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39）
俄国各界的反思（39）
俄罗斯其他学者关于苏联解体问题的观点
在俄罗斯，除了上述左、中、右三派政党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对苏联剧变问题发表了许多值得注意的五花八门的观点。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的问题和作出的分析，对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下面给大家介绍这些学者的观点：
一、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
1、20世纪的社会主义具有新质的萌芽，但“现实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变异社会主义”
1993年10月29日，俄罗斯“国际学者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协会”在莫斯科召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布兹加林在会上作了题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的发言。布氏认为，不管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下什么定义，它都包含着具有新质的趋势。他呼吁保护社会主义的萌芽，“这些萌芽包括：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有意识的调节、集体主义、互助、平等、无私和社会创造精神、热情，为了未来而共同工作和有时英勇地工作。让这些萌芽发展壮大是新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任务。”布氏还认为，“现实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倾向不断发展的高潮中产生的，但它只是以变异的形式，确切地说是以官僚极权主义的形式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实现的。其原因在于，社会抗议的目标主要是摧毁旧制度，而群众积极的创造潜力却不够充分。
在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布氏认为，现在不应该把力量放在寻找“叛徒”上。制度之所以崩溃，是因为其本身具有变异性，而不是因为某些统治者用心恶毒。“寻找叛徒”综合症也是变异性的表现，那种把“共产主义事业”的一切胜利只与领导人联系起来的人往往也把事业的失败同领导人的背叛联系在一起。
在谈到社会主义复兴的前景时，布氏认为，“只有放弃极权主义，以公民自由结社和自治原则取代极权主义，才能复兴社会主义。”
1994年2月，布兹加林在《社会主义：危机的教训》一文中，对上述观点作了详细的阐述。他认为，20世纪是社会主义萌芽发生各种变异的时代。因为，第一，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倾向（作为自己经济政治生活主人的人们自愿的和自由的联合）只存在于一种官僚主义一极权主义的变异的形态之中；第二，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结果，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客观条件在这些国家并不存在；第三，官僚主义扼杀了社会主义的萌芽，取代它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公民的剥削，是超经济的强制；第四，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国家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倾向同样具有官僚极权主义性质；第五，之所以把这种制度称作“变异”，并不是由于同理想（理论）相比，而是由于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社会化以及群众自我组织和社会创造性提高这种具有全世界倾向的实践相比而作出的定义。这种倾向是市场资本主义和极权官僚主义的对立物。
布兹加林由此得出结论：彻底捍卫普遍民主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极权官僚主义是造成当今社会主义危机的基本原因。必须克服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国家强权倾向。应该积极支持劳动人民的自我组织形式，积极维护社会主义的各种萌芽。
学者之所以是学者，就是在理论问题上爱较真。布兹加林教授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较了真，所以把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定义为“变异社会主义”。其实这种观点在八十年代后期的苏联学术界很流行，凡是改革派大都对这一论断持肯定态度。下面，笔者将原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室主任、哲学博士阿纳托利。帕夫洛维奇。布坚科教授当年发表的《论国家行政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改革》一文中部分内容摘录如下，以佐证布兹加林教授的论断。
今天，人们都在大谈我国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改革。他们称改革为革命过程，或者干脆就称作革命，一场按新的幻想确立社会主义，赋予社会主义最现代特征的革命。他们提出不仅要改变社会主义的形式，而且要改变其本质，号召运用新的思维，实现“多一些社会主义！多一些民主！”（戈尔巴乔夫语）的口号。
然而，他们在发表这些议论的同时，却装作没有注意到或者有意不看，这些公式、口号和号召的提出，使苏联社会科学中逐渐形成越来越多的一整套逻辑矛盾，积存下一系列困惑和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是些什么问题呢？
其中第一个是：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工人阶级在完成政治革命并建立了新的制度之后，“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如果承认承认社会主义过去在苏联胜利了，今天又把改革称作真正的革命的话，那么说“不再是”显然就讲不通了。既然这样，就不应该把脑袋藏进沙堆，应该坦率地承认：或者是马克思错了，或者我们称改革为革命是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的。
第二个问题同样也很重要：为什么“多一些社会主义”成了当今的口号？难道迄今还没有社会主义？难道苏维埃人健忘？其实，不必去读政治文件、杂志、书籍和报纸，他们也会清楚地记得，从三十年代后半期直到现在，官方意识形态一直把我国建立的社会制度称作社会主义。如果是这样，如果社会主义在三十年代末就已经建立起来，那么在今天，在八十年代末，还能有什么多和少的问题吗？上面提到的口号中是否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存在有一定的怀疑成分？既然这样，那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去讨论这个可疑之处呢？
还可以提出第三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正式提出一项任务——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并加以实现。难道在许多年（官方）没有正式宣布过，说我们实现的就是列宁的社会主义构想，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听说要放弃这些正式的宣示。不过，如果说，这不是列宁的构想，那么它又是什么呢？实施非列宁的构想能够在实际生活中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吗？
上述每一个问题，或者说所有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问题：苏联20一30年代建立的社会经济制度是什么性质的，它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知道，如果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么为什么还非要从根本上全面地对它加以重建？改造完美的东西，岂不是只能把它搞坏！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现在的制度到底算什么？
对此问题的回答不容许含糊其辞，因为搞社会科学不是写小说，不能为了让读者开心解闷，说这个的时候还暗示着那个。科学要求必须极端清楚、精确，否则就不成其为科学。
所以咱们就直接了当地说吧：我国建成了社会主义没有？
只要坦率、直言不讳地把这个主要问题一提出来，即刻就会发现，对这个所谓当头提问，我们做不出涵义单一的无保留的回答，并且这决不是因为我们勇气不足，而完全是由于我们今天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也回答不了“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没有”这个问题。
关于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笔者在前文已有涉及，这里只强调一点：举世公认的社会主义标准是不可能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对经典的理解千差万别，导致同一棵树结出的果实迥然不同：执政的南斯拉夫CP领导人铁托与红色高棉头头波尔布特在治国方式上呈云泥之别；而在野的意大利CP领袖贝林格与印度尼西亚CP领导人艾地在活动策略上也是泾渭分明。所以，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践行者只能是各行其是，各显神通，用马克思主义为原料烹调出一道道社会主义的大餐。至于味道怎样，当然得由食用者说了算。于是乎，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共党人，对吃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大锅饭开始评头论足：现实的社会主义菜肴，真是严格按照马克思的菜单制做出来的吗？我们怎么越吃越觉得不对味呢？
苏共精英人物布坚科和布兹加林一前一后都对自己终身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相同的结论：现实的苏联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变异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布坚科，他的论述深刻精辟，论断清晰明了。
接着上文，布坚科写道：
为什么不久以前还都一清二楚的问题，现在却糊涂了呢？
问题在于，不久以前，当这个问题似乎是清楚无疑，各级上下都信心十足地宣称我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时候，这种信心并不是产生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着作中的社会主义观念，而是来自斯大林对他们论述的诠释。斯大林的解释把社会主义的建成与城市生产资料国有化和农业中生产资料合作化联系起来，把“建成社会主义”（或“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与大规模镇压及三十年代的不法行为完全结合起来。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这种解释又被大家不加思索地接受下来并加以转述，所以苏联于三十年代末已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念就占了统治地位。而且，没有一个人再说，这是按照斯大林的想法建立的社会主义，完全不是马列的思想。因为斯大林当时被认为是马列主义者，他所实行的对内对外政策也都被认为是马列主义的。而我们现在不这样认为了，对此我们有极其充分的根据。
所以，根据现在的全部情况，是否应当这样说才是正确的：由于三十年代末我国历史性建设新社会的特点，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是斯大林式的，即国家行政、国家官僚、兵营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所预见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公开坦白地承认这一事实，许许多多误解、逻辑矛盾和困惑莫解的问题就会消除。的确，承认苏联社会确立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带有兵营气味的国家官僚式的社会主义，就完全能够对改革（其使命是摧毁应否定的结构，击退支持它们的社会旧势力的反抗，建立新的受劳动者全面支持的真正社会主义结构）的革命性质作出合理的解释；同样，也将能够讲清楚提出“多一些社会主义！多一些民主！”口号的充分理由。因为以前的苏联，社会主义和民主不是没有，就是不够。
为了更好地弄清这些问题，必须更详细地阐明：一、有的地方建设新社会的理论和实践与马列主义有矛盾，能否笼统地叫作社会主义？二、什么是斯大林式的国家官僚社会主义？三、如何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成符合当代马列主义理论的真正社会主义。
关于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布坚科教授的言论显得异乎寻常的直言不讳和锋芒毕露。虽然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布氏不得不守住正统理论的底线，但人们可以感到当时社会政治宽松的迹象：不久以前，这样的文章根本不可能问世，即使出现了，作者也逃不了被鞭挞的结果。现在，这类文章能公开发表，乃是苏联社会改革进程的正常表现，也是改革事业取得成效的证明。虽然我们可以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有不同看法，但我认为这些论述肯定将会唤醒、启迪当时苏联人民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思维，促使人们去深刻观察、思考、探索社会现实。而人的思维的改变将会导致人的行为的改变，进而使得极权主义的坚冰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崩塌。
俄罗斯学者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第二个评价是：
2、由于苏联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实行社会主义变革，必然导致官僚体制的强化和行政命令式的非市场经济
苏联解体后，身为莫斯科大学教授的阿。布坚科教授1999年1月在《社会主义与不发达》一文中指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20世纪发生“社会主义”变革的国家几乎都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它们都未能保证大部分公民得到哪怕是相对的物质满足和富裕，也就是说，大部分人注定要过贫困的生活。这也促使他们凭借力量和权力为个人的生存而斗争，导致所有的“旧恶行”重新出现。类似的经济矛盾不断产生对抗性的社会矛盾。这些对抗性矛盾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其速度超过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状况必然导致官僚体制的干预，助长这一体制日益强大，而官僚试图控制社会分配关系以有利于自己，结果使社会对抗性矛盾进一步加剧，并产生无论如何不能算作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现象。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关系发展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向带有行政命令的非市场经济的兵营式假社会主义方向蜕化的过程。类似的经济落后国家，即已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目标的国家，其经济发展的最初逻辑应该是保留市场性质的经济，但应是由人民的国家所确定的、以实现大多数公民的社会主义公平为方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正是打算这样引导经济不发达的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然而，社会取向的市场经济或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市场社会主义方针被斯大林推翻了，致使苏联和欧洲其他“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凄惨的结局。
关于具有市场经济取向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如何被斯大林的行政命令式的非市场经济所取代，说来话长，这里还是引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和记者弗雷德。威尔合着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的一小节《20年代的经济政治过渡》来说明这个问题吧。
俄国从革命到形成一种稳固的新经济制度，花了十多年时间。1918年至1920年内战期间，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盛极一时。工业被国家化了，所有的生产和分配都按照战争需要来调控。交通阻塞、兵荒马乱使大城市的供应捉襟见肘。……
内战胜利的代价就是经济的崩溃。1921年，布尔什维克在一阵激烈的争论之后，出台了一项突然改变方向的经济政策，即所谓“新经济政策”，该政策一直延续到1928年。外国资本家被邀请到俄国投资，私人经济在贸易、服务甚至工业领域都得到鼓励。在农村，农民可以随意耕作他们新获得的土地，并在市场上出售其产品。
到了1927年和1928年期间，俄国经济大体上从战争和革命的废墟上复苏过来了。此时在CP领导层内部，关于下一步经济政策该如何走的问题，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开始时以托洛茨基为首，后来以季诺维也夫以及加米涅夫为首，提倡加快工业化步代并促使个体农民走向农业合作化。他们担心，自由的农村会成为农业资本家阶级的滋生地，因此有必要通过把农业转化为一种集体形式的做法避免这种危险。与此相反，另一部分以布哈林为首的人则鼓吹，应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渐进推行工业化，同时更为渐进地开展农民合作化的组织工作。
这次争论的解决方式和采取新经济政策时完全不同。1924年列宁逝世之后，总书记斯大林大权在握。在一系列精心策划之后，斯大林通过支持布哈林的渐进发展策略，首先击败了快速工业化的鼓吹者，而后又击败了布哈林及其渐进步骤的鼓吹者。大约在20年代末，斯大林已经拥有足够的个人权力，去发展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大权独搅之后，斯大林开始强令推行一种农业集体化、快速工业化和彻底消除私人经济的新路线。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于1928年，其工业化的目标雄心勃勃，却没有料到即将发生的俄国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极端变化。一年之后的1929年，新模式开始推行，由斯大林个人决定，发动了一场强行把苏联千千万万的农民集中起来的运动。
20年代末，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许已成型也许还在建设，但总之已成为“苏联体制”了。这一制度的经济特征在随后的55年里很少发生变化，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告终结。根本的政治制度在这期间也比较稳定，尽管斯大林逝世后政治权力几易其手，其运行方式也几经变更。
“新经济政策”说白了其实是列宁为了救党救国的一项权宜之计。关于斯大林建立的经济模式是否违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问题，有中国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从发展方向看，斯大林建立的经济模式并没有违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理由是，第一，两者都坚持“向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过渡”。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也没有放弃过渡的目标，只是在过渡的方式上认为不能走直接过渡的道路。第二，两者都把一般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商品货币关系会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因此，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退却。第三，两者都主张排挤和战胜资本主义。即使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仍坚持在发展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通过市场同资本主义展开“竞赛”，并逐步地排挤它，战胜它，最终获得完全胜利。由于两人都把一般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逻辑结论必然是认为一般商品货币关系不属于社会主义经济范畴；又由于两人都主张排挤和战胜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过渡，逻辑结论必然是社会主义不能长久保留一般商品货币关系。因此，从原则上看，斯大林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违背列宁的思想。当然，这并不是说苏联经济模式在对待商品货币关系上不存在问题，而只是说在这方面斯大林与列宁之间没有原则性区别，模式的局限性属于认识原因和历史原因。
历史不能假设，但只要了解列宁视资本主义为仇寇的心态，就会推断，即使当时列宁没有去世，所谓的新经济政策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未完待续）
荀路2022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