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30)
俄国各界的反思(30)
俄罗斯中派政党和学者在反思苏联剧变时提出的又一个问题是:
8) 没有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罗伊.麦德维杰夫认为，苏共领导人曾有意识地在人民中培养政治消极性，阻碍生活中民主原则的发展，压制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几乎所有的政治独立性的表现。他们极力要把劳动者变成驯服的小小螺丝钉，变成无意识的、只会机械执行的群众。就是生产集体，也已不能充当政治的主体，他们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已被断然铲除，它们已不可能为争取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而工会和基层党组织则渐渐变成了监视甚至是镇压机构。不仅工人阶级，而且全体人民在差不多70年中都同政府和它作出的决策疏远了。无论是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工人阶级的意见都没有受到关注。国内居民不可能对克里姆林宫的事件进程施加影响。党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宣传鼓动系统，但这个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机器只是徒劳无益地在空转。有关幸福生活和积极劳动的歌曲和电影很少触及工人和农民的感情，人们也就不再奋起保卫他们已经不再相信的思想和价值了。大多数工人的生活仍然很困难，因此他们相信了新政治家的许诺。1991年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大部分政治上积极的居民都支持叶利钦和民主派。有千百万之众的工人阶级没有参加保卫党和国家的行动。工人明显分裂为具有不同情绪的群体。
苏共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以广大苏联人民的核心领导自居。苏维埃作为苏联的政权组织形式，一直是苏联的政治制度，被布尔什维克奉为镇国之宝。那么，它真有这么神圣吗？它真的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权力的体现吗？
列宁当年在同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论战时指出: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但是，列宁同时又说: “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的残余。这些机关仅仅在外表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因此，“我们每前进和提高一步，都必定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
列宁的上述论述显示是矛盾的: 既然苏维埃政权“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凭什么认为“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呢？
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难看出苏联政治体制的痼疾所在: 苏维埃与其执行机关之间的关系是倒错的，苏维埃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执行机关。
列宁在创建苏维埃政权机关时效仿了巴黎公社议行合一的方式，确立了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全权”地位，但改变了巴黎公社把人民选出的代表机关和执行机关合而为一的做法。根据1918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关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议会)，最高行政机关是人民委员会(政府)；人民委员会对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苏联1977年宪法规定，苏联最高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及其常设机关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议会)；最高行政机关是苏联部长会议(政府)。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之间始终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这只是纸面上的东西。实际上，苏维埃代表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监督国家机关的工作职权大打折扣、流于形式，被外人讥讽为“橡皮图章”。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都担任过政府首脑，而不担任最高权力机构首脑，其原因不言自明。
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具体表现为:
首先，有许多各级执行机关的领导人同时又是苏维埃代表，这使得苏维埃对执行机关的监督变成了某些长官自己对自己的监督。此外，在各级苏维埃代表中，特别是在最高苏维埃代表中也有一些普通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职员、科技人员、医生、文艺工作者等。但这些人通常是由于其工作成绩突出被各级党委看中选拔上来的，他们往往并不感到自己是他们自己那个阶层的代表，其参政议政能力也极为有限，很难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反映各个阶层的呼声。而且，绝大多数基层代表并无实权，他们只能对已形成的决议表示赞同而已。
其次，地方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身兼两种角色——它们既是苏维埃的执行机关，又是苏维埃的常设机关。苏维埃闭会期间，它们行使苏维埃的部分权力，苏维埃会议由它们召集，甚至日程安排也由它们确定，实际上造成执行机关决定立法机关的行动的结果。许多州和地方苏维埃召开会议是为了选举执行委员会，而执行委员会产生以后便在同级党委会的监督下，在几乎没有苏维埃其他成员参加的情况下处理地方事务。
第三，由于苏联长期实行部门(条条)领导原则，地方苏维埃长期以来无权过问其管辖地区内上级管理机关所属企事业单位的经济社会活动，从而使苏维埃对政府的监督流于形式。
关于苏维埃在苏联社会中的作用，苏联学者A.米格兰尼扬在其《政治体制的障碍机制及其克服途径》一文中这样论述:
……在我国政权建立的初始阶段，苏维埃在某种程度上曾经是直接民主的机关。所有阶级的代表通过委托书带来了人民的共同意愿。不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也并未放弃最高政权机关组织的代表制形式。
在实践中，由于我们未能找到在直接民主原则(试图保障全体人民从总体上参与苏维埃形成共同意愿)和代表制(选举代表，通过相应选民的委托来与会转达共同意愿)之间的某种妥协，我国政权的立法部门尚处于原始且未定型的状态。
把这些原则如此混合在一起，我们实际上还未达到直接民主(即在通过立法决定时全体选民确实有可能直接参与形成共同意愿并实现这一共同意愿)。然而我们也未建立起标准的代议民主体制，因为代表没有任何自主权。在已形成的政治体制中，代表只起到中介者的作用，只能通过委托在某一级政权机关转达选举自己的选民的意愿。因此，在政治体制中这样的代表就得不到独立地位。立法权力领域变成非职业活动领域，也就毫不值得奇怪了。立法机关丧失了自己的日常职权和授权。总之，在我国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体制: 由离政治甚远的突出人物——女挤奶工、车工、矿工、医生、演员等——去代表我国社会所有的职业和社会阶层，一年之中有几天去代表一下我国社会的共同意愿，为的是肯定一下执行机关的官僚们提交给他们的例会的决定。
今天我们都知道，几乎所有的政治体制就某些根本性问题都在釆用公民投票，一旦必须根据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表达多数人的意愿，就要全民都参加。然而任何人都不想就任何立法或行政活动去举行公民投票。这些活动都依靠经常起作用的立法权力机关，是立法机关在监督执行机关的活动。缺乏经常起作用的、由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训练有素的职业政治家组成的立法权力机关，就使得政权执行机关的运行实际上是不受监督的。各级苏维埃例会的全部活动事实上变成了代表们参加的投票。于是就造成这样的结果: 任何一项决议通常都能在各级立法机关一致通过，都是该区、该州、该共和国甚至全国全体选民的决定。于是，体现着民主的各级立法权力机关——而其活力的成效要取决于某一社会的民主化程度——就变成了政治体制不起作用的残痕器官。由于政治体制之中整整一个权力部门不发达，权力垄断就落入了实质上未经任何人选举也不必向任何人报告工作的政权执行机关的手里。
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对立法权和执行权之间已形成不正常的相互关系的概括绝不是偶然的。戈尔巴乔夫说: “让我们睁开双眼看看现实吧: 执行机关的作用增长得太快，有损于经选举产生的机关。乍一看，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全会、例会以及其他选举产生的机关的会议都在定期举行。但是，它们开会往往都是形式上的，提交讨论的都是次要问题或已预先决定了的问题。结果，对执行机关及其领导干部的工作缺乏应有的监督。勿庸讳言，某些同志把经过选举产生的机关看成某种包袱，认为它只能造成负担和碍手碍脚。看，事情到了何等地步！”
因此，在立法权和执行权相互关系领域，立法、公众政治和民主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也就是说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民主同官僚主义之间的斗争在我国社会里已不再存在了，因为官僚主义完全占据了优势。
苏维埃政权是工农政权还是官僚政权，米格兰尼扬文章最后一句话盖棺论定毫无疑问。在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有两名劳动人民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克林区集体农庄主席阿尼斯金、顿涅茨克电工盖沃龙斯基。这是苏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普通劳动者装点高层中枢门面。
俄罗斯中派政党和学者分析苏联剧变原因时还提出一个这样的观点:
9) 没有确定正确的改革方向
罗伊.麦德维杰夫认为，苏联领导人没有正确理解改革，民主化对苏联来说是必要的，但不能在一两年内就完全实现，要有一个过程。因为三分之一的人是在极权体制下生活过来的，他们形成了心理上的模式。搞多党制也要有个过程，戈尔巴乔夫搞得太急了，结果不但没有造成繁荣，反而使社会上的疾病浮到表面上来了，爆发了各种矛盾。对于过去的罪恶是要揭露，但更应该解决它。我们的社会科学没有能力解释这些，这就给敌人可乘之机。他们攻击七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成果，而苏共没有力量反击，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丟掉了，出现了党失控的进程。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向对不对，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给出了众口铄金的评价。我认为那些曾担任过戈氏助手的人对戈氏改革事业的评价比较中肯贴切。让我们还是从担任过苏联总统顾问和新闻发言人的安德烈.格拉乔夫的《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撷取几段文字，掂量一下戈氏及他的改革在苏联历史上的分量:
在几乎同时问世的几本书中，一位作者——原中央书记、起初积极支持总书记的法林说道，所谓的改革并未成为“”革命之中的革命”，而是成了“即兴之作之中的即兴之作”，退化成了“冒险行为”；另一位作者——切尔尼亚耶夫(戈氏总书记、总统助理)则将改革称之为空前的历史性突破。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泱泱大国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掘墓人”；有人则认为他是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的预言家。对于那些坚信不存在这样的社会主义的人，那些认为不需要具有人的面貌的现实社会主义的人，他依然在发出挑战。有人认为他的过错在于理想主义，在于对“民主的自动作用”的浪漫主义信念；有人则认为他是在一个习惯于沙皇和暴君的国家里不够强硬果断的领导人。谁更接近真理呢？
按照切尔尼亚耶夫的意见，“……作为政治家，戈尔巴乔夫输了。作为救世主，他将载入史册，救世主的命运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其实，正是怀有敬意地反观历史、竭力迎合历史、猜测历史，而不是希望扭转历史，才使得戈尔巴乔夫变成一个更具西方特点、传统的俄国“沙皇”特点较少的政治家。这是戈尔巴乔夫在国外比在他那不习惯于这样的执政者的本国更易得到理解(也更被看重)的原因之一。……
我们还是让当事人自己来说说吧: “我问心无愧”，1991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其最后一次正式视察国内各地期间飞往伊尔库茨克的夜航飞机上对记者们说道，“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了以文明的方式使国家变得有人情味儿的尝试。”
戈尔巴乔夫宁愿人们把他称为革命者而不是机会主义者，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就不曾打算在旧国家的地方创建新世界和新国家，而只是想帮助国家发生变化。他选择民主说教和公开性作为自己改革计划的主要工具，拒绝“秘密和威望”(况且他知道俄国执政者的“威望”往往仅仅通过非同寻常的暴行来赢得)，在许多人眼中他变成了“软弱”、优柔寡断的领导人，担当不起肩上的重担。
表面上看来也许就是如此: 因为戈尔巴乔夫1985年以“无所不能”开始，1991年则以事实上的一无所能结束。那些抨击他将到手的权力“挥霍一空”的人并未考虑到，他最初的威势是以党的独裁为支撑的职务上的无限权势，而摧毁党的独裁正是他的意图的一部分。“他打破了极权主义专制制度的历史继承性，按照奥威尔的说法，这种专制制度，即′权力作为目的本身’乃是极权主义国家存在的唯一意义”。《文学报》在改革开始十周年之际这样写道，“他的失败是他自觉的选择；他的不成功是他的立场。”至今许多人都责备他自愿拱手交出政权，却不向军队求助。好吧，那样一来，我们今天就不会遗憾地回忆起他的下台，我们就会遗憾地回忆起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12月变成了叶利钦。谢天谢地，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总而言之，苏联人民首先应该对戈尔巴乔夫表示感谢，因为他为苏联人民的自由所做的贡献比其他领导人都多；至于苏联人民未能充分而慎重地利用自由，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归根结底，历史只对结果作出评价，而戈尔巴乔夫改革事业的成果超过了所有的社会期望。对于这一点我在下文还要进一步论及。
俄罗斯中派政党和学者对苏联剧变最后一个原因的分析仍以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观点为代表:
10) 党内腐败现象蔓延滋长，党失去民心
这种观点在CP思想意识上虽是老生常谈，但在社会现实中却是屡教不改，呈现出说了也白说之状态。
麦德维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一些CP员在掌握了权力之后，“开始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首先追求自己利益的官吏”。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描绘了苏共领导人享受的种种特权。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医疗、住房、别墅、交通工具、食品供应、休假等方面享有特权。有许多特供点、内部服装店和内部商店，政治局委员及其家属可以在这里买到所有的进口商品，实际上不受数额限制。勃列日涅夫时期，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任人唯亲、裙带之风盛行。弄虚作假、粉饰太平、以权谋私、贪污腐化泛滥。苏联出现“老人政治”、“病夫治党治国治军”的景象。那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平均年龄达到75岁。博尔金在书中描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时的情景: “勃列日涅夫茫然地坐在那儿，并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会议室里有谁，应该做些什么。经常出现这种局面，他坐在那儿，读着助手们用特制大号字母打字机打出的简短讲稿，有时读错行，前言不搭后语。”他对勋章和奖章有特殊的爱好，先后获得两枚苏联英雄金质奖章、五枚列宁勋章、列宁和平奖、列宁文学奖以及苏联元帅称号。事实上，他的许多著作和文章都是别人代写的。可见，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苏共失去了民心。
有关苏共领导层的特权问题是苏联社会一个根深蒂固的痼疾，民怨鼎沸。这里我再将尼.莫伊谢耶夫院士《如果此路不通殿堂，还要它做什么》一文中的部分内容摘录出来，以资明鉴:
另外还有更严重的是，有那么一大批人，他们拥有特殊供应、特殊医疗机构，乃至……特殊的交通规则。按规定，卢布列夫斯克耶公路上的最高车速是每小时60公里。而且绝对禁止超车，民警也比高尔基大街上要多。你要是违章，就等着瞧吧！可是，不然。不断地有一些黑色骄车超过你，其车速超过规定的一半。而民警则非但不去罚款，反倒举手敬礼。
后果尤其恶劣的是特殊供应。我相信，是有过一段需要有特殊供应的时期。当时东西很少，不可能供给所有的人，而有几种人是需要照顾的。当时，特别食堂或者特供商店并没有被看作是社会的不公正，而对享有这些福利的人也没有产生不信任感。现在情况已完全不同。
从我国的统计数字看，产品不足，发生短缺往往是因为由于保管、运输、供应等等组织得不好，致使产品没能送到消费者手中。尤其是蔬菜和水果，情况更糟。往往是留在田间没有收，堆到菜店里烂掉了。
所以，产品不足首先是经营不善的结果，是由于组织工作低劣，当然，还由于经营机制的结构不佳而又官僚主义极端严重。那么，这一切的责任又在于谁呢？恰恰就是享有特权、能优先从特殊商店或按特殊订货得到供应的那些人。因此，任何特供除了让人们尖锐地感到社会不公之外，还有纯属管理方面的弊端: 高层人员对纠正组织工作上的漏洞和改善供应体制缺乏个人的动力。不管他们的工作做得多么差劲，他们及其家庭所需要的一切都会绰绰有余。
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睿智使莫伊谢耶夫院士对苏联体制的弊病进行了温和而又不失深刻的抨击。这种批评对于Z国的社会状况亦有现实意义。特权问题只有在民主宪政的社会环境下才能得到最终解决。
(末完待续)
荀路 2021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