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往事如烟
2008年7月18日下午1点，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Oval Office）。
国家安全会议成员半月形围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那张大办公桌前面，总统半躺半坐在桌子后面那张大皮椅上，无论是从神态还是精神上都看不出他过去一个星期都在戴维营陪同中东客人喝酒聊天、打高尔夫球。
戈斯从西厢情景室出来时顺道上了趟厕所，所以进来时又是最后一个，一进门，总统的眼光就像粘上了他。他想找个靠墙角的地方坐下，或者找个偏僻点、总统需要转头才能看到他的地方坐下，不过总统正对面的沙发上空了一个大位置，正好在国务卿和副总统之间，他犹豫了一下。他知道，那个空位是除副总统和国务卿之外的会议主角的位置。今天的主角是自己，虽然他并不想当这个主角。副总统向他招了招手，他不情愿地走过去，小心地把屁股放在柔而不软的沙发上。
“先生们，这是我高尔夫球成绩最好的一星期，本来送走中东客人后，我想再创辉煌！”总统用兴奋的眼光扫视着房间里的人，可当眼光停在戈斯身上时，戈斯注意到，那眼光像一簇荒野的篝火，飘忽闪动了几下，倏然熄灭，最后变得阴沉沉死灰般。“局长大人，你是否可以告诉我，北京的致命武器既然真像你说得那么厉害，为什么直到这武器部署完成了，你们才发现？他们为什么如此急着要使用这个武器？我们的台湾朋友到底怎么想的？我们有什么方法阻止他们？如果无法阻止，我们是否有取胜之道？”
戈斯心里有些发怵，这些问题可不都是他能够回答的，他只不过是中央情报局局长而已，总统大概气糊涂了。副总统这时解围地说道：“就我们目前的资料看，这个称为‘致命武器’的攻台计划确实是致命的，本身不单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良策，而且如果台湾稍微不慎，还为北京送上了战争的借口，让北京成为发动战争的正义之师，而如果台湾不计后果，采取了武力对抗的话，中国大陆就将有一切冠冕堂皇的理由把战争任意升级甚至使用非常规武器。不幸的是，按照这‘致命武器’计划的设计，到时即使北京使用了核子武器，正义和全世界的同情仍然在他们那一边！”
“不可思议！匪夷所思！岂有此理！当今社会竟然有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岛使用核子武器而仍然让正义和全世界人站在他那一边？！”
“总统先生，我恐怕情况确实如此，这‘致命武器’计划妙就妙在这里！”
“妙个屁！这就是说，我们已经无法阻止它，也没有办法战胜它？”
“这个……”国防部长插进来，“如果我们早点发现的话，也许可以……算了，不说这个，总之，现在太晚了！
国防部长显然对总统的怒气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戈斯心里忿忿不平。
“可是，各位！”总统提高了声音，口里喊着‘各位’，眼睛却盯着戈斯，“过去多少年里，你们不是每年都向我汇报过大陆攻击台湾的几种最有可能的方法和方案，如果我没有记错，你们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类似这‘致命武器’的计划？”
副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这时注意到总统桌子上的几叠厚厚的案卷，戈斯心中不觉对白宫总管暗暗佩服，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总统桌子上摆放的正是过去几年国安会议和中央情报局向总统汇报的所有关于台海形势的报告，特别是那些对于北京有可能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应对措施以及五角大楼每年两次针对台海局势的兵棋推演的结论报告。
“我记得，中央情报局最关注的一直是北京对台湾发动经济战。过去几年你们至少向我提过十几份类似的报告，而且我也专门就此给你们增加了大量的经费！”总统顺手翻着面前的卷宗，脸上现出讥笑。
“不错，总统先生，”戈斯说，“北京在军事准备不足，对自己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信心不够的情况下，我们确实一直相信，使用经济手段对付台湾多次成为他们的政治局会议的议题。”
戈斯接着说：“以中国大陆这些年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言，使用经济杠杆作为武器对付区区的小岛台湾自不在话下。而且这些年下来，台湾的经济已经越来越依附大陆，可以说，在两岸经济关系上，北京打个喷嚏，台湾就会得重感冒，北京若果得重感冒，台湾也就感染了非典。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一些机构包括国家安全部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台办公室都曾经秘密讨论过对台进行经济战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据我们掌握的情报显示，北京对台领导小组在2001年6月、2004年5月和2006年7月共三次在会议上正式讨论过对台实行经济封锁和制裁的具体做法和时机问题。按照当时的情况研判，如果大陆对台湾实行经济封锁，台湾经济将一夜之间陷入谷底，甚至会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政权下台，主张‘一中’原则的政党上台，甚至那些主张实行‘一国两制’的人士当权都极有可能。这是我们不乐意看到的。”
“但是，局长先生，他们并没有使用经济战，不是吗？”总统问。
戈斯转头寻找财政部长，平时这类会议财政部长不必参加，但今天他就坐在自己身后不远的地方。看到戈斯眼光停在自己身上，财政部长开口道：“总统先生，如果这个世界只有大陆和台湾的话，北京使用经济制裁作为武器完全可以达到军事无法取得的效果，但是这个世界还有其他国家，还有我们美国。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虽然迅速，可正如台湾经济日益依赖大陆、离不开大陆一样，中国大陆的经济也日益依赖美国和世界其他经济强国。大陆当然可以对台湾实行经济战，包括经济制裁和经济封锁或者深入岛内的其他形式的经济破坏，但是他们不能确定如果这样做的话，美国会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果我们使用相同的经济战对付他们，那么北京的经济将同样会受到致命的打击！这一打击甚至远远超过台湾受到的伤害。因为台湾是一个小小的经济体，受到打击后如果得到美国的支持，会很快恢复过来。但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一旦经济发展的势头被阻止，势必在较长时期内陷入经济低潮，甚至一蹶不振。”
财政部长一口气讲完，向戈斯点点头，显然把话题又还给了中央情报局局长。戈斯补充道：“我们部门一直担心北京对台实行经济战，但在和经济部门沟通后，才发现我们其实掌握着更加强大的经济武器。如果我们对大陆实行经济制裁，他们的经济会急速滑落，世界工厂的称号也将很快被印度等国家瓜分。中央情报局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通过特殊的管道多次向北京当局发出了信息，让他们知道对台湾实行所谓的经济战是自找死路！”
椭圆形办公室的气氛缓和了一些。总统淡淡地说：“我想信息战超限战也大同小异了？这也是你们经常在我耳边吹来吹去的，而且也投入了不少美国纳税人的钱！”
“不错，总统先生。”戈斯挺了挺腰杆，“北京这些年也意识到在传统战争中，远远不是美国的对手，于是以解放军为首主战派和少壮派主张不按常理出牌，不按美国的游戏规则玩，抓紧研究非常规战、不对称战和所谓的超限战。其中尤其在信息战的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解放军还在南京和福建战区设立了专业的信息作战部队。一段时间以来，北京借助港台以及海外亲华势力控制的媒体，大肆宣扬解放军有能力使用电磁脉冲武器、信息炸弹和网络骇客一举瘫痪台湾的三军指挥系统、政治枢纽和民生中心，这些宣传让台湾当局和民众都很紧张。说实话，由于台湾处于大陆的势力范围内，拥有十三亿人的大陆在这些信息战方面又人才济济，如果真要实行瘫痪台湾的信息战，让台湾夜晚陷入黑暗，让台军无法互相联系，让民众躁动不安等，并不是难事，可是问题是——”
“问题是有我们美国存在！”总统声音响亮地说，“上帝保佑美国，美国保佑世界！”
“一点也不错，总统先生。”戈斯也提高了声音，“在信息发展特别是信息战相关技术方面，中国大陆比我们落后整整十到十五年。他们沾沾自喜得意洋洋地用以研究出那些信息战法的超级电脑基本上是我们十年前就淘汰掉的美国货，被他们的间谍偷偷从黑市和欧洲市场上买回去当个宝贝看待。至于他们的电脑黑客，虽然被自豪地称为‘红客’，但大概只有我们美国的中学生水平而已，侵入色情网站盗取密码偷看免费色情图片还凑合，真要和我们中央情报局正在培养的超级黑客交手的话，我怕他们到时连键盘都搞不清楚。另外，如果我没有说错，中国军方目前所使用的所有电脑中有三分之二是美国的牌子。我想如果他们真不识时务，偏要班门弄斧的话，信息战一旦打响，他们的军委主席会发现自己进口的电话很不好使用的！”
哈哈…哈哈…，一串压抑好久之后终于爆发出来的笑声让椭圆形办公室屋顶嗡嗡作响，笑声突然停下来，因为坐在那块厚厚的防弹玻璃前面的总统脸色突然凝重起来。
“先生们，以上是你们经常告诉我的中国大陆最有可能采取的两种攻占台湾的特殊战法，我一直深信不疑。这么多年你们该不会忘记，在这两个领域，我给你们拨了多少款吧？现在你们告诉我那些拨款都拨错了？原来北京部署了我们完全不知情的致命武器，而且让我们措手不及？我想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谁该负责任？”
办公室陷入沉默，大家互相张望着，最后中央情报局局长戈斯小声说：“毫无疑问，总统先生，我们中央情报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谢谢你，局长大人！谢谢你帮我承担责任！”总统脸上带着讥笑，口气生硬地说了这么一句就再也忍不住了，他“霍”地站起来，挥舞双手，“可是，你可以辞职，你可以一走了之，美国人民把眼睛盯着我，你知道吗？今年又是大选年，我还真得谢谢你提前告诉我选举结果呀！美国的长期盟友、准军事同盟即将被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独裁国家吞并，你让我如何向美国人民交代！我……！”
总统愤怒地扫视着房间，看到大家都垂头丧气，只好无奈地颓然坐下：“好，谁能够告诉我，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你们找到了什么办法？”说罢，他的眼睛停在国防部长身上。
国防部长微微倾了下身子：“总统先生，在这种特殊的致命武器面前，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固若金汤的三道防线已经一夜之间失去作用，不错，就是我们国防部的强大军事力量也有力使不出，除非不计一切后果……不过，对付这种特殊的武器，我认为只有中央情报局的特殊手段尚可力挽狂澜。”
总统和大家一起都同时把眼睛再次转向了戈斯。戈斯心里更恶毒地诅咒着国防部长，表面却露出谦虚的样子：“部长先生，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哦，”国防部部长扶了一下眼镜，皮笑肉不笑地说，“使用特务渗透，破坏他们启动致命武器计划！千万别告诉我你们没有这样的计划？”
他妈的，戈斯心里恨恨地骂道，这部长要么是看太多007电影，要么是有意让自己难堪。
“这倒是值得一试的方法，我的007，你有什么要说的？”总统扬起眉毛问。
戈斯突然觉得连椭圆办公室的空调也不怎么制冷……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中央情报局没有这样的间谍，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很难有——可是他却无法把这个简单的答案说出来，因为在这个简单的答案后面，是美国纳税人每年要用几十亿美元供养中央情报局去物色、发展和派遣人力间谍。他沉默了一会，决定用另外一种方式敷衍过去。
“总统先生，我想太晚了，我们在中国大陆的间谍已经无能为力。”
“这倒新鲜得很，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总统肆无忌惮地嘲笑道，“我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竟然在中国也有间谍，我还以为你们把那几十亿美元都私下瓜分了呢！”移动了一下转椅，总统严厉地追问：“你说晚了，是什么意思！”
“据我们确切情报显示，北京将在一个月内启动致命武器，他们——”
“停，停，停，”总统马上坐直身子，双手作了个体育比赛中常用的暂停的动作，“局长先生，停一下，虽然我只喜欢高尔夫球，而高尔夫并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可是我还是知道夏季奥运会每四年开一次，基本是在八月份，而且今年的奥运会在北京举行，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个月内北京奥运会就将开幕！”
“总统先生，很遗憾，你一点都没有记错！”
“哦，那就好，好，你接着讲！”
“我恐怕，”戈斯用舌头舔了下干燥的嘴唇，“中国正是要在奥运开幕式的同时启动‘致命武器’计划，如果在他们启动这个计划前我们无法阻止他们，在启动后我们无法击败他们的话，我想，奥运会结束时，台湾将作为中国的一个新省份在闭幕式上亮相！”
总统差一点从转椅跌到地板上，“我的上帝，当时我们把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拱手让给北京的时候，多少人指责我们，可是无论是谁，都不得不承认让北京举办奥运的一个好处，那就是北京为了成功举办奥运会，一定会让台海保持几年的和平。这些年北京为了奥运会而不得不容忍台湾慢慢走向独立。可是——”总统不客气地指着中央情报局局长，“可是现在他们竟然要在奥运会期间采取行动，我的天，到底怎么回事！？”
“总统先生，这‘致命武器’很特殊，奥运会期间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致命武器，致命武器，”总统喃喃道，“真是致命，他们是怎么搞出这么个玩意的，为什么可以在不知不觉中部署，而且就算我们发现后也无法反击？并且这个致命武器好像正好抓住了美国的弱点。”
“总统先生，据我的情报了解，这个致命武器的概念早在1997年底就被提出来，我们当时不清楚具体内容，只知道提出这个概念的是一位非常熟悉美国的国家安全部局长。”
“非常熟悉美国？你是什么意思？”
“总统先生，”戈斯再次舔了舔下嘴唇，“事实上，提出这个致命武器概念的人出生在美国，是天生的美国公民，小学和中学都是在美国读完的，不过，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他随父亲回到中国。后来一直效力于中国情报部门，1983年国家安安全部成立后，他一直主管对美对台情报直到退休。他是退休前提出这一‘致命武器’概念的。”
“哦，你说的这个国家安全部的局长，”总统若有所思，随即抬起头问：“他叫什么名字？”
戈斯好像没有听清楚，国务卿又重复了一遍总统的话，戈斯边在腿上的档案中翻找名字，边笑笑回答：“总统先生，名字我记不清楚了，此人早已退休，而且退休前也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局长而已——”
“你是说那个小小的局长让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唉声叹气？”总统冷冷地盯着戈斯。
可怜的戈斯被总统眼睛瞪得头皮发麻，手忙脚乱了好一会，好不容易找出了一张纸。
“他叫——”他把嘴巴做成了奇怪的形状，卷着舌头，拼出了三个绕口的汉字：
“周——玉——书！”
第十一章： 风雨仓皇五十五年
那一天，当我们讨论到盲流时，我竭力在文峰面前掩饰自己的不安，但我知道，他一定看出来了。善解人意的文峰并没有追问，这让我更加不安。目送他离开花园酒店的咖啡厅，一直到他消失在外面的人群和夜色之中，我才微微喘了口气。
他怎么突然为盲流忧心忡忡，并且在这个我最想忘记的时候提出来？莫非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定数？呵呵，自己哪里还像一个老共产党员，老无神论者！不过与自己如此相像的人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了盲流问题不能不让我忐忑不安。我不是已经答应他要和他一起关心流动人口，同他分忧解难吗？刚才还击掌为约了。
不过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恐怕一切都太晚了！
文峰不知道的是，我对盲流的情况了如指掌，我知道全国到底有多少盲流，甚至精确到万位数字；我熟知全国流动人口的分布情况，并且可以准确预测出他们的流动趋势；我还掌握几乎每一个大中型城市的盲流数量以及他们的分布城区……，可是我却在离开北京前，几乎没有接触过一个盲流。退休后自己走出国家安全部西苑大院，特别是到南方来之后，举目都是盲流，那时才开始亲身接触到一些盲流。他们都是充满活力的活生生的生命，那时我就开始感觉到自己人生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当年是我最先提出那个提议，当时，我心里只有中华民族、祖国统一、我们的党，我心里甚至没有自己，也没有这些盲流。现在我才隐隐约约感到自己忽视了最重要的东西，可是到底是什么呢？我还有时间找出来吗？
也许一切都晚了，我当初一提出那个建议，就应该想到，是我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我已经无法控制它了。这些年，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让自己忘却。
我原以为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中值得回忆的东西多不胜数，如果我能够安心细细品味风雨一生中的辉煌和成功的话，那么我根本没有时间想起那些不愉快的失误和错误。然而我哪里会料到，活到七十多岁的今天，不但自己以前一直强壮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而且我一直认为训练有素的脑袋瓜也慢慢地不受控制。
这些日子，我开始觉得过去的辉煌在记忆中变得模糊，常常记不起自己不想忘记的，而那些自己曾努力想忘记的却不时浮现在脑海之中。
我缓缓站起来离开咖啡厅，走两步后回头朝那个一直盯着我们聊天的漂亮女服务员笑着点点头，她发现我突然朝她笑，先是一惊，随后有些不好意思地挥挥手。我一直没有看她一眼，但我知道她从头到尾盯着我和小杨看。我老了，但几十年的职业习惯不但没有老，而且更加敏锐。
出到花园酒店外面，沉沉的夜幕和一阵阵热浪立即包围过来，我浑身打了个热颤。我喜欢这种从凉飕飕的冷气跨进热浪之中，也喜欢从酷暑之中跳进冷气之时的刹那感觉，让我能够品味人生的冷暖。我也喜欢在广州夜幕低垂华灯初上的时候在街头散步。从花园酒店顺着环市东路慢慢溜达到国家安全厅招待所大概需要半个小时，这之间要经过假日酒店以及附近闪耀着霓虹灯的酒吧，路上会被至少十几个娼妓拦住去路，不过我不和她们搭话的，她们经常对无意嫖宿的路人冷嘲热讽。我更多的是观察路边三五成群的民工。我观察他们，但我从不盯着他们看；他们对于路过这里的我倒是盯着看，可我感觉不到他们的目光。
最近我总是感觉到有些躲在角落的目光射向我。我虽然没有看见那些盯着我的眼睛，但我感觉到了那些目光。五十五年的职业习惯已经融进我的血液里。
不过五十五年已经结束了，虽然记忆让我无法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但我想过另外一种生活，哪怕几年，几个月或者几天也好，我的时间不多了。你们如果愿意盯，就盯吧。
五十五年，风雨仓皇的五十五年……
那天早上，眼睛有些红肿的父亲小声对我说，你不用上学了，收拾一下你舍不得丢下的东西，“我们回家去！”我没有听懂，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父亲。这不是我们的家吗？虽然位于纽约贫民窟的这两房小公寓不尽人意，但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我们不是一直以此为家吗？我当时已经17岁，我不会听错父亲的话，我只是听不懂。
父亲脸上难以掩饰兴奋之情，对我挤了挤眼，又轻声但加重语气说：“我们要回到真正属于我们，也是我们归属的那个家！”
父亲不便再进一步解释，他害怕隔墙有耳。从父亲那一两个月的举止来看，我知道我们这次要永远离开美国了。虽然生活在美国纽约，但父母却是完全用中国的教育方式把我养大。我当然知道，无论在父亲的口中还是心中，我们真正的家只有一个：地球那一边的中国。
对于父亲，我们居住的房子不能称为家，一家人住在一起也不能算是家，这个城市这个地区更加不是家。在父亲的口里，中国才是我们的家。地球那边的家虽然太遥远，但我知道这些年，父亲一直把那个家装在他心里，所以就连我这个已经成为纽约客的年轻人，也时时感觉到那个叫中国的家离我很近。现在父亲就是要领我回去太平洋那边的家，也是回到他心里的那个家。
我说：“爸爸，要回到那个心中的老家，我现在就可以走，没有什么舍不得丢下的东西。”
当时是1950年。父亲按照周恩来总理的亲笔命令，成功转移了35位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返回新中国。父亲在安排一位后来成为中国原子弹主要设计者的科学家离开美国时，联邦调查局产生了怀疑。组织上为了我们一家人的安全，决定撤回父亲。我当时不知道的是，父亲接到这个密令后，激动得夜不能眠，偷偷哭得眼睛都红肿了。
一家人辗转到旧金山，几乎花光了所有的家产才搭上前往香港的邮船。颠簸的航程有一半时间父亲呕吐不止，不过这也没有影响他用另外一半时间对我唠唠叨叨不停。父亲每一句话里都少不了“中国”两个字，从中国历史到中国人民，从中国人民到中国共产党，父亲实在是太兴奋，他忘记了那一个多月在船上告诉我的事情都是在我十七年的生活中他已经讲述过好几百遍的。然而，那次是唯一一次他在讲述的过程中不需要掩饰自己的感情，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父亲从喜马拉雅山讲到一望无际的内蒙古大草原、从海南的天涯海角讲到东北的林海雪原时那栩栩如生的充满憧憬和自豪的表情。
全家人在香港下船后，本来计划住一个晚上。但父亲归心似箭，带着母亲和我当天匆匆赶到了邻近深圳的罗湖口岸。
罗湖桥！那条当时连接英殖民地香港和祖国大陆深圳的罗湖桥上面由于铺了一层铁皮，我们虽然迈着疲惫的步子，仍然敲出了急促的“咚咚咚”的脚步声。那声音直到五十五年后的今天仍然不时在我脑海里萦绕。前几年听说旧的罗湖桥拆掉了，想必新的罗湖桥再也不会发出那种声音。不过那声音已经永远留存在我脑海里。
父亲肯定没有听到我们在罗湖桥上敲出的脚步声，因为他大概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吧。过了罗湖桥，我们听到锣鼓喧天，原来当时由于经常有海外华人华侨从罗湖桥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总理指示广东省政府在罗湖桥设立锣鼓宣传队，欢迎背井离乡的海外游子回来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时已经有组织上的人在口岸等我们。看到广东省政府的同志手捧鲜花朝我们走来，听着阵阵象征着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的锣鼓声，我心潮澎湃，激动万分。我也为父亲高兴，不过这时我一侧头，却没有看到父亲。
原来父亲一跨过罗湖桥，就全身伏在地上，用自己的嘴巴亲吻着这块让他朝思暮想的土地，这块一直装在他心中的土地！
广东来迎接我们的同志一点也没有表示出惊奇，静静等着热泪盈眶的父亲慢慢平静下来。后来他们才告诉我，那几年经过罗湖返回祖国的海外华人有一半是在一踏上深圳的土地就伏地亲吻或者长跪不起的。
正是父亲那个动作，正是父亲那个表情，也正是父亲那颗赤子之心，伴随了我一生，影响了我一生，决定了我一生。在后来风雨仓皇的半个世纪里，我有过彷徨，有过迷茫，也经历过痛苦和绝望，但都是父亲那匍匐在土地上的高大形象让我挺过来。
父亲在1958年带领一队特工人员潜伏到金门收集炮轰后相关数据和情报时被国民党军队抓获后杀害。我回国后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进到情报部门加入对美情报。半个世纪过去了，父亲的样子渐渐模糊，唯独那一天，我们跨过罗湖桥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五十五年，弹指一挥间！
从调查部到国家安全部，我生活在神秘的几乎是与世隔绝的世界里，三年自然灾害离北京西苑是那么遥远，我们情报人员在最困难的时期都有充足的供应，后来听说饿死了几千万，但那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数字，就像我们每天分析的那些情报数据；文化大革命，我们情报部门和军队一样受冲击最少，听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有几百万人受迫害致死，但那仍然是主要发生在西苑高墙外面的；而且后来也拨乱反正了，中国经济建设在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领导下高速发展，虽然也听说有工人下岗和农民受苦，然而这和国家安全部关系不大，中国要养精蓄锐，中国要和平崛起，必须不断扩大情报机关的编制，增加情报活动的经费。所以工人在失业，农民在受苦，国家安全队伍却日益扩大，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生活在西苑情报部门的高墙内，我的心思全部花在营建海外情报网、派遣情工和发展情报关系上，与高墙外的中国相比，我更加了解莫斯科红场上发生的事件，也更有兴趣观察华盛顿的一举一动。
从普通干部到科长，又从科长到局长，我把全部身心献给了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我每天想着如何挑选特工，如何培训，如何派遣，我也研究如何有效收集情报，收集情报后如何最好的分析情报，如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如何在祖国从独立走向繁荣，从繁荣走向富强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如何做好党的顺风耳，国家的千里眼。我没有时间考虑个人的事情，更没有时间胡思乱想。直到后来有一天，从二十二岁就嫁给我，伴我走过半个世纪，当时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伴对我说：“你大概不会思想！”我才悚然动容，我不是不会思想，我只是太用心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也许只是忘记了如何去思想。
我当时看着老伴，笑着说：“哦，那你说说我们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老伴满面皱纹地笑着说：“早上我们去上班，晚上我们回到家，吃完晚饭，我们在西苑里散散步，回来后你继续看文件工作……，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或者说，我们就是这样工作的。”
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或者说就是这样工作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我没有时间干其他的，没有时间想其他的。这些年就是这样过来的，不过那次我安慰老伴说，等退休了，我们就可以享受只属于我们两人的晚年了。
于是先退休的老伴就默默地看着我工作、默默地在我身边等着那一天的到来。等我最后超龄退下来，老伴已经默默离开了这个世界，孩子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在美国定居，只剩下孤零零的我。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老伴陪着儿子进入我的书房，说找我商量件事，她说儿子一家打算到美国去求学，但由于年纪不小了，办起来不容易。儿子知道我是在美国出生的，想利用这个关系办理到美国的签证。老伴虽然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我看得出来，她是想让我帮助孩子到美国的，她知道我当时手里主管着至少两百家在美国的中资公司，只要我签个名字，什么样的美国签证都可以办到。
我当场拒绝了，告诉他们，我的父母到美国是组织派遣的，回来时是撤退，为了保密，这些旧帐都不宜再翻。如果儿子要去美国，应该自己想办法办理。后来我私下又告诉老伴，不管人家怎么做，我绝对不会利用派遣间谍的特权让孩子到美国去。听了我的话，他们母子俩就自己去想办法。半年后，我有一次问儿子办理到美国留学的情况如何。
儿子的话让我震惊。他说：太难了，我已经连续一个星期在美国使馆门口通宵达旦地排号，可是还没有轮到。轮到我还不知道是否可以通过。
“有什么通不过的，不就是留学吗？”我冷冷地问。
“你哪里知道，我是去留学，可也得美国人相信呀。在他们看来，我们中国学生都是想移民的。”儿子说，“不过现在想移民的也太多了。”
我听后很不舒服，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是真不知道，还是其实已经知道，只是假装不知道，又或者不愿意想这件事？我想起了自己和父母一起跨过罗湖桥的情景，耳边又回响着那急促的“咚咚咚”的声音。
儿子后来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了签证，前往美国波士顿留学。我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他们生活一开始过得很艰难。老伴一直为此事惴惴不安。好在孩子有出息，毕业后就获得了绿卡，几年后已经开始自己创业。后来打电话告诉我们，他们要申请美国国籍了，他们一家人会在美国住下去，孩子声音里透露出的兴奋让我沉默不语，孩子大概也感觉到，最后说：“爸爸，来到美国后，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的生活方式。以前在国内整天就是政治，特别是和你这样的父亲在一起，你都快让我们成为政治动物了。除了政治、民族和国家，我发现无论是妈妈还是我，都在你心里找不到位置。为了换一种生活，我选择离开中国。到了美国，我们果然找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在这里我们活得很轻松，也许这里不是我们的国家，也没有我们的民族，所以我们不为国家民族在生活，我们只为自己生活，在这里，我们不用担心政治错误和政治迫害，也活得很自由，如果我现在回国，一定不适应了。我喜欢这里，我们一家人都喜欢这里。我觉得办理来美签证时所受的辛苦和气都值得。如果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快三十了才过来美国，如果能够早一些，生活会更加美好的。我甚至想，爸爸当初为什么要回国，如果一直在美国，那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爸爸，你多次告诉我，五十年前你从美国回到中国，从此你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五十年后的今天，我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同样找到了我生命的意义。”
那天我气愤地摔下电话后，老伴过来安慰我好久。她说得也有道理，这孩子从小就缺乏和我的沟通，长大了，他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可是我不喜欢他说我回来错了之类的话。我回来错了吗？虽然我有很多彷徨，而且后来从工作中接触的机密材料上得知，建国初期匆匆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老华人华侨，有超过半数的在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非死即伤。另外的一半也大多精神受到创伤，一蹶不振。可是我却从来没有认为回来错了，而且，也从来没有后悔过。
所谓后悔是如果时光倒流的话，你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可是对于我，我有另外的选择吗？如果再让我选择一遍，我会选择其它的路吗？不，我没有选择，也不想选择其它，所以我至死都不会后悔。
我不会后悔，但却会痛苦。听到孩子这样说，每当我独自一人时，就会陷入沉思，这种沉思让我痛苦。虽然我一直在北京西苑高墙内，但过去半个世纪，我却是站在保卫共和国的最前沿阵地上。我所做的一切，那些让我废寝忘食让我公而忘私的工作都是为了保卫共和国，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且我到今天也坚信，我做的一切都是值得。只是我工作太忙，我忽视了去了解共和国，忘记了去了解党，更没有时间去了解人民到底怎么样了？！
前几年受到国家安全部许部长的最后一次委托，到南方了解发放香港单程证件的情况。由于中国最大的贪污犯赖昌星是通过从共和国情报机构购买的单程证到香港的，中央领导人非常震惊，下令彻查。香港单程证件一直由我公安机关掌握发放，主要发放给中港联姻或者子女团聚的大陆人到香港定居。但由于长期以来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成为对华情报和反情报的前沿阵地，为了加强这个阵地的力量，中央决定从我单方面签发到港单程证件中拨出少量分发给各情报机关，方便我情报人员赴港定居开展情报工作。仅仅改革开放以来，军队和国家安全部通过这种手段派遣到香港的“情工”前后多达数万名，但是身在北京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些人报回什么有意义的情报。但直到赖昌星事件的曝光才引起北京高层的重视。
我到广东后不久才知道，目前被各情报机关掌握的赴港单程证件竟然早就在市场上被明码标价，已经达到150万元。这个本来作为情报人员派遣的证件被有些不法情报干部卖来卖去，确实让人痛心，而更让我心痛的是，购买那些单程证的大多是不明不白发达了，心中有鬼想提前找好后路的贪官污吏们。而对于普通的南方民众来说，香港早就是自由富裕民主之地，是大家向往的地方，大多以过去旅游一趟为荣。这些让我寝食难安。让我难过的是罗湖桥已经成为国人跨向美好生活，追求自由的桥梁。这还是五十多年前我和父亲一起跨过的那座铁皮桥，桥那边还是五十多年前父亲连一个晚上都不愿意停留的香港吗？
这两件事给我很大的冲击。其实，作为情报首长，我经常出国，就是美国在没有要求打指纹前，也去过好几次。只是带着工作任务到西方时，我从来不想这些事，或者说我从来不从这个角度想问题。
我当然看到实行了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日新月异，人民彻底脱离了政治迫害和政治压迫的灾难，我也看到五十年前不比中国大城市强的香港在英国人的统治下繁荣昌盛起来。唉，我的心情谁愿意理解呀，又有谁能够理解呢？这些我只是偶尔向文峰倾诉过。
有一次他问我：“周伯伯，您后悔吗？”
我反问他：“后悔什么？”
小杨笑笑：“您知道我问什么！”
我当然知道，文峰不是问我是否对当初回国后悔，而是问我是否对自己五十多年的人生后悔！于是我就慢慢告诉他。
你知道五十年前的美国是什么样子吗？你当然知道，因为美国有那么多文学和历史书籍。不过我是问，你知道五十年前的美国在我眼里是什么样子吗？那时作为华人的感觉又是怎样的？那时美国的历史是白人写的，但你不要忘记我们不是白人。所以当你看西方的历史的时候，最好想象一下当时的华人是怎么生活在那段历史里的。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每每读到美国宪法，特别是读到“人人生而平等”的字句时就忍不住对宪法起草人杰弗逊赞不绝口，可是你们忘记了，当时杰弗逊拥有一百多名黑人奴隶。如果你是活在那时的黑人，那句“人人生而平等”的名言还能让你激动吗？
我们华人当时在美国的地位并不比黑人高多少。如果说到黑人，你也可以从书上了解到他们当时生活的状况和地位。他们不能和白人同乘公共汽车，不能进同样的餐厅，不能……，他们只能干粗活脏活没有人干的活。这就是那个两百年前就制定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在那里可能可以多赚点钱，但我们却不是他们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中的那些“人”！
可是文峰，你再想一想1950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我想你没有经历过但一定听说过。那时中国在经受百年外辱和内乱之后，建立了主张人人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虽然物质条件差一点，可是1950年的时候，谁敢否认，那个靠农民起义、靠无数农民子弟兵的生命和鲜血夺取了政权的毛主席和共产党建立的国家，那个实行公有制、主张天下为公的国家，那个人人平等，废除剥削和剥削制度的国家不是世界上最有前途最美好的国家吗！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漂泊在外受尽欺凌和污辱的华人华侨，新中国就是我们心中的天堂。
唉，这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我都仿佛还活在半个世纪前的冲动之中，我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发展。然而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好像中国和世界都没有按照我们当时看到的轨道发展变化下去。今天的中国贫富悬殊大，广大农民仍然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工人下岗农民流浪，贪污腐败全世界排名遥遥领先；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绝迹的异议分子在我们国家还越来越多——到底是怎么了？！
再看看美国和西方，当初的恶魔，当初歧视华人的国家如今成了中国年轻人向往的乐土。自由平等逐渐深入到每一个层次，每一个种族。有时我出差到西方和美国，就在路上边走边琢磨：这就是五十年前我离开的国家吗？是什么东西让他们这五十年逐渐自我完善？又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国家从当初那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演变到今天这不伦不类的怪胎？
我不是后悔，只是搞不懂。这些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明白的人，我派遣的情报人员深入到美国和西方各个领域各个角落，他们每天都向我报回有价值的情报。我不但知道美国领导人当面讲什么，也知道他们在背地策划什么，而且我甚至通过情报了解到他们在想什么。可是我就是不愿意相信也搞不明白，这样一帮人怎么就把他们的国家搞得越来越好，而我们……，我们毕竟是出现过伟人孙中山，李大钊，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国家，再看看我们的国家。
我曾经有机会到德国和日本去参观访问。到那里后，我看到彬彬有礼的德国人和点头哈腰的日本人一个个西装革履和蔼可亲，我就纳闷：仅仅几十年前，就是这帮人的父辈把犹太人的人皮剥下来做成人皮灯罩，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是什么东西让他们脱胎换骨呢？我在这两个国家驻留期间，晚上到街道上散步，月明星稀，清风徐徐，本来应该心情轻松，但我却感到一种沉重。这两个国家的治安都很好，犯罪率远远低于中国。小杨，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在广州都不敢晚上出门，我被偷被抢了不下十次。现在我出去散步身上都固定带一个假钱包，里面放二十块钱。我们国家到底怎么了？我真想不通呀！
也许不是想不通，而是我从来没有去想。就像去世的老伴说的，也许我已经不会思考了。可是半个世纪中光是经过我的手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桌子上的情报资料就足足可以堆满三间房子，那些还不是一般的资料，而是为国家的决策者提供信息提供依据的。我为此自豪！我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献给了国家，献给了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在我的一生中，我每时每刻都在思考民族和国家、党和党的情报事业，我没有时间考虑其它的，我也不想考虑其它的。在这样崇高的献身于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面前，其他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不是没有感觉到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生命中少了点什么！可是缺少了什么呢？
伴随了我走过半个世纪的老伴总是那么默默陪伴着我工作，这让我想当然地认为她永远都会在我的身边。直到那一天医生“命令”我立即赶到医院时，我才知道老伴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我催促医生快点说，我心里着急呀，美国刚刚轰炸了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我国家安全部三个技术人员和两个情报干部受伤，我们不知道美国下一步干什么，中华民族面临着考验……，医生表情奇怪地看着我，冷冰冰地打断我说：“病人肝脏坏死已经到了末期，如果在一个星期内不能实行肝脏移植手术的话，我们就回天乏力了！”
什么？我的头嗡地一声，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医生用毫无感情地声音解释道:按说，这个年纪的病人不应该再作肝脏移植手术，但根据具体情况，也就是病人的身体状况，我们认为如果你老伴可以成功完成肝脏移植手术的话，至少还有两到三年的时间可以活着。
美国轰炸大使馆是误炸还是肆意挑衅？使馆代表一个国家的国土，如果是有目的的轰炸，那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来受到的最大的挑衅！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等着我们的情报去作生死攸关的决策。我心里乱极了，我说：那就赶快做手术吧！我的时间很紧。
医生横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我的时间也很紧，不过你妻子的时间更紧！看到我的样子，医生才稍微耐心一点地解释道：不是那么容易，目前北京尸肝捐献大概一年只有三十具，但现在在各大医院等待着尸肝救命的至少已有三百人，而且其中至少有一半患者是排队超过半年的。考虑到你老伴的年纪和她在单位的级别待遇，她没有可能等到救命的尸肝。
如何成功掩护我使馆中受伤的同志返回北京而不暴露他们真正的身份，同时又可以让他们负伤的血淋淋镜头传遍全世界而不引起西方情报机关的怀疑，已经不仅仅是关系到情报工作的事，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格，在处理过程中，我绝对不能有半点的差错。我皱着眉头问：那么就做活肝移植吧！
医生说：我们的活肝移植表面是靠其他人士捐献自己的肝脏，但其实都是黑市里私下买卖的。例如有些人为了供养孩子读大学而偷偷去卖肾卖肝等，我们医院只管移植手术，至于捐肝和肝的来源，得你们自己去搞。你可以到黑市去看一下，估计要20到30万人民币。
自己早上才刚刚探望过受伤同志的在京家属，得把他们好好安排好，他们的丈夫儿子都是祖国的英雄，而且是无名英雄，不能让他们有后顾之忧。我对医生说：你说什么？到黑市去买卖人体器官，你以为这是在什么国家？人体器官也可以买卖的吗？
医生奇怪地看着我，转身想走，我急了，拦住他。“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我大声吼着。医生看了看我：是的，如果她的亲人中有愿意捐献出自己肝脏的……
我已经在第一时间向使馆受伤的同志发去了慰问，我告诉他们，祖国亲人对你们牵肠挂肚，总理朱镕基将亲自到机场迎接你们归来——我们没有亲戚了，这些年在北京工作也没有回老家，而且由于工作极其保密，也很少和亲戚朋友来往。但我的老伴有亲人，就是我。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愿意捐献！
医生先是摇摇头，说：你年纪太大，如果捐出肝脏，虽然可以延续她两到三年的生命，但你的生命可能也就缩短到两到三年。
处理完南斯拉夫大使馆轰炸案，我就要退休了，就要去和老伴享受我们的晚年。至于这晚年有多少年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我们将在一起走过这最后的两三年。我打断医生的话，毅然决然地大声说：没有时间罗嗦了，就这么办，用我的肝脏吧！
医生无奈地看看我，说：那你明天来办有关手续和检查吧，抓紧点，没有时间了，如果检查合格，后天一早就做手术！
第二天我没有能够去，第三天我也没有去成……
我忘记了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我没有权利捐出并不属于我自己的肝脏。我的生命属于党，属于国家，属于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特别是在这个中华民族处于关键的时刻……
党委会议上我受到了严厉批评和指责，我也惭愧了。中华民族正处于关键时刻，党和国家需要我，而我却擅自决定去躺到医院里。我要抓紧工作，不久我获得了美国误炸大使馆的关键性情报，成为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决策的重要依据。中美两国避免了一场因为误炸而引起的冲突。
一个星期后，老伴在北京医院默默地离开了人间……
从来没有流这么多眼泪，苍白和已经不成形的脸上还竭力装出平静的老伴紧紧抓着我的手，嘴巴无力地蠕动着，我听出了那无声的语言，她是想安慰我……
——谢谢您，我的老伴，一辈子你都默默无闻支持我，到如今你知道你要离开了，你却仍然想来安慰我！
从来没有这么伤心，医生告诉我一切都太晚了，那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和我风风雨雨走过了一生的老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牵住她的手……
——你一定理解我，我们两人都在党旗和国旗面前发过无数的誓，我们的生命属于国家，属于党，属于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我们的生命不属于我们自己！
从来没有这么痛苦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闭上了沉重的眼皮，把这个世界和我永远关在了外面！你不但带走了你的生命，而且让我突然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失去了意义！
——我们都一直坚信不疑地认为，我们两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奉献，就在于把生命献给国家献给党献给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可是直到这一刻，直到你把生命本身带走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没有了生命本身，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无论我们曾经让自己的生命活得多有意义，始终最有意义的还是生命本身。今天你让我明白过来。也许你早就明白，只是无法让我这个老糊涂明白，于是你用这种方法让我明白。
从来没有这么迷茫，过去几十年我们都把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和国家，为什么？不正是为了让中国人民的生命活得更安全，活得更富足，活得更美丽？生命最伟大的意义就在于生命本身！贡献我们的生命是为了让更多的生命活得有意义！是你在最后一刻让我明白这个人生的最伟大的意义……
——老伴活得无怨无悔，离开得平平静静，然而却带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生命，那时开始我每时每刻不在思念老伴，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生命的意义。
也是在那时，我开始对自己以前提出的“致命武器”计划产生怀疑和不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