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博士导师阎浩岗教授传来几篇谈拙著《还乡》的文字,阎教援研究“土改”小说,曾把《还乡》列为反典型叙事的土改小说,其大作曾发表于内地刊物,我也编入《寒山碧狂飙年代三部曲评论集》中。他的博士生以及他学生的同学朋友从网络下载了简体字电子版《还乡》,阅后彼此交换意见,阎教授鼓励他们写下来。

这些文字,本来应该找一家文学杂志发表,可惜我现在已没有园地,只好发表于面书上。喜欢者可以浏览,不喜欢者可略过。至于作为作者的我,是既喜欢,又心怀感激。作品有年青人看就能延续生命,不会那么快死亡,希望拙著能延续至可以在内地出版的日子。

河北大学2020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笔谈《还乡》

主持人阎浩岗教授:

本学期我们阅读了一批土地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包括1948年初版的《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包括中国大陆新时期以后出版的《古船》、《诺言》、《故乡天下黄花》、《白鹿原》、《丰乳肥臀》、《第九个寡妇》等涉及土地革命或土地改革的作品,还给大家介绍了几种港台出版的相关作品。在此情况下,我布置大家阅读了香港作家寒山碧先生“狂飙年代三部曲”的第一部《还乡》,因为它也涉及土改。土改是中国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正义性与合理性。但两岸三地的作家、中国大陆新时期之前和之后的作家立场不同,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书写方式及评判的价值观念差异很大。作为专业研究者,我们需要了解各方情况,对之进行实事求是的学理分析,平心而论;既肯定其各自的洞见与成就,也正视其盲点与不足,指出其违反历史事实与艺术规律之处,特别是对《荻村传》、《秧歌》、《旋风》这样的作品,更要批判地阅读。

寒先生曾任海南省政协委员,是爱国民主人士,对故土有浓浓的乡情。大家可以发现,寒先生的土改书写与境外其他作家相比有自己的优势,就是他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在他笔下没有那种凭借道听途说的任意编造与丑化。而且,他的作品提供了其他作品不具备的独特视角。

下面请大家各抒己见,我们一起讨论。

1.杨一森:《还乡》的史诗性

涉及20世纪50年代左右中国大陆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多部文学作品中,不同作品在土地革命叙事的过程中各自有不同的侧重。用阎浩岗教授对“土改”文学作品的分类(典范土地革命叙事、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我们可以清晰的将这些文学作品来进行区分。寒山碧先生的《还乡》则可以归为反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之中。而与其他的反典范革命叙事不同,寒山碧的《还乡》其情感倾向表达比较客观,小说史诗风格突出。

“史诗”经历了传统意义上的“重史轻诗”到“新史诗”转变。在浙江大学王姝的博士毕业论文《多元哗变下的“史诗性”重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研究》中明确界定了“新史诗”:“大量出现的家族史、村落史、文化史系列,将历史大事件推远为整体的背景,帝王将相、或历史重要人物不再构成真实与虚构中的重要一极,日常人生以家族、村落的形式膨胀上升为叙事主体。1“在文学层面中“史诗”这一新转变被视为:“当下长篇历史题材小说最值得重视和肯定的新现象。”2

寒山碧的《还乡》突出史诗风格则来自于宏大叙事与点面结合。文学作品中史诗风格的建构需要以宏大的历史事件为整体背景,同时将丰富、多层次的信息与具体的事物结合。与此同时赋予故事情节发展充足的动力元素,将社会、阶层与个人的矛盾结合来推动故事的向前发展,构成史诗风格的内核。寒山碧著写的《还乡》以林嘉诠为故事的核心人物,从其民国时期的诠仔写起,在其“前半生”成长的时间跨度当中,宏大的叙事主体以新中国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土地革命”为中心,穿插着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大饥荒等政治事件来展开。这样在《还乡》这部小说当中,史诗风格的宏大叙事条件已初步具备。而史诗风格的丰满则需要信息量丰富的复杂情节来进行填充。《还乡》在林嘉诠的视角引导下,将南岗村林家在抗日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三个大的时间段的家族状况悉数展现。为了更好的来清晰的展现林家的社会状态,寒山碧将社会的各个层次来全景展示。首先,写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官僚及社会状况;又同时写到了在南方地区尤其是广东沿海地区尚处在“暗处”的共产党及其“处事风格”;其次,《还乡》还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了广东地区华侨背景的中农阶级、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林耀庭)、国民党官僚中的清流(周亭轩);再次,寒山碧还重点的将林耀扬的老婆(羊婶)、虾哥小儿子在不同阶级政府统治下的不同状态进行展现。而史诗风格的强化则必须落到个体的人身上,来进行情感的共鸣。那么则需要宏观历史与微观个体的点面结合,而这个微观的个体则是“我”(林嘉诠、林焕然)。通过两个故事人物的视角(林嘉诠的经历、林焕然的感悟)来进行情感的表达,以此来达到宏观历史与微观个体的情感碰撞。

《还乡》这部小说个人史诗风格的展现,离不开跌宕起伏的激烈冲突。冲突的展现不是单一情感冲突,它包含了人与社会环境的冲突、人与人的阶层矛盾同时还有人的内心冲突。史诗风格的架构需要激烈冲突来推动故事前进发展。人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单独个体,纵使人遇到的激烈冲突有多种多样,但首当其冲的便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冲突。南岗村林家的任何的一位成员,在几十年的时间跨度当中,每天大家所面对并且无法改变的则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冲突。而这一冲突对个人一生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毕竟人不能够脱离社会而单独存在。个人的行为活动与方式都是在这个复杂的社会当中来展现。

而阶级的矛盾与冲突则是宏观冲突之下的具体体现。同一人处在不同的阶级当中,则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还乡》中羊婶与虾哥小儿子处在不同的阶级背景时,其行为状态则发生了翻天地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令人咋舌。史诗性的表达绝不仅仅是凸出社会历史与阶级矛盾,而真正能够共鸣和感染他人的则是人物或者说是主人公内心的冲突。林嘉诠在经历父亲被错抓进监狱、母亲改嫁、共产党的“阳谋”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林嘉诠内心才真正的开始转变,变的少言寡语、谨言慎行。林嘉诠对待事物的怀疑、抵触,及其性格的转变是令人心疼和理解的。

寒山碧《还乡》的史诗性表现,除了文字带给我们的宏观历史境况、阶级的不同立场、微观个体的品性养成等浅层表象之外。《还乡》在字里行间更是表达了更深层次的象征与隐喻,如挂在南岗村林家大宅内的曾祖父的画像。在小说当中多次出现蓄着胡须穿着清朝官服,并且感觉时刻都在注视着林嘉诠的曾祖父的炭像。《还乡》中曾祖父炭像的不断出现,意在表达这样的几层意蕴:1、表达炎黄儿女的宗族意识情感(呼应《还乡》小说的整体民族情感);2、对个人所处逆境时的心理疏解;(画像更像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举头三尺有神明);3、揭示宗族观念对民间的深刻影响。最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小说原文来进行解释:“然而横沥婆从不以新主人自居,她曾对诠仔嫲嫲说,等他有钱修好自己的祖屋就搬回去,老一辈的人是不兴住人家屋子的,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祖宗。”

《还乡》这部小说不仅仅涉及到了宏大的历史事件、长时间的历史跨度、多种的矛盾冲突。还涉及到了多层面的人物形象展现与错综的人物关系,并清楚的展现了人物性格的史诗品性与时间跨度的依存关系。

2.刘相美:个人记忆与社会发展相对立的文学书写

《还乡》一直被认为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小说通过主人公林焕然还乡写起。作者通过主人公的视线,不断扩大还乡的景深,风物一一呈现,虽犹故时,人与事却如梦如烟,渺然不在,进而渐次铺展开一幅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风起云涌的社会发展图卷,其中当然重点聚焦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政治运动,比如“肃反”“土改”“反右”,等等。

作者的文学书写必然地带有着个人记忆的浓重印迹,这种印迹同样地成为一个集体、一个家族、一个历史阶层的带有个体性和家族化的记忆和心路历程,通过“用文学书写的形态抵抗历史的黑洞”。但站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大的脉络上考量,这种文学书写与社会发展显然存在着一种对立和抗争,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对立和抗争是矛盾的,是冷眼旁观后融入式的对立。所以可以这样说,小说在一定意义上存在着显和隐双重主人公视角,一个是林焕然,另一个是画像上的曾祖父。一个是亲历者,一个是旁观者,一个热烈冲动,一个平静超然,两个视角、两种思想、两种认知交织一起,使得小说的文学表现和思想内涵更加深邃和深广,个人的表面对立,实则成为家族和阶层矛盾地融入,因为个体之于社会、家族之于社会,都是个体意义的存在,也就必然成为片段而不是主体,也是所谓大我与小我的对立。基于此,读者要突破作者个人记忆的文学书写,进一步增进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风浪产生新的认知和解读,而非困囿于小说的文本书写。

文学的价值总是要与社会的意义相伴,社会发展需要个体自觉或不自觉的融入其中,这个过程有时候即使需要通过牺牲个人情感和利益来完成,而失去与得到本来就是对立矛盾的。对个体记忆的关注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关注“不是对过去的一种刻板的忠实,或对过去的一种惟妙惟肖的描述,它更多地体现出人们的情感价值态度”。所以从这个意义高度来看待诸如《还乡》一类的文学作品,才不会被其中带着个人记忆的文学书写所迷惑。

3.郑悦:政治史与私人生活史的复调

《还乡》涉笔历史误区,作者寒山碧没有像某些侧重政治宣传的作品那样,描写不同阶级的血腥斗争,也不像新历史小说那样追求理性叙述,解构正史,而是对过往报以历史的理解和同情,这种中正平和的态度,更能引发和平年代的读者对终极正义的追问。作者采用了倒叙和插叙的叙事手法,打乱时序,通过两个身份的设计:离乡的林嘉诠与还乡的林焕然,串连起少年与中年、离乡与还乡、个人生活史与政治史的多维书写。

一、 形象历史的写作目标

作品者以古稀之年完成一百万字的《狂飙年代》三部曲的动力,正是为后代留下“形象历史”的使命感。写作和历史跨过了四十年的岁月,使得《还乡》的书写避免了主观情感与视野局限,而是充满了“爱国”“思乡”和客观立场。

一些非亲历作家,如张爱玲在写作这类反思政治的作品时,常常带有主观想象,易写成“天地为之变色”,整个作品从政治环境到自然环境都灰暗、压抑。但作家寒山碧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在表现极左政治造成的社会政治气氛紧张、地富反坏右家庭陷入生活困顿之时,仍然描写了雇农和地主不变的情谊,基层干部中正直的德叔与阮同志,乡村欣欣向荣的生产发展,青年对爱情的追求。这些描写都增加了生活的立体性、政治的复杂性、历史的偶然性。

作品有一个重要的意象,就是挂在林家大宅的曾祖父的画像上“曾祖父的眼睛”,画像上目光炯炯的曾祖父仿佛是历史的见证者。交换学者林焕然回国的日程上并没有安排回乡,然而一副老人的画像促使他决定立即返乡,曾祖父对自己的注视,仿佛催促自己去见证历史。在小说中,伴随林嘉诠挺过政治厄运的都是曾祖父的目光,历史的见证者也是造物的悲悯者,仿佛能将微尘般的个体拉出政治风暴。回忆中的故乡的色彩和回国后重返广州的感受形成了对比,林焕然眼中的城市已面目全非、破败不堪。

二、 私人生活叙事与政治史

作品表现了从1942年到1982年间的社会政治生活,尤其是从1947年到1962年,通过主人公的四次还乡的私人生活来集中表现,小说以“离乡——还乡——离乡——还乡——离乡——还乡——离乡——还乡——离乡——还乡”结构全书,小说扉页写着“少年时,他唯一的目标是逃离故乡”,在成长中,林嘉诠一次次的还乡又离乡,背景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镇反)、八字运动(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革命运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公私合营、肃反、双百方针、反击“右派”言论、反右运动、农村互助组、统购统销政策、办初级农业合作社、办高级农业合作社、大跃进、反厚古薄今运动、赶超英美、大炼钢铁、西藏叛乱、凭票供应、经济困难、中美关系恶化、美蒋特务反攻大陆、偷渡潮。这些政治事件都由富商家庭林耀祖的家庭变迁和少年林嘉诠的成长历程贯穿,前台是个人成长与家族史,背景是政治史。很少有作品涉及如此密集的政治史实,因为私人生活史叙事的细腻,成功地将政治史淡化为背景。

三、爱情自由与政治隐喻:个体是风暴中的微尘

小说中有关情爱的书写,如第二章纳妾、第八章离别、第十章除夕、第十七章爱情,都非闲笔,和全书的政治书写互相补充。作者意在表现,个人的情感选择会影响政治命运,而政治环境也会改变个人的情爱态度。

3.1情感与政治:父亲纳妾埋下家庭矛盾

养母邢傲梅自杀的外部原因是政治压迫,内在原因却是丈夫不顾她的感受纳妾冯氏,直接原因是斗争会上被冯氏侮辱后没有得到丈夫一句宽慰,不发一言的丈夫当夜搂着冯氏睡了,个人情感的幻灭正是压死邢傲梅的最后一根稻草。家庭内部的不公正、黑白颠倒、人伦错位,影射的正是政治环境。家庭内部环境与外部政治环境的如出一辙,终于让邢傲梅感到了幻灭。

3.2政治与爱情:儿子以纵反抗政治压迫

林嘉诠在经历政治风暴终于考上大学后,长期的隐忍、压抑与恐惧,终于迎来了反叛。他开始怀疑官方言论的可信度,面对强大的政治话语,他有了自己独立思考。为了维护生父的尊严,他拒绝母亲的好意安排,坚决和继父划清界限。在西藏叛乱这种民族国家的大事下,他认为解决吃的问题才是个人生存的大事。甚至不惜以介入刘淡如的军婚来实现他对政治压迫的反叛,在刘淡如秘密离婚的过程中又和自己的表妹方倩怡陷入肉体之欲不能自拔。如同王小波《黄金时代》中情爱表现的是政治,政治生活的不自由,使得青年将爱情作为追求自由的唯一出口,甚至在追求爱情自由的过程中走向情欲放纵。这里放纵与压抑都成为政治的隐喻。

3.3政治婚姻:女性获得政治身份的选择

作品中素琴和母亲的婚姻选择,都有着通过婚姻获得政治庇护的考虑。18岁的素琴遭遇民兵队长文叔的强奸,虽然真相清楚,但是林坤文只是被撤去民兵队长职务并没有受刑事处分,反而正义的阮同志被认为同情地主分子,没有站稳阶级立场而开除出队,不公正的处置使得素琴更加紧锁心门,“像一具披着衣服的行尸走肉”。作为政治“贱民”的素琴,嫁给了年长自己十五六岁的萧团长,选择萧团长便可以离开故乡,摆脱困境。事实上,婚后得到丈夫政治身份庇佑的素琴生活得简单满足,于她而言最大的愿望仅仅是能够平淡生活。

1955年肃反中,父亲林耀庭被捕入狱,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母子二人住房被收回,没有收入。“一个月过去她的圆脸已变成尖脸”,为了政治安全和儿子的前途(17岁),母亲郑桂香选择离婚,一年后,35岁的母亲嫁给了五十开外头发花白的苗局长。母亲的再婚隔绝了儿子对母亲的感情,但母亲的选择确实换来了政治庇护,被退学回乡劳动的林嘉诠因为继父的权力才获得了再次参加高考的机会。如果林嘉诠肯接受继父“站稳阶级立场,跟旧家庭划清界限”,在入学登记上写上继父的名字,他可以继续得到继父政治身份的庇护,拿到大学毕业证书。

另外,小说语言上的特点,叙述语言使用普通话、人物语言使用方言。为方便读者阅读,人物对话中保留了广东话方言,也列出了普通话的翻译。有学者指出这种处理影响阅读的流畅度。但我认为这正是作者所要强调的地域特色,广东话如此,广东土改也如此。广东地域特殊,华侨多,地主少,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土改方式。但土改领导坚持极左路线,德叔这种从本地出发的土改方针不被支持,最终造成林耀祖一家的被错划,语言背后仍然是政治。

4.冯辉:游历于“故乡”“他乡”之间的他者心态

寒山碧的《还乡》可以视为知识分子离乡-返乡的故事,跨越了40余年的历程。这40余年经历了抗日战争、新中国建立、土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几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作品通过主人公“林嘉诠(林焕然)”这个人物,折射出这40余年故乡与他乡交互变动的风貌及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从主人公内心来说,渴望回归故土,从故乡中寻找精神依托,所以不断游历于故乡与他乡之间,从而完整对故乡这一精神家园的建构;但从外部环境来看,父亲形象被遮蔽,友情的被污名,又使得主人公成为一个游历的他者,难以真正融入。

一、 时代变迁中的知识分子对于美好品格的坚守。

以《高老庄》、《风雅颂》、《白狗秋千架》等作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还乡”题材的小说所表达的展现的是具有农村背景的知识分子从农村走到城市,从有所担当到逐渐无能为例,甚至堕落,无奈返回乡村的轨迹。但在返乡后也无法改变既有的人格品质,最终走向“无乡”可还的境地。虽然《还乡》中“乡”的概念与上述作品有所不同,但都描绘了主人公奔波于两地之间的情节。

《还乡》中,主人公林嘉诠也经历生命历程的变迁,也曾经走向玩弄感情、倒卖商品的堕落境地,但返乡的经历又使得林嘉诠重新走向人生的正轨。在经历多次的历史变迁之后,主人公林嘉诠依然保留了对于“威权”不屈服的意识,保持了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精神立场,这一点和高子路、杨科以及《白狗秋千架》中的“我”不一致。例如在“大鸣大放”背景下,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日记被偷看的情况下也能游刃有余的摆脱困境、以曾祖父的画像最为自己的精神支撑等等。林嘉诠能够调好自己的家乡和他乡之间的关系。

二、 在返乡-离乡-返乡中对于精神家园的渴望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为本,因此在古代社会,城乡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并不像当下这么突出。晚清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城市奋斗后,多会选择在城市谋生并在城市终老,偶尔回回到故乡做短暂的停留,继而再次离开乡村返回成立。例如鲁迅,他的《故乡》、《祝福》都是“返乡——离乡”的经典之作。具有农村背景的知识分子青年时由乡村来到城市,得以享受城市的文明硕果,再由此返乡,如同在两个不同文明之间穿梭。《高老庄》、《风雅颂》、《白狗秋千架》都是类似模式的作品。这些作品还表现出共同的主题:一方面对自身精神困境的揭示,同时也有对农村劣根性的批判和反思

与以往还乡小说不同,《还乡》这一作品中描写了主人公五次还乡离乡的经历。最终还是留在家乡。由此可以看出“故乡”是主人公的精神寄托,主人公数次往返于他乡与故乡之间的经历,也是对故乡这一精神家园建构的过程,虽然作品中写到大学毕业时林嘉诠渴望远离家乡,返回“故乡”并不是他主观的意愿,但南岗村依然是挥之不去的精神领地。

三、 离乡-还乡进程中“家庭伦理”的多元化。

《还乡》这部作品始终以林嘉诠一人“返乡-离乡-返乡”的经历为线索,类似于鲁迅《故乡》的模式,而与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作家的创作模式不同。围绕“林嘉诠”,作者又描绘了不同的人际关系图谱。

(一) “父亲”形象的遮蔽化:在《还乡》中,“父亲”的形象始终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作品并没有过多的描写“父”与“子”正面的交集,例如林嘉诠的伯伯生父以及继父。虽然伯伯林耀祖与林嘉诠之间有着胜似亲父子的关系,但作品中作者对两人正面交集的描写并不多,而作为亲生父亲的林耀庭更是在较长时间内都处于“隐匿”的状态,即使是含冤去世时,林嘉诠也没有及时得知。此外像刘淡竹的父亲、周轩婷、琪琪的父亲等等,作者都没有过多的去着笔描写父子或妇女之间的关系。

(二) “母亲”形象的完美化:邢傲梅、郑桂香都是被塑造的完美的“母亲”形象。作为养母的邢傲梅始终将林嘉诠作为自己的亲生儿子对待,尽一切可能去培养林嘉诠,在上吊的之前也尽量安抚着林嘉诠的情绪。而作为生母的郑桂香虽然与林嘉诠之间有着“情感”的隔阂,但始终想通过对“权力”完成对儿子林嘉诠出生的“重建”。

(三)友情的污名化:除了亲情之外,作者在塑造“友情”时,显示出其“负面”的特征。例如“羊婶”、“文叔”、“林耀富”、“阿炳”等人物性格的颠覆性变化、还有在第十三节中被怀疑偷看自己日记的“廖老师”、除此之外在描写与素琴、琪琪、郑庆元等人的友情时也呈现出不确定性,“负面”特征占据主导。

5.陈久兰:物性使然到理性之思:林焕然还乡过程对故乡认知的重构

林焕然对故乡的情感是复杂的,也是动态变化的。关于还乡主题,学界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孙德喜试图探究《还乡》的文化意蕴:“这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倾覆与对新的灵魂栖息地的苦苦追寻。”(《精神家园的艰难追寻—寒山碧长篇新作<还乡>的文化意蕴》)房福贤认为《还乡》是“林焕然在怀旧中找寻曾经失去的家园。”(《家园之恋、青春之祭、历史之思——读寒山碧的长篇小说<还乡>》)此外还有魏李梅的观点:“《还乡》不仅是一个在空间上接近、回到故乡的过程,更是一个在精神和情感上回归故乡的过程。”(《逃离与固守——<狂飙年代>三部曲的多重精神向度》)而对于精神家园/故乡的具体所指,研究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个种是“传统文化中家国意识的根性存在”,一种是“以宗族意识体现出的家国的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里,研究者大都把《还乡》中的“故乡”视为林焕然的精神家园,而没有注意到“故乡”在林焕然的认识结构中发生的细微变化。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发现林焕然在回国之前对于故乡的认知是已经固化的历史记忆中的故乡,是少年时一直要逃离的梦魇式的故乡。而从动了回乡念头以及后来的还乡途中,林焕然对故乡的认知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发生于现实的还乡体验与多次长时间段的沉思之后,从物性使然的非理性的冲动到理性的人文思考之后对故乡的重新认识。

回国之前,林焕然依然沉浸在仇恨、痛苦之中,对故乡的情感延续的是青少年时期一贯坚持的逃离。于林焕然而言,故乡不是精神家园,或者说故乡作为精神家园的意义是被其他的情绪遮蔽的。在国外时,林焕然从没有想过还乡。而回国做学术交流林焕然也没有还乡的计划。

林焕然的还乡念头是突然被激发的,而正是在这一激发的时刻,故乡才显现为剥去其他各种复杂因素遮蔽后的故乡。这个故乡是南方水乡风物、是曾祖父的眼神。正是在这一冲动下,林焕然踏上了还乡的道路。不过这只是一种未经沉思的感性的冲动,林焕然并没有有意识地思考个体与“故乡”的关系。这种冲动行为在林焕然自己也有某种不可解释性,于他而言这更像是跟随着一种非理性的力量而进行的一次返乡之旅。在第一章的开头,关于人类对于出生地的追溯,作者将之看做“物性”使然。林焕然的还乡冲动也是“物性”的体现。在还乡的途中,林焕然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更像是一次漫不经心的故地重游,他没有刻意要打听什么消息,也未和当地人做过多的交谈。没有刻意找寻,没有刻意要和故乡建立新的联系。此时故乡于林焕然的“精神故乡”的意义并没有体现出来。而从文章篇幅看,林焕然对回忆的沉浸,可看做其与故乡紧张关系的调整过程。

可以说,正是在经过无数次的沉思与回忆之后,还乡的意义才显露出来。如果说最初的还乡冲动是物性使然,那么还乡过程中沉思与回忆则为还乡赋予了其人性的色彩。林焕然回忆了青少年时期五次还乡的痛苦经历,也必然会思考故乡是什么?还乡的意义所在?思考当下自己的身份、处境等一系列问题。而“故乡”的意义,以及个人与故乡的关系也只正在理性思考之后重新建立。这里在经过无数次的沉思之后最后下船踏上回斗石镇那段描写就显得格外重要,这是理性之后的心态的体现,是当下的林焕然直面过去的悲痛历史后并要做出抉择的时刻。小说的最后林焕然踏上了斗石镇的浮台,随着人流拾级而上,面向阔别已久的故乡,面向故乡,这是一种对待故乡的姿态,也是一种面向历史的姿态,我们看到了所希望的那种释然与和解。而在这个时刻,“故乡”的意蕴也清晰地浮现出来。此时的“故乡”不是被多少年来林焕然记忆中的令人逃避、痛苦的故乡,不是一时触动的那一点江南风物的影子曾祖父遥远的眼神,而是实实在在对还健在的以及不在的亲人朋友的关切、对故乡的真情关切。当故乡具体为故乡的伯父、冯氏、小妹、林家大屋、娘和嬷嬷的坟墓、曾祖父的画像的时候,故乡与林焕然的关系才有重新被建立起来,故乡才成为故乡,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成为“精神家园”。

然而,小说到此就戛然而止了,作者没有书写林焕然到家后的所见所闻,对于这种新的关系建立的可能性,作者没有给我们答案。小说只写到林焕然产生的是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对于“故乡”他没有预期,不敢想象。故乡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复存在。

6.赵彩霞:离乡与还乡——有节制的历史书写下的人性之思

《还乡》作为“三部曲”之首,为我们开启了回顾历史、反思人性的大门。
林焕然以一个知名学者的身份到大陆讲学,偶然的画展激起了他还乡的冲动,正是在这种冲动下,作者以小说主人公的所到之处、所见之景与历史场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一种有节制的历史书写中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儿时的林焕然即林嘉诠五次还乡,每一次还乡都展现了不同的历史背景,也以不同人物的选择展示着人性的复杂性,每一次返乡都成为下一次离乡的序曲。

一、 有节制的历史书写

《还乡》对于林嘉诠还乡的历史时间的书写往往没有细节性的描述,也没有深恶痛绝的历史控诉,就好像局外人一样为读者叙述了不同历史事件,这当是作者对于历史的理性与客观。如关于土改的描写:

“土改”队进村之后专挑最穷的家庭最破的屋子住,跟穷人同住同吃同劳动,例如挑水、砍柴、甚至下田等等,大家对土改队都非常好感,以前哪有当官的替老百姓干活的呢?土改队跟大伙混熟了就召集贫苦的农民开会,宣传土地改革的大道理,宣传“土改”会给农民带来的种种好处,要求他们组织农会。最初农民倒是颇为犹豫的,他们虽然都渴望拥有自已的土地,但要去斗人打人,把别人的土地抢过来,却觉得做不来。他们认为人家的田地是祖宗传下的或者是真金白银买来的,自已硬硬去抢过来跟强盗没有分别,将来是会有报应的。

从这段文字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土改队”的认识是客观中立的,对于土改队与“穷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行为是认可的,对农民对待土改认识反映的人性心理描述“人家的田地是祖宗传下的或者是真金白银买来的,自已硬硬去抢过来跟强盗没有分别,将来是会有报应的”是客观与真实的。他没有像典范土改叙事中那样为土改干部英雄化、绝对正确化唱颂歌,也没有刻意地像反典范土改叙事那样极尽抹黑之能事,对土改干部和农民进行无限度地丑化。

二、 复杂的人性之思

在不同的历史斗争之中,《还乡》为读者描画出了不同身份的的人生道路所反映的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有坚守有屈服,有抗争有妥协,又乘势而上又有趋炎附势的苟活,可以说《还乡》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的人性画卷。

“羊嫂”是《还乡》中刻画的非常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她自私贪婪而又善于见风使舵。土改前,她对作为“同村、同宗、同辈”的妯娌邢傲梅尽力讨好,忠心耿耿,在林耀祖纳妾后了解、支持邢傲梅,“肯聆听她的心声”,“私下却把耀祖骂得狗血淋头,还大骂冯姓小寡妇狐狸精,是克夫克子的贱货”;土改后,羊婶讨好林家的态度来了一个大转弯,竟然敢直呼“大爷”“大娘”的名号并当众呵斥他们,一副高高在上的小人得志的样貌。无知的羊婶靠着高超的觉悟、坚定的立场从够穷的农民摇身一变为当政者,其贪婪自私更表现得淋漓尽致:羊婶对和她素无渊源的蓉姨有求必应,是因为蓉姨”塞一对耳环给羊婶说是给她侄女当嫁妆”,“把她藏下的金饰,包括项链、手链、戒指、耳环、金牌”整包塞给羊婶,从而很快获得了去港的申请。当诠仔因言获罪返乡劳动后,母亲为了能让他的户口迁回广州,除了利用高干苗某的关系之外,也没有少给羊嫂“好处”。

作者在冷静的查观历史和人性的同时,总能够挖掘人性深处的东西,从而闪耀出哲思之光。面对大伯的纳妾,他看到了“男人跟所有雄性动物一样,主宰他行为的与其说是脑袋,不如说是体内的荷尔蒙”;面对母亲的改嫁,他将男人比作树,女人比作藤,认为“藤总是窥伺着林中最高大茁壮的乔木,攀沿而上,把它缠得紧紧的。可是这棵大树一旦遭斧斩雷劈,倒了下去,藤立刻不顾而去,又攀附上另一棵大树”。

娘的坚守、大伯与父亲的妥协、母亲的趋炎附势、琪琪的纯真、阿茵的浪荡、刘淡竹对于婚姻的抗争与爱情的追寻、诠仔在谨言慎行的压抑之后放荡自流,在历史的河流中上演着人性的悲欢离合。《还乡》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对历史的描述是客观节制的,对人性的刻画是真实深刻的。

7. 秦祎:守乡·离乡:传统的故乡根本与革命的故乡离散

寒山碧受“香港艺术发展局”资助,于世纪之交发表《狂飙年代》三部曲之一《还乡》。《还乡》围绕林家在1947-1962年间的世代变迁,以相对客观冷静的笔法再现历史真实的面貌。1982年林焕然(林嘉诠)以美籍华人学者的身份回国交流,在画展中勾起乡情,并踏上了返乡之路。正如《<还乡>土改叙事的“地富反”子女视角与客观态度》提到,《还乡》较其他土改小说,独特性之一便在于以地主子女作为写作视角。作品以林嘉诠的视角为中心,在他的记忆中勾勒出五次返乡的所见所闻。一个“乡”字贯穿文本始终,“花尾渡”成为文本中不可或缺的意向,知识分子林嘉诠不断地离乡、又不断地返乡,来回往复,最终被分配到“新江县教育局”,终未能逃离家乡。对于家乡的态度,林嘉诠是复杂多变的,这种多变并不是内心的声音,而是受现实维度影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故乡还是那片故乡,土地依旧,却早已物是人非,在时代的洪波里家乡的质朴与宁静被打碎,传统的文化底蕴逐渐消失殆尽。面对残酷又无力改变的现实,林嘉诠最终割舍掉对家乡的情谊,选择逃离。这份选择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多次的割舍与留恋,演变出守乡-离乡-眷乡的发展情节模式。

《还乡》一开始便营造了在外工作的人们过年返乡的情节,在八岁的诠仔的记忆中,“有一阵子的热闹,锣鼓喧天,满街彩纸花灯,鞭炮齐鸣”,才恍然大悟,“在遥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家,而大人对另外那个家却要比现在的家热爱得多”,人们“赶汽车、赶船、赶火车,又赶船”,不辞辛苦不远万里得赶回家乡,童年记忆中最初的家乡美好而亲切。

故土自有它传统而不变的一面,这一向度则是林嘉诠最为向往的。在新江县斗石镇南岗村,诠仔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在第二章《纳妾》中,林嘉诠同村里的孩子上山抓鹧鸪,流露出无比纯真与陶醉,笔下的乡情溢于言表。但是,联系其创作背景及背后的思想意蕴,为何在一部表现历史沧桑感的史诗性的作品中拆杂多处温情的、感性的、朦胧的、美好的情谊表达呢。正如《家园之恋 青春之祭 历史之思》中提到的“这一的艺术处理背后,还有着作者更加深刻的心理学上的理解和形而向上的哲学思考”。而我认为,作者之所以苦心勾勒“历史动乱”之前的故乡面貌,是因为要表现一种追忆与坚守,无奈与抗争中对故土的复杂情感态度,以及对传统消散后悲凉与荒诞性的“革命”的反思。

人们解放后的喜悦之情还未消散,“土地改革”便接踵而来。林家历来为人友善,广泛结友,不仅认识国民党一方的余县长,还认识共产党一方的唐县长和德叔(徐立德),开明绅士林家曾为抗争立下功劳,支持抗争,两头都不得罪,故而最初从未想过,历代贯成的传统即将被革命-政治的力量所取代。革命-政治在与传统的角逐中,消散消解、解构甚至颠覆了乡村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地位、人物群像性格、血亲关系,最终林嘉诠不得不在乡土破碎中本能地选择离去。文本中大量出现粤语方言,也印证了乡情情愫。

从政治经济地位来看,祠堂祭祖中三位有权势的人在土改中被打倒,标志着政治路线上农民取得了上风。林家忠厚持家,与人为善,经常救济乡里,淳朴的乡村网络中的村民有时并不接受劳力所得的钱财,不料这却在以后的诉苦大会上被人诟病。

最明显的便是邢傲梅与羊嫂的这组关系的倒置,林家风光时羊嫂谄媚附势攀高枝,林家落魄时第一个站出来落井下石。这两个人物在道德尺度中彻底颠覆了既往“典范土地革命”中地主坏、农民善的创作定式。传统的温情在历史的暴力中惨遭破坏,乡绅治理时代终结。经济角度看,农民瓜分了斗争的“果实”,地主阶层经济体系土崩瓦解。

从人物群像性格看,作者笔下重要的人物基本上都具有成长性格的痕迹,比如林嘉诠,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十年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目睹了从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反胡风、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浮夸风、反右运动、自然灾害大饥荒、难民潮……历史的厚重感不言而喻。而历史的真实感,除了客观节制的描写手法更贴近历史真实的中性态度,还体现在对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还有对邢傲梅、林耀祖、刘淡竹(受压抑爱自由)等人物的塑造。均体现了历史发展中的个人成长史。正如孙德喜所说,《还乡》是一部记录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作品,在颠沛流离的时代中,林嘉诠难以找到自己稳定的精神寄托,他曾把心中期待寄托给养母、琪琪、素琴、傻狗,可几经波折,精神力量在现实璀璨中土崩瓦解后,林嘉诠转移到文学艺术世界,转而以写日记的方式排泄苦闷。因此,《还乡》中对人物的塑造艺术是很高超的,真实丰富而立体。相比较这些重要的人物,对传统乡下的村民塑造则具有明显的传统笔法的味道,即无论是羊嫂还是虾哥,都会有国民麻木的一面,约定成俗的劣根性,这种传统乡土性格很轻易地被政策宣传改变,如羊嫂的突变便很突兀,更接近于一个符号式的人物。虾哥则代表着祖祖辈辈墨守成规的传统农村人性格。包括大饥荒时人们排队不吃亏的理念养成,都具有中国传统性格因素。传统不变的人物性格本是淳朴简单的,却因政治强力的推进演变出不和谐因素,政策把控下的乡民性格出现变异,一部分不再温浪和善,在诉苦会上颠倒是非,压制成长型人物,此处也体现出对淳朴简单的人际关系的追溯。

从血亲关系角度看,林嘉诠有两个母亲:即生母冯桂香和养母邢傲梅。按照传统惯律,林嘉诠过继到林耀祖门下,养母视如己出,自此林嘉诠一直将邢傲梅视为娘,而生母则为妈。这种超越血亲关系的情感中,似乎暗示出对传统祖制的顺从,以及对现代化思潮的反抗。

家乡传统的嬗变与消散,在林嘉诠心中自然是沉痛的。面对早已“面目全非”的故乡,面对林家的崩坏离析,他心中原始的“故乡”已经悄然消逝,他渴望离开家乡,却造化弄人,《还乡》最后留守家乡。而在第二部《逃亡》和第三部《他乡》中,林嘉诠经过逃亡,1966年三次偷渡最终到达自由世界澳门,却又以探乡的轨迹追忆失去的家园。从传统-革命政治-自由世界的路径中,最初原始传统的家乡始终是令他魂牵梦绕的,当跨越时代鸿沟后的林嘉诠选择从自由国度回国探乡,完成了守乡-离乡-眷乡的情节模式。

《还乡》的结构漫而不散,故乡铺陈围绕林家展开,基本每个时代事件都用一个人物的经历来表述历史。《还乡》是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除了小说的技巧的考虑,同时是一种态度和立场的体现。这里不仅是对历史暴行不公的反抗,也是对故乡传统消散的追忆。所以文本中有很多的梦,在梦中寄托着林嘉诠朦胧的,复杂的真实向度以及情感倾向。

作者脸书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