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48)
俄国各界的反思(48)
俄罗斯一些学者对苏联解体的反思最后一种观点是:
12.苏联解体是破坏性的，其形式带有历史偶然性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安全中心主任、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阿.阿尔巴托夫在《苏联解体是必然的》一文中，不同意那种认为苏联解体并不是必然的观点。在他看来，“苏联消失是必然的。其解体虽说是破坏性的，但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他对苏联的解体“感到遗憾”。他写道: “如果说苏联解体是必然的，那么它的形式则完全带有历史偶然性。如果当时不是戈尔巴乔夫，解体可能会采取别的形式。如果戈尔巴乔夫提前十年就当政，苏联停止存在很可能不是在1991年，而是在80年代初，损失可能会小一些。” “我对别洛韦日协定十分不满。它造成了极坏的后果。正是由于它，一个国家被消灭了，却没有意识到为此需要解决多少问题。废除一个帝国，对它加以改组，完全不应该这么办。”
苏联既然是帝国，和平消亡有什么不好？“完全不应该这么办。”那应该怎么办？戈尔巴乔夫以一己之力使苏联停止存在，固然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但反过来说，使他具备消亡一个大国的能力难道不正是这个国家体制的特征吗。美国有哪个总统能具备这种能力？把一个国家的兴亡维系于一个最高统治者身上，正是极权专制帝国的典型特征。宪政民主国家不可能出现“亡国之君”的奥秘在于它永远不会有“贤明天子”。西方民主国家的繁荣富强是哪个“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所致？既不见核心人物出来认账，也不见广大民众出来买账。两种社会的两种现象，哪个正常哪个不正常，大家心知肚明。
原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格.阿尔巴托夫在他的回忆录《苏联政治内幕: 知情者的见证》中不无警醒地写道:
苏联人民给社会主义的祭坛提供了那么多的牺牲品，却得到了如此少的社会主义成果，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更糟糕的是，我们还把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本身给败坏了。但是我们的失败却帮助其他国家使它们的社会变得更像样，有的国家则变得相当繁荣。罗斯福的新政是最明显的例子。它从社会主义思想中借取了某些东西，有些甚至取自苏联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大规模的社会计划和经济计划的先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和臆想中的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甚至使反对罗斯福总统的保守派也愿意接受(来自上面的)自由改革，以避免一场(来自下面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迫使了罗斯福(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去保存资本主义。使它变成了新资本主义，具有人道的面孔，一种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反对的那个社会很不同的资本主义。
“万恶的资本主义”之所以垂而不死，浴火重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能从布尔什维克“不像样”的作为中吸取教训，照镜子，洗洗澡，“变得更像样”了。而红色帝国却妄自尊大、一意孤行、恣意妄为，结果，“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
一些俄罗斯学者在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分析后，又得出了如下经验教训:
三、苏联剧变的教训
学者米.德利亚金认为，苏联解体对俄罗斯和整个苏联来说是“一场民族灾难”。 “从1992年到1994年三年间，生产下降了二分之一，投资减少了四分之三，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十年衰退使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减少了十分之九。无可挽回地丧失高科技生产以及一系列科学流派使俄罗斯无法参与世界性竞争，使我们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境地。”
斯拉文认为，从苏联社会主义的覆灭中可以得出以下教训: “首先必须保护革命成果；建立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效的经济；靠公正有效的社会政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广泛实行民主，防止国家官僚化；执政党与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保持密切联系；创造性地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立足自身力量，实行对外开放；坚持国际主义。”
布坚科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挫折使“社会主义世界”的社会政治力量面临一种抉择: 是前进还是后退？如果后退，那么退到什么地步？目前在前“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已出现三种选择: 一种是继续沿着行政命令的、实质上是非市场经济的道路走。这种选择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另一种选择不单是走向市场，而且走向市场最发达的形式——资本主义。俄罗斯也作了这样的选择。这种选择是一种明显的倒退。还有一种选择是主张实行市场社会主义，如中国和越南，靠市场社会主义把国家带回市场经济，同时排除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危险。”
布坚科教授对中国走市场经济的认识还不如中国的一位老农: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但他认为行政命令式的社会主义必然失败，这个判断已为前苏联社会主义的终结而证实。那么，俄国人为什么选择走回头路呢？这得从布尔什维克当初所走的革命之路说起。《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对布尔什维克统治的肇始这样叙述:
从开始起，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就采取了一种严厉而专制的形式。理论上，政治权力是由苏维埃掌握的，它拥有群众选举制度的形式。可是事实上所有的权力都操纵在CP之手。苏维埃成了CP领导层制定政策的橡皮图章。CP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也把自己看成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但不久就开始排斥政治异己。开始时其他左翼党派还允许存在，但几年之后也被取缔了。1921年，一度在CP领导层内展开的生动而公开的讨论被禁止，党内政治派别被取缔。
为什么新的苏维埃国家采取了这样一种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愿望相反的专制形式？抱同情态度的人们开始时认为，要赢得残酷的内战，革命的专制路线在短期内是必需的。可是，在红军获得胜利，扫除了旧政权复辟的直接威胁之后，布尔什维克并没有走向民主。
有人认为，俄国上千年的独裁政治，加上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民主传统，解释了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会在俄国采取专制的统治形式。虽然这也许是一个因素，但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传统不会永远延续。在过去几个世纪都是专制的许多社会里，也产生了持久的民主制度，这就证明了长期的专制传统有可能从根本上被打破。当代德国、西班牙和希腊的民主都是在这方面存在打破历史先例的典型。
看一看在1917年的俄国以工人阶级的名义迅雷不及掩耳地夺取了政权的列宁式政党，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上述问题的部分解释。在领导一支武装对付一个高压的但政治上又软弱的政权时，建立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政党是十分有用的——正如后来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南斯拉夫和越南的胜利所证明的那样。虽然这些政党依此有效地发动了工人群众，有时也包括农民群众去反抗当权者，但它并不利于在推翻旧政权之后建设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布尔什维克，以及随后各国的CP，在为政权而战期间不得不密切注意其群众的基本要求和愿望。可是一旦稳定地掌握政权，民主集中制的政党和它准军事的组织，就倾向于在新国家中产生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结构。政策由上层领导制定，普通成员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原则从执政党中逐渐扩展到整个社会。
俄国内战结束之后，许多CP领导人包括列宁在内，在许多场合都曾抱怨过他们创建的国家发生了越来越多的专制行为。也许，向专制主义发展的无情趋势，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之后发现自己所处的令人难堪的社会孤立状态的结果。在农村，布尔什维克还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而那里是绝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地区。内战留给新政权的，是比1917年还低的支持率。它的城市工人阶级基础也已大部分消失。许多献身于社会主义的工人参加了血腥的内战并牺牲了生命，而其他的人则在内战期间或之后迁居到农村，以逃避俄国工厂近乎全部倒闭的厄运。留在工厂里的其他工人，也在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里担任了一定的职位。大多数农民虽然乐意摆脱以前的地主的控制，但他们发现自己与以城市为基地的布尔什维克缺乏紧密的联系。
在找不到任何社会基础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面临着如何统治广大农村，并建立起他们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新制度的问题。对这一问题，他们用政党代替社会基础的办法来解决。他们借助纪律严明的、民主集中制的政党这个工具，来使国家工业化，从而发展起一批工人阶级，使党名符其实。
俄国共产主义者的专制统治，分化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有的欧洲社会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反对新的苏维埃政权，拒绝和它有任何接触。那些认为布尔什维克对民主的破坏是迫不得已的社会主义者，组成了新的党派，人们往往称之为“CP”。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化为批评莫斯科的“社会党”和支持莫斯科的“CP”两派，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
社会党是老牌社会主义政党，最早的社会党是1869年8月7日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随后，欧美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广泛建立起来。在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的积极活动下，于1889年7月14日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这一组织被人们称为第二国际。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国际分裂成左、中、右三派。1919年3月，列宁领导左派在莫斯科成立第三国际。1923年右派和中派在德国汉堡成立新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43年斯大林解散第三国际。二战后第二国际得以蓬勃发展，并于1951年宣告社会党国际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基本纲领，提出了一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改良主义纲领，系统地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理论。
自1950年代初至今，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分道扬镳，各行其是70年，孰胜孰败，早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时已见端倪。最终胜负，我以为最多再等30年吧！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布兹加林在《社会主义: 危机的教训》一文中指出，可以从社会主义的危机中得出六个教训: 第一个教训: 世界正经受“社会主义”的全球性危机；第二个教训: 20世纪是社会主义的各种变异的萌芽时代；第三个教训: 替代变异“社会主义”的将是“消除”了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第四个教训: 克服社会主义的危机有赖于发展左翼运动的新社会基础；第五个教训: 社会主义是从异化时代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非线性过程；第六个教训: 走向共产主义的运动是把社会的革命性改造和进化性改造结合在一起的过程。
布兹加林在阐述这些教训时强调，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运动和文化价值，它进步的条件是必须辩证地对过去的经验进行批判。必须批判地革新社会主义理论。左翼运动要为消除一切形式的异化而斗争。在经济领域，既反对私有化，也反对官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反对剥削，促进对全部经济生活的民主控制和计划管理。在政治领域，要坚决彻底地为民主而斗争，促进一切形式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努力实现全体民众的自由联合。在社会领域，反对极权官僚主义制度下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也反对基于市场经济的消费社会的商品拜物教。要促进人的社会创造性能力的积累和建设性利用。
布兹加林教授既反右又反左，持中派立场，实际上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观念。这集中表现为: 在经济领域主张经济多元化和经济权利的分散化；在政治领域主张政治多元化，强调用民主的方法建立一个新社会，保障公民享有政治权利；在社会领域，认为政府应在社会福利方面有所作为，并实行收入和财产的公平分配。以此“促进人的社会创造性能力的积累和建设性利用”。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瓦.梅德维杰夫(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出，社会主义必须解决革新的双重任务，否则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什么前途: “一方面是消除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及其缺点，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歪曲和背离。社会主义理论应当摆脱单维性和不容反驳的态度，不要妄想拥有绝对真理，不应有排他性而要排除一切使之成为某种形式的宗教教义的东西。另一方面，更为复杂、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更新，使之同现实结合起来并为未来作出筹划。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对目前社会中的变动和文明性质的转变所产生的问题作出回答，那么社会主义就没有前途。至少在目前，在我们现在所处的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性的重新思考的水平上，社会主义不应是一种最终完成的硬性的结构，其中所有的组成部分都具有单一的社会主义本性。”
梅德维杰夫认为，“社会主义既是现实的趋势，是在全世界都在进行的社会生活的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保障劳动者得到社会保障，对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进行管理的现实的社会机制”。他表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需要自我批评。但他也反对完全摒弃社会主义。他说: “据我看，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必须作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必须作深刻的、根本性的、不妥协的，同时又是客观的和建设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不仅要针对它的某些具体结论，而且也要针对更为广泛的、根本性的基础，包括方法论。”
对于以上俄罗斯学者对苏联解体的“马后炮”反思论述，我还是用《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最后一小节关于“苏联的教训”中的文字来论证，因为我认为他们在思想观念上是一致的。
苏联体制有三个主要的相互关联的缺陷: 第一，与成为一个工人国家的要求相反，苏联是由一个特权精英阶层来统治的；第二，通过精英统治的国家是一个专制国家，否定公民权和人们的自由；第三，政治和经济机构都是中央集权化的，等级森严，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是由处于中心的少数高官作出的，而其他的人只是简单地执行他们的命令。
苏联经济一些为时甚久的问题大部分是由于苏联体制的这些特征所造成的。在一个人口超过二亿人的国家中，经济决策集中在这一体制的核心，使得这一体制失去了弹性和效率，导致资源运用的浪费。企业忽视消费者的需要和愿望，因为消费者在这种体制中没有权力，企业经理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取悦这一等级制度中的上级。工作激励有限，因为在一个等级制结构的生产体制中，工人既不用担心失业，也感受不到利害关系。抛开来自上层领导对加快技术改革的要求不说，由这样一种体制所滋养出来的谨慎和守旧性产生了对这一体制漠不关心的风气。环境恶化的可怕记录是人们权力被剥夺的更严重的后果之一，人们没有办法敦促领导者考虑环境的影响。总的来说，苏联体制缺少这样一种机构，让人们以消费者、生产者和社会成员的角色来参与有关生产和分配的决策。苏联体制具有经济计划的形式，但是它缺少关键的实质性的东西。
不管这些缺陷如何，我们却看到苏联经济努力做到了持续几十年的快速增长。但在其最后15年，这一体制在经济发展上严重退化。这一退化最重要的原因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效率的下降和以工作等级制度为特征的体制。
苏联体制走向了终结，并不是因为经济停止了运行，而是因为一种政治联盟的兴起，它致力于用资本主义代替它。上面提到的苏联体制的三个特征——由少数精英统治、专制国家和集权化、等级制——最终导致“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兴起和成功。党国精英们得出结论: 资本主义将为他们带来更大、更安全的个人特权。他们于是着手废除这一体制。这一体制具有压迫性，许多公民转而反对它，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遭受国家社会主义的压制最严重。知识分子在用资本主义取代苏联体制的事业中，成了党国精英最为宝贵的同盟军。苏联体制集权化的、等级制的特性使普通公民非政治化了，也使他们变得消极了，要不是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响应民主社会主义的号召，让亲资本主义联盟最终作无效的反抗。
从我们以上所确认的苏联体制的三个主要缺陷中可以得出三个主要的教训: 第一，一个必须可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一个民主的政体，尊重个人的公民自由；第二，集权化和等级制必须由可供选择的体制所替代；第三，社会主义必须拥有预防特权和统治精英滋生的体制。
对社会主义必须是一个民主的制度这一要求不能有任何疑义，如果人民不是国家的主宰，对他们来说成为经济上的主宰就是不可能的，就像社会主义所要求的那样。……
把国家社会主义的消亡理解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挑战的失败是草率的。苏联体制只是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平等的、合作的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首次尝试。这样一个首次尝试，是在不尽如人意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在取得了一些成就也产生了许多缺陷之后，它最终走向了灭亡，这并不令人吃惊。失败的是扭曲的社会主义观念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毕竟，资本主义首次在14世纪的意大利几个北部城邦出现的时候，也被证明是早产的。资本主义首次出现但当时未能生存下来，只是几个世纪之后，这一新制度才在欧洲其他地方坚定地确立下来。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及其破灭的最重要的教训是: 我们不是处在社会主义挑战资本主义的终点，而是处在这一挑战的开端。
我认为，从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最有可能全面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只能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不会是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大量的事实证明“科学社会主义”并不“科学”，也不“优越”，所以它必然在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
让我们以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吧。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