就跟妻子离婚了。
台大中文系的两个德国人
理查德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从小因父亲的关系，心中受创很深，但是毕竟家族的根底深厚，并无经济上的窘迫。但是他说他们住在慕尼黑的洋房中，门牌上经常被人涂上黑漆，或喷上SS （纳粹党卫军）的符号。理查德后来读汉学，学习中文，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奚来侯，他到台湾来留学，进入台大中文系，听叶嘉莹老师的课。他常常为自己的中文名字感到尴尬，奚来侯（西来猴）有些不雅，问叶师是否应该改名，叶嘉莹微笑着点点头，不过也并没有为他另赐新名。
当时笔者在外文系就读，认识了同在文学院上课、后来的丈夫马汉茂（Helmut Martin）。汉茂也在中文系听台静农、郑骞、叶嘉莹的课，两个德国人自然就成为挚友，后来他俩一同租了台大后面罗斯福路小巷中的一所屋子，院子里面花木扶疏，颇有意趣。通过汉茂，我因此也就认识了奚来侯—理查德。我们常常一道到碧潭划船、郊游，或到校园旁边，退役老兵开的小店里吃炸酱面或山东水饺。
台大毕业那年冬天，我和汉茂结婚，证婚人之一就是理查德。次年我们到日本京都的“一乘寺”住了大半年，汉茂在撰写一篇梁启超的论文，我则在京都人文研究所搜集钱钟书的资料，每天黄昏我们都到山上去散步，山上的寺庙多多，如曼殊院、诗仙堂还有一些名字都记不得的小神社和庙宇，上山的步道上布满青苔，夹道林荫深处的庙宇古朴苍凉，内心立刻沈静下来，感觉上似乎可以入佛参禅。
初次踏上欧洲大陆
那个1970年的冬天，我们结束了日本的旅居日子，我嫁鸡随鸡要跟着汉茂到德国去。但是汉茂应邀参加一个在夏威夷举行的国际性关于梁启超的研讨会，所以我们分头上路。他去美国，我则收拾行李，路经香港，准备飞到汉茂母亲居住的科隆市。在香港时，恰巧理查德也正结束他的亚洲之行，我们就结伴搭机，飞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那里他的家人会来接机。我在台湾长大，第一次出国门，日本的生活让我大开眼界，但是到西方，这还是头一遭，有友人护驾，心安不少。
抵达布鲁塞尔机场，一出关，三位高大的欧洲人亲热地迎上来，他们紧紧拥抱理查德。其中一位是个中年女人，一头银褐色长卷发，顶上一袭小帽，人高马大，过膝的长裙罩在长筒皮靴上，披着斗篷，像是西洋画里面走出来的人儿，她二话不说，将我搂住亲吻我的双颊，拍拍我说道：是天琪，对吧？这就是理查德的母亲亨利耶特。她那时虽然已经不年轻，身材气势却出奇地出众，万绿丛中一点红，站在人群中非常醒目。理查德的律师哥哥克劳斯，英俊挺拔，他身边的金发妻子年轻貌美，身材高挑，这一对璧人站在年纪大的母亲旁边，竟然都不如她抢眼。他们住在南德的慕尼黑，开了几百公里的车来接了我们，然后再继续开车将我送到科隆汉茂母亲玛莉妮丝家。
小女子向“领袖”告状被怒斥
科隆初次会面的那一个场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我们一行人下车，按了门铃，门开之处站着我那位温文尔雅的婆婆，她亲切地拥抱我这首次谋面的儿媳，并和理查德握手。当理查德将他的母亲介绍给我婆婆时，令我惊讶的一幕发生了，玛莉妮丝竟然对亨利耶特行了（宫庭式的）屈膝礼，态度十分谦恭，然后才跟她握手，并请客人入室。大家寒暄了一会儿，喝了一杯茶，他们就告辞，继续赶路回慕尼黑了。我当时并不明白，也不在意这些细节。几年之后有一天，我们和汉茂的母亲和妹妹们一起过圣诞，谈话的内容涉及到他父母亲战时的经历，玛莉妮丝突然说，我真高兴有机会见到亨利耶特·冯·席拉赫，这还要感激天琪呢。汉茂妹妹伊娜很轻蔑地说，怎么啦，她不就是纳粹一伙的嘛。玛莉妮丝正色说：不可以这样说，她是个奇女子，也很勇敢呢。原来我婆婆读了年前亨利耶特出版的一本自传体的纪实小说《荣耀的代价》（Der Preis der Herrlichkeit, 1975），其中有一段描写她在战争期间旅经荷兰，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看到纳粹怎样凌辱虐待犹太人，销毁他们的箱笼财物，心中震撼。再次见到希特勒时，她就“告状”，没想到被“领袖”怒斥，以后她再也不敢提有关犹太人的问题了。直到战后她才逐渐知晓纳粹在集中营绝灭人性的行动，觉得情何以堪，当初竟然如此幼稚无知，还真以为希特勒是伟大人物呢。
“权力”的迷思
如今斯人已经作古，但是人们对“领袖人物”、“权力”的认知、认同，其中微妙的关系，还是一个背后隐藏着各种迷思的题目。为什么那些已经有定论的魔头，依然被某些人当成偶像崇拜呢？拥有大小“权力”的人，身上总是被一种神秘的氛围包围着，有时候不容易被识破，能善用“权力”来为人类和世界做出贡献的人值得人尊敬，但是滥用“权力”作恶的人，往往头顶有一种迷惑人的光环，特别是当此人还在人世，发挥作用时，更能蛊惑误导众生，唯有盖棺论定时，才好辨认。但是也要由史家和专家来“驱魔”，将他们诱惑人的假面具揭下，才能让人们看清楚真相。像毛泽东这种魔头虽然尸骨已寒，剩余价值还在，所以仍然被中共政权奉为神明，有些中国人被彻底洗脑，那么还有“毛粉”也就不足为怪了。
台湾《民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