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8)

  俄国各界的反思(18)

    俄罗斯左翼政党反思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第三个原因是:

三、根本原因——执政党的自身危机

从上述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俄罗斯左翼认为,苏联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与处于执政地位的苏共有关。所以,俄罗斯左翼、尤其是俄共明确指出,苏联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执政党的危机造成的。

从1993年至1996年,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多次指出,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的垮台。1995年2月,久加诺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苏联的解体,首先是从破坏苏共开始的。党遭到破坏,国家的解体也就不可避免了。”而苏共的垮台就在于其“对权力的垄断、对真理(思想)的垄断、对(经济)所有制的垄断”。正是苏共这三个“垄断”导致了它的“彻底腐化”, “使党和国家陷入了困境”,这是CP首先要吸取的教训。1993年俄共二大召开前夕,久加诺夫曾对记者说: “苏共实质上是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轴心,从部长会议、国家计委到工青妇组织以及合作社,都围绕着苏共这个轴心转。” 这个多年形成的体制已经陈旧,早就需要调整和改革。一旦这个体制被摧毁,整个国家也就瓦解了。

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认为,苏共作为先锋队、社会的领导力量,在和平的建设性劳动和卫国战争中都作出了榜样。但苏共也犯有错误,未能避免以下几方面的危机。

第一,没有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社会主义学者协会认为,苏共长期以来“未能克服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态度,未能使其得到应有的创造性发展,这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停滞。对国内发生的社会经济进程缺乏深刻的分析,而那些富有新意的学术研究成果(这类成果毕竟还是经常出现的),也不被领导机构所接受。”

该协会在谈到苏共在理论上犯的具体错误时指出,苏共多年来最大的理论和政治错误是不现实地夸大新社会制度的成熟性。斯大林在三十年代就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完全获胜的结论。这一结论被赫鲁晓夫“发展”了。他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上宣布社会主义取得了完全和彻底的胜利,已经有了防止资本主义从外部复辟的保障。证据是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已经消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其实,这种力量的对比是不断变化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力量对比就发生了不利于苏联的变化。事实上,苏联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前提条件来说,直到1991年垮台时,都没有超出早期社会主义的历史框架,没有完成过渡时期的任务。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纲领提出空想主义的目标——20年后建成共产主义;1967年又提出苏联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这在理论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做法,使广大劳动群众产生错觉,不仅助长盲目乐观、守旧、停滞倾向,而且低估了苏联存在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俄共也批评苏共没有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俄共二大纲领指出,苏共“未能避免对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原则的歪曲”。它热衷于“政治宣传鼓动”,而“对社会生活中多年积累的矛盾和危机现象避而不谈,根本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分析”。当1960一70年代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时,苏共没有认识到世界发展的这一趋势,“未能回答时代的挑战”并采取适宜的对策。

左翼学者科索拉波夫则认为苏共从赫鲁晓夫上台后“脱离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奉行的是“右倾修正主义”。他说,赫鲁晓夫“从思想政治上动摇和瓦解苏共开始,然后一举提出以‘全民国家’取代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六十年代开始,苏共中央已经不以马列主义为指针,它的领导人大都来自经济和组织部门,理论素养不高。

在CP统治下居然会“没有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这太具有讽刺意义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在党的一把手一言堂的情况下,又有谁能“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呢?所以,俄共总结出的这个经验教训其实是因果倒置。

俄罗斯左翼总结出苏共未能避免的第二个危机是: 忽视党内的资产阶级倾向和党内上层的蜕变。

俄共三大的纲领指出,使苏联社会垮台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执政几十年的党的危机造成的。苏共内部历来存在着对立倾向——无产阶级倾向与小资产阶级倾向,民主主义倾向与官僚主义倾向。十月革命后这些对立倾向的斗争更加尖锐。正如列宁警告的那些,不少假革命分子和投机钻营分子混入执政的CP内。苏共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估计不足,实际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者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危险,他们把国家和国家财产看作是可以瓜分的“猎物”。苏共内部实际上形成了两派。它们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在斗争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路线。

科索拉波夫认为,苏共经历了一个逐渐蜕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开始的。当时,苏联经济呈现出罕见的连续增长势头。这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代表苏共中央作的报告中列举的数字可以看出: 从1929年到1955年,  苏联用了26年使工业生产增加了将近20倍,这还是在国民经济遭受了战争的巨大损失的情况下做到的。同期,处于少有的极其有利条件的美国,其工业生产才提高了一倍多,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甚至没有增长。这一时期,苏联农业大大改善,与1950年相比,五十年代中期粮食生产增长29%。因此,科索拉波夫认为,苏共中央在恢复集体领导原则之后,得以应付斯大林去世后出现的极为复杂的局面,不仅制止了冒险主义者贝利亚觊觎最高权力的野心,而且控制了所有的强力部门,开始为党内生活以及整个苏联政治制度实现深刻的民主化、为发展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治形成了有利的条件。这时,在党的领导人中形成了一些建设性构想,试图把国家引上全新的社会经济进步的台阶。然而,这一切都被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权威中断了。赫鲁晓夫把党的所有力量都引导到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上……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打击的是全党,触及了列宁、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从此以后,斯大林主义这个字眼就成了反对派和反革命攻击苏联社会主义的武器。

科索拉波夫认为,无疑,斯大林对恣意妄为、破坏法制、迫害无辜负有责任,应当予以批评。但如果广大党员干部能够审慎地对历史进行具体分析的话,总体而言,苏共是能够经受得住赫鲁晓夫传染给全党的“内疚症”的。镇压的确使不少无辜的人遭受厄运,但阶级斗争也的确存在,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八十年代后期阶级斗争的风浪打得党和国家的干部猝不及防,这都与在理论上没有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形式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有关。如果掌握这一理论,对所发生的一切就会有清醒的认识。

对斯大林的态度是俄罗斯左中右翼的标杆。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中,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表现如是评价:

看来,在斯大林去世后,发展的矢量开始改变了。这首先是同赫鲁晓夫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疑问,他是杰出的国务活动家。由于苏共二十大而对“个人迷信”进行的批判,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其他思想(坚定地想走同西方和平相处的道路,放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各国和各CP都有平等的权利等等),不论在国家生活中,还是在国际关系中都意味着一个转折。变革开始了,整个社会气氛改变了。这是摆脱极权主义的第一步。

……

现在在许多事情变得清楚明了之后,我对斯大林的看法自然改变了。如果我的看法不改变的话,我就不会开始改革。走向改革,这首先就意味着我在自己身上克服了斯大林。但不仅是斯大林,还有以后的停滞的经验。在改革年代中我们明确地感觉到了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今天我们也还能感觉到它。

在赫鲁晓夫的活动中有许多与他的生活道路的特点(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说,他是斯大林派的活动家,在他的良心中也有斯大林制度的罪恶的阴影)以及他的个性相联系的矛盾。他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这儿碰碰,那儿撞撞。

赫鲁晓夫给了社会一点儿自由,后来自己拧紧了龙头。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清楚地说了为什么。他写道: “苏联领导决定开始解冻时期,并自觉地走去的时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同时对解冻感到担心: ‘会不会因解冻而出现冲向我们的洪水,这就将很难处理。’ 害怕民主,这是极权主义制度的产物,是对任何认真的进步行动的障碍。

但是我还是想说,赫鲁晓夫是改革的先驱者。他第一个推动了改革进程。这个进程只有作为民主的进程才能得到发展并取得成功。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件。

赫鲁晓夫留下的主要东西就是使斯大林主义失掉了声誉。勃列日涅夫时期采取的报复企图都失败了。斯大林主义的秩序没有能够恢复起来。这是改革得以开始的前提和条件之一。因此,我承认,改革是同赫鲁晓夫所做的事是有一定联系的。我对他的历史作用是有较高的评价的。

科索拉波夫和戈尔巴乔夫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泾渭分明,表明了惺惺相惜之态乃人之常情也。

科索拉波夫还认为,苏联阶级斗争形式之复杂,连斯大林都未能认识到。在1960一1990年代,一些钻进党的领导层的反马克思主义分子和反共产主义分子越来越公开地干着拆除社会主义根基的勾当。从1988年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始,戈尔巴乔夫继承了赫鲁晓夫的“热月政变”,并最终摧毁了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结果准确无误地印证了当年托洛茨基在其《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中的预言,即工人的国家最后被官僚主义所篡改。戈尔巴乔夫“改革”和叶利钦“改革”所造成的资产主义化的灾难,最终使广大人民真正明白了赫鲁晓夫到底发动了一些什么样的人。苏共自己消灭了自己和社会主义制度。

看了科索拉波夫的上述高论,我有一个迷惑不解的问题: 为什么总有一些资产阶级阴谋家能钻进CP的领导层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不能钻进西方政党的领导层颠覆资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西方对东方的和平演变屡屡得逞,而东方对西方的和平演变从未成功?

俄罗斯左翼认为苏共犯错误导致的第三个危机是: 单纯追求党员数量,忽视党的队伍的纯洁性。

普列特尼科夫等左翼学者认为,苏共长期以来不注重党的队伍的建设,片面追求党员数量。1952一1989年,苏共党员人数增加了两倍,达到最高峰的1900多万人。但是,在扭曲的苏联政治体制下,苏共的垄断地位把党员身份变成晋升的通行证,而党和国家上层人物的特权又使相当一部分党的干部发生蜕变: 一方面,党的队伍中见风使舵、追求名利地位、牟取私利的人明显增加;另一方面,各种投机分子混入党的领导层,这些人与共产主义信念格格不入,完全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这样,党的统一和战斗力遭到破坏。

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学者们还认为,苏共无视阶级结构的变化,放任“影子经济”,这对导致八十年代末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化起了作用。他们认为,八十年代初,“影子经济”已经不再隐藏,而是扩展了地盘,积累了资金。它豢养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加速了逆向的阶级构成的进程。此时,苏联工人阶级占社会总人口62%,农民占12%,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占25%左右,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搞“影子经济”的人。党的领导人对“影子经济”领域剥削阶级的产生视而不见,对社会中靠不正当手段致富的现象未能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杜绝。这使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失去对现存制度公正性的信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在千百万人眼中贬值了。

俄共三大的纲领指出,追求党员数量,缺乏领导干部有步骤地更替和年轻化的机制,这都导致党的健康力量不能监督党的上层,不能防止日益增多的投机钻营分子混入党内。党的主要历史过错和不幸就在于此。

随着党内精英的蜕变,苏共的瓦解也开始了。从中央到地方,滥用职权和虚假道德成了党的官僚制度的典型特征。这使人民群众和普通党员对政治逐渐产生冷漠态度,对社会主义的未来缺乏信心。

所有这一切导致深刻的党内危机,而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危机。原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的背叛行径做了上述势力没有做成的事,为把苏共在国家命运处于危急时刻赶出政治舞台开了方便之门。结果,社会制度发生了违反宪法的改变,苏联被肢解。

上述言论中关键的一点是: 苏共自己消灭了自己和社会主义制度。

美国左翼学者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所写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以令人信服的依据,印证了俄罗斯左翼人士的上述结论。他们认为,“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就是说,在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党国精英,从拥护社会主义转向了拥护资本主义。他们离开了戈尔巴乔夫转而支持叶利钦。作者认为,这些党国精英转而拥戴资本主义,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

当此书于1997年问世时,这一论点在西方主流学者那里几乎得不支持。那时,在西方处于支配地位的观点是: 苏联解体的原因,乃是由其内部矛盾所引起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以及普通民众要求废除社会主义并代之以资本主义这场来自于社会底层、受到民众欢迎的革命。

如今,“来自上层的革命”这一论点已被事实所证明。前苏联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变成了大银行家或大商人,有的成了新政权的高官。这些事实坐实了一种观点,即苏维埃制度是被其领导层中的一部分人推翻的。

《来自上层的革命》第七章以《党一国精英与亲资本主义联盟》为题阐述了上述现象。

人所共知的是,在19891991年期间,苏联民众的大多数击败了党国精英。在这场胜利中,他们推翻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尝试着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一边是原有的党国精英,他们试图挽救作为他们既得利益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另一边是民众的大多数,他们已经厌烦原来的社会体制,转而支持那些由叶利钦领导的政治反对派。反对派在选举中获胜,他们想砸碎现行政治体制的战车,并最终在1991年底如愿以偿了。

这种解释和说明与在政治经济改革之初的主要观点似乎并不矛盾。开始,党国精英反对对原有体制进行改革的提议,哪怕这只是改革而不是颠覆。塔.扎斯拉夫斯卡娅是受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影响很大的学者,她说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大部分的”官僚阶层的抵制。她还说改革的阻力“在国家中心城市(莫斯科)的中层领导和其他地方的高层领导中”非常大。也就是说,除了发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高层领导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官僚都抵制改革。……党国精英曾经作出抵制,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1991年的紧张斗争到现在的尘埃落定,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 冲突是非常激烈的,彼此之间斗智斗勇。当一个统治集团在革命中遭受失败时,它的成员往往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要么遭到流放,要么进入另一个世界。1783年,美国在对英国的革命中取得胜利后,把保皇党的同情分子统统流放到了加拿大。1917年,沙俄贵族以及专制官员都逃到了巴黎。那么,最近这次俄罗斯革命的牺牲者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基本上留在原来的位子上——在取代苏联的国家里做着高官。苏联垮台两年后,原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1个,他们的首领都是以前苏共的高层领导。其中五人曾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既然有人说党国精英被打败了,为什么我们统计出来的原苏联领导人在后起各国的领导层中仍占优势呢?

扎斯拉夫斯卡娅认为,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初,许多在传统体制下的中层和上层领导对党的新领导人所倡导的改革是难于接受的。但是,真正的动力来自于1987年左右开始的改革,我们上面所提到的改革的性质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从这场斗争的最终结果来看,我们接受到的消息是过时的。

事实表明: 党国精英中起决定作用的那一部分人,从怀疑改革很快就转变到以极大的热情拥护激进的改革——以资本主义来取代社会主义。

俄罗斯左翼人士对苏共一些领导人蜕变为资本主义的拥戴者耿耿于怀,在于他们把意识形态的东西看得太重,没有看到这些人“唯物主义”的一面。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822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