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37)
俄国各界的反思(37)
俄罗斯右翼政党和学者在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7. 苏联民族政策的错误导致联盟的解体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认为: “以建设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是错误的。结果导致俄罗斯帝国的继续者——苏联的解体……布尔什维克的建设民族国家的政策为在地区发展活跃的民族主义创造了条件。这一政策使得民族共和国的冠名民族同大俄罗斯民族共同体对立起来，因为大俄罗斯民族共同体既没有得到自己的俄罗斯人的共和国，也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在非俄罗斯人共和国的俄罗斯人的自治。俄罗斯人的种族存在没有以民族国家体制的形式使之具有法律效力。这就为仇俄倾向奠定了基础”。“苏联作为独立主权共和国(国家)自愿联盟，在形成的一开始就奠定了它解体的可能性，因为任何一个共和国都具有宪法所规定的退出这一联盟的权利。”
苏联宪法上规定的个人权利和民族权利能当真吗？如果是真的话，苏联也不会灭亡。就因为那是依赖暴力支撑的谎言，所以这种体制无法持久存续，最后在上层放松软、下层持强硬的状态下寿终正寝。
美国前驻苏联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中对这种“虚假的民族国家”作出如下揭示:
从字面上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主权国家的自愿性联邦。在理论上，这一联邦要比美国松散，因为各创始国保留有公开的脱离权。
但是，与美国不同，它的政治联合是基于特定的种族集团。生活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的每一个种族集团都被赋予政治实体的地位。众多的民族组成“加盟共和国”，拥有自己的议会(最高苏维埃)、政府(部长会议)和各级行政机构。
在此以下，还有“自治共和国”，它类似于加盟共和国，但没有脱离权。大多数自治共和国位于俄罗斯联邦境内。
再以下，就是一些人口极少的自治州和民族区，它们有一些权利，但从未拥有过自己的国名。
这种结构的(理论)根据在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治权，并以自己的名义组织政治实体来保护其利益。然而，在苏联的整个历史中，这一理论只是一种幻想。事实上，这个国家一直是采取单一形式进行统治，民族和地方利益并不是考虑问题的原则。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宪法实体并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力。苏联所有的政治权力都集中在苏共手中，而苏共又是以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虽然除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CP，但这些政党都被莫斯科视为一个单一组织的省级分支机构。
正是这种单一的政党构成了苏联专制结构的支柱，各共和国和其他实体只是一种点缀，虽然好看，却不具备结构性的功能。
然而，这些实体还是存在下来了。尽管它们受CP控制，但仍有自己的政府结构，这种政府结构类似于特殊的民族集团。一旦苏联开始对外开放，发展某些民主机构时，所谓民族自治的虚假性就昭然若揭。
对于虚假的东西只有大胆地揭穿才能显示它才是假的。一张支票是不是空头的，只有去兑现才能知道。当苏联的少数民族群起而要求CP兑现宪法条例上的承诺时，专制帝国的机体便开始轰然分解。
俄罗斯右翼政党和学者也持有这种观点，认为:
8.苏联领导人对苏联解体负有责任
俄罗斯自由派都为叶利钦辩护，同时对戈尔巴乔夫提出指责。曾任俄罗斯副总理的谢.沙赫赖在《苏联为什么死了》的文章中说，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联邦一开始并没有想退出苏联。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于1990年6月12日以907票赞成、13票反对、9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这是为了对抗一个削弱俄罗斯和叶利钦的所谓“自治化”计划。这份计划从苏共中央的秘密公文中抛出，旨在把俄罗斯联邦中一些自治共和国提升到加盟共和国的地位。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4月26日通过相应法律，“自治化”机制开始启动。这样，俄罗斯的版图好像是一块有很多窟窿的奶酪，俄罗斯有差不多20个自治共和国，如果实施它，俄罗斯将失去51%的带有战略资源的领土及二千万人口。因此，俄罗斯联邦于6月12日通过了主权国家宣言。但即使俄罗斯通过了这个宣言，应该看到，这里面没有一句要退出苏联的词句(只是申明俄罗斯联邦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相反，俄罗斯联邦明确声明，今后仍将成为更新了的联盟的组成部分。(“声明坚决在更新了的苏联的组成内建立民主的法治国家”)“八一九”叛乱失败后，1991年8月24日，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自己总书记的权力，宣布苏共自行解散。结果，11月初苏共停止自己的存在。同时，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实际上通过了国家独立的决定，即退出苏联的决定(虽然没有遵守法律程序)。到1991年12月为止，只有俄罗斯和哈萨克还留在苏联。
鲁.哈斯布拉托夫认为，主观因素在摧毁苏联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比如，苏联领导人的外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欲摆脱中央政权控制、利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以破坏国家基础和社会原则的自私愿望，等等。但同时他又认为，无论叶利钦也好，戈尔巴乔夫也好，他们从一开始都不想使苏联解体。哈氏在2000年10月4日接受《俄罗斯报》记者的采访时说: “不管后来国家的命运怎样，我断言: 叶利钦那时决不想让俄罗斯脱离苏联。谈的只是一定意义上的独立。” “至今许多人指责我们于1990年6月12日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但很少有人回忆一下，我们在这个宣言中的八个关键点上，即在国防、对外政策、对军工综合体企业的领导、战略枢纽(交通线)等方面承认苏联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说，谈的是扩大权力的范围、俄罗斯的责任，完全不是据说的要在俄罗斯境内攫取到支配全联盟财产等的权利。遗憾的是，这篇独立宣言被解释成俄罗斯领导人企图退出苏联，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解释已经超出了宣言所实际宣布的任务之外。”但是，他也承认这个宣言客观上起了危害极大的作用。许多加盟共和国，后来是自治共和国都宣布完全绝对的主权，这大大超出了俄罗斯独立宣言所宣布的任务。
哈斯布拉托夫还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的个人关系促使政治活动往消极方面发展了。他在2001年8月10日接受《论坛报》记者釆访时说，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改变社会制度。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足够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西方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想同西方的领袖们并驾齐驱，想在他们中间占有一席之地，但很遗憾，他同其他苏联领导人一样，在同西方领导人的交往中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西方推着他进行改革，但就教育和生活经验来说，他对如何理智地实施这些改革没有准备。他没有任何战略和策略，多为即兴安排，并想一下子改变一切。很快，发展为以改革为借口开始革命性地摧毁管理结构。改革逐渐失去了方向，有各种改革方案出台，如阿尔巴金的、阿甘别吉扬的、亚夫林斯基的，等等。当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经济改革试验导致经济的混乱性衰退之后，统治精英决定依靠政治上的蛊惑来补偿自己在管理国家方面所欠缺的能力。出现了公开性，出现了与现行苏联宪法相对抗的关于“新联盟条约”的思想。
当出现缔结新联盟条约的思想时，最大的危险产生了，这一思想完全是致命的。第一个联盟条约是1922年缔结的，它是1924年第一部苏联宪法的基础。1936年和1978年分别通过了第二部和第三部宪法。联盟条约彻底消失在宪法中了，只有历史学家记得它。突然它又重新出现了。它的出现因此产生了对以往所有宪法的怀疑，好像承认苏联是不合法似的。从这一刻起，解体开始集聚力量。戈尔巴乔夫激怒了那些社会力量，这些力量开始向他施压。他面临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来自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压力；另一方面，以尤里.阿法纳西耶夫领导的跨地区议员团直接地打击了他。他们没有使戈尔巴乔夫醒悟。他们在感到戈尔巴乔夫愿意真心地接受批评后，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即戈氏愿意让人看做是民主派。于是他们不断地打击这一点，说他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让步，不坚定，应该勇敢地向美国看齐，如此等等。领袖的个人品质有不少会扭转历史。戈尔巴乔夫并非对批评无动于衷，因此，他不能原谅叶利钦。但从另一方面说，他确实是个民主派，他不能镇压自己的对手，这点应该承认。他的这些个人品质，还有他的不坚定，导致在外高加索、波罗的海地区和中亚等地的流血事件。
此外，还应该考虑到，叶利钦当时作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威信很高。叶利钦大胆地批评党的方针，谈论改革的缺点，人们特别喜欢他向特权宣战。叶利钦说，所有人应该是平等的，应该具有应有的生活条件。因此，俄罗斯人民真诚地相信他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领袖。
的确，戈尔巴乔夫是苏共和苏联的劫数，没有他的“改革和新思维”，苏联不会在1991年解体。但是，对于苏共和苏联来说，既然是劫数，那只能是在劫难逃，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历史和现实的账目无可逃避，戈尔巴乔夫上台是偶然现象，而布尔什维主义消亡是必然结果。
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在其回忆录《亲历者: 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中，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冠以“勉强的革命者”称号。他写道:
里根政府任期结束时，戈尔巴乔夫和他所做的努力粉碎了CP赖以统治的神秘和恐惧。他消除了一党专制及其相关机构，将CP从苏联的日常行政管理中排除出去，创建了新的权力体系和政治权威。通过一步步策略性计划，他实施了历史上影响最深远、最不具流血性的政治性革命。最后，他推动的政治革命极大地破坏并摧毁了管理国家经济的行政体系。准备最后对苏联政治体系实施激进改革时，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也不愿意抛弃共产主义思想或者共产主义思想导致的必然灭亡的经济制度。
在苏联改革的最后阶段，戈尔巴乔夫面临两个矛盾问题: 其一，他费尽千辛万苦独立推行了苏联政治民主化，但是内心从不愿意将自己的命运交到选民手中。因此，他一手缔造的政治进程最终将他抛弃。对他来说，民主化可能始终是一种手段，并非目的——它是击败党内对手和强硬推行改革的一种有效的政治手段，并非真正的政治信仰。其二，为了修复苏联制度，他加速了国家不可避免的消亡。尤其在经济领域，他认识上的缺陷和个人的局限性，加之政治上遭受反对和俄罗斯文化与历史的影响，阻止了任何替代组织结构的创立。结果，由于戈尔巴乔夫削弱和取消原有经济控制机制后很长时间都未建立新制度，1987一1988年苏联经济开始崩溃。经济困难极大地恶化了其他危机，使苏联政权，尤其是非俄罗斯共和国政权遭到了严重的损害。1989年秋天，中情局汇报情况时，亨利.基辛格对戈尔巴乔夫的路线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如果你准备毁灭苏联，你还会采用其他方式吗？”
1991年3月2日是戈尔巴乔夫六十寿辰，同事们在对他表示祝贺的信中引用了亚伯拉罕.林肯的话: “我正在竭尽全力，绝对是竭尽全力，我打算这样干到底。如果结局圆满，那么对我的一切攻击都会毫无意义；如果等待我的是失败，那么即使有十名天使发誓说我做得对，也于事无补。”由是观之，如果戈氏期待着天使的袒护，那么戈尔巴乔夫就不成其为人们经常议论的戈尔巴乔夫了。而为了“成为戈尔巴乔夫”，职位地位并不重要，只需“干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而他为自己所选择的事情则是非同小可: 改变苏联并使之与文明世界和谐一致。
既然是这样，功过是非那就由人去说吧。
罗伯特.盖茨在评价戈尔巴乔夫的功过是非时写道:
1991年，苏联的解体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加速了它的灭亡。作为苏联领导人，他的初衷原来是希望拯救这个国家，结果反而促成了它的崩溃。他不希望削弱苏共，更不愿意看到它被解散。他不希望东欧国家摆脱苏联的控制。他不希望德国统一，更不愿意看到它留在北约框架内。他不希望在自己领导下实现苏联解体。虽然他采取的政策和行动最初只是为了纠正前任犯下的经济和政治错误，使国家得到改革，使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结果却注定了它的厄运，加速了它的灭亡。他显然一直都不明白，但是我认为如果安德罗波夫再年轻一些，身体再健康一些，我们可能不得不继续面对来自苏联的巨大威胁。虽然这个国家最终仍然难逃厄运，但至少在军事上是强大的。它只是缓慢衰落，逐步消亡。尽管原苏联人民现在(1995年)陷入了极度的生活困境，但是他们应该感谢戈尔巴乔夫，是他毁灭了苏联，让他们选择了自己的未来。
当然，对待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评价肯定是毁誉参半。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总书记办公厅主任瓦列里.博尔金因参与“八一九”政变一度被捕，他在回忆录借一位俄罗斯女人之口表达了对戈尔巴乔夫的怨忿:
我怎么也不会忘记一位中年妇女写给戈尔巴乔夫的一封信。这位妇女带着女儿和外孙女被迫逃离生活了几十年的中亚，她的不少亲友都埋葬在那里。
亲爱的米沙，您为我们国家做了些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使您不满意呢？还是您想作为一个改革家永垂史册？我们已经绝望了，像野草一样，被赶得东奔西颠，没有立足之地，到处受到轻蔑和殴打。我们已经失去一切——朋友、财产、家园。请告诉我，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为了维持三岁的外孙女和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不得不靠乞讨为生。如果您还有良心，为什么您让人民抛洒这样多的血泪？眼见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化为泡影！我们怎么办呢？我和我的子孙们将永远记住您和您的子孙们——您对我们太好啦，您对全国人民太好啦！
苏联总统收到无数这样的来信。阅读这些信件使人感到恐惧和痛苦。信中描述人民被迫离开家园，流离失所。国家、经济、军队纷纷崩溃，几百年来一直和睦相处的各民族如今刀枪相见。他们呼吁制止这种灾难，悲剧不能再演下去，形势不可每况愈下！
博尔金书记反映的以上情况在苏联解体后确实存在过，但是，“几百年来一直和睦相处的各民族”并不是事实。这里且不提沙皇俄国被马克思称为“各族人民的大监狱”，比起苏联解体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动荡，斯大林时代发生的阶级迫害、民族清洗那才是惨绝人寰的悲剧。博书记要是生逢其时，不知敢不敢站出来“呼吁制止这种灾难，悲剧不能再演下去”。
20世纪30一50年代，苏联政府通过流放富农和驱逐少数民族等政策，人为制造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特殊移民”。无可置疑，它对国家政治、经济、人口、族际关系等方面都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是导致苏联解体的诸多因素之一。
苏联的特殊移民是在苏联国家专政机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一内务部一国家安全部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强制作用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它具有如下特点: 1) 规模大。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1930年一1953年被当局以特殊移民方式放逐到苏联东北部边远地区的人口共计600万左右。2) 持续时间长。从1930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长达20多年。3) 苏联特殊移民的历史总体呈现出以流放富农为主逐渐向驱逐少数民族方向演变的发展轨迹。4) 涉及面广。特殊移民几乎涵盖了苏联时期以农民为主的各个社会阶层，各个民族。可以说，苏共的垮台、苏联的解体和随后的民族纠争(如上述中亚国家独立后的民族冲突)均与苏联政府当年的特殊移民活动不无关系。
限于篇幅，这里只提斯大林政权对苏联少数民族的迫害。
从1940年代初起在放松对流放富农政策的同时，苏联当局开始将强制迁移的重点转向少数民族。1940年8月在以武力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併入苏联版图后，当局就将当地20多万“不可靠的”人流放到西伯利亚。1940一1941年，当局又将所占领的波兰东部地区的38万难民迁入特殊移民区。苏德战争期间，苏联当局以“通敌”为由将克里米亚鞑靼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和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11个民数的几百万人赶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苏联政府通过决议，宣布卡拉恰耶夫(人口约10万)、卡尔梅克(人口约12万)、车臣(人口约60万)、印古什(人口约13万)、麦斯赫特土耳其人(人口约8万)等民族为“背叛祖国的民族”，集体放逐到中亚地区。这些少数民族中绝大部分成为特殊移民，等同于贱民。类似于中国毛时代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苏联之所以在改革年代发生社会大动荡，根子在于列宁、斯大林时代社会积怨太深太重，最后酿成火山喷发。戈尔巴乔夫实在是无力回天。对于这点，俄罗斯左中右派观点一致，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