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以后，我收到民政局局长曹曼之的通知，要召见我。他说已将两天前的会议情况向潘汉年副市长汇报了。潘副市长指示要他尽快地将刘德伟同志团结在共产党政府的周围。他希望我能接受他的邀请，任民政局社会处社会福利工作专员。他又说，这个工作是暂时的。副市长说他想学苏联，在上海建立一个儿童福利局。你将来的重要工作就是要与副市长一起研究，这个儿童福利局要做些什么工作？应该如何组织？你将要在这个局里，有一个重要的职位。但是，你目前暂任民政局专员，你太缺乏共产主义的教育，要先送你去参加土改，受教育。但是我心里想，共产党进城前，陈定候曾对我宣布过，我们过去在国民党时代工作的职称不变，我在“行总”是荐任官，是专门委员，而专员则是蔗任官。前者在当时是高级职称，后者是中级职称，两者的职称差得很远。不过当时的民政局，根本就没有专门委员这种职称。只有社会福利救济工作，而这个工作是我的专业。我想专业比职称要紧，所以，我一句话都没有讲，就接受了“专员”这个职称，等于降了好几级。
当时因为儿童福利促进会的委员会已经散了，我好不容易找到委员会的主席陈鹤琴先生，向他辞职，他表示无可奈何地让我走了。然后，我向全体职工告别，到民政局去报到。民政局派我到社会处工作。社会处里面有好几个科：①救济福利科；②游民习艺科；③管理吸毒与妓女科；④婚姻科；一共四个科；我是社会处的专员，兼管救济福利科的工作，因为那里现在还没有科长。当时社会处的重点工作是三清除，即清除流浪人，妓女，及吸毒者。有一个计划委员会，我就是委员之一。工作的第一步，就是与上海公安局合作。公安局负责调查这三种人，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我们民政局负责设立收容所，安排场地设施，工作管理人员等等。计划委员会对我的具体分工，就是负责对吸毒人员的处理和安排计划。我就找到一位医生，他曾经对吸毒人与妓女的医药工作很有经验，请他帮我的忙，在计划中，我列出了所需要医药、医生、护士、床位、被褥、伙食条件等等。不料，我这个计划提交上去，不仅仅被否决了，而且还认为我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三种人本身就是社会垃圾，是被清除的对象，那里配搞什么医药、床位？从此，我在民政局里，别人对我的评价就一落千丈。
上海当时人口六百万人中，有十二万人是流浪人与妓女。妓女中间只有五千人是曾经在国民党政府登记过的，她们分散在八百个“堂子”里面，她们按规定纳税，属于合法地位。还有一些是没有登记过的“野鸡”，她们出没于游乐场，大世界等处，拉嫖客。甚至抢嫖客身上的钱。还有一些流浪汉，每一个区都有一个把头，在那个区内，不论是做乞丐，还是偷窃，必需经过该把头的允许。即使那些帮着推三轮车过桥的儿童，也不例外。这个把头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爷叔”。他们的收入全在“流浪汉”人身上榨取。这些“爷叔”也与该区的警察挂上钩，每月都必需孝敬警察若干钞票。有的乞丐，其实很有钱，有的甚至还有姨太太，至于那些警察，也应该受到新中国的教育与训练，使他们爱国爱民，忠于职守，不与流氓挂钩。
民政局还应该训练一批人员，作这些妓女与流浪人员的老师，要对这些社会垃圾进行再教育，让他们明白，政府收容她们，是要帮助她们学文化，学技能，使他们今后能够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在一切准备工作完成以后，选择一个日子集中行动，首先将流浪人员收容起来，关在游民习艺所，并且分开，是有家庭的，还是单身的。然后第二批就是对妓女的集中，不论是登记，还是没有登记的，都集中在“妇女教养所”；第三批是对那些吸鸦片烟的人，把他们收容在“戒毒所”。这些计划，在警察的帮助之下，已经在三个不同的夜晚完成了收容集中。
但是其中对妓女这部分，最麻烦，我的工作就是指导这些警察用个案工作的方法，耐心地去帮助那些妓女。主要的是，要对她们以平等的人群对待。警察们在这次工作中，确实也表现出了耐心与平等的同情心，帮助那些被收容的妓女们解决她们的家庭问题，让她们相信，政府收容她们不是惩罚，而是使她们有一个健康的前途，我发现，她们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被收容后，断绝了生意来源，她们的家庭成员也就没有了收入，生活成了问题。解决的办法是，请区政府的社会福利组调查本区的妓女家庭情况，对那些确实困难的，给予帮助与救济。对那些妓女的幼儿。还一定要为她们安排去托儿所或幼儿园的接送。这样，就能使那些被收容的妓女们安心接受改造。并对所有人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对那些有性病的，我们对她们免费治疗。允许家庭定期来访。对不识字的，上识字班，根据不同情况，教她们学技术。当年只开展两种：做鞋子与学缝纫。后来我们就开了一个鞋子工厂。
再说说吃鸦片烟的那一部分人。民政局采取的办法是只管每天三顿。对他们的毒瘾，采取既不给鸦片烟，也不给药品的办法。经过了一段时间，绝大部分的瘾君子，居然戒断了毒根，一个个养得白白胖胖的，可以出院回家了。当我们通知他们的家属来领他们回家时，他们的家人看到自己的亲人如此健康，都跪在地上磕头，感谢政府挽救了他。并且还规定出去以后，每月要对派出所报告自己的情况。
第三说说对流浪人员的救济与处理。先把其中的农村农民，各自返回农村，并且安排他们，分给他们田地；有那些不愿返回乡土的，安排别的乡下，仍旧给他们分田地，对那些城市人口的流浪汉，根据他们技能安排他们的工作。我们曾经在他们中间，发现过大学生、医生、以及有特殊技能的人员。我们也都适当地安排了工作。或者就留在“游民习艺所”里当老师，去教其他游民学技术。
民政局所做的三清除工作，我虽然没有十分具体地参加，但是，我对他们的方法和成绩，都非常赞同，而且对共产党是越来越拥护。
根据潘汉年当年的一句话，我应该去参加土改。土改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实际的教育和改造，那时都认为“土改就是士改”。此时的中国土地都已实现了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地主们的土地都无偿地发给了农民。向景云与我两人参加了安徽省的土改工作，因为我们要赶上时代，不要在政治思想上落后，我们就把我们两岁半的女儿兰兰，交付给机关托儿所，八岁的儿子凯凯他那时正在小学读书，将他托付给女佣吴妈照应。我的兄嫂住在我家附近，我也请他们多多照应我们这个两个大人都不在家的家庭。那个时候，上海市政府就把一些高级知识份子组成一个土改工作队，我与景云都在这个队里。由统战部付部长领导。景云分配到凤阳县，我分到阜阳县。与我一起分到阜阳县土改队的还有，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南京天文台台长，金陵大学化学系主任，上海一个工业技术专科学校的校长，还有好几个工程师与医生。总共这些高知共有十多个人。一到乡下，我们才发现，真正领导我们的，是一个游击队队长。他在我们来到之前，老早就在这里搞土改工作了。在我们来到以前，这个乡的土改工作已经完成了大部份。我们这一群从上海来的，被叫做：“上海土改工作队。”我们这些人离开上海一上火车，就用心地阅读毛主席的“土改手册”。生怕将来在工作上犯错误。当我们到达离阜阳县很近的一个站时，就下车了。步行了很长一段距离，肚子都饿极了。有一个路边的小面馆。每一个人都叫了一碗面。我的那碗面上有一只死苍蝇，我想要店里换一碗，但又怕受到领导人的批评。我正在犹豫是否要请面店重新煮一下以消毒，我们的领导人就来了，因为他发觉别人都吃完了，而我还没有动筷子，我就把情况报告了他。他开导我说：“我们到农村里来，就是要与农民实行‘三同’的。如果一个农民遇到你这种情况，他不过把死苍蝇丢在一旁，吃下面，不就完了！”结果，我是饿着肚子走出那个店的。我没有说出口，但是我心里在想：“学习应该是互相的，我们应该向农民学习，但农民也应该向我们学习，因为我们比他们多受教育，懂得疾病的传染，懂得不卫生的坏处。我们学习他们的吃苦耐劳，他们也应该学我们的一点最基本的卫生知识。”
当我们一到村里时，我们的队长曾经任游击队长的正在对村里的队员积极分子们致训词。我们这些刚到的上海队员们也就悄悄地坐在旁边听他的训词。我这时注意到在我的地铺旁紧靠着的一张铺上，正有几个白色的虱子在那里爬，我们上海的那位统战部付部长走过来问我：为什么不打开背包铺床，我就指着那几个虱子给他看，他盯着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不说，摇着头走了。我心里想：管你对我怎么看，我是不让虱子爬进我的被褥里来的。
第二天早晨，指派我带领一批贫农去没收一个地主的住宅。根据毛主席“土地手册”，我知道应该留下足够的空间给地主一家人住。这户地主，有两儿两女，都已是十几岁的人，这位地主的母亲还有两个儿子，二十多岁都还没有结婚。地主的母亲在大门临街开了一家小百货店。根据毛主席手册，她们(指地主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儿子，因为是从事商业活动)应该不属于地主。她们的住房与地主的房屋是在一起的。此时地主的老婆已经快要死了，睡在一块木板上，木板搁在厨房里，没有人理她。地主本人，此时正在天井里，被一群贫农围着他问他的问题。这些贫农，并未经过我的带领，而是先我到达，将所有的房间都贴上了封条，只留下磨房与门外的商店，没有封。我看见这种情形，是不合乎毛主席的手册的，但是我一句话也不敢说。贫农们要我宣布，这栋房子充公了。我说，我要先到区政府去一下再来。我就找到了区长，并且向他说明，现在有不符合毛主席手册的地方，请示他应该如何处理？区长说：你只要留下城市给乞丐留下的房檐下的那块地方就足够了。至于那个做生意的老母亲，她带着她的两个儿子，睡在店里，也足够了。还有贫农留下的那间磨房也足够地主们一家人住了。我与区长讨论：那间磨房，现在剩有的空间，不够人伸直了睡，他们一家人怎么睡？区长很不耐烦地打发我说：“够了够了！”我只好走回地主家，按照贫农的方法，把那栋房子充了公。这个同时，地主的老婆也断气了。当我走过地主母亲的小店前时，我的良心很不安。虽然如此，我后来回到上海发现，统战部副部长的报告中对我的评语是：同情地主阶级。
有一天，要举行斗争大会，斗争一个有罪的地主。所有的农民，很早就到齐了。被斗争的地主长得魁梧，强壮，很凶恶的样子。斗争会由那位当地的土改队队长主持，他坐在台上。被斗争的地主被绳子捆着跪在台前，另外还有四位农民站在主席台的周围。一个穿着褴褛的老女人，长着一付诚实而且饱经风霜的面孔，她是第一个站起来，对地主进行控诉。她说，这个地主曾经派出爪牙到她家抢走她的女儿，并且进行过三次奸污，她女儿曾逃回来两次，但是，第三次就永远也没有回来了。后来她找到了她的女儿是被关在一个窗子上有栏杆的房子里，她们母女，只能隔着窗户讲话，并且告诉她母亲，她已怀孕。她现在也逃不出去了。地主不想要孩子，要她生出来以后就抛到垃圾堆。但是作为未来孩子的母亲，她想留下孩子。所以后来，老妈妈就去垃圾堆里找婴儿，但是没有找到。最后老妈妈听人说，她女儿生产过后就死了。
第二个站起来控告的人是个男人。他说：地主相信吃了年轻人的心，可以长命百岁，所以他就命令他的爪牙，躲在田埂下，当年轻农民挑着菜担子走过田埂时，这些杀手们就把农民拖下田埂杀掉，挖出他们的心来，送到地主家中，做给他配酒喝。在共产党来到之前，他已经吃掉了好几个青年农民的心了。没有人敢告他，因为他有钱与法院勾结在一起。即使告他，也赢不了，而且自身的安全难保。
控诉他的人很多，但是只有这二位最先控诉者对我的印象最深。整个大会一致赞成对这个坏蛋马上枪毙。主席命令两位民兵带上枪把这个坏蛋押下去，从人群中走出去，不久，我们就听到一声枪响。人群挥臂欢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土改胜利！”
这个斗争会，给了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一次很深刻的教育。我们从来没有梦想到，世界上有这样罪恶的地主，也没有想到贫农会在地主的手下，过这种残酷的日子。也没有想到他们无处伸冤，法院竟然如此黑暗。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过了半辈子都不知道农民是如此的苦，我们真是无知。
后来多少年后，有人提到：没有经过法院的调查审理是不合法的。但是，凡是经过当年的人，是不能不相信农民们控诉的话是真实的；这样的坏蛋是死有余辜。
阜阳县土改队中三种不同的人：一种是农民中选出来的土改积极分子；第二种人是县里的中学毕业生；第三种人是从上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三种人要经常听队长训话。这一次的内容是一段时期的工作总结。这位队长酒喝多了，他说：“这次土改运动成功与否，主要靠你们农村里的积极分子，上海来的知识分子们，他们都是富有家庭出身，他们享受过的生活，胜过我们这里的地主。他们父母有钱，所以他们才能到学校去读书。在这里，他们的头脑，是学不进去什么东西的，当我们这次运动结束以后，就把他们一脚踢开。”他的这一段演说，把我们这帮从上海来的，急于想通过土改运动，学习新的思想的人，如同冷水浇头，周身冰凉。我们认为，他讲的话，是真正代表共产党的。我们这一群人对他讲话的结论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没有诚意的。从那一天起，这一群从上海来的人，就不诚诚实实地工作了。但是我不相信这是共产党的意思，我认为这只是他个人的思想。他出身长大在一个贫农的家庭，他没有机会经历外面广大的世界。他的这种思想只是狭隘的农民意识。我还是继续对我参加的这个工作诚诚实实去完成它。我也知道，那些与我同来的上海朋友，会在背后笑我傻。
在这个时候，有三个贫农的家庭，邀请我去他们家。他们每家都有一间比较大的房间那是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他们除了有一张床以及床上的被子以外，其它什么都没有。我心想，他们是否把家具都藏起来了，以便今后分地主财产时，可以多分一点。我想，这是否是他们邀请我的主意，只有农民才能最了解他们自己。今后分配财产的时候应该由农民自己决定。他们也借着与我见面的机会告诉了我一些我所不知的情况。据他们说，积极分子们，经常利用夜晚去到存放地主浮财的仓库里偷窃。
我就去看望积极分子的头。那是个六十岁的老人，曾经讨过饭，现在他与老婆住在一间从地主那里分的大房间里，他们没有孩子。我想从他们口里打听：何时分配处理这一批浮财。他告诉我，工作已经开始了，他就领我去看那间存东西的库房。那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我刚到乡下时，我记得那间库房里的东西是塞得满满的，我一句话也没有敢讲，但我把我所见到的情况告诉了我们那帮从上海来的知识分子们，我并且怀疑地说：如此分配财产的大事，怎么也不通知我们，也不让我们参加？他们就笑着说：“你还以为你在这个运动中是个什么人物吗？你最好还是在这里安安静静地等待，等待人家一脚把你踢开！这回事也就这样子啦！你的梦也该醒醒啦！”他们又说：“学生应该听老师的话，而不是叫老师如何来教你，老师没有告诉你的话，你就不要想听，不要给自己惹麻烦。”
第二天晚上，我听农民说有一个分配没收地主物资的会，在某一个地方开，我为好奇，一个人前往观看。我看见许多装满衣服的大箱子都打开在那里，农民们围着墙边坐着。那位积极分子的头，(也就是讨过饭的老人)看到我来了，就站起来向我走来，眼光里露出：“你为什么要来？”的表情，意思是要我走开。但是那些农民们的眼光里却又是想留住我的样子。我看得出来：这个会议有矛盾，而且是有很大的矛盾。奇怪就是：我们的队长既不通知我们，也不让我们去接受教育，这是什么意思。我感觉到我在这里，不仅不能帮助解决问题，而且会增加问题。我就赶快转身气馁地离开了那个分物资的会场。我感到我是被关在了革命的大门外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太大了。中国的农民太可怜了。从前被地主压迫，现在还没有站起来。共产主义的成功，是只有依靠最穷苦的阶级吗？他们欢迎共产党，只是因为可以从共产党那里得到利益；而知识分子欢迎共产党，是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的理论。他们的才能可以被共产党利用来建立一个为人民的政府。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眼前的利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从前是很无知，现在是被逼着无知。是否教育是唯一的一个因素，可以使农民自己站起来呢？
第二天，我受命去与农民的会计一起去检查，分给农民的田地是否正确无误。而这个分配在我们上海知识分子尚未到达当地时，早已完成。会计站在田头，大声唱出来：哪一块土地是分配给哪一个农民的。我跟着工作了一个整天，太阳都快落山了。根据会计的计算还缺少三百亩田地，才能把所有的农民分到。而且，已经分出去的田地好坏也分得不匀。必需要重新计算，重新分配。土地分配，是土改的重要的第一步。现在没有完成。我不了解，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命令我们上海队回上海。
当我们整队经过这些乡村的时候，心里感觉万分地愧对他们。
我回到上海民政局以后，我的领导们对我的这一次参加土改运动的评语是：对地主阶级有同情。我的同事们写了一首宝塔诗来讽刺我，这种诗体是从一句一字到一句十字，是中国古代以来用以讽刺对象的诗体。此诗如下：
伟
跑腿
不住嘴
成天开会
没收与分配
要把政策搞对
不管它是是非非
总归叫那地主吃亏
昨日查田三百亩不对
只是叫她整夜没有好睡
我匆匆忙忙赶回家，发现我的丈夫独自坐在客厅的壁炉前面，充分地在享受着生活的舒适。我又匆忙地跑到我女儿所在的托儿所。她胖多了似乎完全不认识我，我很失望。我离开了她们的游戏室，又很快地从门上窗口里看到我的女儿正在对她的同伴们指着门上说：“这是我的妈妈！”我有说不出的快乐，又重新冲回房间，抱着她说：“我会马上回来接你回去的。”我们互相紧紧地抱着。
我又去到我哥哥嫂嫂的地方(她们住在我们家附近)。他们告诉我，从我走后，一切平安无事。只是有一次我的儿子凯凯受到打手心的处罚，是因为有一天放学后，凯凯去了他们家与莹莹(他们的女儿)玩，他们两人吃了点心以后，女佣将凯凯抱下椅子时，凯凯打了女佣一个嘴巴。我的嫂嫂立刻命令凯凯罚站，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然后打了几下他的手心，是让他记得这件事情。凯凯当年八岁。是江苏路第五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我的嫂嫂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生了女儿莹莹仅比凯凯小一个月。我奶水不够，但她的奶水却多得每天要泼掉一大碗。那时我们都住在重庆北碚，在一起四个月，我们两人的房间是连在一起的，她每次喂自己的孩子以后，就把凯凯抱过去，喂奶给他吃。重庆冬天的夜晚是非常冷的，她在这样的时候，从来也没有表现出不耐烦。从这一次她生孩子以后，她的健康明显下降了。从那时起她一直过着多病的生活。我的良心感到犯了罪的痛苦，因为我不该让她同时喂养两个婴儿的奶，我认为这就是她身体亏弱的原因。我们刘家历来在我父母教育之中，亲手足、堂兄弟、表姐妹、都是一样地亲爱，我这个嫂嫂是我的表妹，同时又是我妈妈的干女儿，也是我的学生。(当年我在武汉第一女中任英文教员，暑假开的补习班，每当上课，她就偷偷地坐在后排，临下课前五分钟，提前离开教室，天天如此。那时她刚刚初中毕业)。
（待续）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