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唤邦,原丹东京剧团演员,生于1945年,1966年毕业于辽宁省戏曲学校(文武小生)。图片为作者2020年10月访谈所摄。

(一)

记得文化大革命发端于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称为点燃了导火索。由于,这出戏是京剧,中国京剧团长马连良唱了海瑞,所以,首当其冲,被抄家、批斗以至饮恨而亡。当时,整个京剧界成为重灾区,无论城乡,概莫如此。

丹东虽说是个小城,但也有一个京剧团,虽然,没有马连良那样的大腕,但也有家喻户晓的“名角儿”——张正芳(京剧旦角),不仅有一身武功,还兼具文戏的表演。舞台上挑大梁,台下也是“红人”:中共党员、副团长。但是,文革风暴骤起,一夜之间,无论是排练场还是走廊都贴满了她的大字报,罪名五花八门,什么“戏霸”、“资本家小老婆”、“特嫌”、“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1966年8月27日,剧院门口贴出了一张海报,大意是,本团文化革命委员会决定于今日下午三点召开 “批斗戏霸张正芳”大会,欢迎广大革命群众踊跃参加。海报的顶端引用了一句毛泽东的诗“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张正芳自从1955年加入安东京剧团,10余年来几乎天天登台唱戏,但是,能到戏园子里“一睹风采”的又有几个贫苦人家呢?一张戏票的钱要买多少玉米面啊!这么一算计,你就是再怎么稀罕,也不肯那么奢侈啊!所以,这张海报使看不起戏的老百姓心花怒放,奔走相告,还不到“开演”时,剧院门前已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了。

(二)

剧院门前摆了一张红漆四方桌子,那是唱戏的道具,树上的大喇叭一遍遍地播放着语录歌,可是,不见“名角儿”出场。看戏最恼人的是到点不开演,只听锣鼓声,就是不拉幕。“革命群众”有些急不可耐了,吵吵嚷嚷的,主持会议的几人交头接耳,神色慌张。原来,张正芳失踪了。整个剧团楼上楼下,犄角旮旯的搜查遍了,就是不见人影。

忽然,想起了一阵汽车喇叭声,一辆卡车在剧院门口停了下来。车厢的两侧贴着大标语:“打倒戏霸张正芳”,“打倒走资派张正芳”。从车上跳下来几个持枪的武警直接冲进院子,来到仓库门前,发现库门上的锁,便转到房后窗前,打碎玻璃,扭弯栏杆,一个微胖的女人爬上窗台,被武警使劲拽出了窗外。然后,簇拥着匆匆走出院子,推上汽车,扬长而去。

那女人就是张正芳,被市公安局以“批斗”的名义而劫走了。

卡车到公安局门前停下,张正芳被搀扶下车,她抬头一看,站在局门口的竟然是局长。她有些心慌意乱,局长走上前告诉她,按照市委领导的指示,对她采取“保护性拘留”,安排在单间囚室。虚惊一场的张正芳,禁不住热泪盈眶。

剧院门前等着看“戏”的群众对于突如其来的一幕,很有些发蒙,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被武警带走的女人就是张正芳,看来今晚是没“戏”了。但是,人们好像是花钱买票了,看不到“戏”岂肯罢休,所以,吵吵闹闹,一直到深夜才渐渐散去。

一个站在窗台上的12岁少年(宋世伟),望着散去的人群,心里空荡荡的,低头看一眼身上的白小褂,已被汗水和尘土搅合的一塌糊涂……

宋世伟,按摩师,生于1954年安东,文革时家住京剧院胡同。图片为作者于2020年10月访谈所摄。

(三)

在暴风骤雨的日子里,是没有世外桃源的。虽然,张正芳躲进了单间囚室,所谓的“保护性拘留”。但是,并没能逃脱被斗的厄运。“拘留”次日,剧院党支部书记来“探监”说,昨天你失踪了,革命群众十分愤怒,今天要在劳动宫举行大会批斗你。

劳动宫批斗后,京剧院门前又摆上了红漆桌子,而且,两张桌子摞在一起,足有一人多高。观众仍然是人山人海,而且比上次更多了,有的爬上树,有的骑在墙头。人都有好奇的心理,看过化妆的张正芳未必看到素颜的,何况,还有太多的人没迈过京剧院的门槛。

广播喇叭里的歌声戛然静止了,响起了“打倒张正芳”的口号声,几个人架着一个女人的胳膊,七手八脚地把她扶上了桌子,有些颤颤巍巍的。顿时,人群爆发出一阵呼喊“打倒张正芳——!”人们踮起了脚尖,伸长了脖子,一个个恨不得能变成长颈鹿。接着,又有一个男人被扶了上来,瘦削而白净,穿戴整齐。人群中有认识的是他焉大夫,小城的名医。可是,斗“戏霸”要“名医”陪绑,上演的是哪出戏呢?人们正在悬念之中,张正芳的脖子被挂上了一条绳子拴着两只鞋,东北人叫“破鞋”。同时,身旁的焉大夫也是如此“扮相”。在那个年代, 女人被称为“破鞋”,或是男人被认为“搞破鞋”了,那就臭不可闻了,只要脖子被挂上了这种东西,人们就可以朝你吐口水、抛烂菜、剪头发,尽兴地污辱。因此,不知有多少女人跳了鸭绿江。

桌子上的男女都被挂上了“破鞋”,让人们的心里长出了想象的翅膀,他们大呼大叫,要求桌子上的人交代“搞破鞋”的经过。由于矢口否认,又没有什么证据,一时陷入了僵局。这时,有人叫“王大锣”(剧团打锣人)拿来了一面大锣,然后,将锣递到大夫的手里,让他敲一下锣,喊一声“我是流氓”。再敲一下锣,让张正芳喊一声“我是破鞋”。如此循环表演,不时引起观众一阵笑声。但是,再好的戏总是重复,必然使观众感到乏味。于是,张正芳被扶下了桌子。而那焉大夫战战兢兢的,不知如何下来,突然,桌子被掀翻了,大夫惊呼一声“妈呀”,人便跌落下来,几乎摔个半死……

张正芳,原名宋梅珍(1929—2020) 1943年
张正芳剧照 (图片源自网络)

(四)

文革如洪水泛滥,高潮迭起。

9月2日,市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在文化宫召开了一次大会,名曰:市直机关“批斗丹东市资产阶级文艺黑线”。所谓“文化革命小组”,是文革运动初期(6月14日)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丹东市委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第一书记宋克难担任组长,那时还没有被“打倒”呢。不久,小组的成员进行了调整,而且组长“换马”了,由市长李言取而代之。不久,又进行了改组。后来,随着运动迅猛的发展,这个“领导小组”也就土崩瓦解了。

由于,姚文元的文章拿文艺界(京剧)开刀,所以,从北京到地方,凡是分管文艺的领导“近水楼台先得月”,也就成了“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黑头目”。因而市委副书记蒋云吾便成了被揪出来的“头号走资派”,时为丹东第一位市级领导被斗。

蒋云吾被押到台上,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弯腰低头聆听“批判”。在狂热的革命群众眼里,“弯腰低头”过于“温情”,于是,被按倒下跪。这时,台下有人叫喊蒋云吾是一只“死老虎”。接着,便有人跳上台夺过麦克风,揭穿大会是“舍车保帅”,提出要“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要揪出更多隐藏的“黑线人物”,“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说也奇怪,台下的观众仿佛是一堆干柴,一下子就被点燃而起,就像歌手在台上煽情,台下随声附和,形成了一片大合唱。而且,台下连连叫喊要把漏网的“黑线走狗”揪出来示众。而大会主持人也惊慌失措,随波逐流,竟然按着革命群众的要求,将被台下“点名”的一一揪出来,列队台下,以至达到30多人。并且,一律享受“坐土飞机”的待遇,也叫“喷气式”,即把人的两只胳膊朝后提起,如同喷气式飞机翘起的两个翅膀,而头被按下至裆部,背后有人看着,稍有晃动,便照你的腿弯处猛踢一脚,栽倒在地。于是,不多时台下跪了一排人。四个多钟头过后,大会在语录歌声中结束。

这时,台下的“黑帮”早已汗流浃背,直不起腰,迈不动步子了。被人拖出了会场,和“黑头目”蒋云吾一起被扔到卡车上,开始了游街。

(五)

游街是文革的一大景观,有的人数不多,如街道小脚老太(街道干部)组织的,一个人脖子上挂着“破鞋”,或是大牌子,那上面写着“罪名”,还有的竟然独自一人,边走边敲锣,口中念念有词:我是某某单位的“右派分子”,等等。张正芳是“角儿”,当然不能如此平淡,总要造势的。

一天,青年广场举行了万人批斗大会,上台发言人形容为“万炮齐轰”。那年代,批判者在数落“罪恶”之时,有的当场“质问”被斗者,比如,你有没有这个事实?你是不是“三反分子”,而回答必须“有”或者“是”。如果说“没有”或者“不是”,那就是“反扑”,那就要遭受“肉刑”了,这是妇孺皆知的常识。然而,张正芳却不肯屈从,做出了惊人之举。她说,你们说我是三反分子,我不服气,我最拥护共产党了;说我演的是才子佳人,这我服,我学的演的就是才子佳人,不演这个,能卖座儿吗?国营剧团能邀请我加入吗……

张正芳的反诘引起了会场的一片哗然,主持会议的人打断她的话,说她是“放毒”。接着,把她押上卡车,双手涂上墨汁向前伸着,开始环城游街。当晚,她被揪着头发撞墙,以至头破血流……

批斗、游街后,张正芳回到剧团还要打扫剧场、厕所;还要写反省材料,而且是没完没了的写。回顾往事,历历在目——

为了配合肃反运动,排演了《十五贯》。1957年,为了配合整风运动,排演了《刘介梅》。在大跃进年代,排演了《跃进之花》、《钢铁显神威》、《人民公社就是好》。1963年,上边提出向雷锋同志学习,排演了《雷锋》。为了配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排演了《祝你健康》。1965年农村搞社教,排演了《东风解冻》。此外,还排演了《白毛女》、《党的女儿》、《江姐》、《焦裕禄》,等等。

张正芳以为加入国营剧团,就是参加了革命文艺队伍,成了一名党的文艺战士了。从此,可以在党的舞台上献艺了。然而,一夜之间,她却被打翻在地,成了“反党分子”。她曾想一死了之,但为了母亲和孩子,她选择了坚强。然而,她的内心深处总不能没有一点困惑和愤慨吧!于是,在万人批斗的大会上,她发出了不平之鸣。这是在疯狂的年代里,小城一个女艺人的勇敢的呐喊,庆幸的是,那时还没有恐惧人发出正义之声,而采用“割断喉管”这个方式。

1971年张正芳下乡落户时,与儿子宋群(左一)、宋强(左三)合影。(网络)

参阅:
张正芳《革命的十七年岂容否定》(1977年12月15日丹东日报)
刘云凯《我打心里敬佩张正芳》(丹东新闻网)

2020年12月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