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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社会发展有赖于基本人性而非其他》(2018-10-27)一文中说,人性中追求和占有利益的欲望(自私心)与行为(劳动),是构成所有社会形态的最基本、最直接的社会推力。这句话里其实是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的,即:劳动而非其他什么东西是人的利益来源。“找工作”、“就业”之类的事情之所以常常成为舆论焦点,甚至成为衡量国家政治经济生态的重要指标,就是因为对于个体来说,工作即劳动是其获取物质利益的唯一合法手段;对于国家来说,就业即让人民享受能够以劳动换取利益的权利是解决人民生存问题的头等大事。
然而这只是正常社会的正常情形,或者说只是我们所期望的情形,社会生活的实际运行要比这复杂得多也幽暗得多。譬如,你就没有办法保证人的欲望(自私心)和行为(劳动)都是正当的——偷盗、抢劫、敲诈勒索也可以获得利益,然而这种获取是正当的吗?显然是不正当的。同理,一个农民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换取几十元报酬和一个贪官一夜之间将1000万元社会财富弄到自己名下,两者都付出了劳动,你能说后者是正当的么?你当然不能这样认为。不幸的是,利用权力或者其他什么不正当手段攫取利益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比比皆是,这可又怎么说呢?我想,至少在相对意义上,这意味着正常劳动丧失了价值,某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社会人群或者社会力量成为了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有效来源。
一个社会整体的政治文化状态,是由一定的社会运行机制和与之相应的人的道德意识所决定的。如果偷盗的人得不到惩罚,那个社会必定盗窃成风,所有人都会变成盗贼;如果抢劫成为无人干预的“正经营生”,你就没有办法不让善良的人产生也去抢劫的意识;如果没有人阻止敲诈勒索,流氓混混就会成批地生产出来。当人们使用“权力社会”这个概念时,无论强调还是不强调,都意味着权力成为了人们生存的主宰。这是一种社会变异。这种变异与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刻改变相辅相成,而社会运行机制的改变又会反过来重塑人们的道德意识,这种相互作用的社会动能一矣形成,社会与人必定会发生全方位的变异和扭曲,呈现出一种极具特色的社会风貌。比如,在权力者利用权力攫取社会财富的同时,你将无法阻止无权者出于改变命运的愿望而畸形地渴望权力,当所有这些事情都顺理成章发生的时候,那个社会的整体风貌也就不可逆转地被改变了。
无论经由形而上审视还是经由形而下直觉,我们都无法否认,生活的确发生了无可奈何的改变,甚至可以说,在我们的生存中,你再也剔除不掉权力因素了,这正是当下正派的人拥有的财产尽管在增加,却有一种“被剥夺感”、日子过得并不轻松的主要原因——你看得到也听得到,在你辛辛苦苦用劳动换取报酬的时候,有人却在用权力轻而易举地攫取巨大利益,不幸的是,你偏偏又知道他们攫取的利益正是对所有社会成员包括你的利益的剥夺,在这种情况下,你将很难保持心理平衡,甚至可以说,在此情此景中,你任何不平乃至于愤懑的产生都合情合理,没有人有任何理由责备你心胸不够宽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你攀爬脚手架进行劳作之前,在工地附近用一张褶皱的纸币换取一张煎饼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说从某位“人民公仆”家里搜出了十几吨人民币现金,你会做何感想?!你还唱得起来“今儿我真高兴呀,真他妈真高兴呀”吗?你唱不起来了。
唉,“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在权力重负之下,人们——几乎所有人——为换取平安已经惯于不说什么了,总是假装活得很糊涂,活得很不政治,然而这不是真实的情形,即使是那个在寒风中吃煎饼的农民工也知道我们这个社会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在一定意义上,在未被显露的精神领域,每个人都是政治哲学家,他们对社会的洞悉要远比人们感觉到的深刻。
我们就来说一说人们感觉到却未必说出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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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古往今来最可能也最有条件作为强力取代劳动而成为获取非法利益手段的,是权力,这是同样是由普遍人性——不同点在于这里所谓的人性强调的是它的黑暗面——所决定的。
不要说不正常社会(或者说变异社会),即使在所谓的正常社会,权力也拥有极为便利的条件通过形形色色的潜规则成为某些人和某个政治集团的利益源,即使是在信奉自由民主原则的美国亦是如此。为了防止权力横行无忌对人民利益造成侵蚀,美国的开国先贤们遵循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1632-1704)基于自由平等的宪政民主思想原则,呕心沥血设计出了叠梁架栋一般纷繁复杂的法律体系,制定了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国家政治结构,美国也正是由此才变得生机勃勃异常强大的,然而就是这样你也不能说全部切断了米帝各级官员的权力向利益延伸的通道,美国政客利用权力索贿受贿、与社会黑帮勾结拿肮脏的钱、各色利益集团向官员输送利益的事情,绝不仅仅是好莱坞电影里的虚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也屡见不鲜。在一定意义上,《纸牌屋》之类的作品并不完全是艺术想象,它更是美国政治生活的折射。正是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人类目前似乎还没有什么办法完全跳出这个圈子。
可见人性是相通的,特权与反特权、剥夺与反剥夺、腐败与反腐败之所以成为人类生活的永久话题,正是源于不可改变的人性,具体说,源于人性中难以避免的幽暗部分。在这件事上,甚至没有种族、地域、文明之分,甚至可以说,这是与人类历史相伴相生的社会政治特征,你没有办法完全消除它。极而言之,权力对人类造成的戮害既持久又严重,正是这种痛之又痛的戮害,刺激人类生发出了对自由、民主的公正社会的向往,从而在哲学层面衍生出正义的观念、在文学层面衍生出人民性的观念、在审美层面衍生出真假美丑的观念、在精神层面衍生出善恶是非的观念。为了将这些观念变为可见可感并且可以享受的现实,人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付出了难以计数的生命代价,才终于找到一种尽管不能说万能、在制约权力问题上却能够发挥空前作用的制度,这就是自工业革命以来逐渐成型的基于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宪政民主制度。
宪政民主思想及其制度固然起源于西方,但是它绝不仅属于西方,很简单:它来源于想方设法活得体面一些、尊严一些的共同人性,具体说,来源于我前面提到的共同人性中的正义观念、人民性观念、真假美丑挂念、善恶是非观念,因此它是普世的,它是没有种族、地域、文明之分的。你当然可以认为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特色”,但这绝不是由此就可以把中国人从普遍人类中区割出来的理由,你更没有道理认为中国人的人性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人性是相异的,是既不需要自由也不需要民主的,中国人属于对自由无感的妖精之类,你不能这样说。你更不能指责说,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相较于威权体制是虚假骗人的,因为人们早已经看到,在宪政体制下生存着的人与在威权体制下生存着的人的完全不同的生存形态,早已经看清楚究竟是什么体制才有可能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作为支撑,只需要简单人性就可以了——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人渴望被束缚住手铐和脚镣过生活,大概不会有一个人愿意在每一件事上都被人驱使而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中国古语所谓不吃“嗟来之食”,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即使你给我的是幸福,由于它是被“给予”甚至是被“恩赐”的,那么它也就丧失了价值,反之,它带给我的是屈辱,我不能接受它。这就是说,人不是通过豢养成之为人的,人是过自由意志的施行和民主的呵护才成之为人的。这就是尊严的力量。前几年曾经发生中央电视台记者满大街追着活得辛辛苦苦的人问“你幸福吗”的事情(我曾经将其概括为“对幸福的诱供”),难道不是对普通人的尊严的搓弄和蹂躏吗?那些无知且混账的记者之所以敢于如此冒犯活得辛辛苦苦的普通人,不就是因为他们身后站着巨大的权力而非人民吗?
这样说来,丘吉尔那句关于民主的无奈之语——民主制度可能不是好制度,但在所有制度中它却又是最好的——是不是有几分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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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厉害了,我的国”有许许多多厉害之处,唯独在制衡权力这件事上,我们还不能向全世界宣布说中国领世界之先,用最有效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海量揭露和没有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这些案件的案值在世界腐败史上往往具有史诗般的规模)为证,别的不说,最近披露出来的赖小民案,就是诸多此类案件中颇为亮眼的一件。在我们这里,官员腐败案件还不是可以随便谈论的东西,所以网络流传的更加骇人听闻的消息,权力者像腐败大师一样云里雾里的奔忙,我们不辨其貌不知真假,就不作为例子来谈论了吧。这是今天的情形。
以往,譬如不太久远的明清两代,更是端的了得!附着在庞大国家机器各个部位、各个机件上的所谓“父母官”,哪一个不是像饿鬼一样依据权力运作的明规则和潜规则对老百姓食肉寝皮、敲骨吸髓的?这些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小官员就像一架架抽水机,日夜不停从民间抽取民脂民膏,在国家肌体上切割和穿刺出无数出血点,国家逐渐陷于严重的失血状态,到最后落得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实在不是偶然的事情。明代之所以崩解于全国性财政危机,导致异族入侵,亡党亡国,除了连续几任皇帝既没文化又没教养、傻缺无能、完全没有战略眼光、在皇权专制体制的轮回中得过且过之外,实在与国家肌体的这种连续不断的内部失血有关。
数百年以来,造成这个民族羸弱不堪的,往往是自认为是社稷江山合法正统代表的国家统治集团,而国家统治集团是由遍布在全国大地上难以尽述的权力执掌者构成的,这就是说,毁坏这个朝廷的是朝廷中人,他们在利用权力攫取利益的同时也在由着性儿毁坏这个国家。我们看一看大清王朝的最后图景:即使是在大厦将倾之时,这帮以慈禧老太婆为首的操蛋玩意儿还在思谋“保大清”(朝廷)还是“保国家”的问题,悲催的是,他们最后选择的竟然是“保大清”,即保那个早已与它治下的人民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国家统治集团!这些人也忒痴傻了一些——既然你高高在上与人民没有了关系,当国家和朝廷都面临生死绝境的时候,人民又有多少理由为你流血牺牲抵抗蛮夷入侵呢?单靠那些阿谀奉承成天在皇上面前装孙子的官员,你保得了朝廷吗?!你保得了国家吗?!
看看明朝帝国崩解的那个瞬间,更可以让我们多想一些什么。
1644年(崇祯十七年)2月16日,造起反来的乡邮员李自成(其身份比当下的农民工强不了多少)正式对朝廷宣战,率领起义大军所向披靡向北京进发,沿途州、县官员纷纷背叛自己的权力来源,非但不阻抗贼寇,反而望风送款,和老百姓一道迎接贼寇,接管政权,甚至到了起义军“传檄而定”的程度。经过两个多月的征讨,4月下旬,农民起义军终于占领卢沟桥,开始攻打平则、彰义等城门,驻守北京城外的明朝官军三大营完全没有大局意识,溃败之中全部投降了李自成——“城外三大营皆溃降,火车、巨炮、蒺藜、鹿角皆为贼有。贼反炮攻城,轰声震地。”(引文自[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李国桢力挽狂澜,试图号令士兵抵抗,然而士兵们消极抗战,全不在状态,“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还杀他妈什么贼?于是紧急求见崇祯,被宦官喝止,此时城墙上的大炮声震瓦屋,响彻云霄,结果却“不杀贼一人”,原来,“城上不知受何人指使,西洋炮不置铅丸,以虚击,声殷雷达旦。”(引文同上)据说早在李自成向朝廷宣战、向北京进发之际,就派密探携黄金进入北京,买通了京师炮队的将领——可见钱永远都是好东西啊!此时的北京城内,朝廷大臣都躲在家里以求自保,朝廷之上已空无一人。
1644年4月25日(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天色将明,意识到天朝社稷即将覆灭而陷入绝望与癫狂的崇祯皇帝,亲手杀了公主、嫔妃多人之后,亲自上殿鸣钟,试图召集文武百官上朝,做最后挣扎,仍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形单影只的崇祯皇帝仰天长叹:“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抱阳生:《甲申朝史小记》第一卷)崇祯皇帝嚎啕大哭一阵子以后,一边嘟哝着咒骂“草泥马”,一边跑到景山用一根麻绳把自己吊死在了歪脖子树上,死的时候无限凄凉,只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在身边。
了解帝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皇权经常是被阉党操纵和玩儿弄的。虽然我们不能认定明朝土崩瓦解全部由于“奸臣所误”,但阉党作为附着在朝廷肌体上吸血的“特殊利益集团”、“权贵利益集团”,毫无疑问在溃解“江山社稷”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唉!你看看《明史》就会知道,崇祯帝在抵御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势力上不可谓不尽心尽责呀,不可谓不强硬呀,丫是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个国家“国运长久”、“永延帝祚”的,然而即使作为统领天下的一国之君,他改变得了历史剧本的无情书写么?改变得了幽暗人性深处的阴鸷与贪婪么?即便是“天之骄子”也莫可奈何啊!
你看,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就这样一次次败在了不顾人民死活、作威作福的特殊利益集团手里。腐朽没落却又颟顸残忍的满清王朝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简直不能平静复述那些既让人唏嘘又让人切齿的历史事件——正是这个所谓的“朝廷”,将中华帝国拖拽到最黑暗最屈辱的绝境,导致狼一样环伺中国的列强们蜂拥而上,所有丧权辱国的条约都是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我们数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割让出去的。可见,专制主义不仅殃民,更可以祸国、亡国,这是一个不可分解的逻辑过程,而对这个逻辑过程的最基本支撑,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没有以强有力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治结构,来切断官僚权力与利益的连接通道,人民还没有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这是中国数千年以来的“阿喀琉斯之踵”。
不需要什么专门的政治哲学知识,你只要有正常人的正常感觉,就会发现在中国人的生存中,始终存在着极为荒诞又极为现实的权力-利益勾连,这种勾连就像一条幽暗而坚固的线,缠绕着整个中国历史,从遥远的过去一直迤逦而来,直到我们眼前,成为无法不去正视的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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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起来,鲁迅先生所谓“历史就是吃人”绝不仅仅是一句慨叹,更是科学而清醒的政治洞见,这个洞见所洞见的绝非仅只是历史的中国,更是现实的中国。几乎未见断绝的形形色色的腐败案件总是在提醒我们,鲁迅先生是对的,我们并未脱离那令人窘迫、令人窒息的权力-利益勾连的轮回。试想,赖小民非法谋取上百套房产、包养上百个情妇、“一次就敢收取上亿元贿赂”(见微信公号“中国经济周刊”10月20日消息),仅仅是“贪污腐化”吗?你只要两相对照,稍微看一下在大杂院里挣扎着的城市下岗工人、家徒四壁的农村留守人员、在土坯课桌上读书的“祖国的花朵”,你就不难断定,用“贪污腐化”四个字概括赖小民之类官员的罪行,简直是在开玩笑,他们根本上就是在吃人,他们脚底下全都是被他们嚼碎了的人民的尸骨!他们之所以直到今天还大模大样地吃人,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历史还没有撤除掉他们得以利用权力吃人的条件。这个条件,简单说就是权力的来源问题:你是来源于人民(通过作为现代文明基石的民主选举)对权力的政治委托呢,还是来源于权力(通过作为传统官僚制度基石的任命制)对权力的私相授予呢?如果是后者,权力-利益的勾连就将永远天经地义,就像白天的结果必定是夜晚一样,不太可能出现另外的情景。
“权力-利益勾连”可以涵括很多看似纷纭实则很简单的社会政治现象,譬如我们通常所说的“特殊利益集团”,实际上也并不复杂,仅只是这样一种勾连而已,即使字面上也是如此——它强调的不仅是“集团”,更是“利益”二字,是集团的利益属性使它成为具有特定内涵的集团的,换一句话说,我们就是在如此这般的社会政治条件下,看到他们房间里堆满上亿现金、将难以计数的庞大资财转移到国外的。至于“权贵利益集团”,说得就更明白了:这个带有阶层色彩的“利益集团”因“权”而“贵”,没有“权”,他们很可能只是一些混吃混喝、脑子也不怎么灵光的没落八旗子弟,有了“权”,这帮子人利用国家公器顿时把自己装扮成了神——如果以拥有财富多寡计,他们的确是成了神——他们在这片大地上虎踞龙盘,各有一方天地;他们恣意妄为,来无影,去无踪,一忽儿呼风唤雨,一忽儿撒豆成兵,俨然成为了这个世界唯一的主宰。
我们说人类历史上经常会发生严重的文化扭曲、社会异化、政治腐烂,指的主要是诸如此类让人见怪不怪却时时给你添堵的社会变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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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人类处境的思索往往与权力有关,甚至可以说,这种思索在人类向文明迈出第一个脚步之时就开始了。这是因为人类很早就认识到,动物的各种活动,是由生存与生殖两种基本需要引起的,而且也不出乎这两种需要所迫切要求的范围。你可能看见过一只猪在食槽里吞食或者骑跨在母猪身上交配,你什么时候看见过丫非要争着当猪圈“圈长”的?肯定没见过。原因很简单,权力对猪无意义,它不劳那个神,所以各个心宽体胖,活得颇为愉快滋润。
人就不一样了,除了吃饭和性交之外,总还惦记着另外的什么东西,这“另外的什么东西”里面,就有权力,甚至可以说,主要是权力。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断言:“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爱好权力,犹如好色,是一种强烈的动机,对于大多数人的行为所发生的影响往往超过他们自己的想象。”(罗素:《权力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罗素这里所说的“权力欲与荣誉欲”,或者说,罗素主要强调的是权力对于人的精神意义,然而人类的精神活动是无法也不可能完全与物欲断离的。在既不神也不信鬼,到关键时刻连爹妈也不认的地方,官员的人格难免更低下一些,他们精神活动最主要的落脚点还是在于物欲所求,极端情形之下,这甚至会成为某些具有变态灵魂的人所有精神活动的唯一归结点(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报道,某小贪官最享受的事情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坐在床上数钱),否则我们将很难理解权力者为什么要十分辛苦地贪污数十亿、数百亿的钱财,即使冒着搭上小命的危险也在所不惜。按照我们这些升斗小民的算计,“良田千顷不过一日三餐,广厦万间只睡卧榻三尺”,丫要那么多钱究竟想干什么?唉!这正是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完全没有精神境界的屁民们永远想不来那些祸国殃民的家伙们怀揣着怎样的心思啊!
要说起来其实也很简单,权力者有权力者的逻辑,流氓有流氓的逻辑,权力者无止境地占有财富,就像流氓见到女人一样,全部心思就如何把女人扑到身子底下,完成一次纯粹意义上的动物性交媾,这种交媾与更高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没有半点儿关系。这就是说,权力者利用权力攫取利益的欲望纯粹出于动物性本能,这种对利益的追逐和占有,甚至与对利益的精神算计都没有什么关系了,欲望而已,流氓而已,畜生而已,岂有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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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以来,人类智慧几乎穷尽了关于权力的话题,譬如“权力-利益勾连”这件事,在政治学、社会学表述中就获得了一系列专有名词:皇权主义、中世纪黑暗、威权主义、专制主义、独裁政权、极权主义……而那些利用权力攫取利益的人或政治集团,则:1.在民间语境中,依据时代不同而被分别称之为:皇帝老儿、阉党、太子党、权贵集团、特殊利益集团、刘瑾、魏忠贤、和珅、周扒皮、黄世仁、刘文彩、当官儿的、倒爷、缺德的玩意儿、活王八蛋、生孩子没屁眼儿的东西……等等;2.在官方语境中,同样依据时代不同而被分别称之为:奴隶主、秦始皇、宦官集团、地主统治阶级、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集团、“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贪污腐化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官倒”、极少数极少数腐败分子、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等等。
如果你认可我上面的描述,把这些追逐权力并通过权力追逐利益的人视为流氓,那么我相信你难免就会悲愤起来,忍不住问一句:“这究竟是他妈怎么了?为什么我们就非得受这帮流氓的欺辱呢?我们就不能把这个世界打扫干净一些吗?!”
好,我们接着往下说。
罗素在《权力论》中提醒我们说:“只有认识到爱好权力是社会事务中重要活动的起因,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无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历史。”与此同时,罗素还强调指出,权力很容易扭曲人性,使人陷入癫狂,这种人“在每一所疯人院里都可以找到:甲自以为是英格兰银行的总裁;乙自以为是英国国王;而丙自认为是上帝。”罗素讥讽道:“一些极其类似的妄想,如果由受过教育的人用晦涩难解的语言表达出来,就会通往哲学教授的职位;如果由易动感情的人用雄辩的语言表达出来,就会通往独裁者的职位。”罗素用调侃的语气说:“经过医生证明的疯人,在担心他闹事的时候,就把他禁闭起来,因为他容易做出凶暴的事情。可是未经医生证明的各色疯人却被授予指挥强大军队的职责,能把死亡和灾难加在他所能及的一切精神正常的人头上。”(引文同上)可见权力以及权力导致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关于它的任何话题都不能轻松对待。
思想启蒙运动以来,政治哲学家们的话题总是不约而同围绕着权力展开,关于权力的定义和解说如汗牛充栋,在这些见解中,我非常赞同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1916-1962)的见解,他说:权力就是在反对的情况下仍旧能够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语句非常简单,然而它所包含的内容却异常丰富。我认为这个姓米的家伙至少强调了以下三层意思:
一、权力是在被人执掌的情况下才成之为权力的,这就是说,权力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没有这种被称之为“社会关系”的关系,“权力”就什么都不是,仅只是“无”,是“不在”,“无”和“不在”当然没有任何意义。由此延伸,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权力的任何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都与人的活动有关,具体地说,都与人获取利益的欲望与方式有关。
二、占有权力的人有自己的意志,而“自己的意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利的,除非具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你很难保证一个政治家绝对做到为人民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举例来说,如果没有国会的辖制和选民(通过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全方位监督,即使美国总统也有可能成为屠戮人民性命、侵占人民财产的暴君,这是由权力的内在本性决定的。
三、权力者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对抗反对自己的人的意志。这里强调的是权力的强制性。一般来说,强制性来源于合法性,而合法性又来源于某种政治结构(或者说权力结构)。譬如,违犯交通规则的司机要接受惩罚,士兵违背军事条令要被监禁,学生违犯校规要被开除,这些指令之所以能够被执行,是因为在发出惩戒命令的人背后有一个权威性的政治结构。没有这个东西,也就没有人接受惩戒,一个士兵是不能随便监禁另一个士兵的,后者会一脸不屑,反问:“你丫凭什么监禁我?”可见,当权力者强制性地用自己的意志对抗反对自己的人的意志的时候,一定有某种政治结构在背后支撑着他,否则他将什么都不是。
见识到这三点,我们也就明白了,权力很难不对人构成诱惑,这可是比女人对流氓强烈千百倍的诱惑,它所夹带的带有生物性狂躁的原始冲力很难阻挡,所以,当年朱元璋咬牙跺脚以“清算你们丫八辈儿祖宗”的力度反腐败,不惜采用残忍手段(包括满门抄斩、凌迟、阉割、剁手、挑筋等严酷刑罚,尤以“剥皮揎草”最为激烈:凡受贿六十两银子以上的领导同志,砍掉脑袋瓜子以后,在衙门专设的“皮场庙”剥皮,皮囊被填上稻草摆在衙门旁边以震慑贪官),都没有阻止这帮丫挺的以前赴后继的大无畏精神慷慨赴死,可见,皇帝利用权力——而且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反腐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权力-利益勾连”问题的。说句让人沮丧的话:不从改变制度入手的任何所谓的反腐都是滑稽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轻薄笑闹。不幸的是,这种无用的权力反腐机制竟然一直被沿用到了今天;更加不幸的是,目前我们用来镇骇贪官的手段相较于朱元璋的狠辣来说简直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温柔的,在此种情况下,我们沿用的这个机制、采取的这些手段,究竟能发生多大作用,已经被现实所证明,我们不再多说,也无需再多说了。
需要指出的是,反腐败效应不断出现递减,源于权力的利益掠夺不断消磨民众的忍耐度,是一种极为危险的情况,它极有可能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触发严重的社会危机,这方面,古今中外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惊心动魄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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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利益勾连”绝不单纯仅只是腐败问题,它将无可避免导致社会蜕化,这种蜕化将是全方位的,它会使一个社会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向不可知方向漂移而去,这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改变位置,每一个人的精神疆域都将遭受污染。
这会造成两方面的情况——
一、权力一旦成为利益源,权力者就会在利用权力巧取豪夺的同时,千方百计巩固权力、施展权力、扩大权力、垄断权力,与之相对应,国家权力机器内部的权斗将势必永无休止,权力对权力对象的折腾将势必永无休止,权力对公民权利——尤其是宪法三十五条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限制和侵害将势必永无休止,权力对国家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掌控侵占将势必永无休止。当所有这些“永无休止”都毫无阻碍地永无休止进行的时候,社会的总体形态势必就要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意味着政治形态、经济形态、文化形态的改变,更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如果我说的还不明白,那么我愿意进一步指出:为了最大程度攫取利益,权力者势必要想方设法寻求权力与权力的联盟,结成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隐秘的家族势力、帮派势力和团伙势力。一般情况下,这些势力在利益分赃层面往往能够达成脆弱的平衡,彼此相安无事,出现危机尤其是出现与民众发生直接利益冲突的危机时,无论作为团伙还是个体,他们甚至能够做出应激反应,相互声援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应对——这就是人们深恶痛绝“官官相护”、“架空法律”,市井间流传“民不和官斗”的主要原因。然而这只是一方面的情形。另一方面,由于权力和资本一样具有无限贪婪的天然本性——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直接转化为“权力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就决定了权势集团之间和权力者个人之间或迟或早势必要发生利益冲突,这种冲突有时候是你死我活的——这就是人们深恶痛绝的“秘密政治”、“权斗”、“权力倾轧”发生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尽管民众时时刻刻都在被“政治”侵袭,然而在国家政治过程中却又往往被排除在外的主要原因。
“春江冷暖鸭先知”,所有这些改变我们不是都感应到了么?这是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社会变异呢?今年恰恰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回首过往,在我们为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成就而欢欣鼓舞的同时,是不是也应当检视一下由于政治改革滞后、没有弥补监督和限制权力的制度短板对社会肌体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呢?是不是也应当检视一下威权体制对国家政治经济未来和人的全面发展,究竟是局限还是解放呢?
二、权力一旦成为利益源,必定会对社会人群产生虹吸效应,吸引更多的人把权力作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去追逐,这将导致相当大的一部分社会人群的人格或道德发生扭曲和异变,从而对社会造成“内伤”,而这又常常是社会道义全面崩解的征兆。
说一个例子。我一位朋友退休前在国家部委工作,前些日子在来信中特别感慨地告诉我说,他一向寄望于年轻人,希望他们给这个沉重的体制带来活力与新风,然而他惊讶地看到,一些看上去好好的八零后、九零后年轻人,在向往和攫取权力的争斗中,绝不输于在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政客、老油条,行为做事满含着心机与算计,城府极深,深藏不露,就像变色龙一样,该当孙子的时候当孙子,在职位高的人面前低声下气奴颜婢膝;该当爷爷的时候当爷爷,在地位低的人面前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年纪轻轻的活生生练就一副小官僚嘴脸。朋友心里似乎满含着悲怆,无奈地说,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呀!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我,我当然不相信这些带有“制度标准件”色彩的人千方百计入党是出于信仰,此生此世“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注: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入党誓词),我不相信。反之,我倒是很怀疑他们此时此刻小心眼儿里是不是有一只苍白的小手儿在招摇,在全力向攫取社会利益的权位进发,梦想着成为腐败大军中的一个成员,原因很简单,至少在此类人的心中,执政党早已经成为了利益源,成为了满足个人欲望之“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很多落马官员所谓的“忏悔”中看到活生生的展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所有腐败和反腐败故事,都是在官员们把执政党作为利益源的层面上生发出来的。有学者早就痛心疾首的“中国社会正在进入全面溃败”,是不是也从这个层面蔓延开来的呢?细思极恐。
你看,“权力-利益勾连”作为不正常的社会机能,就这样改造了人,创造了人;就这样改造了社会,创造了社会。甚至可以说,我们从社会层面看到的所有道德沦丧、人性扭曲、良知泯灭都与广泛存在的“权力-利益勾连”机制有关。我们最近几年看到的某些基层政权家族化、黑帮化,通过打黑的方式掠夺民营企业,掠夺民间财富,不同样也是“权力-利益勾连”结出的社会之果吗?至于其他更加严重的社会状况,篇幅所限,我们就不说了吧!
谈论经济问题时,经济学家和官员不断强调“信心”和“预期”的重要性,因为它可以导致经济危机;在反腐败问题上,“信心”和“预期”同样重要,我甚至认为更加重要。没有对制度的反思,没有对制度短板的弥补,你将很难让人对反腐败建立起积极的“信心”和“预期”,而消极的“信心”和“预期”,如前所述将是十分危险的,具体来说,如果局势突然出现某种刺激性因素,无论偶然还是必然,无论内因还是外因,都将导致爆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这一点必须引起高层极度警觉,必须迅速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是时候提出民众翘首期盼的更高层面的改革——全方位的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了,否则,我们势必将越来越多地面临难以想象的复杂局面。是时候对以权力为主导的“中国模式”进行反思了,这与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无关,这是一个民族在其生存发展中本应当就有的科学态度。应当清醒地看到,基于由理念的政治民主化和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市场化是中国绕不过去的坎儿,无论出于国内状况的考虑,还是出于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这一课都必须要补上,否则国内、国际压力将会越来越大。
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一直在缺课,缺课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即使现在想补这一课,要想完成最基本的学业也需要很长很长时间,或许还要付出料想不到的代价。尽管这样,我们也没有理由再继续拖延和逃避下去了,这就是说,这一课不是想不想补的问题,而是必须补的问题——我们都看得到,世界绝不可能接受一个过于强调“中国特色”、“中国模式”的中国,如果没有源于民主自由观念的普世价值的相互认同和对接,如果人民无法通过国家政治机制辖制大大小小的权力者,或者说,如果中国不能从封闭的“权力社会”转变为开放的“公民社会”,中国和世界的持续紧张将永远无法纾解,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变大,甚至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对立与冲突,极端情形之下,甚至会发展成为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新冷战甚或热战。这当然是极为严重的情景,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情景。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和国民福祉都不允许出现这样的局面。再也不能投鼠忌器,继续容忍乃至纵容权力对社会利益的无止境掠夺了!再也不能继续让社会、让人民、让国家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了!

8
我打算用抽象议论的方式结束本文。
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1834-1902)那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援引自约翰·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01年)的警言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这句话甚至都被引用得失去警醒的意味了,然而在这里我还是想强调,无论在理论的意义上还是在实践(经历)的意义上,这句看似浅显的话都是认识国家政治本质和民众自身政治处境的不容忽视的真理,每一个字都值得人们牢记。
许良英先生曾经在《也谈阿克顿的名言》(2008年)中援引爱因斯坦的话说:“谈到阿克顿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名言,不能不联想起与此异曲同工、交相辉映的爱因斯坦(Einstein,1879—1955)的名言。爱因斯坦终生沉浸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同时也热切地关怀人类命运和社会现实。他认为:“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他在1930年发表的《我的世界观》一文中明晰而精辟地论述了他的人生观。他在文章中说,他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有强烈的感觉,并宣告:‘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担负起责任,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当受到强迫,他们必须有可能来选择自己的领袖。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许良英先生特别强调说:“爱因斯坦发现的这条千古不易的规律,与阿克顿的名言‘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相得益彰,并可互为解读。”我认为许良英先生的强调很有道理。
显而易见,凡是权力被强调到绝对的地方,绝对权力必然无所约制,绝对权力导致的腐败(政治腐败、经济腐败、文化腐败)必然呈现出绝对的态势。作为这一切的标识或者说副产品,政治领域的个人独裁、个人崇拜毕将盛行;经济领域的权力掠夺、官员贪腐必将猖獗;文化领域的道义沦丧、精神淫靡必将蔓延。这是历史的答案,更是现实的答案。如果你还想问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还是请阿克顿来回答:“权力,不管它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引文同上)这个定义是不是可以颠覆我们心中的见解?是不是可以颠覆我们对权力那种渗透到骨髓里的畏惧?我想是的。如果我们再重温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那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年)的论断,我们这些浅显的人对于抽象历史和具象现实,是不是可以生发出更深一层的见解呢?

9
唉,人是活在现实当中的,有时候你避开现实想“抽象”一下都不行——这不是吗?就在我准备结束本文的时候,又传来秦岭违建的消息,让你不得不侧目一下。
其实所谓“秦岭违建的消息”对于我个人来说并不是新消息,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也就是将近三十年前我还在陕西西安工作的时候,《陕西日报》一位记者朋友私下对我说,目前西安市和陕西省有权有势、有头有脸的人——也叫“领导同志”——都开始在秦岭买地盖房了。就像人们通常说到这类事情那样,我那位朋友没有用警觉、质疑、审视的语气,反之,将其作为了某种利益机会,试图探讨“有没有可能”也分一杯羹加入进去。由于这件事情离我的生活过于遥远,我也就没有应和,笑了笑,把话题转到别处去了。后来我又从官方媒体之外听说了很多关于秦岭建房的消息,大都是谴责的,愤恨的,无奈的,就像人们私下里议论其它腐败案件那样。此类议论太多,我仍旧“无感”,更加之我们的“领导同志”经常就会做一些我们这样的人做不了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所以当时我也就没怎么在意,在我印象里,我身边也没有什么人太在意这件事情。
1993年底我调回北京工作,又有朋友陆续从西安传来消息,一会儿说秦岭的违建被查禁了,一会儿又说没有,都好着呢,总之是糊里糊涂,傻头傻脑,蒙然坐雾,混混沌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也是很多云里雾里发生“权力-利益勾连”的事情在老百姓层面的惯常反应。惯常反应也就是正常反应,浸淫在权力社会的人自然有一套自己的生存哲学,你没有什么好责备的。俗话说:“好奇害死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鉴于此,识时务的人一般都不去打听跟自己无关、不去细究没有直接危害到自己的事情了——谁愿意去当那只由于好奇而探头看了一眼就被人兜头拍死的猫呢?谁也不愿意。
没想到三十年之后这件事突然又热络了起来,在国家领导人数次批示下仍然无动于衷或敷衍了事的秦岭违建事件,如同深水炸弹一样在西安官场终于被引爆了。这东西一“引爆”,内里就翻露了出来,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市井小民这才知道,我们的“公仆”单是在“居”的问题上,已经暗暗的把豪华奢侈进行到了什么程度!限于篇幅,我这里就不对那些别墅建筑规模之巨大、内部装饰之奢华做具体描绘了,读者可以从网络上查到。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都接受过国家关于“阶级仇、民族恨”的教育,我们都从课本上看到过大地主“刘文彩庄园”,然而若是将四川省大邑县那个很不地道的财主跟我们这些宣誓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人民公仆”相比较,丫简直就是一土鳖,既没境界又没格调。这种情形,可可地应了我上文说过的一句话:权力一旦成为利益源,权力者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和攫取将永无休止,昨天他们盖房子,今天他们盖别墅,明天他们就会盖皇宫,不会有止境的。
我们欣慰地看到,围绕秦岭违建对西安官场的调查已经大范围展开,据说目前已波及规划、国土资源、公安等多个党政系统,已经有千余人被问询,多位陕西省党政要员被调查或被免职,有消息说,如今由秦岭违建引发的官场风暴已经伸至西安市的中下层官员,西安官场已濒临塌方。
这又是一场“塌方式腐败”案件!
我看到一篇报道说,在一些自然资源密集或有独特资源优势地区,围绕着资源开发、审批等往往形成官场上盘根错节的利益纽带,不查则已,一经查出则会牵连一片,形成近年来不断出现在媒体版面的所谓“塌方式腐败”、“断崖式腐败”。所谓“塌方式腐败”、“断崖式腐败”,说白了就是某些基层政权被腐败掏空——用民间话语解释就是没有一个好玩意儿——终于跨越临界点,崩解了,坍塌了,而这竟然是权力反腐力度空前加大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不知道这是讽刺还是荒诞,抑或两者皆是?我不知道。
作为佐证,我们还可以举出河南省作为例子。据说河南省近年来已有14位市委书记被抓,29名厅级官员折戟官场,包括驻马店市委书记刘什么庆、省住建厅厅长刘什么涛、开封市委书记祁什么立、焦作市委书记孙什么坤、三门峡市委书记杨什么平、郑州市委书记吴什么君、安阳市委书记张什么东、洛阳市委书记陈什么枫、三门峡市委书记赵什么燕、焦作市委书记路什么贤……更早一点儿的“山西省塌方式腐败”的传闻还不绝于耳,结果又发生了如此这般让人血脉贲张的事情,你让我们说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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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有分析认为,中国官场上的官员通过利益纽带或同乡、同学等各种关系结成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反腐高压下产生塌方式腐败不足为奇。不过,这位生怕触犯宣传纪律的议论者小心翼翼地说:这次秦岭违建事件揭露出来的西安官场塌式腐败案件,说明(权力)高压反腐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仍有相当多的腐败案件没有被揭露出来,更说明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改造仍然任重而道远。
这个人太愚拙或者说太智慧了,他回避了最有效解决腐败问题的最关键途径,那就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具体到秦岭违建,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我三十年前那位朋友是具有自由独立立场而非权力立场的媒体记者,他还敢于艳羡和觊觎那个获取利益的机会吗?如果三十年前秦岭违建案件就被民众举报,在媒体上揭露出来,它会发展和蔓延到如此规模吗?国家还会付出如此昂贵的行政和司法成本来纠正这桩罪行吗?还会对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造成如此巨大的伤害吗?答案就在那里——自由是对权力罪恶最好的约制,公民由各项政治权利所保障的个人自由,是最好的权力防腐剂。这个答案如此简单又如此肤浅,犹如小学生课本,然而它在我们这里却如此讳莫如深,如此令人心惊肉跳,如此让权力者恐惧,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放眼四周,我们都看得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反腐败都是由非政府掌控的新闻媒体而不是由政府(或者说权力)承担的,这是最小成本的社会监督。我们以美国为例,被称为美国第一部新闻法的1791年颁布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权利。”由此美国媒体也被誉为是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部门”,它们一个极为重要的职责就是监督政府和政府官员。你固然可以认为西方媒体记者归根结底是维护西方国家利益的,你也可以讥诮它最终被大资本所控制,在他们那里同样没有真相,然而你也必须注意到,在重要的国家发展和公众福祉问题上,那些独立、自由、非政府所拥有的媒体所获“无冕之王”称号绝非浪得虚名,他们是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业作为中获得这个称号的,他们配得上这个称号。这里有一个引人瞩目的例子:1972年,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水门综合大厦发现被人侵入,然而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及内阁试图掩盖事件真相。直至窃听阴谋被发现,尼克松仍然阻挠国会调查,最终导致宪政危机,这就是著名的“水门事件”。自这一年六月开始,《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等美国新闻媒体以及出版商对“水门事件”穷追猛打,连篇累牍发表调查和揭露尼克松违法违宪行为的新闻报道,终于导致后者于1974年8月8日晚白宫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总统职务。这就是民主的力量。
回到当下,我们再说一句闲话:你只要看一看血管里流着专制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血液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多么仇视媒体记者就可以知道,新闻自由有多么宝贵。就在笔者写作本文的今天(2018年11月26日),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报道,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有必要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国有电视网络,因为这将有助于展现美国真实的面貌:伟大!同时他还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其利用在世界范围内强大的影响力,用不公平且不真实的报导方式诋毁美国。果真是“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诸如此类的事情竟然发生在美国,这也太有喜剧色彩也太耐人寻味了。不难揣测,按照特朗普自恋而专横的性格,他是想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名义,把每一个跟他作对的记者都抓起来投入监狱的,然而在美利坚合众国,他办不到,他无法以整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为敌,无法以每一个让他不爽的人为敌,他永远无法为所欲为,即使他每时每刻都这样想,他也做不到。再进一步说,尽管狗日的经常胡言乱语像是一个疯子,但是你必须看到,他的所有表现都还在美国人民的容忍范围之内,如果哪一天美国人民觉得这位总统太过分了,不能够再容忍了,就会说:“你丫已经伤害了我们的利益,已经伤害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现在是时候了,你必须下台。”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他必须下台,他一定要下台,他一定会下台。一个总统都能在人民的选择下下台,更甭说次一级以及更次一级打算为非作歹的官员了。这是权力对人民的畏惧,而非人民对权力的畏惧,这是不一样的。
真是匪夷所思啊,美国人,哪怕他是一份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家伙,也绝对拥有让总统下台的权利,如果把政治权利物化为我们正在议论的某种利益,简直可以说,一个美国流浪汉所拥有的东西都要比非民主制度下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所拥有的东西多得多,并且,谁也没有办法把这种政治权利从他们手中拿去。这难道不是一幅奇景么?在这幅奇景中,美国既不是民主党的美国,也不是共和党的美国,更不是什么总统、副总统等官员的美国,美国是美国人民的美国,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色泽,这大概也是美国绝不会发生怀俄明州、蒙大拿州、爱达荷州(这三个州分别拥有黄石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官员在黄石国家公园大规模违法建筑私人别墅,并且在长达三十年时间里无法被美国公众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之类的媒体揭露,有关官员更无法被各个州或联邦司法机构制裁和逮捕的主要原因吧?这大概就是那么多非美国人玩儿了命往美国跑的主要原因吧?
扯远了,我们把话头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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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无所约制绵延不绝的腐败案件信息,很容易让人产生不仅精神甚至是生理的极度恶心。我多么希望这一切都不曾在我们这块国土上发生并且永远不要再发生啊!那时候我一定会撰写一篇赞扬“中国模式”的文章,抒发我对“新时代”、对“中国梦”的满腔热忱。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骨感到没有一丝血肉的程度,敲起来叮当乱响,积尘飞扬,蛆虫满地……不是么?我们看到和听到的往往是没完没了的让人发疯、恨不得把自己打一顿的信息,想躲都躲不开,我们真的快疯了。在由于制度短板而造成的权力罪恶日渐猖獗之际,权力却利用权力禁绝对这些案件进行议论和声讨,禁绝进行制度反思,拒绝借鉴或者引进已经被证明极大限制了权力的观念和体制的“他山之石”,这不是活见鬼了么?难道我们除了疯了之外,真的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做不了吗?
遗憾的是,至少在目前条件下,你的确什么也不能做,你什么也做不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辉煌的40年,在很多事情上我们都做对了,尽管我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环境和资源的代价,仍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绩,为什么唯独在限制权力、阻断“权力-利益勾连”这件事上直至今天仍旧这么难?阻力究竟在哪儿?究竟在哪儿?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有言:“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援引自马克思:《共产党宣言》,1848年),问题是,谁去剥夺那些“占有社会产品”并一再“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人的权力?我们很想不忘初心,去实践马克思的教导,为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尽一份历史的责任,然而我们两手空空,连说出几句想说的话都难,我们靠什么去剥夺那些贪得无厌、武装到牙齿的人?谁能告诉我?
人民对腐败的忍耐度绝不是无限的,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觉得中国可以摆脱历史规律和历史逻辑的制约,没有那样的事情,世界上不可能有那样的事情。各个层级上的权力者在掠夺利益的同时当然可以禁绝一切声音,但是,不要轻视沉默的大多数,不要轻视在心中积蓄的精神热能,不要轻视站在马路牙子上迎着寒风吃煎饼的农民工,永远不要。请记住,人心向背才是改变历史、推动历史的决定性力量。这在平时也许看不出来,甚至感觉不到,只有一场大的社会危机到来之际才会证明,其他任何东西——包括国家机器、权威人物、政府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古今中外定格在历史中的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还不能让我们警觉到一些东西吗?!

2018-11-2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