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
1980年夏天，考杭大失败后，我知道考研这条路走不通了，于是我就集中精力跑平反的事。我家离法院很近，我像上班一样，每天去打听。我案子的承办人是张继德，他要我耐心等待。我按照他许诺的时间等待，可是时间到了，没有任何消息，我从农场跑到上海找张继德，他又许诺我下一个时间，可还是落空，就这样，我在等待和申述的交替中煎熬了一年多时间。
1981年12月25日，这天是西方人的圣诞节，我和往常一样很早就进办公室了，我擦桌子，扫地，然后在自己朝北的窗子边坐下看书，等待八点钟上课。
对面办公桌的小杨老师对我说：“分场管教科张队长要找你，他好像要给你一样东西。”
我有预感，可能我的问题有结果了，我极力控制我的情感，不想在别人面前露出我的脆弱。
下午我去管教科，张队长说：“孔祥骅，你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你不要激动，我念给你听。”
在我的《判决书》中写着：
孔祥骅于1964年被捕入狱，曾按反革命罪判刑三年，经复查，尚不构成反革命罪。原判以反革命论处不当，决定撤销原判，不作任何处理。
张队长问我：“你有什么要求？”我没有掉眼泪，但我的手在发抖，我的心在发抖，一辈子已有半辈子过去了，总算活着等到了问题的解决。
平反判决书的回执上有提出要求的一栏。
我对张队长说：“怎么法院没来人呢？法院把我错判了那么多年，连一声道歉也不表示？只寄一张判决书就了事了？”
我向他借了笔在回执上写了两句话：
坚决要求回上海家中与老母亲骨肉团聚！坚决要求政府对我落实政策，安排工作！
跑上海户口
1982年寒假，我回上海找法院要户口，法院叫我先回农场等到5月1日，一定给我户口迁移证。4月底，我就寝食不安，深夜独坐灯下，借酒浇愁。
5月1日过了，我什么也没等到。我又赶回上海，法院说：“7月1日解决，一定解决，你在上海没饭吃，还是回农场去吧！”
我只得在5月4日又赶回农场小学，可是，我的教师职务因平反而被解除，公费医疗也被取消了，而且工资全部停发，连十五元的生活费也没有了。校方告诉我：“你就不要工作了，一门心思搞户口吧。”
这时的白茅岭农场有一种怪现象，谁平反谁倒霉，不平反有工作干，有饭吃，一平反，连生活费也不给你了。
我已经多夜睡不着觉，我神情恍惚，焦虑不安，我要学校开一张证明去总场看病。总场医院的医生说：“你已经平反了，不能看病了，要看就自费。”
我说：“我的户口没解决，整天睡不着觉，情绪已经不正常了。”
十几年的农场生活，我心里还比较平静，因为我是个罪人，应该赎罪，批判我，打我，斗我，我都能够接受。现在我已平反，宣布我是无罪的，撤销对我的判决，可是白茅岭农场还这样虐待我，扣我的工资，不给我工作，我实在受不了了！“春风不度玉门关”，党的政策到了这里就全部走样，我越发想不通了。
从5月4日到5月8日，我找农场干部讲理，他们不理睬我，我说：“你们开了证明叫我去跑，怎么能对我停职停薪，绝了我的后路呢？”他们说：“我们不管的，我们只是执行单位，上面做错了，我们怎么知道？你只有回上海，找原判法院。”
5月12日，我去了南京林学院，住进招待所。
老师们还来看我，请我吃饭。我把农场停职停薪的事情告诉他们，他们都认为是“天方夜谭”。一位老师说：“看来你只有回上海找出路了。”
汤老师带我去财务处领了二十五元补助费。
我又赶到上海法院，将农场方面的情况汇报给张继德、冯院长。
冯院长说：“好吧，你不要指望农场了，我们再开会研究。”
张继德讲：“你到农场开个证明，证明你在农场已没有工作了。我们法院再开个证明，一起报到市里去，证明你已四十岁了，尚未结婚，单身一人，上海家里有个老母亲，有精神病，没人照顾。这样还有希望得到市里的照顾，让你的户口报进来。”
我想，当年抓我时，公、检、法不是配合得很好吗？怎么到要落实政策时，就这里也是问题，那里也是问题了呢？公安局推说解决问题还要找劳改局，劳改局推说解决问题要找农场，各个部门都设关卡，皮球似的踢来踢去，看来，我只有自己救自己了。
1982年8月23日我又从农场回到上海，张继德将法院发给农场的公文交给我看：
鉴于孔祥骅同志平反回沪后一时不能找到工作，老母亲多病，经济比较困难，建议农场发给其1982年4月至10月份的半年工资，并给其一次性的经济补助。
9月3日，公安局给了我户口迁移证，张继德对我说：“你的户口总算解决了，但是我要和你讲清楚，我们只能解决你的户口，工作问题不要再来找我。”
1982年9月8日，我直奔白茅岭农场总场派出所凭户口迁移证迁移户口，派出所的人说：“前一段时间凭户口迁移证可迁户口，现在不行了。你就是拿到迁移证也不能迁户口，我们不看上海市公安局的户口迁移证，我们要看劳改局发的户口迁移证。” 冤假错案太多了，要回上海的人也太多了，户口可能要冻结！我想，政策一变，我就回不了家了。
我急急离开白茅岭派出所又登上总场开往上海的专线车。
我赶到上海，一下车就直奔提篮桥长阳路劳改局，劳改局回答：“我们不管此事。”
下午五点，我又匆匆赶到法院，找我的办案主管张继德。
我在上海市法院、劳改局与皖南白茅岭农场之间来回跑了两年的“马拉松”，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再也跑不动了，我绝望了，想着想着，就一头栽在法院接待处的硬板凳上，号啕大哭了起来。这时，冯院长来了，张继德也来了，许多干部都来了，他们把我团团围住。
他们惊讶地问：“你不是已经平反了吗？而且我们把平反证给你，户口迁移证也给你了呀。应该高兴呀，怎么回事啊？”
我说：“农场不让我迁。”
他们奇怪地说：“我们公安局发的户口迁移证连新疆、青海那里的人都能回来，给你迁移证就是给你一个名额。”
他们说：“不要激动，叫张继德去问问怎么回事，这事肯定会解决的。”
两位年轻的女法官眼睛也红了。这时，已经是中午，正是下班吃饭的时候，一位女法官帮我擦眼泪，还给我端上了一杯温开水。
我的耳边响起母亲的话：“没回上海时你改造，你平反后回上海，四十块钱我们两个人用，现在是我改造。”
我对法官们说：“我已几天没吃饭了，我实在想不通，农场在我平反后，不给我发工资，不给我办理户口迁移，我母亲给我的一点饭钱我买车票跑户口用掉了。我每天只有两毛钱吃阳春面。”
冯院长来了，他老人家是个好人，他温和地对我说：“我们不了解情况，不知道还要向劳改局发通知，你的承办人张继德同志为你的事把腿也跑断了。”
我焦虑烦躁，坐立不安，听说平反的人都就地安排，不能迁回老家，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天天在法院门口等。
一天，我从人群里看见张继德，他夹着公文包，一见到我，就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叠材料，从中抽出一式两份的公文，对我说：“孔祥骅，劳改局户口迁移证拿到了，我再次向你表示，你回上海后，我们是不包你的工作的！这要事先讲明白！免得你再找我！”
我终于拿到了劳改局的户口迁移证。
10月13日，我又回到农场。我到分场要补助，他们一口咬定什么也不给，最后只补助我二十元买车票回家。我实在无话可说。
一位总场公安局的警察，对我很友好，他开着摩托车，把我送到这里，送到那里，去跟我熟悉的人告别。我去看丁队长，他已被调到杨村当中队长了。
我又回到关押过我的杨村中队，这时的杨村中队与过去不同了，白茅岭农场像条带子，长长的，漫山遍野到处是果园，记得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在冰天雪地里，我在这里扛过箩筐，平整过土地，搬过石头，修过战备路，这些景象又浮现在我的脑海。
我去了六队。那里是一层层的梯田，我绕着六队的农田慢慢地兜了一圈，这里的梯田长满了庄稼，水库里是满满一泓碧水……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许多痛苦的回忆，我忘不了我们是怎么穿着短裤顶风冒雪干活的，我忘不了自己在白茅岭农场凌笪分场流的血和汗、挨的打和骂，忘不了在那极“左”年代，他们禁止我读书，在我的煤油灯里灌水，甚至砸碎我床前蚊帐外的煤油灯，忘不了那个在深夜把我们从梦中叫醒赶到工地上干活的面目酷似猫头鹰的队长！
在那绝望的年代，我依然坚持刻苦读书，睡在由猪棚改造的茅草土屋里，白天干十五个小时的农活，夜间还得抓阶级斗争，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无论严冬还是酷夏，只要叫休息，我就在田间的坟头或山涧的树下，掏出口袋里的书，用圆珠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圈点……
为了落实法院下达的对我给予经济补助的公文，我在农场继续到处奔走。
我去总场，向他们提出：“如今原犯罪行撤销了，我在农场戴的“帽子”从何谈起呢？自然，农场对我十多年来克扣工资的处理也是错的、不合法的，应该及时予以纠正。”
白茅岭农场办公室回答：“不行，如果你要补发工资，还得打报告继续申诉。只有劳改局撤销了1974年区分划类时对你的戴帽决定，你才能得到补发工资。”
白茅岭啊，白茅岭！连上海法院发给你的公文，你也拒不执行！我实在无话可说了！
我已无时间、精力与他们周旋，从1979年开始，为平反已耗费三年时间，日日夜夜来回于上海、安徽，我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我又回到凌笪分场管教科，一位张队长对我说：“我们给你二十元补助。”
我问：“怎么只补发二十元？”
他说：“这已经很照顾你了。”
二十年来二十元，一年一元。
这点钱，连我跑平反的车票钱还不够呢！
我只得含着眼泪两手空空地回到上海！
1982年10月18日上午，我买了车票，上了开往上海的车。
我打开窗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车子在黄土地上颠动着，车后扬起浓重的灰土，车上的玻璃窗在震响，白茅岭总场已经落在我的背后。
我回头看离我远去的白茅岭，看到山上有一只狼，这狼蹲在山上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当车子从大桥通过时，我的眼睛直盯着路旁高耸的黑色烟囱，那就是火葬场，这里曾经火化了多少死在农场里的劳改、劳教人员！
我看着窗外，心里想，一切都过去了，我抬头朝前看，车子已经到枫树岭了，有许多女人在地里干活，她们仍在那里继续接受改造，不知道要改造到哪一天？
我惴惴不安地把手放在胸前，隔着贴身的上衣摸一摸胸口贴心处的两张纸，这两张纸，一张是我的户口迁移证，一张是法院向我宣布平反的《判决书》，这两张纸正贴在我的心口，我的心被这两张纸贴得暖呼呼的。
我并不悲观，相信四十岁的我，靠自己的努力拼搏，一定能找出一条新的道路来，我的身体还好，精神还正常，这是值得高兴的。
我记得有部美国小说中说：“人生从四十开始。”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回到上海
10月18日下午，我坐直达车赶回上海，推开家门，母亲一见是我就问：“户口迁回来了没有？”我把户口迁移证交给她看，笑着说：“迁回了。”
我活过来了，走在人群中，我感到人家什么都有，而我一无所有，连吃饭问题也没解决！我每天靠母亲给我的四角钱，吃两碗阳春面度日，我背着草绿色的书包，里面装满我写的信。
我向法院寄信件，也给《人民日报》、人大常委，上海市委寄了信件，还给邓小平、胡耀邦、陈国栋等人寄了信件，同时也向《解放日报》《文汇报》，发出呼吁。
10月19日报进户口，我写了封信给朱先生，表达了要找工作，就是不给我工资，也可以。
见李俊民先生
十一月初，我又去复旦朱先生那里，他交给我一封信，叫我拿着去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长李俊民先生，信的内容如下：
俊民同志：
久未晤谈，甚念。
兹有一事奉凟者，有孔祥骅君，在动乱时期，曾以种种藉口下放安徽广德。其后虽调任教师，直至年前，方能回沪，户口问题，一时未能解决，最近落实政策，但工作尚难确定。负责当局，曾有“如能找到下落，即予开放绿灯”之说，但茫茫大海，如何捞针？孔君自称只求效力有路，能否发放工资，在所不计。在社会主义时代，当然无此一说，但其愿意工作，可以想见。
孔君成就，我略知一二，大约相当于文科大学学生，写作能力及文史知识不在一般水平之下。在古籍出版社对于人事安排，目前或难于作出决定，拟请在需要社外协助时，酌予照顾，俾得一成长之机会，日后如有需要，再就其工作能力及服务态度，决定能否正式录用。
如此则于国家培养人才之盛意，似亦有补。
冒昧进言，至祈曲谅，专此奉白，顺祝 健康！
包副社长及社中负责同志同此问候，恕不一一。
东润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李俊民是朱先生20年代在南通中学的学生，朱先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支持我，使我非常感动，我想这封信交给李先生我就看不到了，我到人民路照相馆，问是否能翻拍，他们说：“可以，要三块钱。”我咬紧牙关，从生活费中抽出钱把这封信拍下来。
我带着这封信去古籍出版社，出版社出来接待我的是魏同贤先生，他说：“李先生在家里。”他是李先生的助手，山东人，我告诉他我的情况、经历，他听后很同情，他说他会与李俊民先生联系。
他与李俊民先生通电话联系后，告诉我：“李先生叫你明天去，他住在吴兴路。”
第二天，我穿上自己唯一整齐的蓝色中山装，到了吴兴路。李先生家住底楼，家里布置整洁简朴，都是书，李先生让我坐在沙发上，他打开信，点了一根香烟，李先生看信时非常仔细，两眼凝视着信，一字一字地看，香烟几乎要烧到手，还不知道。
看完信后他问了我情况，又问起朱先生的身体，他说：“他现在每天还在工作吗？”我说：“我每次到他家里去时，他都在工作，伏在桌子上，正在写《杜甫叙论》，打算写《陈子龙传》。”
他说：“朱老师身体比我好，他现在还能工作，我就不行了，我1925年在南通中学读书时，是他的学生。我们古籍出版社也超编，办公室很小，办公桌都放不下，去年进来一批人，现在进人比较困难了，要进人光靠我们不行，还要问市人事局，你是否可搞些外包工作，放在家里做，以解燃眉之急。”
他在桌前坐下，拿起笔纸就写信，他将此信与朱先生的信一齐交给我叫我转交当时古籍出版社的副社长包敬第先生，我把这封信抄下来了：
敬第同志：
朱东润老师介绍孔祥骅先生来见我，谈到他本人的一些情况，我告诉他古籍现在进人很困难，但如朱老师所说，能否为古籍先做些社外辅助工作，请您和老戚考虑。孔先生的困难属实，如能予以援手，也是一件好事，望尽可能给予照顾。
朱老师来信转陈一阅。
专此，致以敬礼！
李俊民手上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八日
不久，古籍出版社校对科长交给我一些校对稿件，他对我说：“你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里，你已四十岁了，年龄不等人，明年我们又要调整机构了，你赶快抓紧时间找工作。”
我听了这些话很难过。自此之后，我每天晚上校对，白天继续跑有关部门。
《解放日报》发内参
为了求工作，我四处奔走，到市政府接待处上访，找《解放日报》等媒体反映……
1982年底，外滩市政府接待处门口挤满了人，这里有支内回来的，有平反后得不到政策落实的，有插队回沪得不到工作安排的，有摘了右派帽子要求安排工作的，几乎每天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
那天的外滩市政府，好像出了什么事，许多人围着，一个约四五十岁的人在讲话，他说：“同志们，落实政策要一步一步解决，不要讲我没办法，就是国栋同志也不可能给大家一下子解决。”
我感到他讲话口气与众不同，等他讲完后，我走上前去对他说：“你刚才讲的话给我许多鼓励，平反冤假错案，只有共产党能这样做，我也愿与国家共渡难关。我很想为四化建设出力，但我没有工作，你能找时间与我交谈一次吗？”
他说：“可以的。”
我说：“我这里有一封信给陈国栋书记，你能帮我转交吗？”
我的包里装满了许多写好的信，这些信内容一样，只是称呼不同，有的寄去，有的面呈，这些信发出去后，大都石沉大海，然而我还是不得不继续将信交给眼前遇到的这位干部。
我又挤进《解放日报》报社，门口也是人满为患，接待我的是一位女同志。她说：“你能不能写一个东西，明天交给我。”我回去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第二天一大早就交给她。12月1日，我收到了《解放日报》给我的回信：
孔祥骅同志：
来信收到，你反映一情况，我们已经在内部刊物上摘要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欢迎你经常来信来稿。
此致
《解放日报》群众工作部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一日
信中还附带了一份内刊中发表的文章校样给我：《一个被平反者的痛苦呼声与迫切愿望》。
内参是《解放日报》内部刊物，是给各区委书记、市政府领导看的，我想这对解决我的工作问题肯定有利。
我带着《解放日报》内参，又冲进《文汇报》报社接待室，我对记者说：“我要向你们作公开讲话。”我很激动，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话。
接待我的是张楚良先生，他听我说完后也很激动，我后来知道他是负责报头的美工部编辑，他说：“你与我年纪差不多，我对这件事非常感触，我们坚决支持你，一定帮你解决问题。你再写一份比《〈解放日报〉内参》更详细的东西，我们要为平反冤假错案鸣锣开道，你已承受了二十年的不公正，现在工作再不给你解决，社会对你太不公平了。”
他叫我写好材料后交给他，由他交给总编。我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市领导作批示
1982年12月8日，我去街道劳动介绍所，一位同志对我说：“市委领导对你的问题已作了批示，”他很平静地告诉我：“对你作批示的是哪位市领导，你就不要问了，批示上说，像这样的同志要安排工作，要专业对口。”
接着他又好心地对我说：“我们这里很难找到工作，你可以去找市人事局，向人事局反映，就说市领导有指示，请他们解决，我们这里无法给你一个正式编制，只能给你安排一点临时工工作，你不是小青年，不能耽误了。”
我兴奋地往家跑，心想：“我的运气来了，我的工作问题有希望了！”
古籍出版社给我的校对材料难度很高，其中有《楚辞》，有明清古文，我每次都认真校。朱先生还来信关照：“这是对你的考试，你万万不能错。”我把校对的稿件交给古籍出版社校对科长时，他把钱交给我说：“这三十元，是给你的报酬！你的问题必须要跑，要从根本上解决！”
我到《文汇报》报社打听，才知是市委副书记胡立教对我的上访信件作了批示。
屋外下大雪。一位五十多岁的干部顶风冒雪来我家找我。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市劳动局的。”从言谈举止中我看得出他是个负责人。
他劝我说：“你的材料已转到劳动局，有个工作你去不去？是到金星金笔厂做钢笔。”
我说：“我手脚很慢。”
他说：“有个工作就蛮好了，先弄个饭碗头。”
我很犹豫，我对他说：“过几天答复。”
南市区法院的一位法官对我说：“上海电视台缺一个开电梯的人，你去吗？”
母亲说：“现在找工作不容易，你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搞学问就不行了，你一定要到大学去，你要去找人事局。”
后来我才知道来访者是上海劳动局局长。
不久，市委书记的批示经市委组织部部长周克作批示又转到市人事局。
（待续）
来源：《老爸青春无歌》，宁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