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一大的召开

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马克思

前言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据过去流行的各种“中共党史”记载,1921年的这一天前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大”),宣告它的诞生;在此之前,只是各地有一些“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小组”。近年来的一些考证表明,中共在“一大”召开之前一年就已经存在“一大”开会日期实际上是7月23日至8月5日。中共修党史,重政治需要不重史实,且又垄断史料,是这类史误长期难以辩正的主要原因。
中共在毛泽东“一统江湖”之前,一直有所谓“国内派”与“国际派”之争。毛泽东作为“国内派”的后起之秀,对该派的祖师陈独秀倒一向很崇敬,从不讳言陈是他引路人。毛泽东说:“写党史应有陈独秀这段历史”,“开始(创党)是他”;“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陈独秀)的功劳”。然而,中共党内主持编修党史是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前“国际派”的一帮人。这帮人自被毛泽东先后收服以后,一方面靠吹捧和抬高毛在历史上的作用以邀宠,另一方面又要掩盖中共“国际派”被苏共等外国组织──通过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操纵控制的历史以遮丑。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通告全党,以“反党”的罪名将陈独秀开除出党,其两大“罪状”之一竟是陈独秀反对中共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当时统治中国东北的张学良军队与苏联发生边界纠纷)。周恩来当时是中共的实际最高负责人(共产国际指定的总书记向忠发并无实权),兼管组织工作,甚至亲自起草了那份通告。开除陈独秀是中共第一次“大清洗”的开端,一大批经历了1927年失败的中共忠贞骨干,包括一些“一大”前的党员,因陈独秀的关系随之而被开除,或退党、脱党。陈独秀是中共的最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袖,讲中共的建立当然不能不从他讲起。周恩来、邓小平等对“讲一讲他的功劳”显然毫无兴趣,以致中共至今没有自己的正式“党史”。
中国共产党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列宁主义政党,其发起成员却多是民国初期爱国、民主和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和学界精英。就人员组成而言,当初的中共与现时的民运团体几乎没有差别──正象目前的许多民运人士(尤其学生领袖)是“六·四”的产物一样,中共的早期党员多数都是“五·四”运动的骨干,其中有不少也曾是留学生和政治流亡者。
历史是今天的一面镜子。“六·四”后继续镇压民主运动的中共当局,与“五·四”后建党时期的中共已毫无相似之处,倒与当年的北洋军阀政权有些类似,甚至更为专制、残暴和腐败。一个由学界精英们创建的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主义政党,竟会在几年后演变为一个打家劫舍、攻城掠地的叛乱集团,并在数十年后蜕变为一个由官僚寡头操纵的扼杀自由民主的专制工具。这无疑是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的最大讽刺和悲剧。如何不再复制中共演变的悲剧,无疑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重大课题。
本文根据大陆学术界近年来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的新发现整理而成,只述不评,以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南陈北李 同心协力

1915年8月,陈独秀由日本回中国;9月15日,他在上海创办了《青年》(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杂志,大力提倡民主、科学和新文化运动。这份杂志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知识青年中影响极大,声誉很高。1917年,《新青年》一、二月号先后刊登胡适(当时在美国作哲学博士论文)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倡“白话文学”,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1917年初,陈独秀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为北大教授兼文科学长(文学院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同年7月,被陈独秀赞为“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急先锋”的胡适学成归国,经陈向蔡元培推荐,被聘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室主任;他还应陈邀请担任了《新青年》编辑之一。陈独秀(三十八岁)、胡适(二十六岁)及钱玄同(三十岁,北大文科教授),被当时知识界的进步人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圣”。
1918年初,李大钊(二十九岁)就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同时也担任《新青年》的编辑。陈、李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极好的朋友——后来并称为“南陈北李”。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两人又共同创办了一份《每周评论》的政论性刊物。李大钊最先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陈独秀随后于1919年4月开始发表了一些同情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文章。所以张国焘(北大理学院学生、中共北京组织发起人之一)说,陈独秀“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影响”。
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专号。在此前后,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还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等文章,对“五·四”运动起了鼓动作用。“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曾和学生们一起游行;陈独秀于6月11日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他起草的传单──《北京市民宣言》,当场被捕。由于陈独秀是当时公认的社会精英、“五·四”运动精神领袖,他的被捕轰动了全国。北京当局认定陈独秀为“五·四”及其后学运的两个幕后操纵“黑手”之一(另一个是蔡元培,当时已辞职离京),企图予以严惩,却慑于举国上下的抗议不敢轻举妄动。经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校友会联合会、中华工业协会、各省市教育会和国民大会等团体及各界知名人士的通电保释,陈独秀在狱三个月后被释放,但仍受监视。
1920年初,李大钊设法用骡车悄悄将陈独秀护送到天津。陈然后乘船去了上海,借住了老友柏文蔚在上海的空公馆──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现南昌路100弄)2号,并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此处。
在上海,陈独秀与《星期评论》、《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等刊物的一批鼓吹社会主义的青年学者过从甚密。《星期评论》三个主办人都曾留学或流亡日本,对马克思主义都有所研究:主编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主要理论家,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研读过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编辑李汉俊是该社的精神领袖,精通日、英、德、法四门外语,曾师从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与日本和朝鲜的共产党人都有联系;编辑沈玄庐曾当过清朝的州官,因帮助同盟会起义失败而流亡日本,研读过各种社会与政治学说,认为社会主义学说最为正确,1916年回国后曾出任浙江省议会议长,组织过中国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时事新报》和《解放与改造》的主持人张东荪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先追随孙中山,后参加了梁启超的“宪法研究会”,更倾向主张劳资合作的“基尔特社会主义”。
陈独秀由此愈加趋向社会主义,以致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他给在北京的李大钊写信,认为非彻底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不可,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李大钊则早已开始行动,与俄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秘密人员建立了联系。1920年3月,李大钊指导北大的学生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二.维经斯基 来华开辟

1920年,俄国共产党远东局经共产国际(当时俗称“第三国际”)批准,派维经斯基(二十七岁)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来开辟道路,完成下列任务:“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物色一些中国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邀请一些进步人士到俄国游历”;“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当年4月,维经斯基夫妻等一行六人到达北京,其中有一位华裔俄共党员杨明斋(三十八岁,出生于中国,十九岁去俄国远东谋生)兼作翻译。他们以俄文《生活报》记者为公开身份,以开办“华俄通讯社”为由开展活动。维经斯基等通过北京大学俄文系的俄籍教授柏列伟等人的关系,首先结识了李大钊及其几个最接近的学生,还会见了其他一些人,了解到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况。维经斯基听说陈独秀实际上是这个运动的精神领袖,于是就请李大钊写了一封介绍信。
4月下旬,维经斯基夫妻俩和翻译杨明斋等一起到上海。在旅馆安顿下来后,维、杨二人首先就去拜访陈独秀。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差不多一见如故,两人多次交谈,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基本上有了一致估计。维经斯基一行人于是也在法租界租房住下,并挂起《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开始逐步实施他们的来华任务。
通过陈独秀的介绍,维经斯基又认识了戴季陶、李汉俊、张东荪等人。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现淮海中路567弄)6号戴家,维经斯基和这些人座谈过几次,于是提出建议: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进步刊物的人团结起来,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社会党。张东荪只愿意进行学术研究而不赞成组党的政治行动,因此立刻表示退出。其他人则表示赞同,戴季陶甚至同意由他来起草中国共产党纲领。

三.上海发起 独秀最力

1920年6月,陈独秀会同《星期评论》的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原浙江第一师范学生)、施存统(原浙江第一师范学生,正准备赴日本留学)、陈公培(原北京大学学生,正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等近十人,在戴家讨论《党纲》。当讨论涉及到组党问题时,戴季陶表示他不能与孙中山和国民党断绝关系,而孙中山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因此他声明退出此活动,大家不欢而散。戴不久就从新渔阳里6号搬走,杨明斋出面租下,继续供众人聚会之用。
第一次会议的几天后,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在老渔阳里2号陈宅开会,决定成立“社会共产党”作为发起组织,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通过了由李汉俊起草的几条党章。沈玄庐和陈望道(原浙江第一师范教员,《新青年》编辑)不久也加入成为发起人。
7月19日,六位发起人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陈公培、沈玄庐、陈望道(施存统已去日本)和由俄共党员参与发起的杨明斋,以及国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再次在陈宅开会,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成立了由维经斯基和陈独秀、李汉俊、杨明斋、俞秀松五人组成的“革命局”。
8月初,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李达以日本留学生代表的身份回到上海,开办“中国学生联合总会”。他去拜访陈独秀,探讨组织革命党派的事,陈就邀请他加入作为中共发起人,并协助编辑9月起改为中共机关刊物的《新青年》,此后又开会决定他负责筹办《共产党》月刊,以《新青年》的附赠方式发行。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以后,陈独秀分别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等人、长沙的毛泽东(“五·四”运动前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济南的王乐平(山东省议员,“五·四”运动时曾为山东赴京请愿团代表),李汉俊写信给武昌的董必武(私立武汉中学教员,国民党员)等人,委托他们在当地发起组织共产党。当年暑期,陈独秀还与先后到上海的张国焘(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和张申府(北京大学讲师)分别谈过建党的情况和计划,请他们协同李大钊在北京从速发动;邀请路过上海回汉口的刘伯垂(律师,曾任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军政府高等审判厅长)入党,委托他会同董必武等组织中共武汉支部。陈独秀委托去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建立中共旅日组织,并发展了回国度暑假的周佛海(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留学生)入党;又委托去法国任教的北京党员张申府建立中共旅欧组织。到中共“一大”前,在上海陆续入党的总共十九人,其他还有:袁振英(北京大学毕业,《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编辑)、林伯渠(国民党高级干部,中共特密党员)、邵力子(上海《民国日报》主持人兼编辑,国民党高级干部,中共特密党员)、沈雁冰(笔名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辑)、沈泽民(留日回国学生,沈雁冰之弟)、李中(杨树浦机器厂工人,原湖南第一师范学生)、李启汉(外国语学社俄语班学生)、李季(《共产党》编辑)。
8月15日,陈独秀和李汉俊主编的《劳动界》周刊创刊,作为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刊物。此后又派人到工人中直接发动工人运动,如李中组织了杨树浦机器工会,李启汉到纱厂集中区办劳动补习学校并组织纺织工会等。
8月22日,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等上海部分党员在新渔阳里6号开会,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由陈独秀提议,最年轻的俞秀松(二十一岁)被选为书记。会后,陈独秀将此事通报给各地党组织发起人,并寄去《团章》,委托他们依此建团。青年团在上海新渔阳里6号办了一个“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任社长兼俄语教师,俞秀松任秘书,维经斯基夫人也是俄语教师。“外国语学社”从9月起开始招生,学生由各地的进步团体介绍,大部分都在学习期间加入了青年团,学习数月后由杨明斋介绍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共重要干部,刘少奇、任弼时、柯庆施、萧劲光、彭述之、罗亦农等都出自此处)。
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出版,创刊号刊发了陈独秀以TS为化名的《短言》,阐述了正在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要旨,宣布“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正如1917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
年底,陈独秀到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李汉俊成为中共代理书记,中出中阳机关工作。

四.北京首应 党员廿一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发起组织之后,北京方面率先响应,发起人为李大钊、张申府(不久经上海赴法国任教,由陈独秀指定为旅欧小组负责人)、张国焘。
李大钊首先争取了黄凌霜、陈德荣等五名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北大学生,张国焘则介绍了刘仁静和罗章龙两位同学,九人于10月下旬召开党小组第一次会议,进行了工作分工,决定由李大钊负责小组联络。11月,无政府主义者因不愿接受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除陈德荣外都退出小组;但很快又有更多人加入,其中主要是北京大学学生,多数是1920年3月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包括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李梅羹、朱务善、吴汝明、范鸿劫、李骏、黄日葵,并于11月底的小组会上正式命名为中共北京支部,李大钊当选为书记。其他党员还有缪伯英(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何孟雄之妻)、宋价(宋介,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学生)、李锡九(国会议员,国民党高级干部,中共特密党员)、江浩(国会议员)、张太雷(天津北洋大学毕业)、史文彬(铁路工人,长辛店机车厂工人俱乐部委员长)。
到“一大”之前,北京支部发展的党员有以上二十一人,具各地之首。
此外,派遣维经斯基来华的俄共远东局又相继派出几起人员到京联络,其中包括该局负责人之一萨赫杨诺娃,他们除留守北京的人员外,又分赴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协助各地的建党活动。

五.武汉跟进 入六退一

中共武汉支部成立于1920年11月。发起人主要是董必武,他联络了陈潭秋(私立武汉中学教员,湖北第一师范毕业)、张国恩(律师、湖北第一师范校监)、包惠僧(记者,湖北第一师范毕业)三人。
刘伯垂受陈独秀委托,回武汉后联系上董等四人,以及陈在当年2月访问武汉时所结识的郑凯卿(武昌文华学院校工)。六人开会成立中共支部,选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此后,董必武又介绍赵子健(湖北第一师范学生)入党。
当年冬天,李汉俊从上海回湖北探亲,途经武昌时,与武汉支部的党员们见面,向他们讲解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
维经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夫妇由北大的俄籍教授柏列伟带路,也到武汉活动,住在张国恩的律师事务所里。
次年2月,张国恩以律师事务忙碌而退党。不久,包惠僧去上海,武汉支部书记由负责组织工作的陈潭秋代理。到“一大”之前,不算在上海入党的刘伯垂和退党的张国恩,中共在武汉只发展了以上五名党员。

六.济南稍迟,五人奠基

中共济南小组建立于1921年初。陈独秀最初委托的是王乐平,但王并没有参与的意愿,而把此事转交给了他的远亲王烬美(山东第一师范学生),后者也就成了山东党团组织的主要发起人。
王烬美在“五·四”运动中曾作为山东省学生会的代表赴京请愿,后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并于1920年9月创建“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与会员中的王翔千(济南育英中学教员,王烬美的亲戚)、邓恩铭(山东第一中学学生)、王用章(大东报馆校对,曾参加法国共产党,1919年回国)以及王复元(山东第一中学校工,王用章之弟),是中共“一大”之前在济南的五名党员。

七.广州反复,以三代七

中共广州支部建立于1921年1月。在此之前,那里的建党活动有过一段周折。陈独秀最初委托他在北大文科时的学生谭平山(广东高等师范教授)和陈公博(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在广东建立组织。他俩联络了谭植棠(谭平山的族侄,与谭、陈同期毕业于北大文科)等许多教师和学生,于1920年8月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谭平山当选为书记。
9月,与维经斯基一起来华的两名俄共代表米诺尔和别斯林直接从北京去广州活动,联络上广东籍北大学生黄凌霜介绍的七位无政府主义者,随后建立了广州共产党;谭、陈等青年团人士因反对无政府主义而拒绝参加。
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于12月下旬到达广州,同行的上海党员还有李季和袁振英。次年1月,维经斯基、陈独秀等上海党员与米诺尔等广州党员一起开会,几位无政府主义者表示不能接受陈所起草的党纲草案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等基本观点,因此双方就此分手,广州原组织也就此解散。
当月,谭平山和陈公博接受陈独秀邀约重建中共广州支部,谭植棠也同时加入,谭平山任书记。陈独秀等上海党员和米诺尔等两名俄共党员也都参加广州支部活动。到“一大”之前,中共在广州只发展了以上三名党员。

八.长沙押后,毛何垫底

中共长沙党组织在“一大”之前并没有正式建立。毛泽东是湖南党团组织的主要发起人。早在1918年4月,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就和同学蔡和森、何叔衡等联络长沙各校的学生如第一联合中学学生罗章龙等,组织了“新民学会”。1920年8月,毛泽东(湖南一师附小主事)和何叔衡(次月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等成立“俄罗斯研究会”。
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在执行部委员长何叔衡和评议员毛泽东的主持下,在长沙召开“新年大会”,到会的十八位会员中有毛、何等十二人表示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即列宁主义),并一致同意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但没有对组党问题作出决定。
此后,毛、何与杨开慧(长沙福湘女中学生,毛泽东之妻)等5人秘密成立团支部,毛泽东为书记。到毛泽东和何叔衡出席“一大”,所代表的长沙小组实际上也只有他们自己两人。

九.外加日法 共五十七

中共旅日小组的施存统(由陈独秀指定为小组负责人)和周佛海两人,都是在上海入党的。到“一大”之前,旅日小组既无活动,也未发展党员。
中共旅法小组成立于1921年4月。北京党组织发起人之一张申府(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教授)受陈独秀委托在法国发展组织,于1921年初先后介绍刘清扬(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毕业,张申府之妻)和周恩来(天津南开中学毕业)两人入党。同年4月,先期到法的陈公培根据陈独秀的指示,与张申府联络上,开始有小组聚会活动。
综上所述,正如中共“六大”时的统计所示:“一大”前“党员共五十七人,其中工人四名,知识分子及自由职业者五十三人”。

十.促开一大 共产国际

1921年1月,共产国际决定设立远东书记处,办事机构在俄国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下分四个地区部:中国部、日本部、朝鲜部、蒙藏部,维经斯基和一名中共代表被任命为负责中国部的书记。此时,维经斯基的来华任务实际上都已圆满完成。因此,当他在广州接到回国赴任的密令后,与陈独秀协商了中共代表人选和其它事项,很快就动身了。他先去上海再到北京与两地的同志告别,在与北京支部全体成员座谈时,表示希望从速举行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此外,他还根据陈独秀的建议与李大钊协商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人选,选定了张太雷与他一起去赴任;另一位中共代表杨明斋则稍后离开上海前往伊尔库茨克。同年3月,俞秀松又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应邀参加7月举行的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到达上海。马林原籍荷兰,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1920年7月代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联盟和泛伊斯兰教联盟,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俄共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为主席),并担任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书记(列宁为主席)。同年8月,被委任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受命协助中共早日加入共产国际。马林有在远东国家从事革命活动的丰富经验,对后来中共的发展和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力。尼柯尔斯基则是俄国人,俄共远东书记处派驻中共的代表,大专三年肄业当过两年兵,1921年刚加入俄共,到共产国际机关工作不久就被派到上海,中共“一大”后不久又被调往东北。
马林向李达(从5月起代理书记)和李汉俊建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宣告党的成立。”他们同意马林的建议,由二李写信给陈独秀,请他回上海主持大会,并通知全国各地和日本的中共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大会。随信还寄去马林提供的每名代表一百元的路费(回去时再各补助五十元)。旅欧小组较远,没有通知它派代表回国。

十一.十五到会 代表八地

出席中共“一大”的有十五名代表──上海:李达(二十九岁)、李汉俊(三十一岁);北京:张国焘(二十四岁)、刘仁静(十九岁);武汉:陈潭秋(二十五岁)、董必武(三十五岁);广州:陈公博(三十一岁)、包惠僧(二十七岁);济南:王烬美(二十三岁)、邓恩铭(二十岁);长沙:毛泽东(二十七岁)、何叔衡(四十五岁);日本:周佛海(二十四岁);共产国际(俄国):马林(三十八岁)、尼柯尔斯基(二十三岁)。日本的另一名代表施存统没有回国出席大会。
根据中共“一大”后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他们代表上海和外地“六个小组,五十三个党员”。这里没有算入旅欧小组的四名党员。
6月中旬,外地代表以张国焘最早到达上海,随后是济南代表,其它代表则是7月4日以后陆续到达的。周佛海到得最晚,7月23日才抵达上海。他们为了商量开会事务的方便,多住在法租界私立博文女学(现太仓路127号)内,吃包饭,睡地铺;只有陈公博带了新婚妻子住在公共租界豪华的大东旅馆。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妇女声》杂志编辑,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了博文女学楼上三间房。该校的学生和教员都回家度暑假去了。
中国共产党的两个最主要创始人“南陈北李”,都因故没有出席“一大”。陈独秀在广东任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因为正在筹措广东大学预科校舍经费,不能离开;北京支部书记李大钊,“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
各代表原都希望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大会,并担任会议主席。陈公博带来陈独秀致各代表的信。陈独秀在信中说,他辞职尚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大会;同时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方面的四点建议:一是发展党员;二是民主集中制;三是组织纪律;四是争取群众的工作,并为将来夺取政权的准备。
“一大”的筹备工作,最初是由李达、李汉俊与马林商量进行的。张国焘到上海后,也参与了筹备工作。在大会正式开会前,代表们开过预备会议,交换意见,拟定的主要议程为:⑴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⑵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以下简称《党纲》,即党章);⑶讨论和通过今后工作方针;⑷选举中央领导机构。
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提到:“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共产国际在当年关于中共“一大”的报告中说明:“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

十二.上海开幕 国焘主席

7月23日晚8时,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寓所楼下的餐厅里,中共“一大”正式开幕,何叔衡以外的各地代表十二人加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全体出席。大会临时推选张国焘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和周佛海为记录。
张国焘主持会议,首先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宣布中国共产党“一大”正式开会。接着大会通过拟定的四项议程。然后主席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致词。
马林在“一大”开幕会议上的致词,主要讲的是世界形势、共产国际的工作状况及其使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等,强调指出:“共产党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他用流利的英语作报告,由刘仁静翻译。
尼柯尔斯基接着讲话,介绍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成立的情况,并建议给远东书记处发电报,报告大会的进程。此外,他还介绍了刚成立的赤色工会国际,建议中共重视工人运动。他的报告很简短。讲话完毕,第一天的会议就结束了。
第二天晚上,大会仍在李汉俊家举行,主要是由各地代表汇报情况。然后,大会根据马林的建议,选举了一个起草《宣言》、《党纲》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由张国焘、李汉俊、董必武、刘仁静、周佛海等组成,张国焘被推举为两个文件的起草人。大会给该委员会两天时间起草文件。

十三.南北政府 一律攻击

7月27日晚上,“一大”第三次会议进入正式议程的第一项:讨论《宣言》草案。
代表们的主要分歧集中在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广东政府的估价。《宣言》草案中列举了北方和南方两个政府的种种劣迹,将孙中山(广东非常国会选出的临时大总统)和徐世昌(北洋军阀控制的国会选出的大总统)相提并论。
张国焘还强调,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应一律攻击。包惠僧认为,孙中山也是军阀,中共与孙中山代表两个敌对的阶级,没有妥协的可能,对孙中山甚至要比对北洋军阀要更严厉,因为他在群众中有欺骗作用。
陈公博根本反对草案的提法和包惠僧的意见。董必武认为孙中山是革命领袖。李汉俊主张中共应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并在革命成功后参加议会。周佛海也提出应与广东政府合作的看法。对《宣言》草案持反对意见的代表争辩说:“我们的领袖(指陈独秀)还在广州做教育厅长,由此可见南方政府比北方政府进步些。”
这个问题经过多次辩论,无法形成共识;最后表决,还是张国焘最初的提法获得通过。

十四.专政集权 多数同意

在随后的几个晚上,大会逐条讨论《党纲》草案。代表们发表了很多不同意见,引起激烈的争论。
李汉俊对《党纲》草案的反对和修正意见最多──针对草案第三条提出“认定社会主义革命为本党的主要政策”,他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未成熟,目前共产党人应着重于研究和宣传的工作”,首先是扩大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多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然后由他们去组织和教育工人;针对草案第四和第五条规定的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他提议“对于征求党员也不可限制太严”,“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够了”。
李汉俊的意见得到李达和陈公博的支持,但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与李汉俊针锋相对展开争论的是刘仁静,他读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英译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乃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主张中国革命一定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张国焘和包惠僧也是批评李汉俊意见的主要发言人。
针对《党纲》草案第十二条规定的组织制度,李汉俊也提出了修正意见,他指出“中共未来的中央不过是一个联络的机关,不可任意发号施令,一切应征求各地方的同意,须有共同讨论、遇事公开的精神”。这个问题,李在代理书记期间就与陈独秀有根本分岐并多次争执,陈主张中央集权制,李主张地方分权制,以致争到李辞职的地步。李这次的修正意见,也未获得其他代表的支持。

十五.资产阶级 革命之敌

争论最为激烈的是《党纲》草案第十四条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资产阶级政府官吏或议会议员”。起草人还解释说,各大专学校及普通学校的校长,如系政府任命,也视作政府官员。李汉俊则主张“必须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公开宣传我们的理论,是取得成就的绝对必要条件,而利用同其他被压迫党派在国会中的共同行动,也可以部分地取得成就。”他认为“我们的党员做官没有任何危险,并且建议挑选党员加入国会,以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张国焘、刘仁静引用“阶级斗争”的基本原则,强调资产阶级既为无产阶级革命之敌,在政权问题上没有合法斗争的余地,并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证明:“加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
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能就此问题作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为激烈。李汉俊提出妥协意见,建议把此项条文修改为:“共产党员不得担任资产阶级的政务官”,即“不应当作部长、省长”,但一般职务不受此限。陈公博与李持相同意见,他还反问:“为什么连校长都不可干?”
后来经过表决,多数代表还是赞成基本维持原案,将条文定为:“党员除为现行法律所压迫或已取得本党同意者外,不得担任资产阶级政府官吏或议会议员,但士兵、警察和机关雇员不在此限。”

十六.国际代表 干预决议

在第五次会议时,张国焘又提出取消自己原赞成的有关《党纲》第十四条的决议,陈公博质问“为什么大会通过的决议可以取消?”张答:“是俄国代表的意见”。于是,这个问题最后变成悬而不决,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解决。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斯基出席了开幕会议后,鉴于外国人的出入容易招人注目,没有继续参加以后的几次会议,而由大会主席张国焘在会后向马林通报情况。
马林对大会的争论点都很感兴趣,一直通过张国焘来表达自己的意见,除了说服张同意取消上述决议外,他还注意到代表们无视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重要性,因此决定出席第六次会议加以说明。

十七.会址遭查 安全转移

7月30日晚7时,会议继续在李汉俊家举行,除周佛海因病未到,包括马林和尼可斯基在内的十三名代表都到了会场。王会悟在外间照看门户,看见一个陌生人从厢房出来往里走,就立即叫住那人,问他是谁。李家的厨师答道:“他说是侄少爷的同学。”
王会悟感到有些蹊跷,就到会场上汇报了这件事。当时会议刚宣布开始,马林听人翻译后,在座位上拍案而起,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说完后,就同尼可斯基首先辞去。李汉俊说他是房主,不应离开,陈公博表示愿意留下陪伴,其他代表则匆匆离去。
陈公博的想法是:当初原议每日开会均须更换地点,以免被他人注意;但一连数日都在李家开会,觉得有些诧异。那天早上问张国焘,“为什么与原议不符?”张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的理论,而是考茨基的理论……。我们在他家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陈公博“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惶的逃避”,“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为人如何。”
众人走后不到三分钟,一个法国总巡捕带着七、八个人进来。法总巡问李汉俊,“为什么开会?”李解释说,“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总巡又问那两个外国人是干什么的,陈公博回答说是英国教授。总巡还是很狐疑,就下令严密搜查。于是翻箱倒柜,骚扰了两个钟头,什么都看过了,却始终没有注意到放在抽屉中的《党纲》草案。
陈公博问一个法国侦探,“为什么要来搜查?”侦探说,他们误认两个教授是俄国共产党,误认陈是日本人。他最后还训诫李、陈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好处,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然后法国警探们终于走了。
其他代表分途离开李汉俊家以后,不约而同地都去了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陈独秀去广州后,陈夫人高君曼带着女儿子美、小儿子鹤年仍住该处,李达夫妇平时也住在那里。当晚十时以后,张国焘要包惠僧去李汉俊家探视,知道李家果然受到搜查,再也不能在那里开会了。
当大家商讨开会地址问题时,王会悟热心地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到适当地点,可以去她的家乡。她的老家住在浙江嘉兴的南湖边,她可以立刻去为大家布置寄宿的处所,并租好一个大画艇。代表们可以坐画艇一面游湖,一面开会,即使开几天会也不成问题。代表们接受了这个建议。

十八.南湖闭幕 中央成立

从上海乘火车到嘉兴南湖的共十位代表。李汉俊因家中搜查后继续受到法租界密探的监视,没有离开上海。陈公博在受到法国警探的盘问后,随他上海“补度蜜月”的妻子李励庄非常害怕,第二天他俩就乘车离开上海,到杭州游西湖去了,也没有去南湖。马林和尼可斯基担心再次引起嫌疑,决定不去参加南湖会议。
南湖会议按原定议程继续讨论和通过“一大”的有关文件。与前几次会议一样,代表们对一些议题都有不同意见。但是,大家对加速讨论已有默契,很少再有长篇大论的发言,集中研讨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标的决议案》,其主要内容是:⑴工会──“我党的主要目的是组织各种产业工会。”⑵宣传──“每一地区,均可视其需要而发行一份工会杂志,一份日报或一份周报,以及小册子、临时传单等。”⑶工人补习学校──“是组织工会的一个准备步骤,……应逐渐地变为工人组织的中心。”⑷研究劳工组织的机构──“目的在训练从事本党实际工作之工人。”⑸对各政党的态度──“应采取独立、攻击、排斥的态度。在政治斗争中反对军阀和官僚,并要求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并不准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⑹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党中央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
大会的最后一项议题为选举。代表们经过简短讨论,一致认为,现在党员很少,暂不必根据《党纲》组织人数较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须选出三个委员,分别担任书记、组织、宣传等工作就够了。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人组成中央局。选举开票时,曾唱出李汉俊得一票,董必武脱口问道:“这是谁写的?”刘仁静当即回答:“是我选的。”虽然他在讨论中与李的和平改良观点针锋相对,但认为李的工作能力很强,还是适宜担任中央领导的。
大会还决定陈为书记,李为宣传主任,张为组织主任;在陈返回上海到任以前,由周佛海代理书记职责。大会要求三位当选的委员迅速就职,从速组成中央局,将大会通过的各案整理后作为正式文件;一切尚未决定的事务,也由中央全权处理。
8月5日下午6点多钟,大会全部议程完毕,由大会主席张国焘宣布闭幕。代表们轻呼口号:“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解放万岁!”

(参考资料略)

1991年6月初稿,2001年6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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