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风雨交加的黄昏，匆匆忙忙赶路。路边有高高低低的树，偶尔出现迷离睡眼一般的幽幽的灯光。那些灯光照不到我面前的道路，可是，给我这踽踽独行的旅人一些说不出来的鼓励和安慰。那灯光，就像那一群朋友。
可是，走着走着，蓦然发现，灯光在无声无息之中熄灭了，一盏一盏，没有预警，没有告别，只是悄悄地消失。“回首灯火阑珊处”，也还不对，熄灭就是熄灭，再也看不到犹有阑珊余晖，西风残照。支了的，永远不能再回来。
老朋友一个一个相继凋零，这时候，才真正体会到所谓“风烛残年”的萧索滋味。
林海音的逝世，给我极大的冲击，不仅因为失去一位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更因为她平日爽朗乐观，精力充沛，永远不知道累，不知道烦恼，让人无法相信她会有倒下去的一天。
以我们的友谊之深，总应该为她写一篇纪念文字，然而，几度提起笔来，心中一片茫然。一层顾虑，是何凡当时仍在人间。写得过于沉痛，何凡如何承受？他比海音年长，身体也已不甚健康。写信去安慰他，自己觉得“笔端似有哭声”。这种“既伤逝者，行自念也”的心情，从前没有想到过。
大约一年多之后，何凡终于不起，在睡梦中与海音相从地下。海音83，何凡93，就以现代标准而言，都算得是长寿了。
他们的次女祖丽料理丧事之后，从墨尔本写信来说，“我们在台北停留一个月，把父亲后事办妥了，把逸仙路的家清理打扫，捐赠的东西处理后，关门大吉。林海音家的客厅正式落幕。那种感觉是非常伤感，非常不舍……”
海音喜欢热闹，喜欢朋友，她的客厅被年轻人们称为“台湾的半个文坛”。所以，祖丽一声“正式落幕”，使我也觉得这世界格外荒凉。
在伤感与不舍之外，祖丽特别致意，嘱望我们这老一辈的人，把当年往事写出来，为后世留下一些纪念。她问我可有保存着海音与何凡的旧信，她要在传记、纪念文集之外，再编一本“书翰集”。
经过多次搬迁，旧信在手边的不多，反复诵读，好像有“这是上一辈子的事吧”那样的怅触。我深深怀念的不仅是何凡与海音，还有当时交往亲切、声应气求的一群好朋友。
我翻译皮尔博士的《人生的光明面》，有一句话为“朋友”下定义：
你最好的朋友，乃是将你内心中本来有的最好的东西引发出来的人。
我很欣赏这句话。有些东西，是人本来有的，却常常是在朋友们互相切磋、互相鼓励之处才得提升出来。某种才能、某种观念、某种感情，最好的朋友，使你成为更好的人。
那一群朋友，因偶然机缘相聚，由于是文学上的“同好”，交往便特别显得亲切。十几个人之中，有一两位年长的（当时也不过是四五十岁吧），已着文名；其余都还是二三十来岁、刚刚出道的“文艺青年”。社会上没什么人知道我们，我们自己也都没有把自己看得多么“严重”。过了许多年之后，已去世的和依然健在的，都各凭作品建立起自己的声名，合起来算，着述翻译，总有好几百本。有些人身后有纪念文集，受到两岸的读者称道赞赏。这是以前没有想到过的。
这个小之又小的文友集团，没有名称，没有组织，更没有规章，只是过一阵子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诗人周弃子有一回为了小聚赋诗一首，说是“春台小集”如何如何，于是便沿用下来，称为“春台”，也许因为第一回聚会是春天，在台北，也可能跟这两者都无关。弃子说得好，向来中国文人的馆阁亭轩，都是从图章上做起。春台也者，便只是一个“象征符号”，连图章也还没有。
我记得，第一回聚会，是在老中华路上的“真北平”，地方很简陋，都属于现在难以看到的“违章建筑”风格，但菜做得很地道。做主人的好像是司马桑敦和郭嗣汾。出席的是周弃子、潘琦君、李唐基、何凡、林海音、聂华苓、郭衣洞和我，大概就这十个人，算是“原始会员”。那回是因为司马或嗣汾拿了一笔比较优厚的稿费，所以请请客。那年头儿，大家虽说都很穷，下小馆儿的兴致还是高的，领取稿费仿佛是正常薪资以外的意外之财。约朋友共餐小叙，是合情合理、最好的用途。但坐下来吃一整桌的豪举，还要算是蛮隆重的。
那一顿饭吃得很开心。几道北方菜，无非是糟溜鱼片、煎小丸子等，还有烤鸭，在当时算是名贵的了。那天好像是周末，一直聊到饭馆都没有人了才散席。向主人道谢时，记不起谁先提议，“这样的聚会蛮有意思，下次我来召集，原班人马，谁也不能不来。”
就这样开始了“小集”，通常是每月一聚，或在饭馆里，或在家里吃自助餐，不拘形式，也不定讨论什么题目，反正话题总离不开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谁读了什么好书，谁写了新的作品，都在边吃边聊时，交换交换意见，其乐融融。我的感觉是，每个人谈的都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没有敷敷衍衍，虚与委蛇，有什么就讲什么，也不作兴互相标榜什么的。
这之后，成员逐渐有些增加。夏道平、高阳（许晏骈）、南郭（林适存），不久又有吴鲁芹、夏济安、刘守宜。这三位原来常常聚会，后来有一阵子与“春台”合并举行。居住在外地，偶尔来台北，赶上了一定参加的是台中的孟瑶（扬宗珍）、金门的公孙女燕（查显琳）。最年轻的一个是王敬羲。他还是师范大学的学生，梁实秋的高足。
这一伙人当然谈不上谁代表谁，更非文坛上的某种宗派，而只是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群的小小抽样，大家很诚恳地热爱文学，热爱人生，各自以勤恳负责的态度待人律己。对于眼前的种种艰困，不甚措意，对于未来，怀着无穷的希望（周弃子以“一团漆黑”形容他的心境，算是唯一的例外）。
如果勉强要归纳一些共同的特色，大家都属于没有恒产的“受薪族”，有的是公务员、军人、教书匠，有的在文化界新闻界，在名义上的“本业”之外，对于写作都有几分狂热，甚至认为这才是我们“报国淑世”最好的途径。
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学历经历，不同的人生观和宗教信仰，始终能保持着“君子和而不同”的境界。对于国家大事，好像总觉得“天塌下来，自有长人顶”；而且很乐观地相信，“有我们这股干劲，台湾不会垮”。
那年月，没人想到“统一”，更没有人想到“台独”，现今吵得热闹的什么“统独之争”，根本不存在。不管个人有什么见解，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是中国人”。
当然，外在环境不断地变化，每个人、乃至人与人之间，也都在默默变化之中。春台这一小群朋友，各有不同的遭遇，有的人走得比较顺畅，有的人有些波折。回头来看，令人有无限的留恋欷。死去的仍留下音容笑貌，活着的也都已去日苦多。我有时会怀疑，“在那样艰难的时刻，我们真曾经过得那样快乐、那样勇敢吗？”
近来读过不少时人传记、回忆录之类，也看到某些谈什么什么“事件”的报道，听朋友说，“某些人就是喜欢小题大作”。到了我这般年纪，就小题大作一番，也该说得过去了吧。
“春台”集会从1950年代开始，后来我去美读书，1964年回到台北，情势已有许多改变。春台照旧办过几次，味道已大不同。我想，主要是因为每个人都更忙，肩负了更多的责任，也更迫不及待地要写出些东西来。
请容我从记忆中抽丝剥茧，对这些老友写出我对他们的印象和怀念，十多位已经作古，在世的还有五六人。这不是着史立说，不过我倒相信，这些朋友留下的作品，与已逝去的时代分不开，在文坛上已经各有他们的地位。
高阳
我和高阳论交，始于一首小词。他用钢笔写在中式信笺上，我保存至今。
门外萧郎成陌路，无言未必无情。秋风蜀道暗兵尘，相逢才几日？愁怨起危城。
是我负卿卿误我，寸衷欲剖难明。一离一死两吞声，不辞擎苦盏，寂寞了余生。
右调临江仙，用琦君先生韵奉题彭歌我兄短篇小说《苦盏》。
高阳并志
后面有两行小字是我的笔迹，“空军中一友人，填一小词见赠，情趣如何，请评定一番”。
接着的评语，是周弃子的手笔：“此词声调尚可，作者情致亦好，可以学词。但此道已成‘绝声’，早在十年前，即无法寻师。今日台湾，老实话，无一’懂’者也（弟从来对于词自认系门外汉）。”这是典型的弃子口气。几十年后重读，情景犹在目前。
高阳，本名许晏骈，浙江人。当年他住在冈山，是老虎将军王叔铭的文职秘书。他一到台北，我们就邀他参加了春台小集。他的小说已有很多读者了。
我到美国读书的那几年，高阳在《中华日报》任主笔。中间曾应楚崧秋社长之邀，出任总主笔。楚先生后来告诉我，“这个安排有点儿冒险，但试验结果相当成功。”在我主持《中央日报》社务时，也聘高阳为主笔，常写有关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评论。他下笔迅捷，思路开明，是一把好手。
但高阳为世所重，是他的历史小说。为了写小说，他对晚清历史下了很多的工夫。以慈禧当政为主线的《珠帘玉座》等系列小说，在台海两岸都拥有广大读者。而他自己引为得意之作的是《胡雪岩》，红顶商人的一生成败，显示在一个传统农业社会中，适应并且改变过去的习惯，开创一套新的模式。当大陆刚刚开始对外开放时，也就是1980年代，《胡雪岩》这本小说竟成了“登陆”的中外商人有用的参考书。
高阳虽然对于“商战”策略好像头头是道，但他自己并不是精打细算的人。他有好几部长篇小说在报章上连载，并成为畅销书，他是专靠写作的作家者，收入最高也最稳定的人之一，但他常常会感到钱不够用。直到结婚之后才稍有改善。
从他的作品中也看得出来，他对饮食相当考究，喜欢也懂得欣赏美食。台北的江浙口味的饭馆，他经常光顾。有一家相熟的饭馆里的跑堂告诉我，“高阳先生胃口邪气好。”据说他即使中午一个人便餐，也会点四碟精致的小菜，喝一瓶陈年绍兴。后来他卧病，说不定因为酒喝得太多。我劝过他戒酒，他讲起酒的害处来，比我懂得还多，但真要戒就难了。
我最后一次看望他，他是躺在荣民总医院的病榻上。虽然医生说他病势不轻，但他谈兴仍浓。告诉我有一本专谈烹饪艺术的杂志约他写稿，他很高兴。
高阳是深度近视，眼镜像酒瓶底。讲话乡音很重。有一年夏志清自纽约到台北，文友聚会，高阳的杭州话和夏志清的苏州话夹缠不清，林海音说，“这是标准的鸡同鸭讲。”我们都听不懂。
高阳行事潇洒，说过的话容易忘掉，但他对写作有关的事极为仔细认真。写民国初年蔡松坡与小凤仙一段交往时，打电话要口述号码：“西局六九四号”。到1930年代，北平电话系统仍是如此，童年时淘气，乱叫电话好玩。读到他的文章，那种早成历史陈迹的事宛在目前，我自己早已不记得东、西、南、北局叫号的方式了。
高阳逝后，他的遗作依然畅销。大陆上历史小说名家二月河，写过好几部以清初为背景的小说，他在自序中说，他从事写作受到最大影响的，“便是台湾的高阳先生”。高阳如果知道，也许会说，“这个年轻人，好的好的。”
琦君
当我开始动念写“春台旧侣”时，琦君和李唐基仍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州李家堡）。可是，当我写到他们时，琦君已经在台北病逝。我知道他们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后再搬回台湾，是为了日常生活可以有人照顾；在琦君心中，可能也有“叶落归根”的意思吧，我不敢确定。
春台群友中，琦君更有另一种大姊的风味，和海音不一样。海音是对我们如她的弟妹，事事乐于主动帮助，但遇到不对的事，她“真会说你”，一派“指挥若定”的气势。琦君则永远是轻言细语，对弟妹或对别人一概宽容。你如果真的做了什么好事，她会默默欣赏赞扬，只让你知道了就好。
从年轻到老年，琦君给我们的印象都是“东方淑女”、“大家闺秀”，在生人面前有些腼腆，或者落落寡合。其实她很健谈，尤其是谈文论诗的时候。
琦君原名潘希真，浙江人，之江大学毕业。和李唐基结缡之后，两个人都在公家机关供职。琦君在司法行政部（后来改为法务部），唐基在招商局（后来改为阳明海运公司）。
我们初识时，正是经历着一种“写作狂”的经验期。琦君写作的态度十分矜慎，一字不苟；她所写的似乎以“身边琐事”为多，而且往往是另一个时代的某些小事情。故乡、家庭、她的父母、阿荣伯、夏老师。她写得那样生动，鲜活，举重若轻。她笔下的人物出现多了，我们都觉得似曾相识，她把我们带进了她的内心世界。
夏志清称赞她是当世中文散文家的第一人。虽然她自己逊谢不遑，朋友们觉得她当之无愧。从第一本集子《琴心》之后，她作品一贯的风格是清明淡雅，温柔敦厚。
她对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有天赋也真下过工夫。她的一笔行书可以称得上书法家。早年她写的信，常是用毛笔写在宣纸上。
她的散文写得好，短篇小说也很出色。在台湾出版界，早些年对这两者似乎界线很朦胧。琦君有一篇《缮校室八小时》的短篇，刻画基层公务员奉公守法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惟妙惟肖。她自己是公务员，体会最深。我觉得那是她最好的作品之一。
晚年的《橘子红了》，红遍海峡两岸，拍了电视连续剧，轰动一时。书，我已读过；录影带也容易找到，可是，看到归亚蕾的装扮，吓了我一跳，电视上想要出奇制胜，似乎走得太远些。
春台小聚时，我们常常见面。琦君在杭州南路的寓所，正是“室雅何须大”，小庭内绿荫照人。女主人善于烹调，她做的“蝴蝶鱼”人人赞美。她说，“你们喜欢，下回再做给你们吃。”但吃过两回，不好意思再要求，因为照她形容起来，实在太麻烦，比写文章手续繁多。
琦君埋头写作甚勤，对年轻文友提携教导，不遗余力，有时也会抱怨说，有人把整本整本的原稿要请她指教，她既不肯草率敷衍，也不愿一口回绝；我劝她不必拘礼，“到了我们这般年龄，不能有求必应了”。她说她会考虑，但后来仍是热心如恒。
有一回，我发现她的来信，只写了一半，话没说完就没下文了。打电话去问，才知她因腿伤卧床，好像讲起话来不像往日那么清晰明白，头头是道了。
他们决定把新泽西的家结束，2004年回到淡水养老；琦君于2006年6月7日病逝，享年90岁。唐基表示，日后会把她的骨灰和遗着等送回浙江温州，置藏在“琦君文学馆”。这是她的遗愿。
琦君一生可谓平稳无波，与世无争，不求名而名自至。她似乎有些信佛，但不拘一法。著作四十余种，尔雅出版的《三更有梦书当枕》已印行71版，朋友们称她为“文坛的常青树”。在春台诸友中，她的读者群也反映着她的风格，温柔敦厚，历久不变。
有崇拜她的文友为她写传，希望不久就能看到。我觉得，她的确是值得有一本很贴心的传记的人。
*旅美资深作家彭歌忆旧之作，本刊因篇幅所限，节选以飨读者。
（《随笔》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