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三辑 ：“解放”红尘（12）
“刘少奇的苦”
1959～61年大饥荒，笔者5～7岁，虽在江南杭州，吃苦不大，仍有一些烙印很深的记忆。长大后，听到不少有关这场大饥荒的忆述，惊心不已。
童年饥荒记忆中，最清晰最典型的是“一斤鸡蛋”与“一箱土豆”。1960年“六一”儿童节，我尚在杭州邮电幼儿园，每童发一斤鸡蛋，母亲小心翼翼提回家。正值上海外婆来杭，直说这斤鸡蛋极珍贵，至今还记得外婆盯看鸡蛋的惊喜眼神。其时年幼，不知外婆“珍贵”之意，后来才明白那是因为她饿，“市面上啥格都呒没卖”。
“一箱土豆”则是1961年东北小舅舅托运来的，约25公斤。小舅舅1950年代初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因出身不佳（外公1949年前曾任扬州教育局长），从财政部下放至安达（现大庆）。得知鱼米之乡的江南居然也挨饿，他那边正好土豆敞开供应，便铁路托运来一箱土豆。母亲得讯便记挂起来，火车托运很慢，将近一个月才盼来这箱土豆。第一次煮吃，全家激动不已，个个脸上放光。东北土豆很粉很香，实在好吃！很长一段时间，这箱土豆成为全家记挂之物。母亲每次取食，数着点着，尽量延长“服务期”。不过，一箱土豆还是很快吃完，盛装的木箱成为垫撑碗橱的“家具”。母亲一直说：“那段日子，全靠这箱土豆！全靠这箱土豆！”
由于营养不良，全家四口三人患肝病，父亲、姐姐肝炎，笔者“肝肿大三指半”，注射整整一学期“葡萄糖”，每天下课带针剂去省中医院推注半小时。那段灾难岁月，作为“祖国花朵”，我十分幸运了，仅仅“肝肿大三指半”，还有葡萄糖可注射。较之中西部重灾区，杭州毕竟地处杭嘉湖平原产粮区，中共又力保城市，尤其省会大城市（关乎政治形象），杭州市民终于在半饥饿中维持下来。
1960年冬，西安食品普遍短缺，人们见面礼改为“习惯动作”——用手指去摁对方前额或小腿内侧，相互鉴定浮肿程度。[1] 由于饥饿，上海拖鼻涕小孩发现：鼻涕的味道很鲜美。
（上海中学）农村来的学生就表现出一种对食物的狂热，经常聚在宿舍里谈论吃喝。离开饭还久，他们就在食堂门外探头探脑，打听食谱，然后奔走相告。有一回，听说早餐吃烘饼，一个同学高兴得发了疯一样，不知如何发泄才好，当众把裤子拉下来，露出下体。[2]
1980年代初，笔者供职浙江省政协，一位川籍同事乃副主席何克希女婿，一说起“三年自然灾害”，三十六、七岁的他十分动容：
我们村里很多人饿死，不少人家甚至都绝户了。隔壁家一位老婆婆向我家求食，真可怜，我是真想帮她，给她一点吃的，但实在是无力呵！自己也饿得不行啊！有什么办法，只好眼睁睁看着那位婆婆饿死！唉！真不知道怎么会搞成这样！社会主义怎么还会饿死人？！
1970年底，笔者上山下乡东北大兴安岭，多次听到同一版本的“忆苦思甜”——
村里举行当时全国流行的“忆苦思甜”，指定“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上台诉苦。临上台前，村干部怕他搞混年代，一再叮嘱：“千万记住了，今天是诉蒋介石的苦，旧社会的苦，不是1960年刘少奇的苦，勿要搞错了！”不料老贫农上了台，还是实话实说：
我这辈子吃了那么多的苦，但最苦的还是刘少奇的苦！刘少奇的苦，那是叫真苦！真是一点吃的都没有。以前替地主扛活打工，至少还能吃饱饭嘛。不吃饱肚子，怎么给他家干活？……
村干部急忙上台，将越说越离谱的老贫农哄着拉着弄下台，连连埋怨：“怎么搞的？跟你说不要诉刘少奇的苦，怎么还要诉呢！”纯朴真诚的老贫农一脸不解：“不是让诉苦么？刘少奇的苦就是最苦的苦嘛！不诉他的苦，诉谁的苦？”刘少奇是那时的国家主席，老百姓眼里最高的Number One。
复旦大学中文系吴中杰教授（1936～ ）回忆录——
“四清”工作组在乡下搞忆苦思甜活动，老农们却大忆其三年困难时期之苦，令人有些尴尬。[3]
学者周国平（1945～ ）也有一段类似记载——
我负责写一个老雇农的家史，他在解放前给地主扛长工，在我的引导下，他大诉其苦，我如获至宝，赶紧笔录。可是，到头来我终于听明白，他诉的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的苦。我追问他扛长工时生活怎样，他的表情顿时舒展开来，说那时可好了，吃得饱，活不重。这个家史当然没法写了。[4]
那几年，富庶的江苏常州地面也挨饿。乡亲们为找活路，来杭州投奔当小官的笔者岳父。其时，岳父三十出头，浙东“三五支队”出身，接收《东南日报》（即后来《浙江日报》）军代表，18级副处，月薪八十余元（已属高薪），但他能做的，只有“大出血”让乡亲们下一顿馆子（七十余元只能吃全素席），再给乡亲们一点盘缠，让他们回乡。拙妻回忆，那时每人一月一斤糕饼票，珍贵极了，大人都舍不得吃，全省给子女。这么多年过去了，丈母娘一提起“三年自然灾害”，第一念叨的便是“糕饼票”。
拙妻1957年出生，父母《浙江日报》党员，一水儿红色教育，也是从现实“受教育”，慢慢“睁开眼”。1966年5月文革爆发，父母投身运动，无暇照顾孩子，送她们姐弟回江苏武进农村。过年时，一碗莳茹炖鸡，端进端去半个月（不时加热防腐），只能看不能吃，元宵节后才准下筷。祖父乃上中农，领着姐弟俩到几块上好稻田：“土改前，这块地是我们家的，那块也是。你奶奶上海当奶妈挣回钱买下的。”奶奶也对不到十岁的孙辈说：“解放前乡下哪像现在啥啥都没得吃，蚕豆一缸缸，哪里吃得完？鸡鸭满林跑，来客人随便抓一只杀来吃，哪像现在过年只能看半个月！”1980年代，她虽听了我的反共言论有点吓丝丝，却认同我的关键论据——今不如昔。
拙妻一位亲戚，大饥荒时在沈阳读大学，二十刚出头的女生，胃口按说不会怎么大，但她有关大饥荒的记忆：就想吃馒头！每次上食堂，眼睛直直盯住小窗里那一只只白面馒头，最大的愿望就是什么时候能没限制地吃那一蒸屉馒头，她觉得能吃下整屉馒头！
还有一则经典情节：一位饥饿青年一口气狂吃满满一罐猪油（约一公斤）。当晚，这位老兄狂泄不止，肠子都快拉下来了，第二天仍希望再吃一罐猪油！陕西“反动分子”康正果回忆：一位饿极了的劳教犯贪吃一年一度敞开供应的土豆，肠胃堵塞，活活撑死。[5] 南京大学中文系一个班竟一半学生同时戴黑纱。
最悲惨的是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政治劳改犯。“胡风分子”何满子在宁夏劳改，每顿只有一二两粮食，却得干背土砖这样的重活。[6]上海外语学院右派学生王升陞回忆安徽劳改农场：“我们劳改队400多人，差不多都饿死了，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二十多人。”[7]
安徽亳县人委办公室副主任晚年撰文——
由于粮食高估产，引发了连年粮食高征购，致使购粮年年过头，季季过头，样样品种过头。加之1959年夏秋旱灾，致使粮食征购连年完不成征购任务，采取了年年季季户户搜粮，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普遍发生，从而出现了全县性的荒、逃、饿、病、死，更严重的出现了人吃人。……因饿而引发的多种疾病达50万人次以上。全县农村71万人口，据多点调查推算，死亡人口达20万人以上，人吃人多处发生。耕畜减少50%以上，鸡鸭大减，许多村庄猫狗绝迹。农民房屋扒拆倒塌近10万余间。80%以上的林木被砍伐，全县农村面貌全非，一片凄凉。……全县28000多户农民家庭毁灭，30%左右农民死亡。[8]
陕西通渭县，“1959年和1960年，饿死了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出现了『人相食』的惨景。”[9] 罗瑞卿岳父母不得不从河南临漳老家赶至北京女儿家投食。[10]
白桦：
1959年初理发师告诉我：他的故乡苏北饿死了很多人，他的亲戚跑到上海来找他求救，希望他把枕头里的砻糠（也就是稻谷的壳）倒出来给他们带回乡下充饥。许多故乡人生了怪病，浮肿而死。医生都不敢诊断，因为那些人的疾病是饥饿。我不相信他说的是真实的事情，是谣言。1958年全国大跃进，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的报导历历在目，亩产万斤、数万斤、十余万斤……那些粮食都到了哪了呢？后来，和我同宿舍的一个退伍军人是我的老乡，党员。他在1959年夏天回了一次家，我注意到他回来以后变得沉默寡言起来。他的铺位在我的铺位的上面，平时从来不敢和我说话（按：白是“右派”）。有一天晚上，他开始慢慢地向着屋顶叙述着他返乡的故事——
俺家乡的人差不多饿死光了，我几乎没见到什么亲人。那么多人饿死，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是饿死的。我只见到一个姑姑，她还活着。连他的小儿子都饿死了，为什么她还会活着呢？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有一天夜里，狂风暴雨，霹雳闪电，俺姑听见一头牲畜把大门撞开了，她推开窗户一看，是一头饿疯了的猪。她马上跑出去关上大门，那头猪在院子里飞奔，俺姑拿起一根大门杠迎上去把猪击倒在地，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拿来的这股劲。她趁着小儿子没醒来，挖了坑把死猪埋在地里。她不敢告诉儿子，也不敢给他吃猪肉，因为他太小，不懂事，会露出口风。别人要是知道了，为了抢猪肉能把她娘儿俩活吞了。她总是在深夜里挖开泥土，割一小块肉烧熟咽下去。她眼睁睁地看着小儿子一天天地消瘦、浮肿，最后死掉……
我没有搭话，我装聋作哑。他当然也希望我是聋子。在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三面红旗大跃进的时期，散播这样的故事得到的惩罚将是最严重的。我心里明白，他实在是痛苦之极，又无人诉说。说给任何一个职工听，都有可能被告密。只好说给一个阶级敌人听，这个阶级敌人不会揭发他，也不敢揭发他，即使揭发了，他也可以不承认，同时反打一耙，说是阶级敌人对党员的诬陷。[11]
1959年末，贾植芳之妻任敏关在青海化隆县监狱，一女犯带着孩子蹲监。问起案由，女犯不说话，孩子回答：妈妈将一岁多的弟弟杀死煮熟，同他一起吃了，被邻居看见，押送入监。孩子对妈妈说：“这里有馍馍吃，我们不要回去了，就住在这儿吧？”[12]上海百货商店因货架久空，竟用《毛泽东选集》填充，火柴煤球、针头线脑都要配给供应。[13]
其时，出国访问普遍在国外购买食物，包括级别很高的大干部。有人买了黄油放在箱内，以致黄油融化脏了衣服。1961～62年，外交部不得不规定：出访人员不得在外购买食物，以免“不良国际影响”。[14]
事情当然很清楚：强制推行公社化，刚刚得到土地没几年的农民，再次失去土地。“一大二公”的政策使所有劳动成果均须通过集体分配，硬性抹平强弱勤懒之别，劳动绩效无法体现于收成，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普遍“磨洋工”，消极对抗公社化。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生产关系严重不适应生产力，公有制生产关系严重脱离现实生产力，社会意识悖离社会存在。同时，“集体食堂”打乱了农民对粮食的自主安排，秋后短期的放开肚皮撑吃，造成后面无粮可吃的“春荒”。所谓“天灾”，中共推责词耳，当然是“人祸”。
此外，中共为制造原子弹，在国力极其有限的基础上，耗资411亿美元购买苏联核技术，原定16年归还的“抗美援朝”债务硬逞强五年还掉，“苏联老大哥”给的粮食援助也不要。大饥荒初期，周恩来居然还向专家请教如何储存粮食，因为各省虚报产量，中央在为粮食太多发愁呢！[15]
大饥荒发生时，由于报喜不报忧的“体制病”，大陆媒体还是形势一片大好，还在“赶英超美”。本该实话实说的《内部参考》，仍没一篇真实报导，只有一二篇闪烁其词的相关简讯，饥荒的专用代称“浮肿病”。
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完全源于中共为证“伟光正”的瞎折腾，出于对“主义”负责而非对人民负责的国际共运。中共至今仍未承认这场罪恶“人祸”，还在托词“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所谓缴纳“社会主义学费”，那可是4000余万条生命呵！河南信阳、安徽凤阳、甘肃夹边沟…… 那些可怜的饿毙者，愿意成为“学费”么？
历史不会仅仅只是随风飘去的日子，一切必将得到“最后审判”。最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同意失去这一段记忆么？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偌大吾华会缺一二“直笔”史家么？
初稿：2005-8-14～15；增补：2006-5-23；
原载：《开放》（香港）2005年9月号（初稿）
[1] 康正果：《我的反动自述》，明报出版社（香港）2005年第二版，页33。
[2] 周国平：《我的心灵自传》，三联书店（香港）2004年，页10、60。
[3] 吴中杰：《复旦往事》，广西师大出版社（桂林）2005年，页159。
[4] 周国平：《我的心灵自传》，三联书店（香港）2004年，页60。
[5] 康正果：《我的反动自述》，明报出版社（香港）2005年第二版，页214。
[6] 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4年初版，页161。
[7] 丁抒：《阳谋》，九十年代出版社（香港）1991年，页362。转引自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4年，页177。
[8] 梁志远：〈“大跃进”中的亳县人大、人委、政协〉，《炎黄春秋》（北京）2006年第3期，页18。
[9] 杨继绳：〈通渭——曾是“苦甲天下”的地方〉，《炎黄春秋》（北京）2005年第12期，页67。
[10]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9年，页91。
[11] 白桦：〈暴风中的芦苇〉，金蔷薇编：《作家人生档案》，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北京）2001年，上册，页176～177。
[12] 贾植芳、任敏：《解冻时节》，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2000年，页443。
[13] 白桦：〈暴风中的芦苇〉，金蔷薇编：《作家人生档案》，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北京）2001版，上册，页179。
[14] 资中筠：〈在胡志明家做客〉，刘小磊编：《迟到的故事》，广西师大出版社（桂林）2004年，页199。
[15] 杜维明：〈反思文革先要超脱集体健忘〉，《明报月刊》（香港）1996年6月号，页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