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老家去，问人，很少有人知道李希文是谁了。
倒退50年，那可不是这样。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临猗县哪个不知道李希文？山西农民哪个不知道李希文？就是在全国文艺界，李希文的名字也是响当当的。就是那个说快板的李希文？就是那个被誉为“农民诗人”的李希文？临猗县的各种宣传活动经常看到他，山西省的文学艺术家聚会有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李希文快板诗》，印数超过10000册。1952年，李希文参加山西省第一届民间艺术观摩大会，备受夸赞。1958年参加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中国头号文人郭沫若对诗唱和，一时传为佳话。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与会代表，和李希文握手照了相。1960年6月1日至11日，李希文作为代表参加了全国文教群英大会。这个会议的名字有点过于文学化，其实也就是文教系统的先进模范人物表彰大会。1963年，李希文参加山西省第三次文代会，这也是李希文最后一次在鲜花和掌声中露脸，从“四清”运动以后，李希文就逐渐离开了公众视野，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孤独寂寞地死在自己家里，是几个相邻的天主教教徒帮忙安葬，把老人送进黄土。
李希文怎样走上至高无上的文坛顶层，又怎样被抛弃被忘却？
这个著名农民走过了怎样的迂回曲折的文化成名之路，身后又凄凉到无人知晓了？
李希文是陕西合阳人，自小家庭贫苦，出生不久，父亲双目失明，活活饿死。他7岁给人扛长工，15岁就开始流浪，靠卖苦力餬口，当过药铺店员、毡房学徒、客栈伙计，给教会、学校看过大门，在小铺子卖过蒸馍。吃喝没有着落的时候进了队伍，在西北军当马夫。正应了晋南人所说：从小卖蒸馍，啥事都经过。晋南人安土重迁，穷死不离家。李希文贫穷流浪的人生阅历，让他比一般的当地农民眼界开阔。看世事，比苦守几亩地的农民灵醒得多。
李希文幼小时和流浪乞儿一起厮混，路过财主门口，他们唱着“掌柜的想发财，你不行善财不来”，一些落魄求乞的文人自己编唱莲花落：“我爹死在黄河滩，我娘上吊把命丧，留下小妹无人养，大爷大娘帮帮忙－－”李希文没有念过书，可是好学好记。尤其是从苦难中挣扎过来的经历，让这些童年记忆火烙刀刻。成年以后挑担子卖蒸馍，赶庙会看热闹，听歌也听戏，劳苦大众的口头创作，李希文看了听了心里记着。中原关中，民间文艺影响深远，秦晋豫三省交界这一带，要饭都带三分文化味。这些活在底层的民间口头创作，无疑也是一种文化滋养。李希文后来的快板创作，当然和青少年时期的歌谣学养有关。
当地人物志传都写着李希文（1900－1978），其实他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年。只记得是“戊戌变法后三年生的”，以此推算当在庚子。山陕边界只隔一条黄河，抗战前他大约37岁时过河，流浪到山西猗氏县落了户。在当地人的眼里，他是一个“外路人”，外路人难娶亲，李希文也就大半辈子孤身一人。
晋西南比全国解放早。土改时李希文分到了房子分到了地还有农具，流浪的人从此有了家。李希文感谢共产党叫穷人翻了身，底层流浪者的经历，让他立刻抄起了熟悉的方式歌唱毛主席。八路军打垮中央军，猗氏县城建立新政权以后，李希文立刻学着编快板：
毛主席，红太阳，照得人心亮堂堂。
解放了，猗氏城，铲除一窝害人精。
全县里，老百姓，镢头锤死李正平。
李正平是国民党任命的猗氏县长。解放的农民手持农具蜂拥进城，砸死前任县长，这是革命暴动的典型写照。
这应该属于李希文快板创作的处女作。他大约也没有想到，他从此走上了“农民诗人”的人生道路，以一个边劳作边唱颂歌的农民形象登上中国的文化舞台，成为万人瞩目的农民文化代表。
新纪元开始了，新社会，新生活，格外诱人。老百姓演戏敲锣鼓，欢庆太平。县乡工作的基层干部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编演各种小歌剧、眉户戏（晋南一种地方戏）一时风行。猗氏县成立了“轰轰宣传队”，组织全县几个中学师生，排演《白毛女》《血泪仇》《官逼民反》《虎孩翻身》等延安移植来的剧目。天下初定，要让老百姓认识共产党，党的各级领导都格外重视宣传。每当演出《白毛女》，猗氏县委书记都要亲自登台，向观众讲解“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道理。戏演到酣畅处，观众会把核桃柿饼干红枣抛上舞台，叫好喝彩，台下一片喧腾。
猗氏县剧团的老导演王灿，在《白毛女》中饰演穆仁智得名。他当时负责县城区周边村子的宣传，为了方便工作，正好住在李希文家。他喜欢李希文的快板，和文化馆的同行经常帮助修改加工。李希文的快板一开始大量“发表”在本村的黑板报上。县剧团排戏，村里剧团也要排戏，李希文被一种喜庆热闹的韵白文体包围着，逐渐摸着了门道。王灿感觉到了快板的方便实用，剧团演出就经常带着李希文。开场锣鼓响过，准备开戏，李希文先在前台表一段快板。有时两出戏之间换妆换人间隙，李希文也上去插一段。解放初那几年，猗氏县的宣传演出多次获奖，李希文几乎算一个编外演员，也跟着获奖。
临猗县的老一辈人，想起那一段意气风发的岁月记忆如新。他们说，当时乡村这样夸赞李希文的表快板：
听了李希文快板，肚子里觉得宽展；
李希文快板一表，共产党政策明了。
1952年的扫盲识字，别的农民可能如秋风过耳，对李希文那可是成长的催化剂。不识字那叫口头创作，歌谣式的。识了字能写能记，他的快板创作开始高产，艺术质量也在提高。李希文学文化劲头很大。1952年上冬学，进速成识字班，每天晚上点起油灯学习，下地路上背着书包手拿书报边走边看。认了字还要学写字，李希文看电影看戏随看随记，练了字，也积累了创作素材。李希文阅历丰富，能认能写以后订报看报，熟知国家大事，这让他的快板创作，迅速脱离了普通农民的狭隘眼光。他的快板，多写国家大事，歌颂党的政策决议。有文化会写作，李希文顿时从农民队伍中脱颖而出，成为从上到下关注的新人形象。
1954年猗氏临晋两县合并称临猗县，县城设在猗氏。当地一些老人，至今还清楚记得李希文在街头，在大会上即席表快板的情景。1952年元月，欢送抗美援朝的新兵，县城人山人海，文庙一带挤得水泄不通。干部群众在街道两旁呼口号拉歌。拉歌是当时常见的集体娱乐形式，一方高呼口号作问，另一方答不上唱歌。有一种问答是以铁路地理常识设问，只听一边人群在喊，另一边回应，此起彼伏，人声鼎沸。
嗨，北京的火车哪里开？
嗨，北京的火车武汉开！
嗨，武汉的火车哪里开？
对方答不上来了，挑战一方就喊：欢迎唱歌！唱歌呼口号此起彼伏。有人看到李希文在场，于是就带头邀请，欢迎李希文表演快板！众人一齐鼓掌，李希文就走到人前，表演他新编的快板：
美帝是个大坏蛋，张牙舞爪到处窜。
驾飞机，扔炸弹，战争打到北朝鲜；
他把朝鲜当跳板，中国人民很危险；
毛主席，很果敢，抗美援朝拍了板，
中国儿女英雄汉，争着抢着上前线；
……
像这样的群众聚会，李希文经常走到前台说快板。他的快板一般都说新近发生的国内外大事。方言土话，通俗易懂，宣传政策，活跃聚会气氛，领导满意，老百姓也欢迎。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希文还有一首快板脍炙人口，在老家流传很广。那就是50年代仇视美帝宣传中创作的《美帝是只大疯狗》。
美帝是只大疯狗，夹着尾巴胡乱走；
反动堆里找干儿，一找找着了蒋介石。
蒋介石一见就趴下，叫声美帝洋爸爸；
你帮我，打内战，你要什么我都情愿。
杜鲁门，笑嘻嘻，叫声干儿蒋介石；
我帮你，搞武器，机枪步枪卡宾枪，
飞机大炮也拿上，坦克车儿也拉上。
蒋介石，胆子壮，张牙舞爪要打仗；
毛主席，有主张，领导人民打老蒋；
东一棍，西一棒，全国大陆都解放；
翻身的人民高兴的，杜鲁门气得眼瞪的；
花钱买了个不要脸，给了干儿一个大伤感。
……
李希文的成长不是孤立的。自古以来，河东大地就是文化蓄积的厚土。耕读传家的遗风泽被后人，读书写字代代受人敬重。50年代兴起的文化活动如同烈火烹油。自打两县合并成为临猗县以后，农民演出队，农民快板群体，基层农村的文化辅导，图书馆设施，扫盲运动，一直在全国引人瞩目。1958年，它曾经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命名为文化县。李希文就是农民文化活动的突出代表。
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是李希文快板创作的丰收期。1958年“大跃进”催生的“新民歌运动”中，李希文更是佳作连篇，成为农民写作的权威榜样。数点临猗县的文化成果，李希文是一张名牌。到1961年，李希文已经在各级报刊发表过快板诗400多件，山西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李希文快板诗》一书。60年代的出书难于上青天，所谓“一本书主义”是指出版一本书名利双收，终身享用不尽。李希文的成就令人眼热，许多终身写作的文化人也未必能获此殊荣。
我们都习惯把李希文称作“农民诗人”。翻检历史可以看出，李希文其实并不是一个农业从业者。他成为农民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土改时若论成分，他应该是一个游民无产者。这个成分的因子浸透在血脉里，他的成功失败，和这个职业赠与的心性息息相关。游民的革命性和游移性、投机性潜伏着，气候合适一定要萌发的。山西好多农民领袖，在这一点上都和李希文相似。他们其实很少出自道地的农民，因为道地的农民没有能力代表农民。李希文的文化和阅历，早已超出了农民的视野，不过我们觉得贴一个农民的标签于宣传有利罢了。
1958年李希文参加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大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看望了他。这个蜚声海外的中国顶尖文人，和一个土枪土炮打天下的农民诗人对诗唱和，一时在文坛传为佳话。当时的通俗文学队伍中，农民诗人王老久享誉一时。郭沫若风趣地说：“我是郭老八，陕西有个王老九，你就是李老十。”郭沫若的评价，足可以形象地说明李希文在当时群众文艺创作队伍中的地位和影响。
进得北京，自豪和喜悦浑身翻涌，李希文情难自禁，留下了他人生顶端的颂党浩歌：
旭日东升满天红，
照得泥鳅变活龙，
李希文，庄稼汉，
如今能进北京城。
……
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和李希文的几次见面，倒是记忆清晰如同昨日。
“大跃进”如火如荼，生产跃进以外，“写诗”突然也有了任务。村里学校，都在号召作诗来歌颂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新生事物”。我一个10岁娃娃，不过是老师教着编一些顺口溜，仗着幼年开蒙较早，不久也就摸着了门道。10岁小学生能写诗，消息很快传了出去，从公社到县上，立刻抓了这个典型。所谓抓典型，一方面要老师引导继续高产写诗，再就是省上北京来了领导，会拉我去即席表演。领导出题，当场写诗，10岁小娃娃出口成章，经常博得满堂喝彩。一开始还有点紧张，见过几回世面，慢慢地也就发挥正常了。既然“文化县”，那两年来视察的中央首长格外多。我记得的有：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中央委员伍修权等。每次命题写诗当场诵读，中央首长都不吝夸奖，小神童也占尽风光。
1960年4月20日，县上通知我们小学又有中央领导来，班主任一辆自行车把我送到县城。进会议室听介绍才知道，这天来的是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老人。他来晋南考察汉语拼音普及，已经看过几个县乡。县里书记县长向他汇报工作，他题了字，我隐约记得是：你们是农田建设文化建设的尖兵。
会议室长方桌，吴老和李希文坐得靠近一些，书记县长向吴老介绍本县的农民诗人。那年月，那气氛，人们都习惯用韵文说话。李希文当场献诗，时隔多年，我只能记得前两句：“旭日东升天破晓，孩子荣幸见吴老。”念完这两句，李希文解释：我说我是吴老的孩子。旁边吴老的随行人员立刻接住话头，“合适，合适。吴老83岁，吴老的女儿61岁，李希文才60岁么。”李希文仰面看吴老，满面灿烂的皱纹绽开，那是一个农民发自肺腑的开心。
这次会见记忆深刻的是一场老少赛诗会。吴老翻阅报纸发现一个题目，即以“纸老虎”命题，和在场的各位和诗。吴老的开篇写道：
美帝是只纸老虎，一朝戳破实难补。万众一心齐奋斗，要它十载入黄土。
在座的地委领导王沁声、老诗人李希文、小诗人何梦熊、小诗人毕星星，脱盲不久的农民诗人钱丽君都和了诗。其实只有吴老的诗，颇得七言古风，我们都只不过写几句顺口溜而已。李希文的和诗记不得了，印象里他诵读时，气氛不够热烈。不久《山西青年报》以《吴老和小诗人对诗》为题，将吴老和两个小朋友的唱和很快发表。
隔年我考进县城上初中，一天学校安排我们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讲话的正是李希文。他的种种诉苦记不清楚了，记得的是他叙述他当年怎样赶着大车，把解放猗氏城的“五烈士”送进城。“五烈士”的英雄事迹，在临猗县都知道。说是解放军攻打县城，事前先派遣了五个战士混进城做内应，敌我双方酣战之中，“五烈士”身份暴露被杀。猗氏县城打下以后，当地收存五烈士尸骸葬在东门高坡上。老师曾经带领我们扫过墓，那是一座砖砌的圆锥形墓体，前面碑文刻写着耿忠等五烈士姓名。根据李希文所说，“五烈士”应该是搭着他赶的马车混进城，一路上还和他畅谈革命理想，表达解放受苦人的决心。“五烈士”的荣耀光环之下，有李希文的身影在旁边站立。
李希文讲得绘声绘色，在出城时，有一段对冬日田野的描绘：“天灰蒙蒙的，田野死气沉沉的。寂静无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几只老鸦圪哇圪哇飞过来又飞过去。”让我一下子感到，这个老农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多年的创作训练，李希文显然已经学会了文学化地叙述。这已经不是一个老农的头脑所能比拟。
过了一些日子，我就在《临猗小报》看到了李希文的文章《和五烈士同车》。按照当时的文体，这应该算“革命回忆录”了。
“五烈士”的故事在临猗讹传了许多年，一直到“文革”，临猗县还在年年祭奠。历史证明，这纯粹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传说。前些年我曾经找过当年国民党政府的猗氏县民政局局长，谈话证实当时根本没有抓捕过任何一个解放军官兵。战事紧张，审讯过几个刑事疑犯，匆匆杀掉填埋到城墙根枯井里。或许解放军“五烈士”英勇就义就由此讹传，但是，一县政府，一县民众错误祭拜几十年，这仍然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世纪之初临猗县重建烈士陵园，党史办史志办态度很明确，所谓“五烈士”于史无据，不在瞻拜之列。他们的论证很简单也很雄辩：新中国成立到现在50多年了，从来没有任何一家解放军部队同临猗联系过，调查他们攻占临猗时的兵员牺牲问题。不用内查，不用外调，历史的风雨梳理过，自然会把虚饰和谀美剔除干净。
这事于李希文自然有些尴尬。没有的事情，为什么他能红口白牙说得铁板钉钉呢？这实际上也是当时民众的普遍心理。对于党和政府有利，宁可信其有。只要属于说好，哪怕过分。这也是“大跃进”时期的“红旗歌谣”大而无当夸饰失实的重要原因。李希文作为这一场大合唱的重要领唱人，难以摆脱自身的局限。
李希文身上，有农民式的淳朴，也有游民式的狡黠。对于时局，他有衷心，也有迎合。在一场政治风浪中，李希文感觉自己游得很舒畅。他不理解，一个农民厕身于国家的政治格局里，该是多么危险的赌局和游戏。
李希文当然不知道，在高层，他的快板也业已成为关注和警觉的对象。就在这一年，山西省文艺整风运动中，有人挑拣出来，李希文的快板中有“赫鲁晓夫毛泽东，两颗太阳当头照”的句子。把苏联修正主义头子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列，比作“两颗太阳”，上纲上线，是什么性质？一个农民，对于高层政治斗争的动向，对于各种主义的翻云覆雨，哪里能够理解？中苏友好开始裂缝，李希文还蒙在鼓里。单纯从宣传情报着眼，李希文盲人瞎马，在政治风浪中舞蹈，也让人为他捏着一把汗。
李希文很快就尝到了苦果。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生产队就有人揭发，说他是“出卖五烈士的罪魁”。揭发的逻辑很简单也很霸道：既然你把“五烈士”送进城，谁也不知道解放军埋了内线，你不出卖敌人怎么能知道？李希文当然无从辩解，因为这本来就是没有根据的事情。从那个时候起，厄运开始缠身，贫协主任等职务一律撤消，他真正成为一个农民。
我最后一次见到李希文，是在他们村里的打麦场。那天我们全班到他们小队去参加群众大会，听取村里社员批判几户地主富农反攻倒算。那是面对面的批判，经过“四清”工作队做工作，出台农民已经撕破脸面，摩拳擦掌、指斥痛骂，火药味相当浓烈。老师说他们是复习了一遍土改。我们这些中学生则是“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走出会场，李希文正在碾麦，他低着头，眼帘垂下不看人。人老了，面色黝黑，有汗道道从脸上划下来。若干年后回想，那酷似罗中立画笔下的《父亲》。
“四清”只不过是李希文厄运的开端。“文革”对一个农民作家的冲击，更让他始料不及。李希文沾上了文化，文化大革命当然在劫难逃。凡属创作有点成绩，都成了黑帮，李希文在农民圈子里当然算一个文化人，按律扣上“文艺黑线吹鼓手”“修正主义黑典型”的帽子。他在山西在北京，参加过多少文化界的盛会，这些头面人物大多成了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他和这些“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物合影，沾上边就洗不清，照片全部烧毁。他在旧军队混过日子，当然是“兵痞”，他会一点堪算看阴阳，这是“牛鬼蛇神”。文艺界大老虎多了，连农村的小卒卒也不能幸免，也可说是细大不捐一网打尽。
李希文重新回到生活最底层。不当干部了，在县城大街上给生产队卖菜。毕竟在穷乡僻壤，距离政治风浪较远，乡亲们没有怎么为难他。一个农夫，又能丢掉什么？
李希文无官一身轻，也是积习难改，卖菜也不忘找乐子。一边卖一边说些顺口溜－－
集体田里长的菜，人人见了人人爱，
白菜摸着磁疙瘩，萝卜像个胖娃娃－－
赶集的认出了他，这不是表快板的李希文吗？他笑笑搪塞过去。李希文表快板卖菜，颇有些类似现在的名人代言产品广告，区别在这是沦落底层不得已的苦中作乐，自轻自贱。
李希文和他身边的人都疏忽了，他的人生还潜伏着另一条更可怕的毁灭之路。
李希文有在教会生活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初虽然说宗教信仰自由，但在底层信教的农民很少。在农民眼里，教徒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怪人，难免招致异样的目光。近代史上的“民教冲突”时常难以理解，其实民间一直存在隐隐的民教对立。镇压反革命时晋南大批捕杀一贯道头目，宗教名声进一步败坏。沾上教，预兆不祥。给李希文罗织罪状的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有人揭发李希文是一贯道的“点传师”，到山西来就是为了传教。这些名头当然都不过是一些臆想，但是往这条路上推你，李希文处境已经非常危险。
李希文已经风烛残年。前些年他找过一个老伴，不幸先他死去。声名火爆时他过继过一个儿子，由风光一时的农民诗人成为倒霉鬼，儿子立刻声明归宗，划清界限，不再姓李。人老了越发瘦小，全没了当年的蓬勃旺盛。他年老体衰，哮喘透不过气，孤身一人，生不了火，经常挨冻断炊。村里好心的邻居不时接济着，几个基督教徒更是常来常往，开口闭口叫李爷爷，送吃送穿。救人危难，这也是基层教徒对于教义最朴素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很平常，对李希文却是施恩于水火。李希文原本对教会并不陌生，30年前就曾经入了教门。今天人生迷茫，走投无路，还是圣经救了他。对现实的绝望，迫使他重新把目光投向神灵，回头向主求救。李希文的信仰一刹那间轰毁，他终于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天父天兄的怀抱。礼拜祈祷的队伍里，从此多了一个当年的名人。
李希文没有想到，他晚年的最大转变，也是人生的最大灾难。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个转变是正向转变，李希文经历了由教徒到平民，又从平民到教徒的反复过程。前一个转变为新政权脸上贴金，一片喝彩，成了典型。这后一个转变，属于逆向流动，当然大逆不道。五六十年代，这个转变绝对不可逆。信教总归是对现实不满或者疏离超脱。李希文终于招致牢狱之灾，由走进教堂而走进监狱。
1977年6月29日，临猗县公安局下令逮捕李希文，经由人民法院审理，1978年5月23日判处有期徒刑3年。罪名是：“多次在家组织教徒集会，为新教徒领洗，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农业学大寨。”
李希文收监不久，浑身湿疹，拉稀止不住，监房臭不可闻。70多岁的老人，眼看不久于人世，监狱批准保外就医。回到家，还是巷道邻居和教友兄弟轮番伺候他，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他死得不是时候。当地实行殡葬改革，农村埋葬死人一律用“公棺”。所谓公棺，就是全村公用一副棺材，那副棺材底板是活的。死了人穿戴好，装进棺材，到坟地把底板一抽，胡乱埋了，棺材拉回来重复使用。不知谁的点子，死了也没个遮盖，摔得灰头土脸，没有一点尊严。李希文无儿无女，老家也没有亲人送行。当年红透天的农民诗人，死得这样凄凉，戴着罪名，没有棺材，净身子埋进黄土。就这，还是乡邻帮忙，教友出面，葬仪才得以完成，至死，李希文依然是戴罪之身。
1979年11月，临猗县人民法院经过复查，宣告李希文一案系冤案，李希文无罪。可惜李希文没有活到这一天，也就是人们习惯指说的“三中全会以后”。
李希文的一生，走过了游民－农民，诗人－教徒的曲折历程。五十年代，新政权掀起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宣传热潮，特别需要“劳动人民现身说法”，李希文作为一个歌者形象走红，来自上层的巨大力量欢迎支持。轰轰烈烈的红旗歌谣运动，不过是有关方面自编自演的一曲颂歌大合唱。那一批农民诗人，都有这样的成长背景。新政权需要这一群底层飞出的夜莺。李希文失宠以后迷茫沉沦尚不伤大雅，他要变成教徒，性质就严重了。
前苏联作家爱伦堡在回忆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时说过：“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在时代的车轮下了，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像是抽彩。”这话看似轻巧，实则破皮入骨。
前两年，农民作家张异香曾经陪我去看过李希文故地。张异香多年和李希文住邻居，当年也曾经有机会外出工作，李希文是贫协主任，看她中学毕业，说，农村也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把她留下了。她就这样当了一辈子农民。
她站在县城中心广场，给我指点李希文老院子的旧址。房子早已经拆掉，这里现在是一个街心活动场地。花砖铺地，铁栏杆隔出一片一片小花畦，行人在溜达歇息。不远处就是张异香家的院子，她家的房子还在。
张异香说，老房子要拆迁，李希文无儿无女，肯定先拆了他家的。她抬脚蹾蹾地下：这就是李希文的老院子。她指点着人群，身边是熙熙攘攘的闹市，踩过一行一行花格子地板砖，没有人想到脚底下曾经是一位文化名人的住所。
春雨秋风淘洗掉多少名人，却难见李希文这样消失得干干净净，杳无踪迹。没有故居，没有后人，文化馆原来收藏的《李希文快板诗》也早已烧毁。李希文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翻开个别陈旧的记载，才能艰难地闻到一丝气味。那个曾经红遍天下的农民呢？天地之间，李希文的哪怕存留丝丝缕缕，也能让人记起那个漂泊的幽魂啊。
我们寂然无语。岁月曾经吞噬了多少善良，一个李希文又算得了什么？
（本文曾参阅张异香的《农民诗人李希文》一文，在此致谢）
《随笔》总第189期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