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42)

  俄国各界的反思(42)

俄罗斯一些学者指出苏联解体又一个原因是:

    4.民族精英集团的离心倾向

    俄罗斯科学院斯拉夫学研究所所长沃尔科夫认为,民族官吏氏族集团是苏联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阶层和政治精英的一部分。这一集团的存在,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的停滞年代显得特别明显。他们已变成一个由共同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在民族基础上行动的稳定的政治集团。他们的存在对整个苏联社会起到了分解作用。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后,各地的民族官吏氏族集团利用联盟中央影响的削弱来加强自己的地位。但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对国内分裂倾向的出现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而依旧执行过去的方针。

苏联解体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党政领导的粗鲁的政治错误。民族官吏氏族集团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主要是为民族主义分子的活动提供自由。1989年东欧发生的事变反过来对苏联政治进程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和通过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之后,联盟中央和俄罗斯联邦领导之间的激烈斗争变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的直接对抗。这一情况把加盟共和国以及俄罗斯联邦内部的某些自治共和国的民族官吏阶层的实际作用伪装了起来。然而,民族官吏阶层从内部瓦解共产主义制度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实际上导致了民族官吏阶层功能的变化和内部的蜕变。民族官吏阶层从联邦国家的全联盟政治精英的一部分变成了独立国家的统治阶层。这个根本变化是同完全抛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与此伴随而发生的是CP的被解散和政权重心从党的机构转向国家的机构。这一转变的一大特点是大部分民族官吏阶层转变为新的政治精英,而仍保留旧的领导核心。比如在一些新国家里占据最主要职务的仍然是旧人(阿利耶夫、谢瓦尔德纳泽、纳扎尔巴耶夫、尼亚佐夫等)。这样就实现了民族官吏阶层转变为新的社会政治精英。

俄罗斯比较政治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鲍.卡加尔利茨基认为,苏联垮台主要是由于“苏联民族政策的结果。这种政策的内容之一是形成民族干部和民族官僚。在每一个民族共和国形成了本民族的精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种族特征形成的。当开始实行私有化并且要瓜分一切时,各精英阶层和官僚集团决定把他们所控制的一切据为己有。地区精英分子乘机不仅把各种财产私有化了,而且把苏联的各个共和国也私有化了。大家都使用‘苏联解体’的说法,但是在我看来,解体作为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并没有发生。毋宁说发生的是根据占统治地位的精英分子的利益而解散苏联甚至瓜分苏联。

上述论断是有事实依据的: 解散、瓜分苏联的正是苏联社会的中坚阶层一一党国精英!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就得先知道一个基本概念: 什么才是苏联的“党国精英”?这里,还是得从前文多次引用过的《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一苏联体制的统结》一书中找到答案:

为便于理解苏联体制的演变和终结,我们有必要对操纵该体制的党国精英有一个清晰的印象。

苏联CP的总书记、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委员会及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约有几百人——构成了精英高层(这些机构中的人员有重叠现象)这一高层制定国家政策,作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决议,并有权提议变更最高领导人。

整个党国精英还包括次一级的官员们。在党内,它包括各部领导、中央委员会其他重要人物、共青团高层领导、各加盟共和国、州、主要城市党委的第一书记。在政府中,它包括联盟各部委的高级领导人、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各加盟共和国的部级官员。它还包括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除了以上这些正式的政府机构之外,它还包括大型企业的最高层、商业贸易、科学、教育、文化和大众媒体各主要机构的负责人。这一精英阶层人数大约有十万人,约占苏联总人口的万分之四。

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导层由一些忠诚的革命者组成。可是在其掌权并变成执政党之后,它就开始吸收那些只不过是想要提高社会地位并获得声望、权力和物质特权的人,尽管其中也不乏有人受建设新社会的前景所吸引1917年初,布尔什维克党只有2.4万人,到年底这一人数急剧膨胀到30万,1928年是130万,1933年其总数就达到了300万。

在斯大林于1930年代发动对党国精英的全面大清洗后,早期的老布尔什维克几乎没有活下来的。在残酷镇压大行其道的斯大林时期,很难想象有真正信仰社会主义观念的人,会被吸收入党并上升到党国精英阶层。随着党国精英阶层在战后日趋稳定,它日益变成了一个与十月革夺取政权的革命组织完全不同的实体。

要想爬到党国的精英阶层,需要许多个人条件为基础。正规教育是必须具备的(在勃列日涅夫时期,92.6%的党的高级官员和100%的政府高级官员都受过高等教育)。对于那些从卑微出身爬到精英阶层的人来说,技术和理工科教育是最通行的捷径。个人关系也能起重要的作用。年轻人在学校和共青团里营造毕生的友谊和联系,它们能够助人步步高升。在这个等级森严的体制中,对上级的忠诚是提升所需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天分和能力同样起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沿着事业之路上升时。最后,要想提升,就得牢记和紧跟官方路线,即: 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官员们应该无私无怨地为人民服务等。虽然确实有人真的相信官方路线,但大多数人口是心非,他们相信,只要在适当的场合高呼几声,就万事大吉了。

任何由十万人构成的团体都参差不齐、良莠混杂。不过,苏联体制确实希望为其精英选择并培养一定的个性特征。在其战后的稳定时期,苏联体制造就了一个其大多数成员教育良好、雄心勃勃、讲求实用、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存的统治团体。

苏联精英成员的上述特征,听起来像是对任何现代社会制度中的统治集团的描述。然而,在某些方面,苏联精英的情况和古今其他社会制度中的统治集团是不同的。纵观整个历史,在各种类型的社会制度中,统治集团往往都由财产所有者构成。在具体的社会制度中,占有各种最有价值的财产,保护这种占有的需要,易于在统治集团成员中锻造一条坚强的纽带,同时使之紧紧系于该制度本身。而且,私有财产制度还能够使它的统治集团成员依靠财产继承而使身份代代延续。

苏联体制的社会主义信条禁止其统治集团获取个人财富。实际上,一切有价值的财产都属于国家。西方专家普遍认为,在苏联体制中,除了极高级的官员外,其党国精英的普通成员是不能把自己的身份传给下一代的。虽然精英们的子弟较容易进入最好的学校,并通过拉关系获得好工作,一位专家还是发现,高级精英的子弟们最通常的职业是在学术界、新闻业、外交部门和对外贸易行业。苏联精英每一代的空缺,很大程度上是由出身工人或农民、受过教育并层层爬上来的人所填补。(一项研究显示,1970年代末,苏联70%的国家部委领导人,50%多的大型国企负责人,参加工作时都是工人或农民。)

苏联党国精英成员们面对的是一种矛盾的现实。他们大权在握、风光显赫,掌管的是世界上两大超级强权之一。然而他们又处处受到约束。禁止个人积累财富,无法保证自己的精英身份能传给后人,这都必定限制了苏联精英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独特利益的社会阶级从而加以认同的程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把苏联党国精英叫作“集团”而不称之为“阶级”。缺乏私有财产所有制的常见形式,无法保证把其统治集团的身份传给后代,这使他们看起来是一种松散的社会集团而不是一个传统的占有财产的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这也限制了他们与该体制的密切程度。除了少数几个高级领袖外,他们所有的人都完全依附于上一级官僚机构并最终依附于党。要想保住现有位置,要想有所提升,就得要有上级党组织的嘉许才行。一旦失宠,虽然不再意味着坐牢或者杀头,但也要在失去位置的同时,失去物质待遇,失去权力。他们在苏联体制下的这种处境,必定使他们沮丧失落,特别是那些曾出国并把自己与西方同等人物相比较的人。但要在其中工作,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该制度的条条框框。

长此以往,这些苏联精英难以忍受苏维埃制度条条框框的束缚,必然产生贰心,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撕下假面具,露出真面容,决然反水,反戈一击,将布尔什维主义大厦打得轰然坍塌。回顾当年,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苏联东欧剧变后上台执政的头脑人物都是前CP高官。

俄罗斯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如下的分析评论:

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谢.切什科在《苏联的解体》一书中认为,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派与各加盟共和国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相结合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他看来,“戈尔巴乔夫的缺乏远见和软弱无力,叶利钦对权力的贪婪,叶利钦的顾问班子和激进民主派、正统的保守派以及各加盟共和国执政的和持反对立场的民族精英分子的自私自利和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与苏联的经济问题以及政治和国家体制方面的缺点具有至少同样的分量。为了实现社会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解决经济、社会、文化和民族政治问题,完全不需要瓦解和消灭统一的国家,而应该解决这些问题本身。在苏联解体后建立起来的所有国家毫无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点。新成立的大多数国家经济衰退,居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人口状况恶化,犯罪现象猖獗——所有这一切都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后果。

切什科说: “我不认为,应该不惜采取任何办法保持苏联;同时我也不认为,一定要摧毁苏联。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研究苏联解体是如何发生的,而且应该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口号和貌似科学的思辨基础之上。” 他得出以下结论:

1)苏联社会是一种严酷的社会政治制度——极权主义制度的社会。如果从统治的形式与传统、群众的意识、社会政治思想等方面来看,它是俄国历史的自然产物和继续。

2)苏联社会在改革前夕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没有证据说它当时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危机的概念在改革过程的环境下就已形成,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过程的参加者的政治意图所决定的。也没有证据说,当时的经济已处于危机和崩溃状态。国家的极权主义性质本身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注定要灭亡。

3)至多只能说社会需要实行某些经济改革,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实行自由化,扩大发扬公民个人主动精神的可能性。

4)不能说社会已经完全准备好按照西方民主社会的道路实行激进转轨。显然,社会还没有为立即实行这样的转轨作好准备。民主社会的西方模式与苏联各民族的社会文化传统、苏联领域内的各种历史文明类型在原则上是否相容,这个问题也还不清楚。

5)苏联极权主义的重要方面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改革年代走出了地下状态,并给在很大程度上自发的“民族复兴”倾向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民族主义成了主要的政治力量之一。

6)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尽管发生过各种演变,有过各种矛盾和错误,但是它的实质是逐步实行自由化,克服极权主义,并且根据准备状况代之以较为“文明的”社会政治机制。但是,在从自己的根源和传统来说是极权主义的社会中,这个方针没有找到坚强的、群众性的社会基础,不仅如此,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犯了许多错误。自由化为动员激进派力量——“激进民主派”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提供了机会。

7)俄国的实质是新布尔什维主义、形式上是反共主义的激进主义与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精英的民族主义相结合组成了对戈尔巴乔夫政策的强大反对派,形成了对国家和社会完整性的威胁。这个联合反对派的主要行动目标是夺取政权——对于前者来说是在俄国夺取政权,对于后者来说是在各共和国夺取政权。

8)在瓦解苏联中起了主要作用的是以叶利钦为首的俄国激进派的行动。他们“从内部”不断地破坏联盟的政权,并积极支持其他共和国的民族分离主义者。民族主义发挥了主要的“战略”作用,而苏维埃国家自己数十年来培育了这种民族主义。

9)1991年12月的“废除”苏联与其说是某些客观过程的表现,不如说是激进派与民族主义分子结成联盟对国家施行政治暴力的行为

总的结论是: 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在苏维埃社会条件下独特地和具体合乎规律地结合在一起的结果。苏维埃社会的特点是这一过程的客观底蕴,而这一过程的机制是由范围狭小的一些政治集团的行动所决定的。这些集团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且能够在不受社会的任何监督、在整个社会漠不关心的情况下进行活动。苏联的解体并不是某种历史规律性的表现,但是那些导致苏联垮台的因素之所以能够结合在一起,决不是偶然的。

切什科认为苏联社会在当时没有“完全准备好按照西方民主社会的道路实行激进转轨”,对西方模式与苏联社会文化传统和文明类型在原则上“是否相容”有置疑。他的意思是实行民主宪政不合苏联的国情,改革是不合时宜的行为。那么,当年列宁领导十月革命,非要在相对落后的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合乎俄国的国情吗?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吗?马克思可是清清楚楚地指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些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例如英国或德国。至于俄国,连烘烤社会主义大饼的面粉都尚未磨制出来,谈何吃饼?用麦粒制做出来的大饼肯定是不可口的。

切什科认为苏联被“废除”的原因是“激进派与民族主义分子结成联盟对国家施行政治暴力的行为”,这个论断比较符合客观实际。这个论断与学者梅杜舍夫斯基提出的苏联解体根本原因是“多民族大国加专制权力体制”不谋而合。当时苏联的焦点一是国家要民主,二是民族要自由。

学者弗.科伦泰把苏联剧变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四点: 1)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大力宣传在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2) 多元主义和分权观念的传播,破坏了CP的垄断地位及其政治作用;3) 经济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企业家阶级,它们绕过计划经济的程序,避开中央行政管理机关的控制,使经济结构和调节机制产生了新的特征;4) 民族主义一分离主义的滋长。

俄罗斯政治研究所所长谢尔盖.马尔科夫认为,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签订的导致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定是“国家的悲剧”,其后果是“国内政治纠纷不断,经济危机日趋严重,俄罗斯人口急剧减少”。他指出,当时叶利钦“只想尽快地给戈尔巴乔夫以致命的打击,把权力抓过来”。而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无能为力”。叶利钦等“利用的是地区头面人物急于抓权的想法,实际上欺骗了本国人民。如果当时对老百姓说清楚叶利钦当政五年后会怎么样,谁也不会支持他们”。

俄国历史学家亚.普里亚伊斯认为,如果说在一定的历史时刻之前,苏联各民族及其精英不得不忍受自己的从属地位,那么,随着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同时出现的民族自我意识的提高,他们扩大和加强自己权力的愿望与日俱增,而这种愿望往往遭到中央的抵制。这两种力量的相互斗争和相互抵抗导致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对立的增加和紧张状况的加剧。所以他认为,如果早在60一70年代中央政权就决定放弃原先单一制的相互关系,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带有很强的邦联制因素的联邦制的相互关系,那么,苏联解体也许不会发生。因此,他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苏联解体具有重要的客观和主观原因及前提,它既与从前的俄国历史有关,又与当今的国家统治者的政策有关;第二,到了90年代初,离心倾向大大加剧,在俄罗斯和苏联历史上,这种离心倾向曾经以这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出现,而在俄国历史上的混乱和危机时期总是变本加厉。“八一九”叛乱和同年的别洛韦日协定起了巨大的触发作用,就像地震一样,摧毁了曾经是强大的、看起来坚如磐石的国家;第三,想要按照过去那种形式恢复联盟已经不可能,也不适宜,必须把它改造成邦联制的国家。这是由事件发展的自然过程,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各族人民的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和发展及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发展、民族精英的形成等因素所引起的。

以上俄罗斯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原因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但都有一定的道理。这些道理有些显然是马后炮,属于事后诸葛亮的做派。但问题是当他们在事前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时,他们能毫无顾虑地指出来吗?看来,诸葛亮什么时候能发挥作用,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以上学者的以上言论,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能够出笼吗?回答是否定的。既然世界上没有后悔药,那么事已至此,后悔又有什么用?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117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