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控——华阳河农场(上)

出狱后,稍事梳理,像个人样子,回了一次家,先去芜湖,再去老家。乔大伯、大妈在凤凰颈下坝,妈妈、五姐在襄安,都见了面。二外甥小明出生不久,睡在摇篮里,大头大脑,很可爱。除了五姐、显邦兄外,人们都不知道我刚从牢里放出来,看到我非常高兴,显硕、显铎是不是见到了,没有印象。

在芜湖美隆面粉厂与显邦兄见面情况大不一样,他表情复杂,高兴、伤心、为难,说:不能接待我,要我必需先到单位领导那里把坐牢的事说清楚,我心往下一沉,遍身发冷,像赤身裸体掉到冰窖里一样,第一念头是转身就走永不再来,脱离兄弟关系。但我此时已不是单纯的愣头青了,从上年五月经徽州调到合肥,在芜湖一见,别后不过一年多,这一年见识可谓一天等于二十年,反胡风批斗、肃反逮捕,先后一年多牢狱之灾,一块石头也会发生变化。虽无罪释放,骨肉弟兄也不敢相认,这怪谁呀!怨得了哥哥吗?他为人敦诚仁厚,有口皆碑,他愿意这样吗?

我忍辱接受了条件,先到他单位领导那里谈了从反胡风到肃反中挨斗、坐牢、无罪释放的简略过程,领导态度很好,当我面先把哥哥表扬一番,说他思想进步,各方面表现好,我要向他学习。过场后回到哥哥办公室里,看见墙上贴着黑森森的标语: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坦白从宽,抗矩从严。

难道哥哥是吃五人小组这行饭的吗?这太可怕了,心里说不出滋味,不由想起自己在林业厅同样的标语下接受审查、批斗时被侮辱被损害的心情,弟弟被整,哥哥整人,扯平了,不!扯不平。我厌恶吃这行饭的人,血腥,缺德,但这又是他自己能选择的吗?

想起一部外国电影,好像是东欧某国产,片名记不得了:秘密警察在残酷刑讯犯人,老爸老妈高兴去看儿子上班情况,看到的正是儿子双手掐住犯人脖子使劲往墙上碰,犯人口吐鲜血……老爸当场从身上把儿子送的衣服脱下来扔在地上,轻篾愤然说:脏!脏!拉着老伴回身就走。

出狱不久、正放映日本影片《黑孩子》,内容是二战后美国在日本驻军中黑人和日本女人所生私生子遭社会畸视的故事,片头茫茫宇宙中地球在缓缓转动,沉重的画外音:要爱一切孩子,哪怕是私生子还是黑孩子,也不应该畸视,因为他们都是人的孩子,自然的孩子……。我流泪了,我刚从监狱出来,我不也是孩子吗,社会爱我吗?

1956年国庆后几日,我由林业厅调农业厅,实现多年一直盼望的下农村、搞农业的愿望,农业厅人事处一位大胖子青年女干部接待我,调我去皖、鄂、赣三省交界的省属华阳河农场,有人告诉我,此人叫李小坦,烈士后代,使我对她产生一种悲壮的尊敬,后来她得知父亲不是死于对敌斗争,而是被自己同志杀了,她愤然说:早知如此,不应该要这个光荣称号。

华阳河农场当时大名鼎鼎,为省内第一大农场,机械化程度高,位于安徽宿松县长江北岸的湖泊群(泊湖、大官湖、龙湖、感湖、黄湖)之南,面江背湖,为古雷池故址。原江、湖一水相连,涨落相随,1954年在望江县华阳镇建闸,控制江水入湖,把沿湖数十万亩湖滩建成农场,计八个垦区,三个在湖北境内,叫龙感湖农场;五个在安徽境内,叫华阳河农场,下设五个分场,地理上并没有叫华阳河的地方,总场设在宿松县复兴镇。

离开合肥这个伤心之地当然很高兴,途中给宣五爷写诗:一别庐州喜欲狂,只身西去向华阳。……

那时大轮票很难买,我又很自律,为了按时报到,竟坐了四天小轮,第一天到大通,第二天到安庆,第三天到彭泽,第四天才到复兴,到农场报到时腰里只剩下二毛七分钱。

在大通一盘虾仁四毛,不吃饭全吃虾仁也饱了,按价格比,五十年后我工资还抵不到那时多。

第三天船经过马当到彭泽,看到心仪已久的小孤山:水晶盘里一青螺,美得惊人。

后来证实,我调华阳河不是像官方宣布的“无罪”,而是属内控下放的反动分子,从一个屠场赶到另一个屠场,为什么当面是无罪释放,陪礼道歉,补发工资,背地里却另搞一手?这恐怕只有我党知道,即所谓政策和策略,完全证实了铁窗难友新四军徐曼所言,整第一次顺理成章就会有第二次、三次。华阳河农场见到我这个宝贝一定很高兴:年青能干的专业干部自不必说,还白送来一个下次搞运动的活材料。

江至浔阳九派分。想像得出古雷池的气派与浩渺,从安徽宿松、望江的长江北岸丘陵到江西湖口、彭泽的南岸群山,不下百里,这一带当年就是“江流九派”的广阔水域,亦称雷池。如今虽江湖分流,田畴广袤,但地貌依然,沃原千里,风多风大。

每年二、三月间常刮起八级以上北风。屋上瓦片吹飞,门窗吹落,商店关门,学校停课;篮球架刮起挂在树上来回晃悠;小船从堤外刮到堤内,穿墙入室,进入房舍;更有甚者,北边湖水刮干,湧到到南边,露出半边湖底,初来之人不知利害,下湖逮鱼,风小时湖水迅速返回,来不及逃上岸,有人因此丢掉性命。

家乡把游泳称玩水,在华阳河我常玩风,大风中把嘴闭紧,嘴角留个綘,迎风可发出类似笛声,随着嘴角变化还能控制“笛”音高低。

一马平川的湖滩沼泽地易引发雷灾,雷雨后地里常出现一块块园形被雷电灼焦的荘稼。遭雷击死亡的人时有发生。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夏日,五分场九连一个合肥下放知青在棉田里遭雷击身亡,地里人很多,只有他个子最高,又肩扛鋤头,也有人说他身上挂了一把钥匙,成为雷电导体。当时我离他倒斃处不到五十米,闻到一股刺鼻的琉璜气味。

刚建场,湖草芦苇丛生,日夜烧荒开垦,帐棚搭在千年湖滩上,地面又湿又软,床腿、椅腿负重后渐渐变矮,深陷到地下去了;冬季结冰,又在地上冻死了搬不动。

附近有个小村叫张家月,鸡蛋一元钱三十多个,还有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操刀杀猪为业,引人议论:谁敢娶她。

四周一片荒凉,入夜唯闻风声、草声,獐兔哀鸣,火光闪烁,残月高悬,心里不免冒出几句尿屎屁:

獐兔逃生无处容,烧荒烈火夜熊熊。
夜深唯有张家月,照见湖滩一帐棚。

这几句不起眼的诗,反右时被定为反动言论:污蔑社会主义建设。

一群快乐的年青人在荒湖边勤奋工作,农技干部中除我外,还有同学李栋臣,浙农的谢曼龄、郭大川夫妇,安农唐宣希。农机干部有马可、谢佑文,部队转业的,一个精通油路,一个精通电路。业务总头头是李德颂,浙大毕业,虽年届五旬,比年青人还能吃苦,脚穿一双翻毛皮鞋,整天在荒野里奔走,一从地里回来手里就捧一本大部头原文书阅读。

冬天我与谢佑文在小孤山下开荒,几乎每夜都有斯大林80号拖拉机开到门前,要求解决难题或排除故障,很难睡过一夜整觉,一次谢佑文提着马灯清洗离合器,不幸着火,脸上所有的毛发烧尽,成了光葫芦,平时看不起眼的头发、眉毛、胡子,一旦完全没了,那样子…真不像人样子。

拖拉机五花八门,苏联的C8O,西德的K55,东德的KS07,罗马尼亚的DT35,捷克的热特,就是没有中国产的。

拖拉机手大部从海南橡胶农场调来的,我第一个拖拉机师傅姓张,淮北人,坦克兵转业的,也当过骑兵,他说骑马比开坦克难,在马上挥舞马刀更难,他不止一次在激烈骑兵战斗中把自己战马脖子砍伤了。他讲的战争故事太血腥,怕听,又想听,说与敌人肉搏时手指插入对方眼眶里抠眼珠时感到烫手,这点我不太相信,人体是恒温,怎么会烫手,他却这么说,是否与肉搏中双方在心理、生理上瞬间剧烈的变化有关,不得而知。他原是国军,俘虏后成为共军,也不回避他在国军中杀共军的故事,一次在与共军肉搏中,他占了上风,说共军基本工不如他,当他的刺刀插进对方胸膛时,对方的脸瞬间扭曲得不像人脸,两只眼珠忽地掉了出来。如此国、共不分的介绍战斗故事,不可能没有后果。他不是干部,贫下中农出身,无文化,没有反党言论,按政策右派划不上,反右时给他一顶坏分子帽子,开除回家。

我第一次学抪小麦,学开的是轮胎拖拉机,捷克的“热特”,又称小乖乖,我看它样子小,可能比较听话好使,谁知第一次上机就出了洋相。起步后走不远,负荷越来越大,和老牛一样,光喘气迈不动步,很快引擎声也慢下来,我一再加大油门,都不见效。师付气喘喘从后面赶来,一边喊:踩离合器,挂空档,停车。我急得一身汗,哪里听得见,终於熄火。

1956年底,第一次登小孤山,人说半山腰有九十九间半庙宇,谁也未去数过,据说数也数不清,神仙所居,凡人哪能数清。在神殿里我看到两幅李龙眠的宫笔罗汉图,细腻传神,绢底,精美绝伦。本想与僧人讨论此画来历,不知他是高僧不屑与我凡夫俗子交流还是原本就是个饭桶,一问三不知。那画可真是个宝哇。以后在1962年、1979年我各登一次,再也无缘见到那两幅画了。历代吟咏小孤山的诗很多,记得完整的只有一首,不咋的:

小姑眉黛映秋空,靴影山痕碧一弓。
要知彭郎缘底事,江声直响浪花中。

开荒时什么基础设施也没有,住草棚、帐棚,就地挖坑解决生活用水,湖滩上野草芦苇年年生长、腐烂,地下腐植质多,水味苦涩难喝,就这种水还要起早去提,晚了就只有泥浆水,再晚就什么水也没有了。

最早下放到华阳河农场的上海人是1958年,那时还没知青一词,叫社会青年,有的早已不是青年了,实际上是无业人员,国家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安排的,素质良莠不齐。这些大上海人来到后第一个难关是没法走路,晴天坑坑洼洼,雨天淋漓不堪的泥巴路,不要说走,他们见也没见过,雨天上路无人不跌跌爬爬,弄得浑身上下活像个泥猴子,特别是讲究形象的女青年反应强烈,他们向场方呼吁:不修路日子没法过,不修路毋宁死。

当年首批去华阳河农场的上海人都垂垂老矣,大多数有了笫三代甚至第四代,可那里的乡间小道路况与他们年青时相比好不了多少。

当地人不大种蔬菜,天天吃黄豆、豆制品和山芋粉,山芋渣也能加工成美味,搓成比拳头还要大的团子放在屋上,任日晒夜露,风吹雨淋,霉变发黑,脱胎换骨后腐朽变神奇,洗净做菜,入口味美而有咬劲,外人根本猜不出是山芋渣。

米则是有意经过霉变,当地农村有个传统习惯,水稻收割后当时不脱粒,堆起来,农闲时再脱粒,稻米都发生轻微霉变,口感很不好,当地人却说这样米煮起来出饭,吃起来养人。

大牛车轮子比人还高,走起来吱吱呀呀慢得急死人,正如北方农谚:不怕走得慢,一定走得到。装起柴草像个草垜,水陆无阻,还能过江。放牛人里有许多小脚老太,骑在牛背上优哉优哉做针线。

五分场南面不远处有个叫庐江圩的地方,那里农民清一色是庐江县移民,一个叫余太元的老农民经常带领本家女儿、儿媳一班人马到农场做临时工,满口乡音,很快我和他就混熟了,听他讲述庐江圩来历和他本人故亊。

抗日战争前,家乡地少人多,生活艰辛,余家弟兄五人同来宿松县龙湖边开荒种地,来时每人只带几件随身破旧衣服和一人一把大锹,用树枝野草搭个简陋工棚棲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天就是两件事:干活、干架。

当时开荒的人很多,本地人外地人都有,大家都抡着争地盘,武斗经常发生,打虎还要亲兄弟,五弟兄人多心齐,单家独户根本不是他们对手,打输了怎么办?除了败退走人就成了赢家“战俘”, 帮工做苦力。五弟兄站稳脚跟后,经多年艰辛劳累,有了些血汗积累,成了这方土地主人,除自已拚命苦干外,一分一角也舍不得花,攥钱买田买地,发家致富,胜利后都成了殷实农家,老家好多人也奔他们而来,昔日荒地已成大片良田,年年五谷丰登,人畜兴旺,余家兄弟把脚下这块用自己汗水浇灌的土地与故乡同名,命名为:庐江圩。

这些靠一把大锹,开荒、打架起家的穷苦农民们致富后不到二十年,土改开始了。

余太元排行第五,是老小,土改中四个地、富哥哥经杀、关、管后,还剩下一个大哥,戴地主帽子的管制分子,依旧和从前一样,忙时种地,闲时捕鱼。老五逃过一劫,用他自已的话说就是:我不学好才救了自已一条小命,年青时怕苦怕累,杀过猪,做过货郎,三十六行全干、烟、酒、赌都来,老来一事无成,土改时地无一分,身无分文,贫农。提到几个哥哥们,他只有两个字:苦哇!苦哇!干活早晚两头见黑,平时省吃节用,一粒黄豆也要分成两瓣吃。

这位老贫农从不说自己苦大仇深,只叹息哥哥们太不值得,一再重复:自已不学好,才有今天幸福。前半生快活,后半生快活。

老贫农多次邀我去他家作客,我去过一次,硬是被揪住不放,在他那干净的茅舍住过一夜,又厚又软的稻草床,兰印花夏布蚊帐,农家菜饭,小木盆洗脸,尿桶紧靠床头。老伴学江西人习惯,开口闭口称我老表。后有诗记之:

一路柳林间茅屋,田翁留宿揪春衫。
苞谷当饭芋为羹,满盘珠玉诱人歺。
月上全家皆入睡,门头“四季保平安”。
听鸡三唱牵牛出,开门一望见江南。
归程十里沿花走,人在芸苔小麦间。

鹅湖山下稻梁肥。华阳河农场也有个叫鹅湖的地方,大饥荒之后不久,一日,我在离鹅湖不远的路上遇到一个外出逃荒的落泊书生,形容枯槁,疲惫不堪,淮北口音,拖家带口拉着一辆板车,车上有他女人和孩子,破衣破被,问我到鹅湖怎么走,我问他到那里找谁,他深情的唸了一句《千家诗》:“鹅湖山下稻梁肥。”他就认定这“稻梁肥” 逃荒来的,迂腐又好笑,遇到古人了,我告诉他:诗中鹅湖写的是江西铅山,你跑错地方了,而且事隔千年,如今是肥是瘦谁知道。书生并不失望,仍然坚定往鹅湖而去。之后我甚牵挂其人命运,那年头外出逃荒的人很多,无法打听下落,竟不知其所终。

这里鹅湖也不错,三分场所在地,地下水位高,肥沃潮湿的荒地被五铧犁翻起后,人们拎个竹篮跟在后面就可以拾到黄鳝、甲鱼。

就是在鹅湖,一次我与李栋臣路过此地,一个姓谷的负责人招待吃饭,既无饭也无菜,在现挖的小地灶上弯腰曲背给我们每人煮一碗糖鸡蛋,不多不少,每碗十五个,两个年青人放开肚皮勉强吃了五、六个,热情的主人还一再说:“还有,还有。”

华阳河水面宽广,前江后湖,鱼和水禽又多又大,小水洼里也可随手逮到鱼,市场上十多斤一条的鳊鱼、鯵鱼、鳜鱼不稀奇,有的水禽在水边觅食,远看几乎和猪羊差不多大小。

有时早上下地上班,在不远的沟、宕里碰上鱼,不费事就逮它几斤,拔几根野草串起来,既不能马上送回来,又不便随手拎着跑,只有放回原处。在地里转一圈,七事八事,来回至少十来里路,几个小时后,下班回来早忘了鱼放在哪里。

建场时,无水利设施,靠天收。有一种叫浮生稻的品种,随水生长,如同菱角,我见到最长的植株长达四米左右,产量虽不高,很适合深水种植。

1957年春天我去湖北龙感湖农场购进这种浮生稻种,第一次路过九江遇到一件尴尬事。

在浔庐歺厅吃饭,窗下就是甘棠湖,隔湖南望,不远处可见高耸入云的庐山,岚光雾霭,山天一色。我点了菜和汤,女服务员问我要多少饭,我愣住了,长了这么大,天天吃饭,叫我说出一顿饭具体的数量还真不知道如何说起,民间一般以碗为单位,这碗又有大小,还真把我问住了。我反问:这多少按什么标准?论斤两还是论碗?女服务员回答:按斤两。我心中盘算,平时吃零食,一个人一、二两就够了,一家吃菜一两斤就够了,我心里有底了,应该在这二者之间吧。我回答:“三两”。她扑哧一笑:“你这么大人这一点哪够。”“你看呢?”“一斤!”我一楞,以为她跟我开玩笑,怀疑地问:“吃得了吗?”“包你吃得了,”她说。饭来了,一个盖得严严实实的小木桶,内盛热气腾腾的米饭,果然不多不少,我惭愧自己对自己的无知。

到湖北龙感湖农场食堂就歺,我胸有成竹,开口就是一斤,炊事员从窗口一连给我递出四大碗米饭,我慌了:“这是一斤吗?”“一斤,”对方肯定地说,我傻了。

九江浔庐歺厅是按饭的重量计算,湖北龙感湖农场按米的重量计算。

几年之后,全社会从刚懂事的孩子到患有痴呆症的老人,每个人对粮食从生到熟的转换,对自己肚皮的容量是再熟悉不过了,大饥荒年代,人人都是计算粮食的高手,粮食的珍贵程度,真正到了“一粒米,渡三关”。

稻种在一个极为偏僻的基层生产队里搞到了,他们很热情用一只小船从不到五米宽的沟里用绳子拖着,连夜运到大湖边上,湖边很多等待顾客的小民船,我找到一个安徽宿松口音的船主,请他把货运到五分场湖边杨岭头,并付齐工资。我自己则仍从九江回去,在九江玩了一天,我到家,货也早到了。

船主的身份,住址、证件我一概不知,他可以把货运到任何地方我毫无办法,什么防范也没有,想也没往那上面想。

官方是无情地恶斗,民间则无比的诚信。

天天在一起打交道的是农技员唐宣希,安农毕业,福建莆田人,与我俱是快乐的单身汉;谢佑文,农机小队长,部队转业,湖南邵阳人,老婆也姓谢,人称大谢小谢。我们不分彼此,亲如家人,吃个虾也要给对方留条腿,一时见不到就惦念着,人呢?

秋种结束,三人结伴去九江,从江北汇口乘民船到对江的湖口,那里的石钟山是我童年知道最早的名山,父亲年轻时往返江西做木材生意,带回一张山景照片,挂在床头。鄱阳湖与长江交汇之处,湖水、江水分成两股清浊分明的黄绿相交的水域,常年不变。

每人出十元凑在一起由谢佑文管帐,在湖口、九江玩了三天,往返的路费、吃、住、购物(大件不在内),回来每人还退两元左右。

唐宣希从福建探家回未来,带回几大并干筒桂园肉,在华阳河是贵重之物,补品,唐宣希说在他福建老家如同安徽的玉米、大豆,不稀罕。开始干吃,吃多了甜得嘴发干难受,各种吃法都试过,都不满意,最后只有当饭吃,煮干饭放一把,煮稀饭放一把,天天桂园饭、桂园粥把人吃厌了,吃怕了。

复兴镇位于湖口和彭泽之间的对江,路程也差不多,因彭泽通小轮当日可以往返,成了购物的天堂。小县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山上可见城墙遗址,一位老人告诉我古代彭泽城墙是防老虎的。

年底我们几个年青人上午到彭泽,下午不知何故无班轮,只得渡江步行十五公里回家,郭大川、谢曼龄夫妇买了一只陶土的煤炉,不下十公斤重,只得临时找一根树棍,大家轮流沿江堤往回抬,走了三个多小时,快到家门口,绳子断了,叭哒一声煤炉摔成几片。两位大学生后悔自嘲:早知如此,不如丢到彭泽不要了。小小挫折,消失在几个年青人一片欢笑中。

1957年我回到芜湖过春节。五姐和妈妈住在中山桥头、下长街东茂昌号楼上,那是一家福建人开的商店,姐夫原为店员,此时应为主人,工人阶级嘛。货架上摆放的罐头多年也无人问津,当时社会上吃罐头的人极少,只能摆在货架上做样子装门面;显邦兄在中山桥河南美隆面粉厂上班,宿舍在机房隔壁,机器震得我无法入睡。兄姐两家只隔条青弋江,那时他们每人只有两个孩子,小的还都没出世,整个节日我是河南吃到河北。

年初,趁兄嫂走亲友之际,我邀请了曹以勤、顾亚光、汪玲珠等几位同学在美隆面粉厂聚餐,菜饭根据各人喜爱和拿手活自已动手加工,在欢声笑语中几个年青人尽情享受节日的欢快。墙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黑体标语并没有给他(她)们带来什么心理影响,我当然有不同的感受,上年春节我是在公安厅监狱中渡过的。

这是我从合肥出狱后作为自由人前半生与家人、同学在一起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待续)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