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以粉碎“四人帮”宣告结束，“牛棚”成为历史的过去，但现在我仍不能不怀念几位一同住在“棚”里的“棚”友。
怀念他们是有几层原因的。有的和我较长时间地住在一起，曾经在精神上给过我鼓励；有的和我有共同语言，在那人与人互相保持着高度警惕、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年代，我们间还能推心置腹地说几句话；有的人品高尚，学有所成，原来就是我很敬慕的；有的以前因专业不同，虽早闻其声名，但却无缘相聚，后来一块儿住在“棚”里，这也算是一种缘分……
依据这些缘由，现在让我念念不忘的，约有以下几位（由于人人皆知的原因，特将姓名隐去）：
“老运动员”。山东沂蒙人。这名字是大家根据他的一生经历起的。平时虽不当着他的面叫，但他也知道自己有这个“雅号”。他早年参加革命，在延安经历过42年整风洗礼，解放后先后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陕西省党校任领导职务。1957年因给某个头儿提了几条意见，被定为极右分子。延安时代这位“老运动员”与我们学校校长同在陕北一所师范学校教过书，上世纪60年代初即被调入我们学校任副教授。文革开始前，他和我一起去泾阳参加过一次社会调查，一块儿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一天晚上，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记得其家庭为地主成分，父亲在地方上有一定地位。某年暑期，他从就读的某大学回家，正值农民抗捐抗税，他完全站在农民一边，还把家里的一杆枪偷出来，从此参加了革命。此老为人耿直正派，事事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前半生几经批斗，文革一开始自然又成为专政对象，很快即被关进“牛棚”，罪名为极右分子（尽管此前已摘掉帽子）。在“牛棚”他受不了专案人员的严刑逼供，曾于一晚触电自杀，可能由于电力不足，他的手指被烧坏了，人却没有死成。轮番逼供更加残酷，他只得于一夜逃出校园，准备去曾在他家当过保姆的一位农民家里躲避。谁知在翻越围墙时摔断踝骨，被红卫兵抓住，押解回来继续批斗。人常说越是老“运动员”越经得起折磨蹂躏，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却成了这位“老运动员”过不去的火焰山。
为“老运动员”开批斗会那天，单位将所有被关在“牛棚”里的人都拉出来陪斗，给每人胸前挂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了各自不同的罪名，并在姓名上打了大红叉，犹如绑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死囚犯。
“老运动员”走在队伍最前头，到了会场也站在最中央。因踝骨骨折，一走一瘸，站在会场上也只能把全身的重量落在一只脚上。这次批斗之后，他自然“规矩”多了，因踝骨骨折，跑不动了，也就没有再跑。
“老运动员”是个工作认真负责的人，生活能力很强，会做饭炒菜，发面蒸馍，会织毛线，缝衣服，什么苦都吃得，什么累都受得，无论干起什么活都显得很在行，很有技术，因而也显得很轻松。他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劳动休息时，他坐在路边或田间，一个人一口接一口地吸烟，总是低头不语。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二十多岁参加革命，几十年来都在劳动改造，现在还在劳动改造。我不知道他对劳动改造是怎么认识的，也不知道“牛棚”、农场要把他改造成什么样的人？是向好的方面改造，还是向坏的方面改造？几十年来，他活着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劳动改造，上边给他的任务好像也只是劳动改造。
文革后“老运动员”已七十多岁了，不幸于1992年患股骨头坏死症，多年不能走动，后在医院动手术，由于身体过于虚弱，手术进行中人就死在了手术台上，终年80岁。“老运动员”去世后，家里没有设灵堂，校内没有出讣告，好长时间校内没人知道他已死了，他的挚友似乎也都凋零殆尽。他的子女根据遗嘱把他悄悄地火化了，他就那么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
拜伦崇拜者。陕西凤翔人。青年时代喜欢西方文学，尤其对拜伦、但丁等，十分迷恋崇拜，故有此名。这位先生为人坦率诚恳，心直口快，毫无遮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省教育领导部门任职，后在我们学校任外语系主任，教西方文学欣赏课。文革中不知因何罪名入“牛棚”，与我长期邻床。
在“牛棚”，拜伦崇拜者对文革的前景，“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均有明确看法。在“牛棚”，以我的年龄最轻，一生中从未经受过这样残酷、野蛮的运动，对国家命运、个人前途总是忧心忡忡，丧失信心。遇到这情况，心胸宽阔的拜伦崇拜者便以乐观的、毫不在乎的态度和语言，开导、感染我，使我深受启发和感动。
拜伦崇拜者出身农家，在“牛棚”劳动，会干各种活路，胆子也大，可谓敢说敢为，有一派浩然正气。一次“牛鬼蛇神”整队出工，排着长长的队伍，他说“我们的队伍真是浩浩荡荡”，结果被善打小报告者告密，受到中午不许休息而在“棚”外劈柴的处罚。
那时这位西方文学欣赏家已年近古稀，中午虽不休息，但精神仍然充沛。“棚”外堆着“棚”友们砍伐倒的许多树木，枝柯连着粗壮的树身。他用锯先把枝干锯下来，然后便一斧一斧地劈成生炉子的柴禾。冬天快要到了，管“牛棚”的工专会人员，以为“牛棚”将是永久要存在下去的单位，为了冬季生火取暖，就处罚这老人把那堆大树劈碎。工专会有个叫“独眼龙”的工人，他披着件呢大衣，穿一双高统皮鞋，坐在工专会门口，监视着他劈柴，不许他稍歇片刻。老人可能对这“独眼龙”有气，他将斧子举得很高，一下一下发出沉闷的声来。柴堆一天天增大，他把一把斧砍秃了，工专会又给他换了一把新斧，后来这把新斧又成了一把钝斧。上个世纪的90年代，老先生患老年抑郁症，主要是夜不能寐，而且每到深夜，都要把自己所有的中外文书都从橱里一本一本取下来，然后又一本一本放回去，并不断反复，直到天亮。老先生一生心胸广阔，性格开朗，风流倜傥。“牛棚”解散了，文革结束了，他怎么反而会得下这种病症？我百思不解，既十分悲伤，也十分纳闷！
“老小孩”。河北某地人。性恬淡而单纯，处事做人，毫无心计，有时竟可爱得像个“老小孩”。在这所学校，凡了解他的人，都认为这“老小孩”是个好老头。他年轻时留学法国，先读西方戏剧，后在巴黎博物馆抄录敦煌变文。抗战前回国时在大海中将所抄敦煌变文被风浪全部裹挟而去，多年辛劳，尽葬海底（一说回国后，国内某一学者将他的手抄稿借去，后又否认借用之事，据为己有）。“老小孩”回国后，即参加了田汉的“南国社”，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曾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演出，并与孙伏园有一定交往。文革时以历史反革命被关入“牛棚”，后转至永寿、泾阳劳改，放过羊，烧过开水。
关于“老小孩”的放羊，我曾根据其实际情况，写过一篇轶事。大意是说，一次农场食堂从农村集市买回一只小羊，交给他每日在泾河滩放牧。农村人买卖牛羊一类牲畜，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管卖价多少，缰绳笼头是绝不卖的，买主必须自备绳索将买得的牛羊牵去。农场食堂的采购员随手在市场上捡到一根短绳将羊拴了牵回来，但那缰绳太短，“老小孩”却又是一米八九的个子，一手牵着缰绳，羊便够不着吃草。无奈，他只好整日猫着腰，跟那小羊满河滩跑；跑得腰酸腿疼，大汗淋漓。后来，他想出一个办法，于一天夜里将自己的一条裤子撕成一绺一绺的布条，准备为小羊拧一条长些的缰绳。他以为这样，自己就不必整日猫着腰了。当时同屋的劳改分子都睡了，屋里的灯也熄了。“老小孩”在黑夜里嘶嘶地撕布条，这声音惊醒了大伙。大伙以为他心里产生了啥想法，便一个个凑上去开导他，劝慰他，要他把眼光放远些，把思想放开些。“老小孩”这才把他的计划告诉给大家，使大家由一场虚惊中明白过来，于是哈哈大笑一场，复又倒头睡下。
“老小孩”为小羊系上较长的缰绳以后，自己虽不再整天猫着腰了，但那淘气的小羊，仍一会儿要上山，一会儿要下河，使老人不停歇地跟着跑。七十多岁的人每日如此跑来跑去，浑身酸痛，自不消说。泾河滩有位老农民建议他把小羊拴在小树桩上，自己只坐在石头上看着，等小羊把附近的草吃完了，再换个地方，自己仍然坐着看守。但“老小孩”以为自己是来劳动改造的，不能这样舒服，因之每日仍继续坚持着跟小羊跑来跑去，对劳动改造那么认真，那么虔诚，总认为自己是能劳动改造好的。他相信自己劳动改造好了，有生之年还是可以为国家、为人民做些事的。
“老小孩”于1993年与世长辞，享年83岁。当时我不知因何缘故不在学校，没有为他送行。想起他与我在泾阳船头村同住一孔小窑时，在那么艰苦的年代、困难的环境，他仍每晚坚持数十年的洗浴擦身习惯，每日仍那么无忧无虑，随遇而安，那么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对未来寄托着希望，不禁悲从中来，肃然起敬。
吃蝎子教授。姓张，山西平遥人。50年代即在这个学校地理系任教，讲授天文气象学，为西安地区有名教授之一。也许是宇宙的无涯无际，气象物候的变化无常，使他的性格开朗，倜傥不羁，不修边幅，不讲穿戴，又被称作“不像教授的教授”。一次他去街上吃羊肉泡馍，端着大老碗，和长安县几个农民蹲在食堂外的台阶上，边吃边聊，说到自然界的四季阴晴之事，农民听得很高兴，问他在学校干啥工作？他说自己是勤杂工，扫马路也扫厕所。农民信以为真。文革时张先生已年届古稀，因抗日时期在国民政府一军事院校任教时，出版过一部国防地理，以历史反革命罪进入“牛棚”，后和我一起住在泾阳农场那个小学校的教室里。他的床铺紧靠大门。大门里的窗户下有一张小桌。张先生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口大玻璃瓶，从王桥镇打回几斤白酒，倒入瓶中，又称回半斤全蝎，全泡在酒里。他常于出工前后，把玻璃瓶捧起，喝一口蝎子酒，说可以活血、化淤、防寒、补气，并常常要同屋的人都尝尝。屋里的人尝过几次以后，都觉得这蝎子酒果有很多好处，慢慢地便喝上了瘾，每日你一口，他一口，一大瓶不几天就喝光了。张先生见瓶内的酒快完了，蝎子也浸泡得快没了颜色，就设法又去王桥镇打酒和称蝎子，只怕供不上大家饮用，从不计较要花多少钱。
这事慢慢地在泾阳农场传开来，人们便都知道这“不像教授的教授”有吃活蝎子的本领，于是每当劳动休息，便要张先生表演吃蝎子。那时农场正在筑条土坝，十几人在远处的土壕里掘土，十几辆架子车来回拉运，数十人在土坝上砌石打夯。此时若有人在土壕里、石缝中发现一只蝎子，便大喊着要能吃蝎子的教授做表演。
张先生不慌不忙，用拇指和食指将蝎子尾巴紧紧捏住，先摘下一只腿，含在口里，嚼嚼，咽掉，眼睛眨巴几下，再摘下一只腿，含在嘴里，嚼嚼，咽掉，眼睛又眨巴几下，好像在品尝蝎子的美味，直到把一条活蝎子吃完。他表演吃蝎子，看似很乐观，很滑稽，其实他内心却很痛苦。他是研究天文气象的专家，他没料到自己活到了这个年龄，却要扮演这样一个近似小丑的角色！
张先生对自己的“罪行”似乎全不在乎，又似乎有很深刻的认识。批判他时，他不弯腰，不低头，检查却做得极深刻。他想：你喜欢无限上纲，我就无限上纲，帽子戴得很大，帽子底下却没有真货色。他的儿子小时被日本鬼子两个耳光扇成了傻子。学校查“反标”（反动标语），查来查去查到这傻子身上，他就鼓励儿子去自首。结果傻儿子还是傻儿子，并没有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他把一切看透了，也把这场运动看透了。他是一位绝不让人把他和名利连在一起的人。
张先生还是一位“红楼”迷。从青年时期到老年，不知把《红楼梦》读过多少遍，对书中的大情小事都很熟悉，对不少诗词曲赋都能熟读成诵。他和我同住在一起的日子，我们在休息时曾多次悄声地谈论过《红楼梦》。他对“红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能自圆其说。从谈《红楼梦》张先生曾对我述说过他年轻时的一段恋爱史，他说那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姑娘，后因日寇入侵，关山阻隔，他与那女同学便分离了，从此天各一方，终成恨事。张先生后来的倜傥不羁，不修边幅，以至对《红楼梦》的情有独钟，不知是否与这段经历有关？
文革后期，戴在张先生头上的“帽子”，大约并没有摘掉，他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所大学，钻到了一个任何人也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了，压根儿再没有理会头上的那顶“帽子”，而且不久就听说他已作古，似乎对折磨人的文革并没有产生什么怨尤。
现在回忆这几位“棚”友，我是以自己为轴心的，心里自然很悲痛。这几位先生，年龄都比我大，学问都比我好，阅历都比我深，个个人品高尚，我以自己能与他们有一段“棚”友情谊而骄傲。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能以“人心”作为衡量善恶的标尺，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他们具有这种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尊敬他们的根本原因。可惜那年月，我们均“相忘于江湖”，各人忙着各人的，挨批斗、写检讨，谁也帮不上谁的忙！他们现已一一作古，“高山景行”，我愿他们安息！
（《蓦然回首》，侯雁北／著，三秦出版社，200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