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老家去,问人,很少有人知道李希文是谁了。

倒退50年,那可不是这样。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临猗县哪个不知道李希文?山西农民哪个不知道李希文?就是在全国文艺界,李希文的名字也是响当当的。就是那个说快板的李希文?就是那个被誉为“农民诗人”的李希文?临猗县的各种宣传活动经常看到他,山西省的文学艺术家聚会有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过《李希文快板诗》,印数超过10000册。1952年,李希文参加山西省第一届民间艺术观摩大会,备受夸赞。1958年参加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中国头号文人郭沫若对诗唱和,一时传为佳话。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与会代表,和李希文握手照了相。1960年6月1日至11日,李希文作为代表参加了全国文教群英大会。这个会议的名字有点过于文学化,其实也就是文教系统的先进模范人物表彰大会。1963年,李希文参加山西省第三次文代会,这也是李希文最后一次在鲜花和掌声中露脸,从“四清”运动以后,李希文就逐渐离开了公众视野,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孤独寂寞地死在自己家里,是几个相邻的天主教教徒帮忙安葬,把老人送进黄土。

李希文怎样走上至高无上的文坛顶层,又怎样被抛弃被忘却?

这个著名农民走过了怎样的迂回曲折的文化成名之路,身后又凄凉到无人知晓了?

李希文是陕西合阳人,自小家庭贫苦,出生不久,父亲双目失明,活活饿死。他7岁给人扛长工,15岁就开始流浪,靠卖苦力餬口,当过药铺店员、毡房学徒、客栈伙计,给教会、学校看过大门,在小铺子卖过蒸馍。吃喝没有着落的时候进了队伍,在西北军当马夫。正应了晋南人所说:从小卖蒸馍,啥事都经过。晋南人安土重迁,穷死不离家。李希文贫穷流浪的人生阅历,让他比一般的当地农民眼界开阔。看世事,比苦守几亩地的农民灵醒得多。

李希文幼小时和流浪乞儿一起厮混,路过财主门口,他们唱着“掌柜的想发财,你不行善财不来”,一些落魄求乞的文人自己编唱莲花落:“我爹死在黄河滩,我娘上吊把命丧,留下小妹无人养,大爷大娘帮帮忙--”李希文没有念过书,可是好学好记。尤其是从苦难中挣扎过来的经历,让这些童年记忆火烙刀刻。成年以后挑担子卖蒸馍,赶庙会看热闹,听歌也听戏,劳苦大众的口头创作,李希文看了听了心里记着。中原关中,民间文艺影响深远,秦晋豫三省交界这一带,要饭都带三分文化味。这些活在底层的民间口头创作,无疑也是一种文化滋养。李希文后来的快板创作,当然和青少年时期的歌谣学养有关。

当地人物志传都写着李希文(1900-1978),其实他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年。只记得是“戊戌变法后三年生的”,以此推算当在庚子。山陕边界只隔一条黄河,抗战前他大约37岁时过河,流浪到山西猗氏县落了户。在当地人的眼里,他是一个“外路人”,外路人难娶亲,李希文也就大半辈子孤身一人。

晋西南比全国解放早。土改时李希文分到了房子分到了地还有农具,流浪的人从此有了家。李希文感谢共产党叫穷人翻了身,底层流浪者的经历,让他立刻抄起了熟悉的方式歌唱毛主席。八路军打垮中央军,猗氏县城建立新政权以后,李希文立刻学着编快板:

毛主席,红太阳,照得人心亮堂堂。
解放了,猗氏城,铲除一窝害人精。
全县里,老百姓,镢头锤死李正平。

李正平是国民党任命的猗氏县长。解放的农民手持农具蜂拥进城,砸死前任县长,这是革命暴动的典型写照。

这应该属于李希文快板创作的处女作。他大约也没有想到,他从此走上了“农民诗人”的人生道路,以一个边劳作边唱颂歌的农民形象登上中国的文化舞台,成为万人瞩目的农民文化代表。

新纪元开始了,新社会,新生活,格外诱人。老百姓演戏敲锣鼓,欢庆太平。县乡工作的基层干部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编演各种小歌剧、眉户戏(晋南一种地方戏)一时风行。猗氏县成立了“轰轰宣传队”,组织全县几个中学师生,排演《白毛女》《血泪仇》《官逼民反》《虎孩翻身》等延安移植来的剧目。天下初定,要让老百姓认识共产党,党的各级领导都格外重视宣传。每当演出《白毛女》,猗氏县委书记都要亲自登台,向观众讲解“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道理。戏演到酣畅处,观众会把核桃柿饼干红枣抛上舞台,叫好喝彩,台下一片喧腾。

猗氏县剧团的老导演王灿,在《白毛女》中饰演穆仁智得名。他当时负责县城区周边村子的宣传,为了方便工作,正好住在李希文家。他喜欢李希文的快板,和文化馆的同行经常帮助修改加工。李希文的快板一开始大量“发表”在本村的黑板报上。县剧团排戏,村里剧团也要排戏,李希文被一种喜庆热闹的韵白文体包围着,逐渐摸着了门道。王灿感觉到了快板的方便实用,剧团演出就经常带着李希文。开场锣鼓响过,准备开戏,李希文先在前台表一段快板。有时两出戏之间换妆换人间隙,李希文也上去插一段。解放初那几年,猗氏县的宣传演出多次获奖,李希文几乎算一个编外演员,也跟着获奖。

临猗县的老一辈人,想起那一段意气风发的岁月记忆如新。他们说,当时乡村这样夸赞李希文的表快板:

听了李希文快板,肚子里觉得宽展;
李希文快板一表,共产党政策明了。

1952年的扫盲识字,别的农民可能如秋风过耳,对李希文那可是成长的催化剂。不识字那叫口头创作,歌谣式的。识了字能写能记,他的快板创作开始高产,艺术质量也在提高。李希文学文化劲头很大。1952年上冬学,进速成识字班,每天晚上点起油灯学习,下地路上背着书包手拿书报边走边看。认了字还要学写字,李希文看电影看戏随看随记,练了字,也积累了创作素材。李希文阅历丰富,能认能写以后订报看报,熟知国家大事,这让他的快板创作,迅速脱离了普通农民的狭隘眼光。他的快板,多写国家大事,歌颂党的政策决议。有文化会写作,李希文顿时从农民队伍中脱颖而出,成为从上到下关注的新人形象。

1954年猗氏临晋两县合并称临猗县,县城设在猗氏。当地一些老人,至今还清楚记得李希文在街头,在大会上即席表快板的情景。1952年元月,欢送抗美援朝的新兵,县城人山人海,文庙一带挤得水泄不通。干部群众在街道两旁呼口号拉歌。拉歌是当时常见的集体娱乐形式,一方高呼口号作问,另一方答不上唱歌。有一种问答是以铁路地理常识设问,只听一边人群在喊,另一边回应,此起彼伏,人声鼎沸。

嗨,北京的火车哪里开?
嗨,北京的火车武汉开!
嗨,武汉的火车哪里开?

对方答不上来了,挑战一方就喊:欢迎唱歌!唱歌呼口号此起彼伏。有人看到李希文在场,于是就带头邀请,欢迎李希文表演快板!众人一齐鼓掌,李希文就走到人前,表演他新编的快板:

美帝是个大坏蛋,张牙舞爪到处窜。
驾飞机,扔炸弹,战争打到北朝鲜;
他把朝鲜当跳板,中国人民很危险;
毛主席,很果敢,抗美援朝拍了板,
中国儿女英雄汉,争着抢着上前线;
……

像这样的群众聚会,李希文经常走到前台说快板。他的快板一般都说新近发生的国内外大事。方言土话,通俗易懂,宣传政策,活跃聚会气氛,领导满意,老百姓也欢迎。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希文还有一首快板脍炙人口,在老家流传很广。那就是50年代仇视美帝宣传中创作的《美帝是只大疯狗》。

美帝是只大疯狗,夹着尾巴胡乱走;
反动堆里找干儿,一找找着了蒋介石。
蒋介石一见就趴下,叫声美帝洋爸爸;
你帮我,打内战,你要什么我都情愿。
杜鲁门,笑嘻嘻,叫声干儿蒋介石;
我帮你,搞武器,机枪步枪卡宾枪,
飞机大炮也拿上,坦克车儿也拉上。
蒋介石,胆子壮,张牙舞爪要打仗;
毛主席,有主张,领导人民打老蒋;
东一棍,西一棒,全国大陆都解放;
翻身的人民高兴的,杜鲁门气得眼瞪的;
花钱买了个不要脸,给了干儿一个大伤感。
……

李希文的成长不是孤立的。自古以来,河东大地就是文化蓄积的厚土。耕读传家的遗风泽被后人,读书写字代代受人敬重。50年代兴起的文化活动如同烈火烹油。自打两县合并成为临猗县以后,农民演出队,农民快板群体,基层农村的文化辅导,图书馆设施,扫盲运动,一直在全国引人瞩目。1958年,它曾经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命名为文化县。李希文就是农民文化活动的突出代表。

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是李希文快板创作的丰收期。1958年“大跃进”催生的“新民歌运动”中,李希文更是佳作连篇,成为农民写作的权威榜样。数点临猗县的文化成果,李希文是一张名牌。到1961年,李希文已经在各级报刊发表过快板诗400多件,山西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李希文快板诗》一书。60年代的出书难于上青天,所谓“一本书主义”是指出版一本书名利双收,终身享用不尽。李希文的成就令人眼热,许多终身写作的文化人也未必能获此殊荣。

我们都习惯把李希文称作“农民诗人”。翻检历史可以看出,李希文其实并不是一个农业从业者。他成为农民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土改时若论成分,他应该是一个游民无产者。这个成分的因子浸透在血脉里,他的成功失败,和这个职业赠与的心性息息相关。游民的革命性和游移性、投机性潜伏着,气候合适一定要萌发的。山西好多农民领袖,在这一点上都和李希文相似。他们其实很少出自道地的农民,因为道地的农民没有能力代表农民。李希文的文化和阅历,早已超出了农民的视野,不过我们觉得贴一个农民的标签于宣传有利罢了。

1958年李希文参加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大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看望了他。这个蜚声海外的中国顶尖文人,和一个土枪土炮打天下的农民诗人对诗唱和,一时在文坛传为佳话。当时的通俗文学队伍中,农民诗人王老久享誉一时。郭沫若风趣地说:“我是郭老八,陕西有个王老九,你就是李老十。”郭沫若的评价,足可以形象地说明李希文在当时群众文艺创作队伍中的地位和影响。

进得北京,自豪和喜悦浑身翻涌,李希文情难自禁,留下了他人生顶端的颂党浩歌:

旭日东升满天红,
照得泥鳅变活龙,
李希文,庄稼汉,
如今能进北京城。
……

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还是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和李希文的几次见面,倒是记忆清晰如同昨日。

“大跃进”如火如荼,生产跃进以外,“写诗”突然也有了任务。村里学校,都在号召作诗来歌颂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新生事物”。我一个10岁娃娃,不过是老师教着编一些顺口溜,仗着幼年开蒙较早,不久也就摸着了门道。10岁小学生能写诗,消息很快传了出去,从公社到县上,立刻抓了这个典型。所谓抓典型,一方面要老师引导继续高产写诗,再就是省上北京来了领导,会拉我去即席表演。领导出题,当场写诗,10岁小娃娃出口成章,经常博得满堂喝彩。一开始还有点紧张,见过几回世面,慢慢地也就发挥正常了。既然“文化县”,那两年来视察的中央首长格外多。我记得的有: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中央委员伍修权等。每次命题写诗当场诵读,中央首长都不吝夸奖,小神童也占尽风光。

1960年4月20日,县上通知我们小学又有中央领导来,班主任一辆自行车把我送到县城。进会议室听介绍才知道,这天来的是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老人。他来晋南考察汉语拼音普及,已经看过几个县乡。县里书记县长向他汇报工作,他题了字,我隐约记得是:你们是农田建设文化建设的尖兵。

会议室长方桌,吴老和李希文坐得靠近一些,书记县长向吴老介绍本县的农民诗人。那年月,那气氛,人们都习惯用韵文说话。李希文当场献诗,时隔多年,我只能记得前两句:“旭日东升天破晓,孩子荣幸见吴老。”念完这两句,李希文解释:我说我是吴老的孩子。旁边吴老的随行人员立刻接住话头,“合适,合适。吴老83岁,吴老的女儿61岁,李希文才60岁么。”李希文仰面看吴老,满面灿烂的皱纹绽开,那是一个农民发自肺腑的开心。

这次会见记忆深刻的是一场老少赛诗会。吴老翻阅报纸发现一个题目,即以“纸老虎”命题,和在场的各位和诗。吴老的开篇写道:

美帝是只纸老虎,一朝戳破实难补。万众一心齐奋斗,要它十载入黄土。

在座的地委领导王沁声、老诗人李希文、小诗人何梦熊、小诗人毕星星,脱盲不久的农民诗人钱丽君都和了诗。其实只有吴老的诗,颇得七言古风,我们都只不过写几句顺口溜而已。李希文的和诗记不得了,印象里他诵读时,气氛不够热烈。不久《山西青年报》以《吴老和小诗人对诗》为题,将吴老和两个小朋友的唱和很快发表。

隔年我考进县城上初中,一天学校安排我们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讲话的正是李希文。他的种种诉苦记不清楚了,记得的是他叙述他当年怎样赶着大车,把解放猗氏城的“五烈士”送进城。“五烈士”的英雄事迹,在临猗县都知道。说是解放军攻打县城,事前先派遣了五个战士混进城做内应,敌我双方酣战之中,“五烈士”身份暴露被杀。猗氏县城打下以后,当地收存五烈士尸骸葬在东门高坡上。老师曾经带领我们扫过墓,那是一座砖砌的圆锥形墓体,前面碑文刻写着耿忠等五烈士姓名。根据李希文所说,“五烈士”应该是搭着他赶的马车混进城,一路上还和他畅谈革命理想,表达解放受苦人的决心。“五烈士”的荣耀光环之下,有李希文的身影在旁边站立。

李希文讲得绘声绘色,在出城时,有一段对冬日田野的描绘:“天灰蒙蒙的,田野死气沉沉的。寂静无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几只老鸦圪哇圪哇飞过来又飞过去。”让我一下子感到,这个老农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多年的创作训练,李希文显然已经学会了文学化地叙述。这已经不是一个老农的头脑所能比拟。

过了一些日子,我就在《临猗小报》看到了李希文的文章《和五烈士同车》。按照当时的文体,这应该算“革命回忆录”了。

“五烈士”的故事在临猗讹传了许多年,一直到“文革”,临猗县还在年年祭奠。历史证明,这纯粹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传说。前些年我曾经找过当年国民党政府的猗氏县民政局局长,谈话证实当时根本没有抓捕过任何一个解放军官兵。战事紧张,审讯过几个刑事疑犯,匆匆杀掉填埋到城墙根枯井里。或许解放军“五烈士”英勇就义就由此讹传,但是,一县政府,一县民众错误祭拜几十年,这仍然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世纪之初临猗县重建烈士陵园,党史办史志办态度很明确,所谓“五烈士”于史无据,不在瞻拜之列。他们的论证很简单也很雄辩:新中国成立到现在50多年了,从来没有任何一家解放军部队同临猗联系过,调查他们攻占临猗时的兵员牺牲问题。不用内查,不用外调,历史的风雨梳理过,自然会把虚饰和谀美剔除干净。

这事于李希文自然有些尴尬。没有的事情,为什么他能红口白牙说得铁板钉钉呢?这实际上也是当时民众的普遍心理。对于党和政府有利,宁可信其有。只要属于说好,哪怕过分。这也是“大跃进”时期的“红旗歌谣”大而无当夸饰失实的重要原因。李希文作为这一场大合唱的重要领唱人,难以摆脱自身的局限。

李希文身上,有农民式的淳朴,也有游民式的狡黠。对于时局,他有衷心,也有迎合。在一场政治风浪中,李希文感觉自己游得很舒畅。他不理解,一个农民厕身于国家的政治格局里,该是多么危险的赌局和游戏。

李希文当然不知道,在高层,他的快板也业已成为关注和警觉的对象。就在这一年,山西省文艺整风运动中,有人挑拣出来,李希文的快板中有“赫鲁晓夫毛泽东,两颗太阳当头照”的句子。把苏联修正主义头子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列,比作“两颗太阳”,上纲上线,是什么性质?一个农民,对于高层政治斗争的动向,对于各种主义的翻云覆雨,哪里能够理解?中苏友好开始裂缝,李希文还蒙在鼓里。单纯从宣传情报着眼,李希文盲人瞎马,在政治风浪中舞蹈,也让人为他捏着一把汗。

李希文很快就尝到了苦果。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生产队就有人揭发,说他是“出卖五烈士的罪魁”。揭发的逻辑很简单也很霸道:既然你把“五烈士”送进城,谁也不知道解放军埋了内线,你不出卖敌人怎么能知道?李希文当然无从辩解,因为这本来就是没有根据的事情。从那个时候起,厄运开始缠身,贫协主任等职务一律撤消,他真正成为一个农民。

我最后一次见到李希文,是在他们村里的打麦场。那天我们全班到他们小队去参加群众大会,听取村里社员批判几户地主富农反攻倒算。那是面对面的批判,经过“四清”工作队做工作,出台农民已经撕破脸面,摩拳擦掌、指斥痛骂,火药味相当浓烈。老师说他们是复习了一遍土改。我们这些中学生则是“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走出会场,李希文正在碾麦,他低着头,眼帘垂下不看人。人老了,面色黝黑,有汗道道从脸上划下来。若干年后回想,那酷似罗中立画笔下的《父亲》。

“四清”只不过是李希文厄运的开端。“文革”对一个农民作家的冲击,更让他始料不及。李希文沾上了文化,文化大革命当然在劫难逃。凡属创作有点成绩,都成了黑帮,李希文在农民圈子里当然算一个文化人,按律扣上“文艺黑线吹鼓手”“修正主义黑典型”的帽子。他在山西在北京,参加过多少文化界的盛会,这些头面人物大多成了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他和这些“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物合影,沾上边就洗不清,照片全部烧毁。他在旧军队混过日子,当然是“兵痞”,他会一点堪算看阴阳,这是“牛鬼蛇神”。文艺界大老虎多了,连农村的小卒卒也不能幸免,也可说是细大不捐一网打尽。

李希文重新回到生活最底层。不当干部了,在县城大街上给生产队卖菜。毕竟在穷乡僻壤,距离政治风浪较远,乡亲们没有怎么为难他。一个农夫,又能丢掉什么?

李希文无官一身轻,也是积习难改,卖菜也不忘找乐子。一边卖一边说些顺口溜--

集体田里长的菜,人人见了人人爱,
白菜摸着磁疙瘩,萝卜像个胖娃娃--

赶集的认出了他,这不是表快板的李希文吗?他笑笑搪塞过去。李希文表快板卖菜,颇有些类似现在的名人代言产品广告,区别在这是沦落底层不得已的苦中作乐,自轻自贱。

李希文和他身边的人都疏忽了,他的人生还潜伏着另一条更可怕的毁灭之路。

李希文有在教会生活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初虽然说宗教信仰自由,但在底层信教的农民很少。在农民眼里,教徒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怪人,难免招致异样的目光。近代史上的“民教冲突”时常难以理解,其实民间一直存在隐隐的民教对立。镇压反革命时晋南大批捕杀一贯道头目,宗教名声进一步败坏。沾上教,预兆不祥。给李希文罗织罪状的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点。有人揭发李希文是一贯道的“点传师”,到山西来就是为了传教。这些名头当然都不过是一些臆想,但是往这条路上推你,李希文处境已经非常危险。

李希文已经风烛残年。前些年他找过一个老伴,不幸先他死去。声名火爆时他过继过一个儿子,由风光一时的农民诗人成为倒霉鬼,儿子立刻声明归宗,划清界限,不再姓李。人老了越发瘦小,全没了当年的蓬勃旺盛。他年老体衰,哮喘透不过气,孤身一人,生不了火,经常挨冻断炊。村里好心的邻居不时接济着,几个基督教徒更是常来常往,开口闭口叫李爷爷,送吃送穿。救人危难,这也是基层教徒对于教义最朴素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很平常,对李希文却是施恩于水火。李希文原本对教会并不陌生,30年前就曾经入了教门。今天人生迷茫,走投无路,还是圣经救了他。对现实的绝望,迫使他重新把目光投向神灵,回头向主求救。李希文的信仰一刹那间轰毁,他终于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天父天兄的怀抱。礼拜祈祷的队伍里,从此多了一个当年的名人。

李希文没有想到,他晚年的最大转变,也是人生的最大灾难。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个转变是正向转变,李希文经历了由教徒到平民,又从平民到教徒的反复过程。前一个转变为新政权脸上贴金,一片喝彩,成了典型。这后一个转变,属于逆向流动,当然大逆不道。五六十年代,这个转变绝对不可逆。信教总归是对现实不满或者疏离超脱。李希文终于招致牢狱之灾,由走进教堂而走进监狱。

1977年6月29日,临猗县公安局下令逮捕李希文,经由人民法院审理,1978年5月23日判处有期徒刑3年。罪名是:“多次在家组织教徒集会,为新教徒领洗,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农业学大寨。”

李希文收监不久,浑身湿疹,拉稀止不住,监房臭不可闻。70多岁的老人,眼看不久于人世,监狱批准保外就医。回到家,还是巷道邻居和教友兄弟轮番伺候他,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他死得不是时候。当地实行殡葬改革,农村埋葬死人一律用“公棺”。所谓公棺,就是全村公用一副棺材,那副棺材底板是活的。死了人穿戴好,装进棺材,到坟地把底板一抽,胡乱埋了,棺材拉回来重复使用。不知谁的点子,死了也没个遮盖,摔得灰头土脸,没有一点尊严。李希文无儿无女,老家也没有亲人送行。当年红透天的农民诗人,死得这样凄凉,戴着罪名,没有棺材,净身子埋进黄土。就这,还是乡邻帮忙,教友出面,葬仪才得以完成,至死,李希文依然是戴罪之身。

1979年11月,临猗县人民法院经过复查,宣告李希文一案系冤案,李希文无罪。可惜李希文没有活到这一天,也就是人们习惯指说的“三中全会以后”。

李希文的一生,走过了游民-农民,诗人-教徒的曲折历程。五十年代,新政权掀起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宣传热潮,特别需要“劳动人民现身说法”,李希文作为一个歌者形象走红,来自上层的巨大力量欢迎支持。轰轰烈烈的红旗歌谣运动,不过是有关方面自编自演的一曲颂歌大合唱。那一批农民诗人,都有这样的成长背景。新政权需要这一群底层飞出的夜莺。李希文失宠以后迷茫沉沦尚不伤大雅,他要变成教徒,性质就严重了。

前苏联作家爱伦堡在回忆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时说过:“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在时代的车轮下了,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像是抽彩。”这话看似轻巧,实则破皮入骨。

前两年,农民作家张异香曾经陪我去看过李希文故地。张异香多年和李希文住邻居,当年也曾经有机会外出工作,李希文是贫协主任,看她中学毕业,说,农村也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把她留下了。她就这样当了一辈子农民。

她站在县城中心广场,给我指点李希文老院子的旧址。房子早已经拆掉,这里现在是一个街心活动场地。花砖铺地,铁栏杆隔出一片一片小花畦,行人在溜达歇息。不远处就是张异香家的院子,她家的房子还在。

张异香说,老房子要拆迁,李希文无儿无女,肯定先拆了他家的。她抬脚蹾蹾地下:这就是李希文的老院子。她指点着人群,身边是熙熙攘攘的闹市,踩过一行一行花格子地板砖,没有人想到脚底下曾经是一位文化名人的住所。

春雨秋风淘洗掉多少名人,却难见李希文这样消失得干干净净,杳无踪迹。没有故居,没有后人,文化馆原来收藏的《李希文快板诗》也早已烧毁。李希文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翻开个别陈旧的记载,才能艰难地闻到一丝气味。那个曾经红遍天下的农民呢?天地之间,李希文的哪怕存留丝丝缕缕,也能让人记起那个漂泊的幽魂啊。

我们寂然无语。岁月曾经吞噬了多少善良,一个李希文又算得了什么?

(本文曾参阅张异香的《农民诗人李希文》一文,在此致谢)

《随笔》总第189期 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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