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下午2:30,王丹从洛杉矶来电话,说方励之于今天早晨(注)去上课前在家突然去世。我顿时如遭雷劈,脑子一片空白。清醒过来后,方励之的音容笑貌一幅幅呈现在我的眼前。我们是1977年相识的,媒介是刚出版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我们一见如故,随即成为至交。整个1980年代,我们都共患难,同命运。

《爱因斯坦文集》历经14载风风雨雨,终于在1976年12月印出第一卷的样书。就在拿到样书前的20分钟,我突然开始咯血,在结核病医院住了4个月后,才总算病愈。然后,我回到商务印书馆继续做临时工——他们每月给我50元生活费。1977年4月,我收到一封署名“方励之”的信,内称刚出版的《爱因斯坦文集》有一处译错了,把天文学名词“分光双星”(Spectroscopic binaries)错译成了物理学的“双谱线”。这个翻译我还是花了一番工夫的。当时我找了大学时的同学邹国兴。他留学法国18年,196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我们对这个名词的理解没有把握,所以附上了原文。我十分感谢方励之,即约他见面。我们一谈就是一个上午。原来我们都有类似的坎坷经历①,自然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

当时我在商务印书馆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关于爱因斯坦研究的读书报告会,每周一次。参加的仅4人:和我共同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的赵中立、张宣三,我,以及我的儿子、待业青年许成钢。方励之时任中国科技大学讲师,在天体物理学上有创建。我就请方励之来报告了几次。他讲得非常引人入胜。1978年1月,我们几个商量,打算合作写一本专著,名为《爱因斯坦——他的生平和科学工作》。我们共同拟了一个详细的提纲,决定生平部分由赵中立执笔,科学工作中关于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的部分由方励之执笔,其余部分由我执笔。方励之分工的两章很快就交了稿(后来公开发表了),赵中立分工的部分一直难产,书的出版计划也就落了空。

1978年6月,我结束20年的“农民”生活,回到科学院,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7月,我在“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上作了关于爱因斯坦研究的报告。方励之也在这个讲习会上作了关于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批评列宁对物理学新进展的错误论断,引起一些教条主义听众的不满。他们向中共中央告状,以卫道士自居的物理学者何祚庥自然不落人后。

方励之才华出众,工作勤奋,每年发表的论文数居全国物理学家之首,因此深得物理学前辈、科大副校长钱临照的赏识。1980年,方励之被选为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随后,中共中央组织部派人到科大调查方励之,准备提他为中央委员。尽管此事因遭到中央宣传部出身的何祚庥等人的阻挠而未果,但不久方励之还是被任命为科大副校长。

1985年3月,我和方励之联合发起在浙江大学召开爱因斯坦研究讨论会。当时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物理学史委员会主席,他是中国引力与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的主席。浙江大学是我的母校,同学们请我作报告。我要他们请方励之先讲。因方励之在主持科大后,把校内的民主改革搞得有声有色。他的这次演讲非常精彩。有学生把记录整理成文字,广为散发,反应十分热烈。随后,各地的大学纷纷请他演讲。这是方励之于1980年代对社会产生巨大冲击的开始。轮到我讲时,我左眼的视网膜脱落,突然看不见了,没能讲成。

1986年11月,方励之倡议召开反右运动历史讨论会。他们夫妇和刘宾雁到我家来讨论。会期定于1987年3月,开3天,我提出25个供参考的题目。方励之自告奋勇,说邀请函待他回合肥起草。联系地点就设在我家里。当天下午方励之就离开北京去上海,先后在几所大学演讲,宣扬民主与改革,透彻阐明了究竟是谁养活谁(是纳税人养活党政干部);民主要自下而上争取,不可靠自上而下的恩赐;知识分子的使命和独立性等问题。
Xu-Li-Fang-Liu

图1 许良英、李淑娴、方励之、刘宾雁商量召开反右运动历史讨论会
(许良英提供,1986年11月14日摄于许良英家)

不久,方励之拟好邀请函,我们发出了大约40封信。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由个人发起的全国性会议。被邀请人,除费孝通、钱伟长外,都立即回复,而且充满激情——给我印象深刻的有化学家袁翰青,水利学家黄万里,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杂文家曾彦修,翻译家刘尊祺,老报人徐铸成,文学家白桦、陈学昭、邵燕祥,数学家曾肯成,以及浙江所谓“沙杨反党集团”骨干孙章禄和沙文汉(已故)夫人陈修良等人。12月上旬,合肥出现学生要求民主的游行,全国各地相继响应。当局归咎于方励之。此时,钱伟长通过民盟中央把我们寄给他的邀请函送给当局,并附言:方励之是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②,但与他们是不同的。

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召集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等人谈话,指责胡耀邦制止学潮不力。当他批评方励之的“自由化”言论时,赵紫阳插话说,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把我误作王若望)要开纪念反右30周年大会(把学术讨论会误为纪念大会)。于是邓说,要把这三人立即开除出党;并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不久,钱伟长果然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当时空气非常紧张,仿佛又回到1957年和1966年。结果是,开创10年改革开放局面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受公开批判和开除党籍。在官方印发的供批判用的《刘宾雁言论摘编》中,最后一篇竟是《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讨论会”通知全文》。这多少有点冤枉。因为这件事是方励之倡议的,通知也由他执笔,三人排序又以我为先③,而刘宾雁已中途宣布退出。

方励之1987年初受批判开除党籍时,其科大副校长之职也被撤掉了④,改调到北京天文台工作。我们可以经常见面了。

图2 方励之(左)和许良英(右)
(许良英提供,1987年摄于方励之家)

1988年末,美国总统布什首次访华,邀请几位中国民间人士聚会,方励之也在内。那天傍晚,方励之走到约定的饭店门口,却遭到中国军警阻拦,并被从东郊挟持到西郊。第二天他告诉我,当时情况非常恐怖,类似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行径。

1989年4月初,有人告诉我,当局有个内部文件,称学生运动要起来了,要对109个人予以监控。那个名单中的第一名即是方励之,第二名是我,以下是王若水、苏绍智、李洪林、于浩成等。当时王、苏在美国,李、于随即被软禁一年多。报纸上称我为方励之的“密友”,这倒一点都不假。十来天后,胡耀邦含冤去世,引发了悼念的学潮。当局调集几十万军队包围北京,并无中生有地指责方励之为发动学潮的“黑手”。“6·4”大屠杀后,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美方代表林培瑞(Perry Link)陪同方励之夫妇进美国大使馆躲避,官方即下令“通缉”。当时也有亲友劝我暂避,我谢绝了。我觉得如果能为民主事业做一个谭嗣同,当死而无悔!

方励之在美国大使馆耽了一年多后转到英国,半年后有又转到美国,在图森(Tucson)的亚利桑那(Arizona)大学物理系任天体物理学教授。亚利桑那州有广袤的沙漠和无污染的天空,是观察天象的绝佳地方,因此亚利桑那大学的天体物理学有极高水平。方励之来到那里,如鱼得水。他每年还到意大利组织广义相对论和天体物理学的国际会议。

方励之出国后,依然关心民主、人权事业,曾担任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但限于客观条件,显得力不从心。

他猝然去世,使我失去挚友,使我们国家失去一位为民主、人权而抗争的斗士,使天体物理学界失去一位有成就的探索者。安息吧,励之!我们一定永远循着你的足迹前进!

① 1957年反右时,方励之被开除党籍,夫人李淑娴在北大被定为右派。
② 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
③大概由于我年纪最大,反右时受处分最重(“极右分子”,又失去公职)。
④ 科大校长管惟炎也同时被撤职。

注:在有夏时制的情况下,北京与洛杉矶相差15个小时。方励之先生逝世于2012年4月6日早晨(美国西部时间)。许良英先生是在北京时间4月7日下午2:30接到王丹从洛杉矶打来的电话,当时应是美国西部时间4月6日晚间11:30,故王丹说方励之于今天早晨去世。--编者注

2012年4月22日

来源:北京之春2012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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