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9)
俄国各界的反思(9)
说完了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的反思，就该接着说叶利钦对苏联解体的反思了。
叶利钦是俄罗斯联邦的第一任总统。当年，他作为“激进自由派”的领导人在瓦解苏联、促使苏共垮台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2000年6月12日是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颁布十周年的日子，已是一介平民的叶利钦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这一天是俄罗斯获得独立的日子，是俄罗斯获得自由的日子，现在俄罗斯已经是自由的俄罗斯了。他认为他在其任期内为自由的俄罗斯奠定了基础，他为此感到骄傲。叶利钦认为，俄罗斯国家主权宣言的颁布是历史性的事件，它使俄国走上了“民主的、市场的发展道路”。他说: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相信，这是俄国的唯一机会，是使俄国幸免于难并成为一个独立大国的唯一机会。”
叶利钦的这些表白明确表达了他对苏联解体问题的态度。
叶利钦对苏联社会主义、苏共的反思主要观点如下:
一、基本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叶利钦在苏联改革的开始阶段虽然还没有完全否定社会主义，但对苏联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在其《我的自白》这本自传中，他对社会主义是这样评价的: “如果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实践不带偏见地加以比较的话，就会明显地看到: 主要经典理论当中只有一条是实现了，这就是公有制。而这个公有制，弄得也是很粗糙。至于社会主义的其他成分或是根本不可能实现，或是加以修改，修改得面目全非为止。” “二十年代，斯大林砍掉了民主道路，开始推行国家专制、行政官僚式的社会主义。民主被扼杀在搖篮之中，而沉默的社会除了增添讽刺自己的笑料之外，什么也创造不出来。不敢说话的人永远也不可能互相交流。那时，进行过多少可怕而残酷的镇压。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党与人民之间的社会政治对话。那时实行的是强制和恐怖的政策。”
1980年代，叶利钦一度主张革新社会主义。他所指的革新的社会主义是“吸取苏联经验中积极的成分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积极成分”，以及“吸取美国二百多年民主经验的积极成分”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体现了一种新的、多党制的体制。更新了的社会主义是“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而不是口号式的、兵营式的。但是，随着苏联改革的深入和各种矛盾越来越尖锐，叶利钦抛弃了社会主义，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民主与自由。《莫斯科新闻》1990年第二期(1月14日)刊登了该报总编辑与叶利钦的谈话。叶利钦说: “问题不在于是什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以及一般的社会主义。问题在于实质: 在于人权，在于选举自由。这是为了让人有保障，真正自由地、安定地、充足地并且舒适地生活，在民主法治国家生活。” “共产主义对我来说是某种脱离现实的东西。” 1990年5月25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发表讲话时说: “我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经典作家所说的资本主义，也不存在经典作家所说的社会主义。虽说社会主义曾经是各种各样的。存在过发达社会主义，存在过国家社会主义，存在过波尔布特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各种类型。我不主张那种为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主张人民生活得好，主张人民尊重本国、本共和国的领导和最高政权，反过来，也主张共和国和国家的最高政权尊重本国人民。”
1990年7月，叶利钦在苏共二十八大会场上宣布退出苏共，标志着他与社会主义一刀两断。同年10月，他主持制定的《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取消了“社会主义”一词，改变了俄罗斯的国家性质。
叶利钦在俄罗斯上台执政后，可以说取消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一切标志: 删除了国名中的“社会主义”一词；国旗、国徽都被沙俄时期的取而代之；国歌也采用了格林卡的《爱国者之歌》。原苏联时期的许多纪念性的地名又恢复了传统的历史地名。各地许多纪念性的列宁塑像被拆除。十月革命节也被改为“民族和解和睦日”。叶利钦还支持自由派提出的将列宁墓从红场迁移的建议。2000年，刚上台的普京向国家杜马(议会)建议国歌沿用苏联国歌的旋律时，叶利钦断然反对这样做。(最后还是得以沿用)
叶利钦在抛弃社会主义的同时也抛弃了马列主义，主张非意识形态化。1991年6月，他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在就职仪式上发表了纲领性的讲话。他说: “我们国家复兴的基础是人的精神解放、信仰的真正自由和完全放弃任何意识形态的强制。” 与此相适应，叶利钦在经济上也主张经济的非意识形态化，实行自由市场经济。
我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叶利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应该萌生于他的苦难的童年。他在自传《我的自白》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
我1931年2月1日生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塔利茨区的布特卡村。我们家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在这里春种秋收，繁衍生息。……
接着，叶利钦讲述了他人生第一天即面临生死考验。他是父母的长子。那时农村孩子出生后都要到教堂受洗: 先将婴儿放入盛有圣水的木桶中，然后从水中捞出，再起个名字。那天轮到叶利钦受洗时已是下午，神父早已精疲力竭，他从叶利钦父母手中接过孩子放入水桶，就和别人说话并争执起来，竟然忘了小孩还在水里泡着……
叶利钦对当时的情景这样写道:
……我父母离木桶还有一段距离，没有马上看出来发生了什么事。等他们明白过来后，妈妈大声呼叫着跑上前去，把我从桶底捞起来。他们总算把我救活了。父亲并没有特别惊慌。他说: “嘿！既然他能经得住这样的考验，说明他最壮实，我们就给他起名叫鲍里斯(俄语‘坚强’)吧。”
叶利钦后来用自己的人生历程阐释了“坚强”是如何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
斯大林统治下的社会主义苏联民众生活情况如何呢？叶利钦写道:
我的童年生活是很艰难的。经常缺吃少穿，收成很不好。当时搞的运动叫“彻底消灭富农”，把大家统统赶进了集体农庄。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苦。房子不大，养着一头奶牛。有过一匹马，可没过多久就死了。这样一来地也没办法耕种了。1935年奶牛死了，家里的日子变得更加不堪忍受。为了让一家人活下去，父亲决定到建筑工地去做工。那时候正赶上所谓的“工业化阶段”。我们把最后的一点家当放在车上，拉着走了32公里，来到别廖兹尼基车站。父亲被招到那里一个工地上去做工。我们搬进一间四处透风的木板房工人宿舍里住。这栋房子共有20家人合住，共用一个走廊，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厕所在院子里，水井也在院子里。别人送了些生活用品，我们买了一头母羊。这时候我弟弟和妹妹相继出生。(哈，这么穷的人家居然还生三胎！)于是我们全家人再加上母羊，一个紧挨着一个地睡在地板上。母亲从小就会做针线活，父亲在工地上当工人，她就在家里缝缝补补。妈妈的性格很温和，爱帮助别人，跟邻居始终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她替别人做针线活从来不要人家钱。人家为了酬谢送个面包或者别的什么吃的，她还不好意思。……我们就这样在木板房里勉强过了十个春秋。到现在我都清清楚楚记得那些日子过得多么艰难。特别是一到冬天，冻得没地方躲藏，又没有御寒的衣服，只有那头母羊能救人命。记得我们贴着它，觉得就像靠在壁炉上一样。整个(卫国)战争时期它就成了我们的救星。尽管每天挤的羊奶不到一升，可总是那样浓浓的，能够让孩子们活下去。
我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没有什么欢乐，没有糖果，没有好吃的东西，只要活下去就行。
实际上，叶利钦的童年除了物质生活困顿，还有精神上的打击造成的心灵创伤。但这些遭遇叶利钦在这本1990年出版的书中并没有提及。俄罗斯作家索尔.舒尔曼在其《权力与命运——入主克里姆林宫的个人命运》中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将此与叶利钦1994年出版的第二本传记中的有关内容作了比较。舒尔曼以《摧毁权力的人》为题对叶利钦的人生之路作了阐述，对叶利钦家族少为人知的情况作了如下叙述:
叶利钦在《我的自白》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十分漂亮的自画像。然而他在自己的这篇传记里，有意识地漏掉了许多悲惨的篇章，诸如他家被划为富农，祖父之死，父亲两次被捕等等。而这些事情哪里是能够轻易忘记的。作者之所以避而不谈这些内容，恐怕是为了当时白热化的政治权力斗争的需要。要知道，按照苏联体制的伦理观念，出身富农家庭是相当危险的罪过，只有出身贫农家庭才算无上光荣。要是实话实说，他的亲人都被戴上“富农”帽子，受尽种种苦难——那选民们会理解吗？要知道他们当中还不乏斯大林铁腕政策的崇拜者。而仅仅几年之后，在叶利钦的第二本书《总统笔记》中，我们听到的完全是另外一个腔调，一个胜利者开诚布公而又信心十足的声音: “假使我们诅咒过去，把过去的一切统统从记忆中抹去，那就不会有美好的未来。我们的历史是伟大的，同时也是令人诅咒的。”
……叶利钦的祖父是村里有名的铁匠和教会执事。在肃反委员会的“第5644号卷宗”里记载着，十月革命前他拥有一座相当大的木房子，两座磨房，有磨面机、自动打捆收割机、四头奶牛、12公顷土地。他还雇了许多短工和长工。
按照当时的法律，像他这样发奋努力勤穷致富的人，完全可以被枪毙的。但是当局还是发了“慈悲”，把财产没收，而年迈体衰的老人作为“富农吸血鬼”被剥夺一切公民权，并于1930年和妻子及家人被押送到遥远的北方森林里的移民点。在那里住的是用木板搭的房子，而外面的气温是零下30度！只要躺下就会冻死。但是，老人不甘心就这样冻死，于是就跑步取暖，可这也没能使他幸免于难。四个月以后，老人便死去了。
实际上恰恰在叶利钦出生前夕，他的祖父已经死去。所有留在村子里的人，包括“富农吸血鬼”的儿子们及其家人，都被强制加入集体农庄。假使赶上个不是人的集体农庄主席，大家只得在农村等着被饿死——还好，他们的主席允许大家进城做工奔条活路。叶利钦的父亲尼古拉很会干活，虽说只上过四年学，可他什么时候都能找着活干，就这样养家糊口。
接下来对总统的传记可就各说不一了。在他的《我的自白》里他说，全家在1935年移居到乌拉尔的别廖兹尼基，父亲在建筑工地上当工人。可是关于他父亲被逮捕的事却只字未提。尽管在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地方透露了这样半句话: “……父亲夜里被带走时，我才六岁。”如此说来，那就成了1937年的事了？1994年出版的《总统笔记》里，叶利钦已经比较全面地讲述他的家事，与原先讲的也有出入了。1934年4月他父亲尼古拉、他叔叔安德里昂和另外四名工人横遭逮捕，被指控犯怠工罪。这当然是无中生有，因为当时斯大林的杀人机器加速了运转。所谓“怠工”案件就是22岁的叔叔安德里昂把食堂里的一桶发臭的菜汤倒了，还骂骂咧咧地说了几句气话。另外一名工人也跟着说了些不中听的话，因为他们都在同一个“富农班组”里工作。至今仍然保存着的这个案件的“第5644号卷宗”中，还有这样的文字: “……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社会(阶级)出身，才在工作中好好完成指标。” 结果，叶利钦的父亲和叔叔被判处三年劳改，其余的人被判五年劳改。
在《总统笔记》里叶利钦写道: “虽然那时候我刚刚三岁，但那种恐怖可怕的气氛至今记忆犹新。夜里有人闯进木板屋里，妈妈喊叫起来，她在哭泣。我被惊酲了，也啼哭起来。我倒不是因为父亲被人绑走而哭，我还小，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只看见妈妈在痛哭，看见她害怕的样子。父亲被带走了，妈妈立即扑到我身边，紧紧抱住我，一会儿我就不哭了，然后便睡着了。三年以后父亲才从集中营回来。” 由此看来，1937年(叶利钦六岁)尼古拉又遭到第二次逮捕。
索尔.舒尔曼紧接着上文写道:
这里为什么浪费许多笔墨去挑总统自传里无关宏旨的差错呢？问题并不在这些差错本身。既然向读者承诺是“自白书”，就应当理解“自白”这个词的分量，这等于是誓言，等于在我们面前坦诚地公布全部事实真相。那怕最隐秘的私情也要放到光天化日之下。违反自己的承诺，只会降低人们对作者的信任。
以上事实对叶利钦来说，肯定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以至于他在回忆录中对此遮掩回避，令人觉得他大可不必如此。既然已经站在现代极权主义的对立面了，何必要对布尔什维克的戕害行为手下留情呢。
只是在当了俄罗斯总统以后，叶利钦才能够看到父亲尼古拉的档案。父亲及同伙们当时被指控的罪状是: “ 这伙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来到喀山农业机械厂工地后，在富农索科洛夫的领导下，在工人中进行反苏宣传，目的是瓦解工人阶级和煽动对现行法制的不满。利用在伙食和供应方面存在的困难，企图制造不健康的情绪，同时恶意散布关于战争和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要灭亡的谣言。进行反对发行公债的宣传，积极反对援助奥地利工人——即犯有刑法典第58条第10款规定的罪行。”
按照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刑法典臭名昭著的第58条的规定，凡是当时被定为违反此法的罪犯都要受到惩罚。档案记载，1934年5月24日，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克格勃当时的名称)负责审判的“三人小组”判决尼古拉.叶利钦三年劳动改造。
这段经历对叶利钦的思想和他的人生轨迹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俄罗斯作家列昂尼德.姆列钦在其《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一书中，对此问题作了以下分析:
某些研究人员现在认为，富农的孙子和儿子叶利钦隐藏了对苏维埃政权的仇恨，因此，在当上了(俄罗斯)总统后，下令禁止了苏共和解散了苏联。像这样浪漫主义的复仇者往往只有在蹩脚的惊险小说里才会出现。因为无论是利加乔夫还是党的其他著名领导人，也都有被镇压的亲属，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竭尽全力维护现实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叶利钦大半生也曾经处于当时的这种观念支配之下: 是的，在斯大林时期确实有过过火行为，但是，党自己谴责和纠正了它……
叶利钦是否隐瞒过他历史上当时对他不利的情况呢？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叶利钦历史调查者之一找到了过去叶利钦亲笔填写的履历表，其中并没有提及他的亲属被镇压的情况。但是，不应该认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
研究过去克格勃档案的一位学者对我说，他注意到，似乎对任何人都无用的、还是二三十年代的老掉牙的档案曾经经常被国家安全机关查阅。为什么？为了寻找那些担任重要工作、在保密企业就职或准备出国的人员是否有被镇压的亲属。于是，突然间不让一位受敬重的工作人员到国外出差，因为他的亲属中有人参加过比如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同时，审查的范围不是到第三代为止，而是更深远得多。因此，(官方)对叶利钦的历史也是了解得详尽无遗。但是，过去那些判决看来对他的命运没有产生影响。他不停地向上晋升。这并非他有什么人做靠山，而是因为非提拔他不可。
叶利钦1955年在乌拉尔工业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乌拉尔大型管道建设公司工作。为了钻研专业业务，他拒绝出任工程师职务，而是用一年时间下到基层工地当普通工人: 瓦工、混凝土工、木工、玻璃安装工、内装修工、油漆工、吊车司机，每个工种干一个多月，都干完以后他才认为自己有资格胜任工段长的职务。之后，在职级阶梯上叶利钦不断地迅速上升——工段长、局总工程师、局长、公司总经理。索尔.舒尔曼对叶利钦争强好胜的心态有这样的叙述:
鲍里斯.叶利钦在这本书(《我的自白》)里十分得意地写道，他一辈子没有当过任何人的副手，要当官，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官，也要担任正职。他母亲说，他从上小学开始就老是愿意当头儿。有一次小鲍里斯偶尔来到一座“内部特供”商店，在那里他看见过去连听都没有听见过的各种美味食品。那是他破天荒第一次具体接触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引起他思想上很大的震动。回到家里以后，他愤愤不平而又十分认真地说: “妈妈，我将来要当官！”
鲍里斯，好小子！苏维埃政府正缺你这种有志少年。你有志不在年少，一旦进入这种体制内，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栽培下步步高升。但是，谁能想到你竟然最终会成为摧毁布尔什维克权力的人。
(未完待续)
荀路 2O21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