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41)

  俄国各界的反思(41)

    俄罗斯一些学者对苏联剧变的原因分析第二个观点是:

2.缺乏正确的改革纲领和战略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维.布罗夫教授在2000年5月于北京举行的“苏联解体原因”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认为,苏联解体存在一系列主观和客观原因,它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苏联在民族问题上有严重失误。苏联时期,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苏联领导人未能消除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在民族政策上实际上放弃了列宁时期宣告的原则。过度的中央集权,联盟不考虑各共和国自身的利益,不尊重民族文化、语言和习俗。此外,人们的宗教信仰也得不到尊重。联盟当局对民族情绪的任何一点喷发都要作出强烈的反应,使这些情绪无从宣泄,结果是表面上一切都平安无事,到处在宣扬各民族人民的友谊,而实际上民族纷争、不和谐和分歧的火源从未熄灭过。同时,联盟不重视民族干部的培养,许多非当地民族干部不懂得当地民族语言和民族习俗,不了解实际情况。这促使一些地方出现持不同政见的团体,它们的活动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和反俄罗斯色彩。

其次,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改革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民主改革的捍卫者相信,推行市场和民主几乎会自动地导致国家的繁荣。”在反社会主义情绪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苏共领导人却提不出明确的理论纲领、政治行动纲领和经济改革计划。党的领导和各级党的机构分裂成复兴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根本否定社会主义的人在党内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而党的宣传依然是老办法,不能回答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思考新的客观现实。一些曾经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代表转而支持“民主运动”领导人。在改革的最后两年,跃上政治前台的都是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政治精英,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已不感兴趣。其中一些人为自己的共和国要求自立,一部分人想保持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以及在他们所处地区的独特的社会主义,还有一部分人则试图实现自己的个人政治野心。

布罗夫最后说,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可以归结为: “缺乏改革纲领及其战略;改革是从政治关系而不是经济关系开始的;没有考虑世界整体的现代化经验;没有利用新经济政策的经验;没有考虑当今时代的要求,去创造性地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没有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展开论据确凿的批评;忘记了‘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削弱了苏共的领导作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和理论水平与他所肩负的历史任务不相称。”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否“缺乏正确的改革纲领和战略”问题,曾任苏共中央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鲍里斯.斯拉文在回顾戈尔巴乔夫改革20年的文章《当代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诠释》中,以《改革有理论吗?》为题作了论述。摘录如下:

直到现在仍有一种看法,认为改革者没有任何思想和苏联社会革新战略。当时最鲜明地表达这种观点的是作家邦达列夫,他把这一改革比作一架不知飞向何处和在哪里着陆的飞机。今天许多从右面和从左面批评改革的人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次“陌生的旅行”;认为戈尔巴乔夫“看不到经过科学论证的改革前景,不知道一些重要问题的答案,什么应当改革?”然而,这些观点不符合客观实际。改革的理论不可能在改革建筑师的头脑中一下子成型,而只能在实际运动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到1988年底,苏联改革的思想已基本形成,从而使改革的倡导者和拥护者能完全自觉地对社会进行改革。

这一点为许多官方和非官方的改革材料和文件所证实。戈尔巴乔夫1988年在与自己的助手谈话时说,他坚决不同意一些人关于我们没有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的论断。他强调指出: 我们有改革的理论和政策,其实质在于揭示社会主义制度的潜力,消除变形和个人崇拜、停滞时期的后果,消除一切阻塞和妨碍社会主义发展并使我们整个社会陷入严重危机的东西,消除人与生产、与政权、与文化的疏远感。由此产生了改革、民主化、公开性以及后来的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换句话说,必须根本改变政治制度,使工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发生根本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在这次谈话中把改革称作“我们新的革命”,这次革命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社会思想、在理论上”实现了“突破”。后来,戈尔巴乔夫在一次谈话中指出: “改革的观点追求的是通过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结合使社会发生深刻的、质的改变。这是主要的、人道的目的。”

通过分析戈尔巴乔夫改革进程的演进和政治方向可以得出结论,1980年代末苏联社会的革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其表现是,一方面允许私有制在经济中存在,另一方面制定了强有力的国家社会政策;苏共新纲领草案也表明了革新进程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该纲领草案批判了原先的“兵营式社会主义”观念,发展了关于新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思想。

历史真相既不需要美化也不需要丑化。在我们看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论是在揭示“社会主义制度”民主“潜力”、“社会主义前景”或“社会主义选择”的观点框架内发展起来的。……

我们要再一次强调指出: 在我们看来,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观点和理论没有超出而且在当时也不可能超出“社会主义选择”这一概念的框架。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政治观点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直到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在我看来,那些认为戈尔巴乔夫是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理想的激进自由派,或是在改革时期什么也没有学会的正统CP人的人是错误的。他作为世界主要CP的领导人,作为一个感觉到时代挑战和需要的人,当然不可能不随着改革的进程而在思想上发生变化。他的传记表明,他直到现在在很多方面仍是一个持“左派”观点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世界极其重要的价值。

那些批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缺乏正确的纲领和战略”的人应该正视下列事实: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在苏联和美国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同时出版。戈尔巴乔夫在书中宣称,“新思维”是核时代的政治思维,它不仅是针对核战争和国际政治问题的,而且也是针对苏联国内问题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面临急剧转折时期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指导苏联的改革。一时间,“新思维”就成为苏联改革的代名词和指导思想。戈尔巴乔夫明确地把“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作为“新思维”的核心,用人道主义的观点作为阐述国内外问题的准则,这就为放弃“兵营式社会主义”,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舆论准备。

1988年6月,在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正式举起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他强调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中占有中心地位”,社会主义是“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他把改革归结为揭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从而使苏联改革的方向从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变革”。

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回忆他看到苏共这次会议的文本时,心情振奋:

我当时以为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令人意外的新东西……

可等我翻开一看才发现情况不是这样,新内容比比皆是,我兴奋不已。我从未在一份CP官方文件中看到对诸如保护公民权利、权力分散、司法独立、在证明有罪之前先作无罪假设等原则给予如此广泛的重视。

有些“议题”似乎是从美国宪法中翻译过来的。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以外,文件与《CP宣言》甚至《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联系。有关“社会主义”的那些苏联惯用提法也不见了。从某种程度而言,“议题”所谈论的更接近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

第二天上午,我向总统汇报了苏共大会将要讨论的“议题”之后,对总统说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苏联将会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尽管这些“议题”离我们的民主标准还欠缺一点,但却蕴育着这个国家的自由的种子。如果言论、新闻、集会的自由得到了保障,如果多党选举和无记名投票得以进行,如果司法独立原则得到了合法的确立,那么,我敢说CP一党专政将会很快寿终正寝。

当然,制定这样的目标不等于马上就能实现——也许根本实现不了,但在官方文件中声明这些目标,其本身就是向民主程序的建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CP官僚机构或许会抵制真正的变革,但拥有投票权的明智的公民有可能会施加强大的压力,推进变革。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理论文章,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论证,指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七条,这就是: “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 “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 “社会公正的制度”; “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制度”; “真正的民主制度”; “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 “本质和利益必然渴望和平的制度”。同时,戈尔巴乔夫把“民主化、公开性、政治多元化”并列为苏共提出的三个“革命性倡议”。之后,经过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制定《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和新党章以及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得到深化,成为苏联改革事业的纲领和苏共行动的准则。

要说这些改革的纲领和战略是否“正确”,确实让人无法定夺。因为人们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观察同一事物得出的结论必然大相径庭。在我看来,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实在是因为苏联过去的社会主义历程中出现了太多太多不人道不民主的现象,而这些现象与其制度密切相关,不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迟早将会重蹈覆辙。

有的俄罗斯学者认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包括下一因素:

3.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导向

俄罗斯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原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米哈依尔.科金认为,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垮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表示同意俄罗斯社会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把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俄罗斯所发生的事件统称为“苏联反革命”的看法。

作为前苏联持不同政见的学者,季诺维耶夫却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实行的“改革”是一种“背叛”行为。他在《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一书中写道: “1985年,苏联的危机成熟了,但可以借助苏联社会制度的力量和方法克服这一危机。”但是,苏联的高层领导表现出对本国社会、西方社会、西方的图谋及世界的总形势的无知。“改革政策是苏联领导人和奴颜婢膝的知识分子精英无比愚蠢的结果。”他指出: “在导致国家落到今天的灾难状况的一系列条件和原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家政治和思想领导人的背叛,这个词是直接意义上的背叛。现在,西方胜利者与苏联叛徒和投机分子一起力图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强加给俄罗斯人民。这是对十月革命的所有成果的反革命。”

俄罗斯社会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历史学教授库列绍夫、沃洛布耶夫、茹拉夫列夫和谢洛哈耶夫合著的《俄罗斯、苏联、俄罗斯联邦政治史》一书在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时认为,依据历史的事实,应该承认苏联的解体是一系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在1991年12月初作出的政治选择加快了苏联解体的进程。叶利钦个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敌视态度是促使作出这种选择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也不能不谈到‘戈尔巴乔夫因素’。它同样是促使苏联走向可悲的历史结局的因素。”

这些学者认为,实际上从改革之初起,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深思熟悉的民族政策。政治民主化造成的离心倾向使他感到惊讶,他埋怨各共和国“忘恩负义”。他在扑灭各地区民族关系的“热点”方面表现出完全无能为力。他在决定原则问题时左右摇摆,不知道应该给各共和国多少主权才能满足它们的胃口,同时保住苏联。最后,经济改革不断遭到失败刺激了各共和国抛弃积重难返的社会经济体制并试图独立地摆脱绝境。1988年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出的“民主化”决议,实际上是对苏共和苏联的死刑判决。由于苏共本身是使苏联保持统一的主要因素,因此,对苏共的任何削弱,以及随后使党失去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导致苏联迅速瓦解。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德.罗戈津在《苏联解体十年》一文中指出,“西方对‘改革之父’赞不绝口,而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改革试验使国内有组织犯罪现象变换方式,边远地区发生流血的族际冲突,国家机关和强力部门动摇。” 他认为,“如果认为苏联灭亡是必然的,那就错了。这是一个建立了上千年的国家,经历了许多混乱时期,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之后仍能保全国土。导致1991年悲剧的是作为苏共闭关自守政策下的低效的国家统治机构,以及苏联领导人的无知。” 他认为,“新时期引起了原苏联境内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数百起武装冲突和几百万人的悲剧。所以,有人怀念苏联,怀念稳定与和平时期,这在俄罗斯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看到以上学者对戈尔巴乔夫的挞伐,我在这里以持相反立场的俄罗斯学者、原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亚历山大.齐普科《不要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横加指责!》一文的摘录予以反驳:

我抗议对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横加指责。这是心灵的自卫,是发自内心的、本能的抗议,是对极端不公正的抗议。戈尔巴乔夫在我国起着避雷针的作用。他的名字承担着我们的所有错误、我们俄罗斯人的所有弱点、我们的所有不理智行为。我们在每个角落说在俄国历史上没有“黑洞”,我们学会了平静地、理性地对待列宁的恐怖和斯大林的恐怖,却把俄国20世纪历史最美好幸福的一个时期、甚至改革的最初几年,抛弃到垃圾场。至今“人民的”主要说法是,“改革是中央情报局组织的”,而“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卖了钱”。所有这些不是头脑聪明和心灵健康的人所能说出来的。

我们苏联人无论在青年时代还是在成人之后,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政治自由、各种各样的权利突然像天降甘露那样落到他们头上。他们完全没有能力评价所获得的东西,不能理解一个天生具有良知和理智的人在苏联社会、尤其是在斯大林时生活是多么艰难,不能理解沿着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薄冰行走而不摔跤,不大声说出关于伟大的“各民族领袖”,关于领袖的集体化、集体农庄制度的“优越性”的实际想法,是多么艰难。

遗憾的是,自由只对没有得到它的人、知道一切自然的事物都受到禁止的不正常社会是什么样子的人来说才是珍贵的。但是对于在正常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很难理解这一切可能是不存在的,很难理解自由评论你想评论的一切的权利可能是不存在的。循规蹈矩的习惯毁了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直到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才明白,沙皇制度毕竟是至少比苏维埃国家正常的社会。

为了弄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俄罗斯的政治和精神生活带来了哪些惊人的变化,我建议所有批评他的人、所有对他横加指责的人读一读1985年他在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的讲话。当时我们开始抛弃那种荒谬的粗暴的语言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戈尔巴乔夫小心翼翼地、悄悄地带来有益的消息、改变的消息。他作为总书记出人意料地提出“必须讲真话”,提到说空话的害处,提到“人们听见的是一回事,而在生活中看到的是另一回事”

请不要忘记,一个有文化的人必须把自己变成傻瓜,必须重复共产主义的胜利不可避免、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相比具有优越性、“资本主义的西方腐朽”这样的话,这对于千百万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戈尔巴乔夫恰恰想把社会主义变为正常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没有任何人道的东西被疏远,可以体面地挣钱,如果你有能力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戈尔巴乔夫想为寻常现象平反。如果他是另外一种人,我们就会像野蛮人那样至今还把马克思和列宁奉若神明。如果另外一个人处在戈尔巴乔夫的位置,这个人永远也不会放开手中的缰绳,不会与谁分享自己的权力。

难怪所有人的人甚至那些现在对戈尔巴乔夫横加指责的人,在开始时,至少在他上台的头两年,无不称赞他的年轻有为、平易近人,称赞他与生活的真理接近的愿望、他要把赫鲁晓夫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的愿望、他为布哈林以及斯大林大镇压的所有受害者平反的愿望、他消除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恐惧的愿望。

大家都有同感,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位没有使人们对再一次“拧紧螺丝”产生恐惧和担心的总书记。

对于历经过布尔什维克荼毒的苏联人民来说,戈尔巴乔夫能做到“消除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恐惧”,堪称彪炳千古之伟人也。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114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