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34)
俄国各界的反思(34)
继续看俄罗斯右翼政党组织和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
二、苏联解体的原因
1. 苏联解体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它不是不可避免的
“右翼力量联盟”认为，苏联解体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并不是一定不可避免的。“右翼力量联盟”的一位学者谢.斯坦克维奇认为，旧制度的反抗，即“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叛乱并非出乎意料。我们预计到了可能的来自正统的苏共和克格勃的行动”。因为1989一1990年在尚存的党—苏维埃体制范围内发生的民主变化延续到1991年夏，最终达到临界点，使现存体制受到致命的威胁。叶利钦全面巩固“俄罗斯主权”并与其他共和国共同孤立联盟中央的路线必然增加苏联解体的可能性。但即使是这样，斯坦克维奇还是认为，当时谁都不认为联盟解体是必然的，是可以接受的。他认为，当时没有出现统一的替代性战略，那怕及时出现一些必要的建议也好。他还认为，回头看，1991年替代解体的方案只可能是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的战略性联盟——自愿的、开诚公布的、真诚的。戈尔巴乔夫需要叶利钦作为强大的政治资源和向苏共正统派施压继续改革的工具。叶利钦需要戈尔巴乔夫合法的联盟权力，以便共同利用联盟的政治资源，保证苏联向新的国家法律基础过渡。这两位领袖如果在一起合作可能会有更多的收获，如果分开则结果只能是解体。但两位领袖最终没能联合起来，他认为在这一点叶利钦有责任。叶利钦用从联盟中央那里掌握了多大的权力来衡量他的成绩。对叶利钦来说就是争取替代的斗争，妥协只能是暂时的中断。他对于同戈尔巴乔夫协商的建议越来越气愤并坚决反对。他需要彻底的胜利，他准备不惜代价地去做。
俄罗斯前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2001年8月10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关于苏联注定灭亡，苏联的建立是违背自然的说法纯属胡说八道。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不认为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停滞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政治术语，而不是一个历史概念。60年代的增长速度足够快。70年代和80年代初下降到3%，但这是任何发达的‘技术上成熟的’经济所特有的。当然需要改革。改革无论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常都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改革是同一定阶段上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进步、人的消费需要同步发展的。变化是常态，因此经济政策应该不断地变化，考虑到新的形势和社会新的需要。许多人都理解这一点，因此，我们大家都欢迎戈尔巴乔夫上台宣布他的目标，包括他的改革”。
关于苏联解体问题，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尔奇.布朗在《改革与五个转型》一文中指出:
……叶利钦本人对苏联的瓦解起了重要的、也许是关键的作用。在叶利钦关于俄罗斯脱离联盟而独立的声明中有某种令人费解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说，联盟就是“大俄罗斯”，而且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赞成保留苏联——在它瓦解前后都是如此(只有1991年年底那段非常短的时间除外)。所以，叶利钦关于俄罗斯法律高于联盟法律、俄罗斯必须追求“独立”的声明未必符合俄罗斯的长远利益。当时他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因为他急于要占据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位置，这一任务对他来说比保留大联盟更重要。显而易见，要是叶利钦在1990年当选苏联总统的话，他就无需一再坚持俄罗斯独立了，很可能正相反。
促使苏联迅速解体的是种种新的自由和政治多元化，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自由化和政治自由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戈尔巴乔夫，从这个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为这一结局创造了前提条件，但他的行为造成国家解体的后果是他没有料到的。只有那些认为最好不改革苏联政治制度，让这种缺乏政治、精神和宗教自由的极权制度连同无效经济一同保留下来的人才会指责戈尔巴乔夫，说他使过去——在稍微流露一点分离主义情绪便会遭到严厉制裁条件下——想都不能想的事情有了实现的可能；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要求独立的分离作用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叶利钦决定打俄罗斯牌来对抗联盟的做法，以及1991年8月叛乱行动。尽管这些叛乱者的本意是希望阻止赋予各共和国广泛权力的联盟条约的签署，但由于考虑不周反而使本想避免的结局提前出现了。
苏联解体的原因是综合性的，俄罗斯右翼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因素:
2. 苏联解体是由于内部瓦解而非外部原因造成的
盖达尔在《国家与演进》一书中认为，苏联“制度被其统治阶级从内部瓦解了。马克思曾经说过，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己的掘墓人’。共产主义的寡头统治本身就是自己制度的掘墓人，而且是个贪婪、自私自利的掘墓人。这些人指望在给这个制度送葬的时候发财，更准确地说，自己制度的葬礼就是从旧制度中获得解放，建立新的、同样也是上层官僚的制度”。盖达尔认为，1990一1991年，俄罗斯发生了和平的地缘政治灾难，它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仅是苏联人(包括持不同政见者)，而且还有西方的苏联学者。盖达尔认为，共产主义制度破产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内部的瓦解，上层发生的社会精英们的社会和心理蜕变，其后果导致制度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蜕变。从苏维埃制度产生的第一天起，远离本国人民和世界的上层官僚就面临着一个永恒的问题: 怎样才能不使资本主义复辟，其保证是什么？保证只有一个，即不断加强“保证者”，即CP精英自身的权力。然而，正是这些精英成了主要的“复辟分子”。
盖达尔从经济的角度，也即从财产(所有制)的角度谈了苏联共产主义破产的过程。他说，马克思有两个公式: CP人消灭私有制，国家是官僚机构的私有财产。从这两个公式中可以得出三个结果: (1)CP人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后把所有的财产变为国有财产；(2)国有财产就是官僚机构的集体财产；(3)每个官僚，每个官僚氏族都极力把国有财产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即三个步骤: (1)没收私有财产；(2)国家官僚所有制；(3)私人官僚所有制。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从诞生到死亡的发展公式。进一步说，就是官僚们极力使自己的权力“私有化”，把权力变成财产。导致制度死亡的正是在于从第二步向第三步过渡的必然性，在于官僚寡头“私有化的反射作用”的不可抗拒性。盖达尔认为，要阻止这一进程就要建立否定私有制的意识形态，只有这种意识形态才能阻止CP的极权制度蜕变为国家资本主义，阻止上层官僚扮演新资本家的角色。为了让这个意识形态实际指导行动，必须在上层官僚中培养出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但却失去自我的新人。盖达尔认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20年代末虽然取消了臭名昭著的党员领导干部最高月工资制，但到30年代中期上层官僚同普通苏联人之间生活水平(住房、食品和用品)的差别很大；战后军工综合体的上层同传统的上层官僚队伍(如党的精英、国家安全部门、军队的高官和外交官)一道享有特权。但日益增长的特权并不能最终解决“饥饿的”上层官僚的“社会问题”。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需要“真正的财产”，不仅需要消费品，还需要土地、金融公司、工厂、贸易公司等。这样，他们的需要同官方的党的原则产生了矛盾。盖达尔由此下结论说，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越大(社会主义越发达)，统治阶级、上层官僚的特权越大，这个阶级在社会心理上就会越快地蜕变和资产阶级化，同时在经济关系上就越努力成为资产阶级。他们冲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界限，就像小鸡破壳而出一样。
俄罗斯的金融寡头之一鲍.别列佐夫斯基2002年4月11日在报纸上发表了《俄国自由主义宣言》，其中指出，到1997年底俄国革命基本上完成了，苏维埃国家没能经受住与更有效的自由主义体系的竞争而垮台了。但摧毁苏联的确切原因不在外部，而在内部: 从70年代末开始变得越来越明显，苏维埃制度已经停滞不前，急剧衰老退化了，失去了自己的完整性和效率。同自由主义体系的政治竞争，也即“冷战”只能加速自己的破产。因此，所发生的革命是制度老化并以垮台告终的必然结果。这场革命既不是计划好的政治进攻，也不是某些集团深思熟虑的目的明确的行动。说得更准确点，是俄国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导致了这一结局。
对于上述内容的评判，我认为最有说服力的文字莫过于本系列文章论述过的美国作家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的著作《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的论断。在该书的《英文版序》中，他们对苏联解体的原因作出了与众不同的结论。下面是部分文字:
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各自从自己的专业出发，饶有兴趣地同时目睹了在苏联所发生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那时，似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正在催生世界上第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体制。也许，由于苏联那些高压政体和僵化集中的经济的埋葬，某些真正的社会主义残余会缘由俄国革命思想的激发而幸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似乎有可能成功地释放出苏联历史中好的成分，同时消除苏联体制中那些不良的方面。
事情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体制的尝试反而导致了它的解体。到了戈尔巴乔夫掌权6年之后的1991年末，苏联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15个新的主权国家，建立资本主义的尝试也取代了戈尔巴乔夫革新和民主化苏联社会主义的构想。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谁也没有料到。
1991年夏天在莫斯科，我们讨论了眼前所见的苏联解体。西方媒体充斥着各种关于下层群众撼动苏联体制并群起而攻之的故事，似乎它的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突然令苏联精英们再也无力捍卫和拯救该体制。然而，这和我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我们是从自己特殊的知识背景和经验出发，来看待苏联的解体过程的。我们发现，各种常见的解释是不真实的，也与证据不符。
大卫.科兹是一位经济学家，专门研究苏联和其他地方的制度变迁过程。他花了多年的工夫去研究那些使得社会经济体制得以延续以及那些造成渐进或者激进的变迁的因素。在考察1991年的苏联解体时，他发现，苏联的经济困难虽然严重，但它似乎并不能为苏联体制的迅速瓦解作出满意的解释。除了经济衰退，还有别的力量起了作用。
弗雷德.威尔是《印度时报》驻莫斯科的通讯记者。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他曾游遍苏联和东欧各地，之后于1986年以记者身份来到莫斯科工作。威尔在苏联四处奔波，报道改革的进展、失望和失败。他私下里结识了许多苏联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这些人大多玩世不恭。和苏联精英奋力捍卫该体制的传言不同，他发现到了1991年，他们中许多人不仅不再支持改革社会主义的努力，而且乐意倒向资本主义的怀抱。
我们两人讨论了这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事件，探讨了如何才能理解它们。我们的结论是，苏联体制的瓦解，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道而来的群众暴动，而是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
这个结论与盖达尔认为苏共寡头就是自己制度的“掘墓人”，“这些人指望在给这个制度送葬的时候发财”高度吻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下面的问题是: 苏共党国精英为什么要在政治上自杀，弃船而逃，走资本主义道路呢？这个话题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先点一下，以后再详细论述。下面接着介绍俄罗斯右翼政党和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原因分析:
3. 国家指令性计划体制发生混乱
亚夫林斯基认为，苏联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要求不断扩大生产。不仅是共青团建筑工程，而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古拉格)都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尽力作出自己的贡献。没有劳改营制度，没有众多“监督”生产的告密者，苏联的计划经济简直就不能存在。斯大林去世后，这一体系开始发生混乱。赫鲁晓夫和柯西金的改革稍微减弱了控制力度，却最终加快了整个体系的腐蚀。黑市猖獗，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供应不足。许多生产企业成为计划亏损企业。同时，对资源的需求加剧。国家多年依靠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弥补计划亏损企业的开支才得以生存。但是这种局面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70年代初，苏联经济陷入不景气状态，政治转入“停滞”阶段。当时，西方经济进行了深刻的结构和技术改进。遗憾的是，苏联没有能够相应地适应这一挑战，不是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使经济从工业阶段向科技阶段过渡，而是增大石油出口，把从石油出口得来的收入用于支持动力消耗量大的、原材料消耗量大的和超级军事化的经济部门，用于补贴东欧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飞跃的机会被错过，苏联经济迅速地落后于西方经济。80年代初苏联经济已经没有能力保持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商品短缺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头痛的问题。经济实际上转为为国防需要服务，但是经济对此已越发不堪重负。当80年代中期世界石油价格下跌的时候，就出现了作为一个现代工业国的苏联能否活下来的问题。经济改革不可避免，因为国家正在走向经济崩溃。
伊.斯塔罗杜布洛夫斯卡娅和弗.迈在其著作《大革命》一书中指出，苏联的集中计划体制在后斯大林时期出现了非集中化趋势。非集中化的发生是官僚机关增多和发展的结果，需要主体加以额外的刺激。结果，经济体制的发展伴随着官僚机关的膨胀，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部及部机关。在最高层管理机关同生产者之间的中间环节日益增长。理论上，这个多环节的官僚结构是为了保证企业完成计划任务。实际上，每一级管理机关都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动摇了“上层”有效控制的可能性。由于是根据管理机关所领导的领域的成绩来评价管理机关的的工作，因此，这些机关把“自己的”企业变成了院外活动集团，竭力索取更多的资源，而完成的却是最低的计划任务。这一过程也触及部门管理机关和地区管理机关，产生了苏联时期特有的现象，即部门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
由于70年代石油给苏联所带来的机遇，也即苏联石油储量的发现及世界市场上石油价格的提高和对石油的急剧需求，使石油被苏联体制利用来解决国内外的问题。对外政策仍要巩固超级大国的地位，继续和西方竞赛。对内政策上人为地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恢复工业的生产潜能；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大规模进口食品和消费品。这样的政策表面上很吸引人，维持了制度的稳定，但实际上动摇了苏联体制的稳定性。
第一，结果导致国家对外部经济活动的依赖。决定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所有重要参数都依赖于出口收入的稳定性。新的财政来源导致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任何改革的认真尝试都停止了。而且形势继续恶化，经济没有复兴，增长速度也下降了。虽然进口大量生活必需品，但消费品的短缺不仅仍存在，而且加剧了。表面上集中的经济内部的分化趋势加剧。在这种条件下，一旦外部收入下降必然会暴露出现有体制的一切深刻危机。
第二，由于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增多，社会不再完全封闭，社会也不再完全孤立于外部世界，这就动摇了苏联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源泉。对苏联和西方在生活水平、技术成就的比较，不仅引起人民的不满情绪，也逐渐动摇了对国家所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信心。
第三，加剧了统治精英的结构化，加剧了他们内部各种利益的矛盾。这一点很重要: 统治精英内部分化、断裂、出现了离心现象。随着以石油收入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消失，上述分析的矛盾就急剧尖锐起来。70一80年代之交许多部门生产大幅下降。因此，80年代下半叶，社会危机的最初一些征兆即已经显现。
国家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是由计划制定者决定应当生产什么，然后要求各个企业生产什么产品，以及将产品送到什么地方，由此为每个企业制定了生产指标，并分配给他们必需的原材料。通过这一系列的政府指令，让各个企业以这样那样的价格为指定的客户供应各种各样的产品。
这样发展经济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计划本身往往先天不足；其次，计划往往无法贯彻实施。这第一个是信息问题，第二个是动力问题。在苏联，官僚们往往既无法有效地判断消费者真正需要什么，也不能让消费者的支出与其所得相对应。因为，他所掌握的这方面的信息使他要选择一种有效的生产模式很困难。
更严重的是缺乏执行计划的动力。为了仕途升迁，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必须表明他能够完成生产指标，而且他不能怀疑指标是否合理。虽然他对指标能否实现有不同的看法，但他没有动力去做任何改动，他知道不会因为他的改动而获得好处。他只好照章行事，出了问题往上推或者往下推。
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最显著的特点是在控制物价的同时印刷足够的钞票，确保人们想买的东西始终比生产出来的东西多。结果造成70年来商店一直排着长队，商品普遍短缺。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