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所谓“大院”,潜台词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四合院”是北京的符号,“院”也就成了驻京党、政、军机关宿舍区的符号。军队大院狭义地讲就是北京公主坟以西按顺序排列,空军、海军、军事训练总监部、军委通讯兵部、总后勤部、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解放军军事政治学院……各军兵种、军队院校的宿舍区。

大院孩子大多经过保育院和小学寄宿制教育。

1967年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同学常××急冲冲到我家:

“粮校(即北京粮食学校,是一所中等专科学校)的‘四·三派’阶级报复,昨天把他们学校‘老兵’高三的唐××在路上绑架了,学校军代表斡旋,今天中午才放,在里面他被殴打、侮辱。他们还正在这条路上抓捕殴打穿军装的同学呢。现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们算账(打他们)。”

我积极响应,并招了几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与二十几个在校门口的同学汇合后,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迸发。

我在整个队伍的前面,骑车带着同学朱××。临近粮校门口,遭遇“四·三派”同学袭击。我和另一个骑车的同学班××冲了过去,其他同行的同学被截在后面。满天的石头并不密集地砸在地上……

我们三个人首先到了师院附中,见几位高中生在紧张地争着什么,并一再叫初中生冷静,见到我们后呵斥我要听话。当时我并不以为然,但也不知该怎么办。

大约一小时后,绕道进师院附中的空军大院同学张××对我说:

“真是阶级报复。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因为有育英(即北京育英中学)的‘四·三派’同学,李红星没当回事。抓进粮校后,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楼梯上用刀刺他。李红星狂踢狂打,冲出校门,窜过围墙,游过运河。因为中了三刀,流血过多,游到岸边就昏过去了。要不是大伙绕道沿运河来师院附中,半道儿上发现李红星,赶紧就送空军总医院,李红星就完了!”

李红星是育英中学足球队主力,平时为人低调,自信平和,大家都很喜欢他。

我气愤极了,大喊“跟他们拼!”不顾高中生劝阻,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校体育器材库、工具库,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能打人的东西翻出来,人手一件,冲出校门。

师院附中“老兵”高三的栾××追着我说:

“小黑子(大家一直叫我黑子),这是武斗。我们也很气愤,能策略点吗?”

“不能!不能!”我们喊成一片。

我们是外校来增援的,在不冷静中反成了主角。师院附初中“老兵”与我们本就同住各个大院,无论“十一”、“七一”、“六一”的,还是“育鹏”、“育英”的,都是从小经保育院、小学两部制长大的,大多是同学,共性太多。但高中生是哥哥辈,他们平日“傲慢”、“少沟通”,无论多正确,此刻的劝阻只能令人逆反。

我们都“混蛋”了,一场恶战开打。现在很多情节已无记忆,但一种情绪至今还能感受到,就是“仇恨”!好像那天我们的体能、智能都超水平发挥。其实以往的团队训练,集体主义精神往往在一个最荒诞的时代总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犹如希特勒的纳粹德国。

我们到了粮校附近,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都在试探。对方冲出校门虚晃了几下,就以满天的飞石和用螺帽为弹子的弹弓伺候我们。我们只能依仗树木为掩体,捡石头还击。这种无果的僵持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一个小时后结果来了,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一个整齐、低沉的吼声:“打倒‘联动’!”使我们真正明白了这是在武斗。对方的柳条帽、工作服、标枪和棍棒使很多看热闹的师院附中同学“傻了”。

有人轻声说:“我们被包围了!”

我心里很藐视这些不中用的“好学生”,给他们做个样子,捡起一块鹅卵石,跳起来扒住卡车的大箱板,冲起哄架秧子的人群大叫:“打呀!”抡起来对车上的“四·三派”同学乱砸。我方的同学清醒过来,乱石如雨,甚至砸到我背上。

我感到卡车震动起来,赶快跳下。卡车如风一般窜出人群,向粮校门口驶去。

随着卡车停下,车上人员跳下车,与校内冲出的对立派同学组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有两三百人向我方涌来。

“我方”溃退成一片,仅剩下翠微、育英、太平路中学的二十几个初中生和几个不知哪校的同学,缓缓地退,依仗路边的树,捡石头还击,有效止住了对方同学的冲击势头。

我见有个对立派同学十分勇猛地冲过来,就在一棵树后躲着。见其距我三米左右,抡圆了给他一石头,将其击倒,转身后撤,并大喊:“女生别慌,跑稳,我们在你们后面。”不知为什么蹦出那么多看热闹的女生。

我们二十几个初中生死死守在人群的最后,其中高中的只有栾××和王××。后者还拿着像机照相。

由于道路不宽,刚好是个“冷兵器”耍得开的战斗面。二十几个人,前后两排,可交叉换位、相互作用。

今日想来很可恶很可笑,这一切完全在无意识中自然形成。事后我们曾以军人的后代、大院孩子、干部子弟、天生的、遗传的等等来解释,也理性地意识到这是生长环境、寄宿制、共产主义教育的结果,就是想不到对方也是同学、同胞。当然,他们当时也没想到。今天我们奔六、奔七了,常有聚首,当年的哪派都有,哪种出身都有,坐在一起,竟有一种莫名的沧桑。所谓“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想起来,大家只有感慨的自嘲和悲哀。

“兵败如山倒”,后撤就是溃败。无奈中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大喊:

“别退了,叫他们追到什么时候!后面的人截住他们,我们往回打呀!”

这样喊,起到了强大的暗示作用。双方追逐打斗呈南北方向。路东侧是一面坡,坡上是玉米地;西侧是民房。

对方同学想不到我们实际上有多仓促、多弱小,见我们竟敢去攻击他们,在心理上就有了一种风声鹤唳的疑幻。我的无奈喊叫,增强了这种疑幻,使前面追我们的对立派同学还在继续追的时候,后面的居然已经崩溃了。

那个被我用石头击倒的同学是育英“四·三派”的林×,也是文革前全市初中生铅球、铁饼第三名。他一身军装,满脸是血,追到我身后。我不认识他,以为是我方同学,大声叫他到我前面去,我掩护,结果挨了他一棍子,正中头顶。棍子打断了。我眼前的东西呈平行四边形地变换摇晃。预感到他会用打断的棍子刺我,我便用尽全力把我手里的大锄把抡向身后,只感到打中了,他倒了。

我拄棍呆了一下,眼睛的余光又见人群中一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头,就用左手护了一下,手腕剧痛,倒把我刺激正常了。

这是一场武斗中真正的胶着,双方混在一起大概有一两分钟,胜败即成定局。我疯狂地窜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的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

吼过,挥舞着棍子,把对方同学吓得转身就跑。同时,“我方”断后的二十几个同学一起转身,一副杀红了眼的架势。对方同学阵形大乱,非常慌乱。

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反应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的爬起。身体呈爬行状态时,我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我的棍子头呈四方形)。

当时,我疯狂兴奋地大吼:“你跑不了了!”转身又追其他对立派同学。棍子打在人们背上嘭嘭作响,竟然无人倒下。其时我已虚脱,直到腹部挨了一砖头疼得蹲在地上,才停止追打。

看着满地的抛弃物:田径标枪、长柄斧头、各种棍棒、柳条帽,我竞对天狂笑,像头野兽。

乐极生悲,此时“我方”同学陈××从后面跑来,说:

“咱们打死了一个,就是你打倒的那个。”

我惊呆了,怎么能打死他!还要拿他换人呢!

转身回师院附中。在校医务室,那人平躺着,已被包扎了一下,但是他的颈动脉仍喷着血泡,双眼微睁,只有出气,没有迸气,面色惨白。这景象我终生不忘,惨极了。

此时得知他叫“王岩宏”。

我问校医情况,告知没救了,如五雷轰顶,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不能更改--我杀人了!

这是一种造就,在那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时代,在革命加拼命的鼓舞声中,以“三忠于四无限”为平台的所有的正统教育,在我身上画了一个荒诞悲哀的句号。我和王岩宏个人之间形成了永不能解脱的负欠,这类负欠一再写在中华大地一代一代人的身上。

灵魂深处总有些东西根深蒂固,冥顽不化。但理性还是反复清晰地告诉我:“你是罪人!”一个“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世间,为什么盛产这么多仇恨?忏悔是不够的,也许这一切需要几代人的反省。

那年冬至日烧纸,给我奶奶我爸爸点的,火柔顺平顺;给王岩宏烧,就是点不着,我急了:“不用你原谅,我欠你的!恨我,也别和自己过不去。”“火”突地燃起来,兼有阵风,风助火势烧了个痛快!

四十二年了,越来越背负着杀人的自责。

文章来源:私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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