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琅施塔得的血与火（3）
在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出版)中，引用了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结论:
无产阶级的敌人极力利用一切离开共产党坚定路线的倾向，这种情况在喀琅施塔得叛乱事件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和白卫分子立刻就表示他们甚至情愿接受苏维埃制度的口号，只要能推翻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当时社会革命党人和一些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运用了仿佛是为拥护苏维埃政权反对俄国苏维埃政府而举行暴动的口号。这些事实充分证明，白卫分子极力并且巧于装扮成共产党人，甚至装扮成似乎比共产党人更“左”的人，只求削弱并推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柱。喀琅施塔得叛乱前夕在彼得格勒发现的孟什维克传单，也是表明孟什维克利用俄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以便实际上来鼓舞并支援在喀琅施塔得举行叛乱的社会革命党人和白卫分子，而在口头上则表示自己反对叛乱，拥护苏维埃政权，只是要给苏维埃政权进行一些仿佛不大的修正。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是1921年3月8日召开的，这时是喀琅施塔得起义的第八天，也是布尔什维克武力镇压起义的第二天。那么，在这七八天的时间里，在喀琅施塔得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布尔什维克党人给这个事件如此定性呢？让我们从朱小萍、余伟民的文章中了解详情吧:
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国民教育馆举行了代表大会，大约有六百名代表参加，其中25%的代表为俄共(布)党员。C.佩特里琴科(“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文书)主持会议，代表们选出了由五名无党派人士组成的主席团。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改选喀琅施塔得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库济明、瓦西里也夫仍未放弃扭转士兵情绪的努力，积极发表演说，但此时他们的发言显的是那么的不和时宜，水兵们数次打断他们，最后干脆不让他们发言了。突然，会场外传来消息，说军事院校的学生兵正持枪赶来，意图逮捕会议的参加者。大会主席团立即作出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由佩特里琴科任主席。在匆忙中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 “让无党派人士占领所有重要的据点和通讯站，在严密的监督下让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交械并逮捕他们，严格清点在执行命令中所缴获的武器；选举革命三人小组，承担领导工作的职责。” 受大会委托，临时革命委员会掌握喀琅施塔得政权，维持秩序，将卫戍军大会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会后，“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被作为临时革委会的驻地。
临时革委会逮捕了库济明、瓦西里也夫及其他一些主要的共产党领导人。这成为一个信号，从3月2日起，一些共产党员从要塞出逃，虽然还没有来得及了解要塞发生的变化，但凭直觉他们认为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反革命叛乱”。他们的判断和言论对政府肯定有影响。到3月2日晚，驻在要塞的红军部队决定和临时革委会联合。这时，临时革委会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红军、工人以及附近的居民宣称: “1921年3月2日在喀琅施塔得基于广大群众、水兵和红军的意志，城市和要塞的政权不费一枪一弹已由共产党员那里转到了临时革命委员会手中。”委员会还号召水兵、红军、工人支持他们的行动: “同志们！公民们！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时刻，饥饿、寒冷、经济崩溃将我们置于铁的桎梏中已经三年了。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党脱离群众，已无力拯救国家于全面的崩溃中。它不重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而且认为这些要求是反革命的阴谋。共产党实在是大错特错了。这些骚动，这些要求是所有人民，所有劳动者的心声。” “……为了这些选举在较为公正的基础上进行，恰恰也正是为了苏维埃找到自己真正的劳动者代表，为了苏维埃成为积极的、充满活力的机关”， “同志们！公民们！临时革命委员会担心任何流血，他们将采取非常措施以维护城市、要塞的革命秩序。” “同志们！公民们！不要停止工作。工人们！留在机器旁，水兵和红军应留在自己的部队和炮台。所有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应该继续工作。临时革命委员会号召所有的企业、工会、部队以及公民个人给予它所有的支持和帮助。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齐心协力在城市和要塞中创造条件以进行公正的和正义的新的苏维埃的选举。” 这些号召都发表于从3月3日起开始出版的临时革委会的机关报《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该报在喀琅施塔得事件期间共出版了14期)。
伴随着政权变动的是喀琅施塔得共产党组织的迅速瓦解。从3月3日起大批共产党员声明退党，他们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退党声明，声明中表达的是对俄共(布)的深深失望。喀琅施塔得的41个党组织完全瓦解，总计大约有九百人退出俄共(布)，其中有些是在十月革命时就入党的。3月2日，三位重要负责人——伊利因(粮食部人民委员)、佩尔武申(劳动部人民委员)和卡班诺夫(工会委员会主席)成立了喀琅施塔得俄共组织临时局。3月3日，他们在《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发出呼吁， “号召必须改选苏维埃，号召俄共党员积极参加改选”， “号召所有党员坚守岗位，不要对临时革委会采取的措施以任何阻挠”。临时局的这一态度及其呼吁对俄共党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临时局的成员为此而被布尔什维克政府追究责任。
临时革委会和平接管了喀琅施塔得城市和要塞的政权，他们并没有镇压布尔什维克党人，而是欢迎他们与临时革委会合作。只是逮捕了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喀琅施塔得苏维埃执委会主席瓦西里也夫等几个共产党首要分子。此时，树倒猢狲散，大批共产党员退党。1921年3月6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收到了一份请求刊登的声明:
“我叫瓦西里·孔德拉希欣，是在要塞电报局执行通讯任务的一名红军战士。我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一件事，即在1920年12月16日那天糊里糊涂地递交了一份申请，成了一名俄共预备党员。这之后我回家休了一个短假，看到种种不公道的现象。休假归来后因时间仓促，没来得及提出退出俄共预备党员之列的申请，为此我请求在报刊上刊登我的这份声明，请不要再把我视为俄共预备党员，因为我要一直全心全意地同多数工人和农民站在一起捍卫工农政权。”
在镇压开始后的3月12日，司令部电工梅利曼发明声明说: “我目睹了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共产党制造的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流血事件，认为留在这个党的队伍里是一种耻辱，因此声明退出共产党并请同志们吸收我加入我同样会为之效力的我们自己的大家庭。”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一些人的良知总会熠熠生辉。
接着看喀琅施塔得事态的发展:
3月3日，临时革委会收到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发出的警告，要求喀琅施塔得人立即停止骚动，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并交出事件的主谋。据佩特里琴科事后的描述，临时革委会曾把警告的内容向喀琅施塔得军民公开了，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临时革委会拒绝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员的要求。之后，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又提出一个建议，从苏维埃派出代表，以了解在喀琅施塔得人和苏维埃政府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实质性的分歧。在喀琅施塔得人看来，这是一个骗局，因为水兵的(15条)决议已经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但临时革委会仍然给了政府一个答复，那就是同意他们派代表团来喀琅施塔得，但必须在喀琅施塔得代表监督下由彼得格勒工厂和部队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参加代表团。这个答复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
3月4日，喀琅施塔得卫戍军、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共有202人参加。根据佩特里琴科的建议，临时革委会增补了10名委员，他们都是水兵、工人和职员。用契卡官员阿格拉诺夫的话来说，很难确定临时革委会成员的党派归属，因为“兵变的参加者以无党派的名义小心地掩饰了自己的党派归属问题”。根据文件材料可以看出，政府方面并未掌握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临时革委会成员的身份，官方结论的得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推论。
由于政府对喀琅施塔得骚动的态度日趋明朗，本来自信政府不会进攻喀琅施塔得的临时革委会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佩特里琴科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开始强调要寒和卫戍军要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会议决定武装喀琅施塔得的工人并委托他们作城市的内部防御。当天，成立了以佩特里琴科为首的军事三人小组，以与要塞军事专家联系，制订总的行动计划。……随即成立了防卫司令部，由过去的要塞司令索诺维亚诺夫任防卫司令。除此之外，由喀琅施塔得的军事专家组成了防卫军事委员会。3月6日，防卫司令部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军事专家们建议，在政府军进攻以前首先发动进攻，夺取奥拉宁包姆和谢斯特罗列茨克，以扩大起义的基地。但临时革委会拒绝了这一建议，把军事行动仅限于防御。之后，防卫司令部通过了防御性部署计划。
在积极做军事准备的同时，临时革委会展开了宣传攻势，以争取那些动摇徘徊的人，特别是竭力争取那些拥有武器的人。《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号召: “与共产党员以及他们掌握的要塞权力做斗争不能只进行到一半……应当进行到底……没有折中。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3月4日，临时革委会向喀琅施塔得居民发出通告: “喀琅施塔得正处在为自由而战的关键时刻。每一分钟都有可能迎来共产党的进攻，他们为的是夺取喀琅施塔得并重新把我们置于只会带来饥饿、寒冷和崩溃的他们的政权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为我们已经取得的自由而坚定地战斗，不会交出喀琅施塔得；如果他们企图用武力达到目的，我们将坚决给予还击。所以临时革命委员会预先通告居民们，如果听到炮声，不要惊慌害怕”。
喀琅施塔得水兵、工人骚动的过程大致如此。可以看出，是1921年初俄国严重的政治经济形势酝酿了喀琅施塔得的骚动，而1921年2月彼得格勒的大规模罢工成了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导火线。鉴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期间对农民的过激做法，大多是农民出身的水兵认为共产党已经不能代表他们的意志，要求重新改选苏维埃，要求给予所有社会主义党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从理论上讲，自由选举本来就是苏维埃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喀琅施塔得人起初非常自信地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政府是会向他们作出让步的，因为他们要求自由的苏维埃与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一致的。但是，经过解散立宪会议和国内战争的实践，布尔什维克党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政权，此后的苏维埃只能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可能再与任何其他政党或组织分享(无论是否通过自由选举的形式)。因此，喀琅施塔得骚动的反政府性质严重影响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稳定乃至生存。正是出于这一判断，苏俄政府对骚动立即作出了反应并采取了严厉措施。
喀琅施塔得事件完全是官逼民反。布尔什维克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先是得罪了农民，产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波及到城市又得罪了工人。而广大士兵多是穿着军装的农民，他们的思想状态不可能不受当时农村情况的影响。喀琅施塔得起义使俄国国內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发展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经济危机发展成了政治危机。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方面为苏维埃俄国的生存提供了最必需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也给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这首先表现为工业生产萎缩，工业产值锐减。工业总产值192O年比1917年下降了23.4%。煤产量1920年为870万吨，是1917年产量3130万吨的28%；石油产量1920年为390万吨，是1917年产量880万吨的44%；生铁产量1920年为12万吨，是1917年产量300万吨的4%；钢产量1921年为19万吨，是1917年产量310万吨的6%。农业生产也遭到空前未有的破坏。1921年的耕地面积锐减到5300万俄亩，是1916年7920万俄亩的67%。粮食产量1920年为4520万吨，只有1917年产量5460万吨的83%。农产品的商品率大大下降，作为城乡联系重要途径的铁路运输的情况日益严重。1920年可以正常运行的火车机车数为3069台，仅为1917年机车数17012台的18%；而到了1921年春天，由于燃料供应严重不足，又有一千台机车停运。1920年可行运行的火车车厢为146706节，约为1917年482991节的30%。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广大工农群众对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奇缺、对国民经济每况愈下的发展趋势、对国家所采取的经济管理的办法，表现出愈来愈强烈的不满情绪。从1920冬天到1921年春天，在俄罗斯东南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农民武装暴动此起彼伏。1920年10月，彼得格勒一些工厂的工人开始骚动。工厂停产，工人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是: 提高工资，实行计件工资，降低工会所出售产品的价格和发放粮食补贴。
喀琅施塔得起义和俄国农民暴动的不同点在于，起义者是革命的无产者，而不是小私有者。他们的奋起反抗给布尔什维克党人出了一道难题: 一个自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面临着镇压无产阶级骚动的局面。
布尔什维克的真实面目由此而显现了。
苏俄政府对事变的反应
事实上，波罗的海舰队水兵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喀琅施塔得驻军的骚动迹象早就引起了苏俄政府的重视。为了控制这一不稳的局势，政府加强了情报侦察工作。 “共和国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第二局情报处”专门负责对喀琅施塔得的情报侦察，其活动范围遍及喀琅施塔得“所有的海军和陆军部队、他们的司令部、军事和苏维埃机关以及位于喀琅施塔得海防要塞区域的军需工厂和企业”。俄共(布)中央甚至发出通函，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成为特别部的情报人员。到1921年2月底，特别部招募的情报人员已有176人，他们密切关注要塞的动态，指出可疑人物，经过特别部特派员的审查、总结，编成信息通报，送往特别部，直至中央。同时，有2554名喀琅施塔得人被附属于第二局的登记处登记在案，他们大多被怀疑参加了反革命活动，受到审查。政府以为，通过加强侦察工作，及时了解要塞的态势，就可以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从而防止不满情绪的扩散，控制整个要塞的局势。
但防范措施未能改变形势，如上所述，要塞的骚动仍在继续，直到惊动了苏俄政府高层。2月28日，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拨通了彼得格勒的直通电话: “叫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博季斯听电话并立即予以答复。请通报波罗的海舰队事件的情况。有的地方存在不满是否属实？由于什么原因？……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造成不满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现在的局势如何？” 在状况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凭着三年内战的经验和直觉，政府高层认为喀琅施塔得事件应当与政治反对派和国外帝国主义有关。当天深夜，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发给列宁的密码电报中，把舰队水兵通过的决议形容为“社会革命党黑帮分子”的决议，并且“估计社会革命党已决定加速事件的发展”。3月1日，托洛茨基再次致电博季斯: “最近在国外的出版物上经常刊登关于喀琅施塔得和波罗的海舰队阴谋起义的消息。所有以往的经验都说明，这种谣传是实际行动的先兆。因为阴谋的中心在国外，外国出版物的消息皆来自白卫军侨民界谋反的准备。……必须立即同所有的主管部门讨论这一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 当天晚上，托洛茨基再次给博季斯以及阿夫罗夫(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库济明发去加急电报: “……建议每隔12小时汇报一次所有的情况、值得注意的地方和采取的措施，在必要的情况下应汇报得更及时。期望收到报告。”
布尔什维克统治俄国仅仅三年多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叛乱，这对于“人民政权”来说是莫大的讽刺。我把美国历史梳理了一下，只是在1783年发生了一次勉强称的是兵变的骚动，那只不过是一伙士兵为了讨薪的维权行为，在华盛顿同志三寸不烂之舌的劝导下旋即平息，没有流一滴血。此后二百多年，没有听说美军发生过群体性的骚动反叛行为。在这一点上，布尔什维克党人颜面尽失。
(未完待续)
东欧政治笑话(25)
1968年8月21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天，莫斯科电台千方百计地为侵略行为辩解，特别是把捷克作家要求自由化的两千字的“七七宪章”作为入侵理由。捷克首都布拉格立刻流传说: 在苏联买一辆摩托车要二千卢布；在美国买一辆小汽车要二千美元；在捷克斯洛伐克，仅仅二千字就换来了二千辆坦克。
荀路 2021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