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六五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在大学时就发表了许多东西，可以说是一个向往首都的文学青年，听说分配到北京，特别兴奋。一个从未出过省的“西北黑娃”就这样跟母亲告别，到北京报到。
到了文联摄影学会，我觉得人们之间空气紧张，或者是紧张的心情使人们表现得冷漠。可能这就是文艺界整风后的特定环境，人们自危，存有戒心。我每天打开水。去十三陵水库劳动、植树，都是我的事。原来我对中国作协、文联有种神秘感，这时作协文联给我的感觉是大机关、大衙门。我一下子不适应，曾提出要回甘肃。
我感到封闭、压抑、戒备，度日如年，只能晚上到街上独自逛逛。单位里似乎在酝酿什么，也没有人有心思来关心我。大家都惶惶莫名。林默涵开始写检查，周扬已处境困难，田汉也受到了冲击。很快文革风暴来了。我亲眼目睹了中国文学艺术界最上层，我过去心中神圣人物的遭遇。几次批判会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震撼。这些，比我在大学读书时的收获不知要大多少倍。
田汉，中国左翼戏剧运动的先驱，戏剧泰斗。我目睹了他的批判会。揭发人之一是田汉的秘书，他的批判材料很有分量，诉说田汉怎样毒害他们。在控诉和批判达到高潮的时候，台下群情激愤，高呼“跪下”！那种场面真会使人觉得自己彻头彻尾是个大罪犯，精神会崩溃的。田汉居然不跪。有人上前按他，他还是不跪。会场上下口号、喊叫震耳欲聋。这时，田汉自动跪下了，跪地的声音很响，很突然，真可以说是惊人的动魄。对在场的人，对田汉来说，那是不可忘记的。
刘芝明，中国文联副主席。一次正在开刘的批判会，突然从会场外冲进来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手里拿着两样东西，一张报纸，一双鞋。他上台宣布，“现在已经发布刘芝明最最严重的罪行，他用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包了鞋！”全场几乎大乱，口号声此起彼落。这时，这个人拿起鞋，用鞋帮子啪啪啪地扇刘芝明的脸和头。
夏衍，中国电影老前辈，他在我心目中威望很高。他的戏剧、电影杂文、散文都是我喜欢的。最早的一次批判会，他穿了一件黑背心，站在台上揭发他的都是骇人听闻、惊心动魄的事情，我都无法接受。我们单位收发室的老头就坐在我旁边。他忽然站起来说，“乱了，乱了，全乱了！”会场也确乱了。斗啊打啊，把夏衍的头往下按的，都有。我印象最深的，是批判会完了之后，夏衍用徐缓的步子，非常疲惫地被人押下去了。我那时想，这对人是多么大的摧残。一个人脆弱的生命能承受得了这些吗？
诸如此类，首都文化界泰斗张天翼、光未然、冰心、焦菊隐的批判会我都参加过。当然我是做为普通群众参加的。首都文化界在文革中的变动，我比较熟悉。
不久，我也遇到了麻烦。外单位来搞我的外调，一个大学同学被审查时揭发了我。我说过，对一切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为什么对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分为二？这在当时是骇人听闻的，用军宣队的话说，你可以判无期徒刑。另外，我对遇罗克的《出身论》颇有共鸣，对姚文元的《海瑞罢官》也有看法，说过姚文元以势压人，搞影射，搞庸俗社会学。对于这些罪行，我说我记不得了。我学聪明了，不承认。工、军宣队拿不到证据，就“内控”晾起来。虽然“警告”、“正告”的大字报出了一批，但对我还没下手。
文革初始，也是我性格重造、再塑的开始。我心里从不设防，还有几分童心。但环境使我不由自主地改变了。从此我知道不但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在改造人。直到今天这种改造还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文革开始的暴风骤雨，终生难忘。而干校的贫乏单调，也记忆犹新。
我是随摄影学会下到干校的。一九六九年国庆节前到达沙城。匆忙下去，没什么事情可干，天天听大风吼叫。国庆后两天，全班在炕头开会。散会前，我跟军宣队N队长提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不在北京过了十一再走呢？N队长说，为了首都的安全。我说，我们可以保卫首都的安全嘛！N队长急了：就是为了保卫首都的安全才让你们离开北京的！这句话使我如梦初醒。
我在干校二连。二连是基建、机械连，又建房子，又搞机修。我只当小工，和泥、运砖，外加运煤。
一九七〇年春节，我回北京结婚。干校准了我六天假，我超了一天。因为超了一天假，开始是小组的学习帮助会三次，然后升级为全连召开大会批判。有一位同志的发言语惊四座：“这是已经从人民内部矛盾滑到了敌我矛盾的边缘！”
从宝坻迁到静海时，干校已经开始了抓“五一六”的高潮。马上，第二天晚上开会，军宣队露出了锋芒，说：“昨天晚上，有的人问别人，你看我像不像‘五一六’？像不像‘五一六’？你本来就是‘五一六’吧？”。当时，干校流传一位政委揪“五一六”的经验之谈：“只要看个人的喉节，就知道他是不是‘五一六’。如果喉节发颤，必是‘五一六’无疑！”我们连的Z，是电影研究所的，他被打成“五一六”。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谁揭发批判喊口号厉害，当时他就写材料说，发展了这个人为“五一六”。后来斗他就斗不下去了，就斗别的人，成了一锅粥。
也批过“小驴打滚论”。音协一个老同志王冀，当饲养员。一次小驴在草地打滚，不小心扎瞎了眼睛。他解释分辩是小驴打滚造成的，这下不得了，全校掀起批“小驴打滚论”热潮，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阶级报复”、“‘小驴打滚论’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能熟视无睹，阶级斗争还在继续。”
干校荒诞不经事，数不胜数。搞“一打三反”，所谓点燃运动之火，揭开盖子的人，是“四大骗子”之一，影协的G。他是军宣队认为“可培养”的“好苗子”。他出身好，工人子弟大学毕业，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同时也害人不浅。所谓“骗子”并非政治骗子，而是指行为非常规的人物。现在想起来，说起哄也许更准确些。中国人的游戏政治，是一个传统节目。在干校里也不例外。G揭发过D和X，也揭发我为江丰“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辩护的言论。我被军宣队找去谈话，叫我跟江丰划清界线。批“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也批了很长一段时间。由G点火的闹剧，像一部长篇小说几卷本，不断发展。
丁聪先生和我是两代人。我们同住，很合谐，像忘年交。他有极强的幽默感，乐观、豁达、不世故。记得一次刮大风，他拉着板车从猪圈出来，可能掏手绢，掏出五元钱，一下子被大风刮跑了。他把手一挥，向着眨眼间刮得无影无踪的钞票，“呕呕”叫了几声，还作欢呼飞翔状。那时他一家人天各一方，见不到孩子，应是很苦的事，可很少见到他有垂头丧气的时候，心态永远是洒脱乐观。他对不公正的待遇能够排解，这一点他比米谷、江丰强。米谷是沉默，江丰是倔强，丁聪是洒脱。他画了很多小猪、小动物，特别绝。
一九七三年在干校临解散之前，人心浮躁。干校后期，我也读了很多书，历史的、传记的、文学名著的。但还是烦躁。当时干校一大景观，就是每一排房子面前，出现一个个棋摊，我们知道四连钟立民下得不错，我和另一个人向钟挑战。他一开口就先让我们两个子，我们不干。星期天跟他整整下了一天，终于赢多输少。下完棋以后，就像赌博输光了一样，心里很空虚。那时，下棋、喝酒，吃喝成风。有人走，就欢送，饱餐一顿，后来顿顿吃螃蟹。于是出现第二景观，好多年轻人都发胖了。几个连队伙食互相比，以四连老孔办的食堂名列前茅，很多人的喝酒下棋是在干校学会的。你也不要把干校看得都是些背着十字架的人。不是。最后大家也轻松、闲散，休假不回来的人也有。
二连军队代表N队长转业后，到团泊洼时换了一个W副政委。W副政委来了，我们日子才好过一点。他是静海县人民武装部副政委，一个很厚道的人，同情知识分子。对夫妻两地的请假回家也比较宽容。对老一辈知识分子很尊重，很讲政策，不善于在大会上讲过左语言。他身上有质朴的农民的东西。尽管有些人围着他转，有时他也偏听偏信，但他这个人很宽厚。另外一个Y副政委，倒是有魅力，爱搞大红大紫的事情，“一打三反”就是他搞起来的。W副政委认为过激，在其中做了一些“减压”工作，所以没有弄得太过激。离开干校之后，有一年我出差天津，曾去找过他，但他不在，没见着。据我所知，出差天津去找过W副政委的人，不止我一个。
干校后期日子越过越无聊，因此，我们固执地、公开地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工资照发，我们这些人回北京哪怕扫大街，也可以做点事，把我们圈在这里养起来，种地不打庄稼的，为什么？军宣队开始谈“革命需要”，后来连这个也不说了，只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干校最大特点，是荒废。种田荒废，时间荒废，人才荒废，甚至政治也荒废了。生活质量不高，青春年华就消失了。虽然有政治上的曲折，个人的情感、意志磨炼，而且人生阅历也丰富了，但我更倾向于“荒废说”。干校人发胖是一种迹象。人呆着不用，不需要文化及文化人，也是一种悲剧，不过是以“发福”的外形体现的。
谈干校，谈文革，这是个大题目。从这个大题目来透视知识分子，可以看到整体的各方面的形象。尽管现象是复杂的，从一鳞半爪之中，可以拼凑出一个总体轮廓。中国知识分子形象，也不是像一些小说里的那样，物美廉价，清高傲骨式，恭恭敬敬受难式。实际情况比这复杂的多。还是鲁迅先生看得很透，他说知识分子也是复杂的一群。文革中，一方面大环境是极左的，每个知识分子都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复杂的人性表现千奇百怪，各色杂陈，不能把所有的一切都归罪于外在原因。每个人在今天都需要一种“忏悔意识”。大家来忏悔。我们自身的弱点就是民族性格的弱点，知识分子是民族的一部分。作为民族性格、文化传统的模式，大家都是共存的，站在清醒的、现代的高度，不是仅仅批判“四人帮”，诉诉苦水，把自己包得严严的，要反思自己灵魂中深藏的东西。文革中，大环境斗得凶，小环境里，知识分子内部也斗得凶。那时出现的荒诞，如果不深刻反思，那种荒诞的非理性就可能再次出现。
（选自《我与五七干校》，郭德宏，宋淑玉，张艺／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