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名为“春天”的季节，与视觉形成反差的是持续低温，一如这个被冠以“盛世”的时代。此时，这悖谬的国度又开启了一处感官盛宴——上海世博会。
世界博览会从1851年举办以来，尽管从展示国家实力、沟通商品贸易，逐渐扩大到科技、文化、艺术、思想的交流，以“理解、沟通、欢聚、合作”为理念，促进世界各文明的融合，但是树立国际形象、体现国家意志，始终是各国展馆的重要使命之一，其设计风格是最直接的象征。从纳粹德国、苏联帝国到今天的中共帝国，其世博会展馆形象无不体现出专制体制的特征。
人们至今对1937年巴黎世博会上苏德两国展馆的对峙记忆犹新。埃菲尔铁塔下的战神玛尔斯广场，在高大的建筑上，一边是象征苏维埃帝国的高举镰刀铁锤的男女青年雕像，豪气冲天；一边是象征德国纳粹的一只巨大的帝国之鹰雕塑，雄视八方。表面看，这两国帝国一个极左、一个极右，相互对立，实际上在专制独裁体制上是一丘之貉。一个以“国家”崛起为象征，一个以“民族”复兴为象征，这两个形象本质上是遥相呼应、殊途同归的，其写实的古典风格与大多数展馆开放自由的现代主义风格的装饰形成对比。
自古以来，建筑以其形象高大、固定持久的特点，早已超出其实用范围，成为人的意识的视觉外化，在社会秩序中，作为重要元素被纳入统治者的权力符号体系，无论东西方，古典建筑风格都体现出与之相应的有序、等级的美学原则。直至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建筑伴随民主化浪潮的出现，建筑设计摆脱了对权力的附庸，设计形式拥有了独立性，设计者的自主性得到发挥，风格多样，轻巧、透明、开放，带来多元、自由的想像空间。
当年苏德两个帝国不约而同地对具象的写实风格情有独钟，缘于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一是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通过巨大宏伟的设计，替代超越人类的上帝，来体现其威严神圣，使人产生敬畏、被征服之感，同时又在自我融入其中被消解后，在艺术欣赏的移情心理作用下，仿佛自己也跟着高大强壮起来，在“合群自大”的“政治正确”里找到安全和归属感。二是意识形态的统一要求在艺术设计中，具有明确的规定性，运用通俗的、民族风格的元素，清晰、形象地体现官方意识形态，能通俗易懂地阐释，为大众所理解，在统一、封闭的形式中避免产生开放性的联想歧义。希特勒在1937年7月18日的讲演中阐述纳粹党“德国艺术”方针时规定：“凡是不能被人了解、得用大量说明才能证明它们有权利存在、并且为那些欣赏那种愚蠢的或者自以为是的无聊货色的神经病者所接受的艺术作品，将不再能公然在德国民族之前陈列。”（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大家知道，希特勒年轻时曾热衷于绘画，还接触过建筑，这两个领域与其他艺术一样，都是人释放梦想的地方，随着希特勒登上权力宝座，他找到了实现梦想的舞台。当人们狂妄地企图把梦想完全搬到现实里，尤其是对社会进行乌托邦式的整体改造中，后果可想而知，历史一再证明：“企图缔造人间天堂的结果无一例外地构造了地狱，它导致了不宽容。”（[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
像所有怀着改天换地雄心的极权者一样，希特勒将所有资源纳入帝国体制，包括文化艺术。就像他在电影界找到了天才的女导演莱妮？瑞芬斯塔尔（她执导的纳粹上台后第一次党代会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和柏林奥运会纪录片《奥林匹亚》轰动世界影坛），他在建筑界发现了阿尔伯特？斯佩尔。就这样，希特勒出创意，斯佩尔将其变成蓝图，斯佩尔成了希特勒之手。希特勒在1937年纳粹党纪念日的讲话中这样说：“我们的敌人也许猜到，但我们的人民必须知道：我们的新建筑是为了巩固我们的新政权！”（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1929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世博会德国馆的设计是开放流动、轻巧透明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体现了当时魏玛共和国民主、开放的理念和政府形象。但在纳粹上台后，1937年巴黎世博会上德国馆的设计，德国国内的建筑风貌彻底转向古典主义，将纳粹的秃鹰标志作为国家展馆的造型，与所有当时德国的帝国建筑，还有后来停留在图纸上的“千年帝国”“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一样，都表现出宏伟、夸张、理性、稳定等风格，成为党国一体的极权意志威严神圣的象征，昭示着纳粹法西斯的一元化思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信仰”（斯佩尔宏伟的柏林规划只落实了一条作为礼仪空间的东西轴线，第三帝国便告失败。而极富讽剌意义的是，德国战败后，苏联在东柏林继续完成了工程，并将其命名为斯大林大道）。
与此同时，希特勒认为“一切现代艺术都是退化的和无聊的。”（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不符合“民族复兴”的统一思想，他解散了领军现代主义的鲍豪斯建筑学派组织，对现代艺术作品不是禁止就是销毁。
如果说当年巴黎世博会德国馆的帝国之鹰形象，是代表右翼的纳粹“超人”、“精英”统治理念的象征，那么苏联馆的工农形象，恰是代表极左的斯大林专制以民粹主义名义奴役人民的象征。
在布尔什维克夺权后的一个时期，当权者还无暇顾及文艺，挟大变革的风暴，苏联艺术家在短暂的空隙，进行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艺术探索，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但是像所有的暴力革命一样，当体制稳固下来，夺取权力宝座的当权者就趋于保守，其造反、革命的精神和历史就被送进博物馆成为摆设，除了加以篡改、加工、利用，为现实权力提供合法性装饰，不允许别人加以仿效。在社会各领域，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教育，取代自由、竞争、探索、批判精神的是对现实大一统体制的服从、拥戴。1932年4月2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文件，明令解散各种文艺社团，号召所有“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纲领、并乐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艺术家们联合起来”，组成统一的官方创作协会，以实现“多产性、创新性、正确性”。在建筑界，1932年7月，所有独立的建筑师组织都被禁止。1933年，官方性质的“苏维埃建筑学会”成立，这标志着斯大林建筑时代的开始。正如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各种艺术形式一样，建筑艺术风格呈现了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旨在“赞美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秩序”。这些建筑气势磅礴，高耸雄伟，布局对称，装饰富丽堂皇，以显示革命激情与荣耀。其影响遍及东欧各国，直至中国、朝鲜等共产国家。比这些权力不受约束的专制国家走得更远的是无视传统的极端现代主义设计，这类设计的代表是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和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国首都。前者的总设计师奥斯卡？尼迈耶显然与希特勒、斯大林具有类似的乌托邦思维（他是巴西的老共产党员，曾经因为左翼情怀获得过苏联的斯大林和平奖，和古巴共产党领袖卡斯特罗有着漫长友谊，并与委内瑞拉左翼总统查韦斯亦有深交）。
1937年巴黎世博会，正是斯大林登上权力顶峰，开始进行大清洗的时候，苏俄大地又一次被死亡和恐怖笼罩。此时苏联展馆上的雕塑，看似是人民的形象，实质上那是被置换了灵魂的玩偶，那高、大、全的标准化造型，格式化的表情，夸张而做作，毫无个性，是徒具人民形象的专制者意志的象征符号，国家的面具。它被官方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苏维埃时代的理想与象征”。由于它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加上视觉的新鲜感，更增加了其欺骗性，使同样充满浪漫激情的法国人产生了共鸣，为之赞叹，甚至巴黎市民曾联名请愿，希望将该雕塑永久留在法国。这实在是在不同环境下、不了解真相的误读。经过修复，2009年12月14日，这个雕像又矗立在莫斯科全俄展览中心，折射出目前俄罗斯民众寄希望于威权、重塑大国形象的心态。俄联邦文化部部长阿夫捷耶夫对记者说：“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世人瞩目的大事。这座独一无二的雕塑作品是国家意志和发展的象征。”而最能体现对该雕像深刻解读的是揭露斯大林暴行的拉脱维亚纪录片《苏联故事》（2008年），它把这个曾作为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厂标的形象用在了电影海报上，这座雕像耸立在如山的死尸上。这是共产专制乌托邦的悲剧写照，令人震撼。
历史惊人的相似。当年巴黎世博会开幕之际，世界在经济大萧条挣扎，唯独苏联和刚通过举办奥运会秀了一把的德国快速“崛起”，令各国瞠目，一度欺骗了世人。“30年代真正使德国人感到震动的事情是，希特勒在人民就业、造成繁荣、恢复德国军事力量、外交政策方面节节胜利这些辉煌成就。”（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导致一些民主国家对纳粹德国绥靖、怂恿、退让。与73年前的相似，当下的世界又陷入金融危机，而中共“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专制体制，却造就出炫目的泡沫，令不明真相的中外人等陶醉、羡慕，八方淘金者趋之若鹜。继京奥之后，世博会如今在唯一最大的共产帝国开幕，具有复杂的意味。一方面这无疑给官方形象又刷了一道油彩，给党国统治的“和谐”增添一笔支撑的财力；另一方面，善良的人们希望借助世博会能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开放和改革。
今日中国的现实与当年巴黎世博会的苏德既相似又有异。当年称霸一时的纳粹帝国和苏联帝国早已灰飞烟灭，中共帝国如今处在社会转型的后极权时代（或曰次法西斯时代）。其特征是，与当年苏德同样坚持一党专制的体制，但由于意识形态的破产，无法理直气壮地打出旗号宣扬，于是以民族主义加以包装，自封为全民族的代表，以蛊惑国人，欺骗世界。这也集中体现在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上。
表面上这届世博会中国馆与当年苏德展馆设计相比，“中华之冠”造型的政治内涵不那么露骨，但中国元素尽管用现代风格加以表现，依然让我第一眼就联想到象征权力的皇帝桂冠，君临天下的踞傲，四平八稳的中庸，散发着腐朽的气息。与那些官方歌手以伪民歌曲调传递党文化的主旋律一样，“中华之冠”伪民族的造型和那抹“中国红”，把中共唯我独尊、顽固保守的特征包装得可谓含蓄而唯美。但是这种民族主义是在权力操控下张扬的，是御用的。“当外部危机基本消失的和平时代来临，特别是在后殖民后冷战的和平环境下，当国际大势的走向以自由民主为主导潮流之时，民族主义的鼓噪往往要走向反面。特别是独裁政权煽动的民族主义，甚至连‘双刃剑’都不是，而只是单刃毒剑——恶棍的最后避难所。独裁民族主义是政客们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也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坠入蒙昧深渊的标志。”（刘晓波《单刃毒剑——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批判》2004年）
这种精细的、专业化的欺骗往往难以抵挡。如同《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作者威廉？夏伊勒当年在纳粹德国的经历：“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虽然我不像大多数德国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国报纸，特别是出版后第二天就到达的伦敦、巴黎和苏黎世的报纸，我经常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和其他外国广播，但是由于职务关系，我每天必须花许多小时浏览德国报刊，收听德国广播，同纳粹官员们谈话，到党的集会上去旁听。我惊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惊地发现，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极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么困难，在一个德国家庭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一家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里听到最蛮横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是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的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荒唐意见。有时候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样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一种极为怀疑的眼色，一种默然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读了上帝一样，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认为凡事就是像希特勒和戈培尔悍然不顾事实地所说的那样。”他的话仿佛在描述今天的中国。
用现代风格把邪恶的形象包装得如此光鲜，造型设计如此，现实同样如此。当官方机构称上海市民“超八成支持世博建设”（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9年上海市民民生调查》），而同样重要的“少数人”的声音和事实被“和谐”掉了。官方如临大敌，在北京及上海周边各省动用大量军警森严戒备。在上海严控刀具、鼠药，个人购买要实名登记。禁止新疆人、西藏人留住上海。那些维权人士和因世博会被强拆住所而流离失所的访民，遭到打压而且被限制自由，有访民还被绑架劳教。有的访民只得去香港、巴黎等地喊冤抗议，甚至不得不远赴美国，找联合国申诉。正如上海市民张文对境外媒体所言：“说明这个国家社会矛盾很尖锐了。这从一系列的政策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样的，共产党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都很清楚了。”“上海现在是让人越来越活不下去，从衣食住行到吃喝嫖赌全是中国最贵，上海不欢迎外地人，也不欢迎上海人，上海只欢迎一种人，就是有钞票的人……上海不欢迎你，世博会实在是了不起，全世界有钱人来相聚……”这首反映上海市民心声的歌曲《上海不欢迎你》的主唱，因公开演唱这首“不和谐”歌曲，被国保部门和文化管理部门约谈“喝茶”。与北京奥运会一样，上海世博会也成了“扰民会”。有香港媒体直接了当地质问当局：“准放屁吗？”在这方面，中共表面上连当年的希特勒都不如：“1936年8月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使纳粹党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让全世界对第三帝国的成就留下印象，而且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Juden unerwunscht’（‘犹太人恕不招待’）的牌子悄悄地从店铺、旅馆、啤酒馆和公共游宴场所取了下来，对犹太人和两个基督教会的迫害也暂时停止了，全国都装出最规矩的态度。以前任何运动会都没有过那么出色的组织工作，也没有过那么不惜工本的款待。……客人们，特别是从英国和美国来的那些客人们，对所看到的情况印象非常深刻：这显然是在希特勒领导下团结一致的一个快乐、健康和友善的民族。他们说，这跟他们在报上读到柏林电讯时所得到的印象截然不同。”（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这一切，对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和官方的“迎世博、讲文明、树新风”活动，无疑是莫大的讽刺。放眼神州大地的城市，权力与金钱合谋，在制造一幕幕强拆悲剧，并毁坏历史遗迹的同时，无不重演着发达国家早已抛弃的“城市化妆”运动（俞孔坚吉庆萍《国际城市美化运动之于中国的教训》《中国园林》2000年1、2期），从威海市政府大楼到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区政府“白宫”办公楼，无数“行政景观”、“权力景观”（陈丹青语）留下了这个时代荒谬可耻的形象。
中共帝国将百年前清王朝的“中体西用”发扬光大，集东西方专制精华，配以现代科技装备，用东方博大精深、善于变通的厚黑智慧加以创新，中国特色的“美丽新世界”、“动物庄园”（反乌托邦小说名著：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堪称举世无双、战无不胜。
官方媒体曾报道，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征询“放什么展品进去。该怎样去选择中华智慧呢？该如何去展示中国呢？中国馆的展示中有哪些中国元素是不可或缺的呢？”被一些普通市民们推举的有：龙、中国结、五行、大熊猫等，我觉得他们忘了最具“中国特色”本质的东西，最应该摆进世博会中国馆，向世界推广的中华文明“新成果”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
我注意到，在官方的6集世博会专题片《百年世博梦》中，引用了晚清名士陆士谔恰在整整一百年前写就的小说《新中国》中对在中国举办世博会的预言，但只是摘取对未来中国物质发达方面的描述文字，却对作者关于中国人民行使投票权选举议会、国家实现宪政民主的论述避而不谈，而这正是国人未实现的最渴望的梦想，是强国之本。“为了盛世，可以用强力，把法律放在一边，到底是怎样的盛世呢？”“剩下没有自由的幸福，世界是否可以自然持续？”“我们判断一个社会好不好，不是用效率，而是其他的价值判断。”（陈冠中、周保松谈《盛世：中国2013》）没有自由，盛世只是“安逸和快乐”“猪栏的理想”（爱因斯坦语）。
1937年巴黎世博会后不久，世界就陷入二战的灾难之中，两个极权帝国也先后倾覆。过去靠不断运动，现在靠不断折腾，一直把国人忽悠成“类人孩”的中共帝国，在后世博时代，还要如何“变脸”、走向何方呢？
2010年4月29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民主中国】2010.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