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议报的立场是坚持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因此这里刊出戎小捷先生的文章仅仅代表国内某些学者的看法，以供思想理论研究者参考。作者在结论中所作的告诫也仅仅是一家之言，其强调中国与世界的区别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需要读者注意的是，这种区别并不能否认世界公认的自由民主基本原则，中国特殊性和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并不矛盾。
前不久，余东海先生在某网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儒家文化与西方文明》，文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儒学高于西学”；余先生并依照自己的优劣价值判断给儒学、西学、马学（马克思主义）排了一个先后的座次。随即解颜先生也在该网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就“儒家文化与西方文明”一文与余东海先生商榷》。我原以为解颜先生会就儒学与西学孰高孰低提出他自己的观点，谁知他并未在文章中对儒学和西学做出任何具体比较和评价，而是在其文章中郑重地提出了几个观点，并据此对余东海先生进行了批评。
首先，解颜先生认为（大意）：“（某个理论的）优劣比较属于价值判断，这是各人的权利，应该由每个人自己作出。如果作者把先入为主的优劣评判强加给读者，而不是给他们以足够的事实来让他们作出自由选择，这是对读者认知主权的不尊重。所谓人人平等，其内容之一即是认知主权的平等。”
下面谈谈我的看法。我觉得，解颜先生的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是建立在几个先决条件之上的——第一，如果余东海先生是某个国家高级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行政主管，那么他确实不应轻易对“儒家文化、西方文明、马克思主义”等做出价值判断，更不应该给它们“排座次”，因为那样会对该研究院的研究产生非常大的不良影响。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有前苏联时期官方行政机构对生物学界中基因遗传学派与获得性遗传学派的一赞一贬，导致了前苏联生物研究领域的巨大灾难。第二，如果余东海先生是某个世界学术大媒体的主编，那么他也不宜在自己主持的媒体上对某些思想体系做出价值判断，并对它们排座次，因为这会影响媒体自身的中立性质。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多数大媒体在发表某些人的文章时，往往会在文末声明一下：“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报（刊）立场”。第三，如果余东海先生是在哈佛大学（或其他某个大学）中开讲“儒家文化与西方文明”的授课教师，那么，在他讲课时，他确实应该对儒家和西方的思想文化做如实的客观描述，而不应对儒学、西学做出自己个人的价值判断，因为那样会影响学生们的独立思考。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当中国大陆的某教授被邀请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政治思潮”时，他就被校方叮咛，在讲课时必须如实、中立地介绍各个流派的思想观点，而不能表达自己的好恶。总之，只有在上述三种情况下（这里不排除某些更特殊的情况），解颜先生的观点才是对的。但可惜，余东海一不是行政高官，二不是媒体大拿，三不是大学教授，那么，他在一个网刊上以自己普通人的身份发表个人看法，并按照自己的价值判断来给儒学、西学和马学排座次，就是允许的，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世界上刊物众多，发表不同观点的人更多，作者各有自己平等的写作表达权力，读者也各有自己或信或不信的平等选择权力。
其次，解颜先生认为（大意）：“现实世界比最精密复杂的理论体系还要复杂得多。每个理论体系都只能是对现实世界高度简化和略化之后的认知，是从千万个可能的视角之中的一个来展开其认识过程。可以说，每个伦理和思想体系都是在摸现实世界之巨象的盲人。无人看得见巨象的全貌，也无人有能力评价哪个盲人的叙述更为接近巨象的真实形状。如果一个学者认为自己信奉的理论已经掌握了巨象的全貌，那么真理也就在此止步了。如果总想着要用某种高高在上的理论一统江湖，那么，这将会导致巨大的灾难。”
我觉得，如果解颜先生是在19世纪说出这番话，那么，它确实有一定的道理。那个时候还没有全球化，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相互之间的了解都还处在盲人摸象的阶段，每个文明中的优秀思想家，不可避免地都认为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是最正确的，自己的价值观是最普世的。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世界已经全球化，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或者说各个文明之间已经有了充分的交流和了解。同时，全球化产生了大量新的问题、新的冲突；因此，这正需要我们能吸收此前各个分散文明中的不同思想体系的精华，创建出一个大一统的思想体系，它将不仅能解释某个文明社会中的现象、而且也能同时解释全球各个不同文明中的社会现象。通俗地说，就是原来互不往来的几个盲人，现在已经聚集到一起了，他们已经可以、也应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大象”形象了。总之，现在的世界，已经到了一个需要大一统的理论、而且可以产生大一统理论的时代了。
最后，解颜先生还在他在文章中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作为一个学者，是不应该兼有“宣传家”的身份的，而余东海先生就犯了做兼职“宣传家”的错误。这显然是西方学界的典型观点。而儒学和马学则恰恰相反，两者都是主张知识分子“入世”的。儒学的鼻祖孔子和孟子都风尘仆仆地周游列国，到处宣传他们的思想，希望能对拯救社会有所帮助。马克思本人也庄严申明（大意）：“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世界，而关键是要改造世界！”而且他更是身体力行的投入了当时的工人运动（第一国际）。当然，愿意做一个单纯的学者，或愿意做一个兼任宣传家的学者，都无可厚非，解颜先生在这方面对余东海先生的批评，显然是站不住的。
我个人猜测，解颜先生是有着西方的学术背景的，因为他所持的上述三个观点在西方学术界中都是非常流行的看法。我们不能说西方学界的看法不对，我们只能说，解颜先生在应用他本人所认可的西方学界的看法时，没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犯了生搬硬套的错误。
最后，我想对中国所有致力于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们说一句话：无论你是信奉西学，还是信奉儒学、马学，无论你是精通世界史还是中国史（抑或两者都精通），当你应用你所真诚信奉的理论、当你应用你所精通的历史上的经验，来试图解决中国当代的政治改革问题时，千万要考虑时间、地点、环境，千万要考虑应用某个理论或某个历史经验的先决条件，千万要注意中国不是西方、当代的中国也不同于历史上的中国。总之，千万不要生搬硬套。如果说在一篇文章中犯了生搬硬套的错误还是无伤大雅的话，那么，你在现实的政治改革中若犯了生搬硬套的错误，代价就很可能十分巨大了。你用满腔热血的努力，很可能换来一个你并不想得到的结果。
【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报立场】
议报2020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