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六年我和张芝老师
（6）那年那天那人——特殊年代里我们的故事
老同学们收拾旧照，给我发来两张，分别是当年初中和高中宣传队合影。
其实，两张照片原版我都有，放在北方老家相册里保存。
关于这两张照片，我可能要比收集旧照片的老同学及照片上的其他成员感触更多。照片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有故事。今天就讲其中的一个吧。
我从没有想过这两张照片早已经可以被称作老照片了。可不，掐指一算，快五十年了。
第一张是一九七三年初，第二张是一九七四年底，那时候初高中都是两年制。
其实两张照片上的人除了老师和个别人，都算不上是宣传队的，因为大部分没有登过台。
初中时除了各个班的小节目校宣传队主要是由县剧团辅导排练革命样板戏，两年反复演出的是《红灯记》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而照片上只有李奶奶（我，第二排左三）和李铁梅（右三），却没有李玉和、卖木梳的及特务甲乙丙，只有几位乐队的。高中宣传队的合影我更不记得为啥是这些人，记忆中除了我一首“老房东查铺”唱了两年，想不起曾经还有啥节目。
第一张照片上已经有三位不在人世了，第二张有四位离开的。我想讲的故事是两张照片上的同一位（第一张最上排中间，第二张下排右二），他是第一个离开的。
他叫张志敏，一直在乐队，拉二胡。第一张是在啥情况下照的不记得了，第二张是高中毕业前夕，他们入伍，穿着还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专门去照相馆留下的。
此后，谁也没想到，逃过上山下乡去了部队竟然是张志敏迈向提前死亡的第一步。
他死于一九八三年初，枪毙，二十六岁。
我们一直没有同班，但小学就认识。他父亲和我父亲一个系统，比我父亲有地位。我们住的也不远，经常见面但相互不说话。他属于那种很干净很不合群的男孩子，有点说不出来是娇气还是个别，从没见过他和小巷里的孩子们一起打闹玩耍。
第一次接触现在想起来还很清晰，是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和他妈住一个两张床房间，他去看他妈，我们没说话只是相互看一眼。他离开时他妈叫他和我打个招呼类，忘记他出声没有，但听到他妈叫他的小名竟然和我的小名一样。我记住了他，那时候我们读小学。
上了初中我们都在宣传队，平时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活动时见面他只会对我笑一笑，不说话。
高中时，他常在我的视线中。他是校篮球队成员，比较引人注目。更牛的是为数不多的基干民兵连成员有他。教练员是驻军军官，每周军训时可以有真枪并有过几次实弹。
当时我在一班，一班的侧面是操场，前面远处是校围墙，近处就是训练场地。每天课外活动，他们或训练或打球多从我们班前面路过。他总是干干净净、悄悄的。每见到满校园无处不在的我就笑一笑，不说话。后来他再出现就有人喊他“二班女婿”！问及才知道，说是二班一漂亮女生深得他妈喜欢，据说他家相框里还有这个女生的照片。这位女生我熟悉，从小很好的玩伴，人长得也俊。后来我们知青时一个公社，当地有个说法，全公社几百知青最漂亮的女知青我俩数一数二。
他们之间到底啥关系我不清楚也不感兴趣，但是让同学们这么一喊他就很少再从我们教室前面路过了。
临近毕业，学校各种活动多了起来，男女生的接触也放松了不少，尤其是几位即将入伍的男同学穿着军装到处显摆，这期间我们频频遇见，一次老师带着我们去公园合影，他突然悄悄和我说别人的闲话不要信！我当时一愣，没闹明白也没往心里去。
出发前他给了我一个厚厚的日记本，第一页写了一段话，都是啥忘记了，但是他的签名一直记得：三个字写一起像个繁体张字，但细看也包含着另外两个字。好像我和大家一样也给他一个笔记本。
我们的内心深处可能都不反感对方，但我从没有想过会怎样。
后来发生的事，一直都在我心里，多年来很难忘记。
年底毕业，次年初我们就成为知青了。
那该是初夏的一个下午，我从公社参加完活动回到知青点上。一进门感觉大家的神情不一样，都回避我。不知道我不在的一天里发生了什么。进宿舍，我的小箱子上放着一封信，明显被拆过又粘合上的信，下面地址是部队番号。我并没有直觉，会是谁的来信，打开看，有六七页，最后是那个三个字写成一个张字的熟悉签名。
信写得洋洋洒洒，比认识他那么多年说的话都多，我们相识、我们学校、我们街道、我们宣传队，以及我们傻傻的简单。星星点点，往日时光，看得我竟然一时沉静其中。突然的，就打了个冷颤：这所有内容他们可是都看了！很可能某甲会大声念给众人听，大家都说什么了、什么表情不敢想象：不安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想扎根农村和外面的男生通信……这可比不积极入党或不出工要丢人的多！
当时，那种又气又恼的感觉过去快五十年了好像还在心里窝着。
愚蠢简单的报复方法实在是不妥！这个举动到底影响改变了什么没有，我一直不愿意多想。
立刻给张回信，一页几句话反复说，大多类似那个时代假装进步、假装革命、假装什么都不明白、很伤人的话。
其实，一封长信一句都没有写给他，而是写给知青点所有看过信的人。
照例，第二天有几位去公社所在地采购、办事的，我把故意没有封口的信交与他们代我买邮票寄出，可想七华里的路程中会有啥事发生。晚上回来，他们的举止和眼神把一切毫无保留告诉了我。
时间不长，我回城，一封信在家中等我，是他。还是很长，记不清都说了什么，但是那句“接到信哭了一夜眼睛肿得桃一样”一直记得，以致后来很长时间看到桃子就会想象他的眼睛和他面对战友们玩笑时的尴尬。
后来听说他和那位漂亮女生订婚，送的什么彩礼、买的什么牌子手表同学间都有传闻。
时间并不长，从部队传来不好的消息：说他利用工作之便（给首长开小车）试图强暴一驻地女孩，被军事法庭判刑，他爸凭关系送了礼，他提前出狱回家到父亲的单位上班了。漂亮女生和他解除婚约远嫁他方。
同在一个小城，见面并不多，遇到多是冷冷的，淡淡的，和他有一次对话，我说那时候都不懂事，他回应的方式一直是那种哭相的微笑，不说话。
很快，他结婚了，女方丽丽是我小时候的邻居，她全家人我都熟悉，她爸人特别好，对张这个女婿满意的不得了，人前人后夸起女婿总是眉飞色舞，常挂嘴边一句话“我家女婿开车那技术，坐小汽车上比坐炕上都稳”！丽丽虽然是家里老大但是比我们都娇气，胆子小，简单，大家都说搞对象的事她开窍最晚。当知青时有位男生喜欢她到痴迷状态，但是丽丽总躲着藏着并且大惊小怪，问及为什么，说是男生的眼睛比一般人的都大，害怕。那男生后来混得光鲜，同学聚会时他谈起初恋还是感慨万千。
一个夏天的上午，我的同学莲儿神色慌张地跑到我家说张又出事了！莲儿初中时和张一班，很爱谈论张的穿着言行。工作后好像也一直有联系。
据说，张开车随领导下乡视察时，在乡村田间遇到一小女孩就心生邪念，并用随身携带刀具恐吓小女孩。
正是夏季，他穿半袖和一条单裤又没有像现在人那样带着小包，大白天的不知道把凶器装在了哪里。更搞不明白的是下乡为啥要装刀子呢？
那天在乡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有没有刀子？太多版本，谁也说不清楚，反正他又进去了。我们几位熟识的好友曾想着等他出来那天一定去看望他并问问清楚。
我们没有等到那一天。
传说张被抓后，在里面没少挨打受罪，已承认自己有很多流氓经历。他爸的权利已经无奈。
小城的人在疯传，说是要判两年、七年，到后来的二十年。
那时候，已经是八二年底，丽丽肚子里的孩子两个月左右。
八三年初春，那场“严打”来了，张恰好赶上，被判死刑。
公审大会那天，曾经的同学、邻居、战友们都惶惶的。张母、丽妈及同学同事不少人守在丽丽身边。
公审大会在电影院前面的广场上举行，上午十点多机关单位都提前停业关门到广场集会。
我从单位出来，会场周围已是人山人海，绕到马路人少的一侧，想躲开刑车过来的那条街。意外的是刑车从公安局开出来并没有就近在大台阶的左侧停车，而是绕到右侧人很少的地方停车押下带着手铐脚镣的张。比事先约定的还准，我俩近在咫尺！
我浑身发软几乎站不稳，看着他，浑身颤抖，他竟然还是用那种哭相的微笑盯着我和我点头示意，距我一米远是他的表弟表妹，一直呜呜哭着念叨“哥呀、哥呀”！他只用目光扫了两个孩子一眼。押着张的两位公安是我的同学，当年和张同时入伍，他们手下留情，让张在我面前停留了几十秒。他微笑回首诀别的同时，我看到两位公安同学似乎也在发抖，身边的武警迅速换下了他俩。
张穿一身崭新军绿呢制服，领口有雪白的衬衫露出，三接头黑皮鞋，踉踉跄跄走向大台阶。
宣判都说了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到。很快就开始游街了，解放牌敞车载着插了死刑招牌的张在警车乌拉乌拉的鸣喊中绕城一圈。他面带哭相微笑不断向人群里的熟人点头示意。
我看着他渐渐远去，心里想的是他父母、丽丽这一辈子再也听不得警笛的声音了。
丽丽在一片劝她终止妊娠的声音中，为自己做了决定。年底，生下一个男孩，我去探望，奶奶、姥姥守在他们母子身旁。
张活着的话，也早就该当爷爷了。
（7）一枚戒指的故事
我到底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爸当年从天津、唐山这样发达的城市去了张家口地区那个偏僻落后的小县城。
小城有三条河流围绕，白河、红河、黑河。河水的颜色真如其名，白得清澈，红得浑浊，黑得深邃。住在沿河岸的乡镇村庄分别被称为白河川、红河川、黑河川。
我大哥初中毕业后，就去了距县城五十多公里的黑河川一个公社当邮递员，当时被称为“跑信的”，意为步行着走遍有人家住的大村小村自然村，送报纸、信件或偶然的电报。
那该是六一年，大哥十七岁。
公社的邮电所共三名职工，领导、接线员、跑信的。领导和接线员都是当地人，下了班一个回家找老婆孩子，一个回家找爹妈，我大哥每晚就去一个生产队的队部听干了一天农活的庄稼汉们说古（戏中人物、狐仙鬼怪、古代传说等八卦统称为说古）。不点灯，大队没有煤油，摸黑。队部有炕，坐满满的。大哥一般轮不到上炕，蹲在地下一个角落，偶然坐炕沿边。
我大哥十八岁那年，公社所在地的村民家发生了一件事，队部里已经说了好几个晚上。
村里一户包姓人家要将家里二十岁的大闺女嫁到口外去（接近内蒙，俗称坝上或口外），彩礼是两口袋莜面，半麻袋黄豆，一身灯芯绒衣服，一身大绒衣服。在那个年代，这可算是一笔让每个人都羡慕的重礼了！好多人家嫉恨得直跺脚，恨不得把现有的儿子退回娘肚换个丫头片子出来。
可包家大闺女坚决不从，不仅是因为口外寒冷人烟稀少，要命的是那个要娶她的人是位年近半百的老光棍。也是，如此聘礼小后生家里哪能出得起。
包家大闺女嚎哭乞求，寻死觅活，也没有打动父母和她哥哥。眼看着人家就来送彩礼接人了，大队部这些想管闲事的也没有议论出个好法子，大家都认为，包家大闺女虽然不漂亮，可一双如苇席片划开的小眼睛特别聚光，贼亮的。那顺溜的身材配上两条下了臀的大辫子，谁见了都会发出感叹，村里这么好的黄花闺女嫁口外大牲口似的老光棍，可惜！
最后有人建议让包家大闺女先藏起来，接人的来了找不到也奈何不得。藏哪里？这帮人想出了个好地方：我大哥工作的邮电所里，那是公家地方，就算是口外老汉来寻也不敢去公社的机关里寻。
策划到这个地步，更有高人提出，干脆别藏了，就让这位跑信的小周娶了包家大闺女算了。有人将这个决定转告给包家大闺女，这女子一口答应，说是啥都不要，只要跑信的答应立马娶她。
就这样，这位包家大闺女成了我的大嫂，是我们这个大家庭唯一的路里汉（路发音漏，意为乡下人）。她一辈和我大哥还好，我大哥处处听她的。可她让我家再没有安静日子，她一直与我父母、兄妹甚至邻居为敌，一辈子没有融到这个家庭里。我们很少称她大嫂，都叫她黑河小眼。
大嫂可真不是个省油的灯，她、她一家口碑差到十里八村都知道，她爸本名包仁，外号“不是人”，她妈成天瞪着天然黑眼圈的黄眼珠到处吵，村里人称其“黑乌鸡”，她哥哥有些小聪明，能说会道，死人能说活，黑的能说白，大伙都叫他“小薄嘴”。
这样的亲家和不善言说、当了一辈子干部的父母家人发生了多少故事，写四十集电视连续剧不用来虚构的。今天只取发生在包家的一件事，占整个连续剧的一到两集吧。
八十年代中期，大哥利用在邮局工作的方便，联系上了他岳母在台湾的亲表哥，通了几次信后，这位台湾老兵就决定回乡探亲了。
这个事在当时是大新闻，生产队队部里每晚说古的有了中心话题。，有人说这个四十年代末去了台湾的当兵人当时是营长，有人说就一个小排碴子。还有人说他在台湾当大官发财了和蒋介石住一条街，有两套洋房两个姨太太。随着日子的临近，相关故事也达到了顶峰。
深秋的一个下午，穿着西服的台湾老人被县里的小卧车送进村里，人们提前吃了午饭，早早聚在一起等待着和自己一点关系没有的大事来临。
小汽车刚刚在远处的公路上露头，村头便响起了小孩子们激动的喊声“来了，来了——”如没头的苍蝇乱哄哄往村里跑报信，大闲人们忍不住往公路上拥。
包家那三间破旧的小北房里里外外都堆满了人，我大嫂怀抱着我的小侄女吼着人们该靠边的靠边，该上炕的上炕，该远点的远点。快六十岁的“黑乌鸡”手没处放，脚没出站，来来回回转悠得让人发晕，她大闺女吼了她一嗓子才算是安静下来。
炕中央铺了新图案的塑料布，上面摆着七高八低的花茶杯和一个看不出颜色的铁皮暖壶，一堆当地产的山楂和黑枣，一盘平时只有招待客人才有的炒蚕豆。
台湾老人在县里人的陪同下，村里人的簇拥中和老姐姐相见。老姐俩拉着手相互端详，一替一声地“唉，唉”，这唉唉的感叹，叹得他俩不断抹泪，看热闹的也跟着“唉唉”。
老姐姐拉着客人进屋坐下，一些上了岁数的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相互印证补充向台湾老兵介绍这些年来他家亲人的经历和归宿。
没觉得时间长就该是做晚饭的时候了。客人要返回县宾馆，晚上有应酬。
直到这时候，客人才打开提包分送礼物，多是糖果小点心之类。得了礼物人没有撤，都想看看客人给他表姐的会是啥东西。台湾老兵从灰白色西装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块粗蓝土布包着的小盒子，里面是一枚黄灿灿亮闪闪的金戒指！
全屋子柜边站着的，锅台旁靠着的，炕上坐着的都往前凑想看看或摸摸这真金戒指。大嫂的哥哥站在地中央指挥大家不要挤，都可以摸都可以看但是要一个个来。就这样，一枚小小金戒指在村人们或粗糙或僵硬的手上如击鼓传花般传看。
期间，大家的议论和表情让台湾客人哭笑不得尴尬又不自在。大嫂她妈和鸡一样来回转动脖子，黑眼圈包裹着的大眼死死盯着那个她意想不到得来的礼物，两只手随着“击鼓传花”不停在空中下意识地瞎比划，好像那个戒指随时会飞或者客人还会要回去到不了她手中一般。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戒指传到大嫂的哥哥小薄嘴手里时，他突然大喊“掉了！”
满地的人猫腰撅臀跪地寻找，有的还拿起灶台旁的掏灰耙、立在门后的插门闩往柜底下、箱子后的旮旮旯旯一下一下地掏，小薄嘴身体没动嘴没闲着：“慢点，别把金戒指捅出疤！别往里掏，滚进耗子洞就完蛋了！”忙乎了好大一阵子，就是不见这宝贝的踪影，小薄嘴叹了口气说“老话说在树林子里没有福分的人看见人参，可转眼人参还会从眼皮底下窜走，这金戒指太贵重命轻的人承受不起，怕也是它自己走了。”
黑乌鸡一听她儿子的话，咧开嘴就是一声干嚎；“我这命啊！”
我大嫂满脸肃气，一声未吭，她把这一切早看了个明白：都是小薄嘴的鬼把戏，戒指是她哥故意掉地的，之后一脚踩上去就没动，人们乱作一团时迅速拿手里了。
大嫂自从嫁了吃公家饭的男人后，在家地位无人能比。她发话让她妈“别咧咧了，先送客人回城，家里事回头再说。”
台湾客人看着这场闹剧，始终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只是一堆堆一串串的感叹词。走前站在小卧车旁边拍拍他老姐的臂，楼楼他老姐的背，抹一把眼泪，走了。
当天晚上，这枚戒指就回到了我嫂子她妈的手中，老人家一直把它戴到了棺材里。到底大嫂施了什么魔法从她哥手里要出了戒指，我们问过几次她都不回答，只是用鼻子不屑地哼几哼，最多一句“他那小把戏还想骗本姑奶奶”！（她一直称自己是她哥的姑奶奶）。
据村里人说，那天客人走后，大嫂清场关门，只留下大哥一人，被人称为诡计多端的小薄嘴，不仅顺利交出戒指还给他妹妹下了跪，只是出了他妈的家门没回自己家，找了根绳子直接上后山了。还好，看热闹的还没散净，发现不妙及时前后脚赶到后山，看到挂在树上的小薄嘴，一位有经验的人快步上前堵着小薄嘴的屁股眼，其他人从树上往下卸（据说上吊寻死的人下面不能漏气），把小薄嘴给救下了。
这个故事在生产队队部里，足足流传了好多年，最后到了哪个版本，没有考问过。
（8）想起了我的初中班主任
进入中学的第一天，见到了他，我的班主任张芝老师，担任语文课。
不太喜欢他。三十五六岁，黄瘦，很显老气。高度近视的样子但不戴眼镜，眯着眼看人。左手总加着烟，一根手指被熏得黑黄。
不知他为什么喜欢我，任命我为班长兼文艺委、体育委。
据说，他读大学时，是有名的小才子，拉得一手好二胡，单双杠冠军，并且文章和字写得漂亮。
老师出生在教师世家，父亲是一位有口皆碑、德高望重的老教育家，人人敬重。聊起老话，好像小城里很多人名字都这位老教师起的。
张老师有一位漂亮妻子，眼睛鼻子长得象外国人，眼窝深陷，小嘴微撅，有一头天然带卷、发黄的头发。
时间不长我就喜欢上这位老师了，并且走得很近。
我们几个爱去老师家借书翻报纸，总是看见他和师娘很自然地坐在一起，老师把玩着师娘的一只手，老师的手在师娘的手背上一抬一放，习惯地晃着身体，眯着眼睛看我们翻箱倒柜。
老师的课极好听，每天上学好像就是盼着上他的语文课。他讲课不会只站在讲台上，而是满教室走来走去，桌椅板凳和某个同学的脑袋都是他课文里的道具。记得讲祥林嫂那节课，全班静悄悄没一点声音，只听得老师在角色转换中，声音或高或低或悲伤或急促，大家的眼神像被牵了线一样，张着嘴瞪着眼随着老师的来回走动扭转，甚至听得入神离开座位、或蹲在凳子上而不觉。老师摩挲着一个男生的头“阿毛、阿毛”的叫，那表情和语调一辈子都忘不了。
当时，课文里有很多样板戏选场或唱段，八个样板戏的电影总看，大喇叭里天天唱，我们几乎都能背下来，实在不知道还能讲出什么花样。可无论哪一出，到老师的嘴里保证好听。讲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时，他讲女主角吴清华前辛万苦到了解放区看到红旗时的一连串动作。他说，假如我们的同学写到这里会写：啊，我为红旗跳舞、我为红旗歌唱！他边说边夸张得手舞足蹈。你们看，他说：吴清华看到红旗双手缓缓捧起，贴在脸上，一串泪水就滚落下来……听他讲这些，不知其他同学如何感受，我想了很多很久，这对我后来的读书写作启发实在是太大了。
他讲课可以讲到大汗淋漓，不太健康的颜面让人感到他投入得有些透支。一次，我眼看着他大滴汗水滚落在面前的教案上，教案上的钢笔字模糊了一片，为此，我专门写过一篇作文，他的评语是“汗滴似要砸透纸张的砸字用得好”。
平日里张老师保守内向低调，不参加学校的大小批斗会，不写大字报，不积极入党，被人们叫做保皇派，而我应了他的宠爱被呼着小堡垒。他当时唯一关系密切的是从上面来锻炼的安老师。这位有来头的英语老师当时二十四五岁，总是玩世不恭、出言不逊，瞧不起他的学生，也瞧不起他的同事。大家都知道安老师的父亲文革前是中央领导人，刘少奇一伙的，农业书上就有他爸爸的名字。有调皮学生上英语课故意把农业书拿出来翻开批判他爸那一页。安老师不屑，张老师肯定会把这样的学生一通臭骂。有老师反应安老师开小灶怕吃苦，张老师总是说“有条件我也知道吃好的”，“他们能在这山沟里待着就很不简单了。”
老师偏袒我谁都知道，可有一次例外，是因为安老师。英语课上我没有听讲，和座位对面的同学写纸条商量晚上去她家还是去我家住的事，安老师假意批评我同学讽刺我：“隔着一条黄河拉拢班干部不怀好意，”“她是怀里揣勺－－称心，故意不听讲你看不出来？”等等。我和安老师一句顶一句地吵起来，一直吵到办公室。张老师象个妈似的安慰他的朋友说我的不是，我哭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人家是高干，多不容易，爹妈不知道在哪里受罪呢，他在咱这破地方憋着，心里多委屈，你该让着他是不是？我点头。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剪报塞给我说：行了行了快去吧，别让人家笑话。从那以后，我和安老师之间一直相安无事。
我知道，他和安老师一直保持关系，高中毕业后到张老师家玩，看到他家相框里有安老师和他爱人的照片，那时候安老师早回了北京。
张老师还有一个与众其他老师不同的地方，就是很烦迟到了的同学喊“报告”！他的理由是，你已经做错了事，不能再耽搁我的时间，你喊报告，我还要停下讲课回答你“进来”，烦不烦？你就悄悄溜进来，夹着尾巴坐到你的位置上得了。
我是他的王牌，是他最喜欢的唯一。事过多少年，其他老师及同学提起都会说，张芝老师对我的喜欢超过了对他的女儿。他和我说话时，永远是歪着头、眯着眼，笑呵呵地拍着我的肩膀。他会经常把报纸、刊物上的好文章悄悄给我。
那时一般作文两周一篇，第一周写，第二周评，而他总会暗自多设计一个题目给我，并借每天批改日记的机会写给我很多关于作文的点评，别人的日记上就简单的年月日，我的本子上红刷刷几页，一个本子，基本上是他用一半我用一半。为此，遭到不少同学以贴大字报方式的责问，他如什么也没有发生，该怎样还怎样。一次，作文题为改写一首古诗，我99分，临桌的一位女生照搬我的只改了文中主人公的名字，他仅给20分，还要在全班面前不点名的讽刺。
他对我总是那么那么放心。外地来交流听课、领导检查、两个班一起上大课，站起来朗读、回答问题的总是我，我一直争气。一次，学文言文“愚公移山”，第一课时串讲，解决生字和译文，下课时他说这篇课文按要求是要会背诵的。第二课时，他放好教案，倒背着手走下讲台，路过我坐位时拍拍我的后背，面朝后黑板背对着叫我的名字说：“站起来，给大家把愚公移山背诵一边”。这之前他没给我丝毫的暗示和强调，我敢保证那天除了我没有其他一个人能背诵这篇课文。我站起，几乎没有一个停顿一口气流利背完（到现在我仍能背诵下来）。他神气的点评、同学们惊愕反应，足够我幸福一个星期。
很多事上我们总是这样默契，上面来任务要选一篇好作文上报发表刊登，我会理所当然地为他争光；我所写的一些作文低我三届的学生都知道，我离开了学校，我的名字一直挂在他的嘴边。
他作为我的班主任，可以说是明着偏心、宠爱，同学老师都习惯了。因了他的喜欢和自己对其它科目的排斥，有几次不交数学作业，数学老师告状到他那里：“身为班干部，不交作业”？他不说话，只打哈哈，就是找我谈心也多是哄劝没有批评过。后来我偏科邪乎以致高考受挫。但文科打下的基础，对我一生影响很大。
受他的影响，我写字的笔体像他，笑的时候爱歪头像他，朗诵的腔调像他（他第一次给我们朗读毛主席诗词“九疑山上白云飘”的语调节奏，我一直引用借鉴），就连近视了不戴眼镜眯着眼睛看人也像他。
经过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一直不合群的他搬离原住地，到一个陌生环境过起了隐居生活。我几乎不知道他的去向。离别近四十年后，在他七十多岁那年，打听到他的住址，我专程去看他。
没想到老师少了夫子气，多了时代感，利索、挺拔，安静、淡然，只是头发全白了。
仍然漂亮的师娘一下子就叫出了我的名字并且眼中有泪花。
我坐在老师的身边拿起他的手看，他知道我在找那熏黄的手指，眯眼一笑说：忌烟多年了。
回首往事双方几次或哽咽掉泪、或开怀大笑。
分手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怎么知道我想你了呢？”
我泪崩。
自己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没有为他争气露脸，感觉愧对老师的厚爱，归来一路眼泪几乎没断……
事过十几年，刚刚辗转找到老师的联系方式，拿起电话，他说：“女女，还记得我啊？去深圳干啥活啊？也当拓荒牛？你可别累着。”
“我事蒙着自言自语呢，一点听不见你说什么了，耳聋耳鸣，有时候像过火车轰隆轰隆当，有时候又是电闪雷鸣一般。也好，书都少看了，不受外界一点干扰。”
“女女，听话！好好的啊！”
84岁的老师表达清晰，声音还是那样独一无二的亲切好听，可他听不见我的声音了。
老师，您保重，等严寒带走瘟疫，我北归去看您！
注：
女女：北方长辈对女孩子的昵称。
（9）我的“孙女”及我们红灯记剧组
说起全民学唱样板戏的时代，竟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们正读小学，被从众多同学中选出参加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排练演出。三位主角分别由我、青青、和一位刚从外地调入的男孩担任。我扮演李奶奶，青青扮演剧中的孙女李铁梅，那位男孩扮演儿子、李铁梅的父亲李玉和。
青青是一位娇生惯养的干部子女，霸道任性不讲理。但因了剧中的角色，我俩一直要好，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零食，有同样的小毛病。
那时候我俩都很自以为是，经常随便不上课，一句“排练”就是理由。膨胀的优越感让任课老师无奈，让同学们嫉妒到想揍我俩。而排练时经常无事生非，今天不喜欢拉京胡的马老师，明天看不上从基层学校来的司鼓，老师们越着急，我俩越捣蛋，她不与李玉和拥抱，我不与李玉和握手。我最过分的是一直嚷嚷不会跟京胡前奏起高度，婆婆妈妈的闫老师就把脚踏风琴搬到排练场，要不背着手风琴一边伺候着。可在比较正式的场面演出就忘记这件事了，跟京胡过门没一点问题。
青青比我任性得多，一方面是她就那性格，更重要的是她心里清楚全校再也找不出一个能替代她的，所以经常闹事。
当时扮演“卖木梳的”军，被称为天才演员，也就是十一二岁，但演啥像啥，并且折跟头打把势跳跃翻滚一字马的功夫，比剧团经过专业培训的小跟班们强百倍。但是青青她妈说军是社会上的坏孩子，不能留在剧组，老师说没有合适人选替换时，青青和军互动时像受了多大委屈被侮辱了一般哭闹，老师无奈，只能换成有点笨的卫东（卫东及李玉和、伍长、特务乙的扮演者都是驻军子弟，他们只是姓不同，名字清一色都是卫东卫彪）。而卫东和我的合作实在是不愉快，每次排练都吵架，我还几次哭闹罢拍。剧情是“卖木梳的”特务鬼鬼祟祟上场，李奶奶没有举红灯而是用煤油灯试探接暗号时，乐队鼓师要敲出“嘟——仓”，“仓”字响了后“卖木梳的”才能转身说“哎呀，我可找到你们了！可卫东每次都卡不到点上提前转身，我说他，他不服，就吵架，他理亏就骂大人名，那时候谁喊家长名字好像是最不能容忍的事。为此，我俩一直有仇一般。和军合作总是很顺利并会有超常发挥，可因为青青军硬生生被赶出剧组。
青青最过分的一次是下乡演出时，就该上场了她突然说肚子痛。面对那么多乡亲渴望的眼神、一进村就围在我们身边的孩子们、戏台一旁忙乎夜宵的婶婶们青青一点都不愧疚。剧组里演员都化了妆，尤其是特务甲乙丙涂着厚厚油彩的大白脸已经好几个小时了，看着都难受！
我有点想哭，觉得青青太过分。
闫老师急得本來就發紅的鼻子愈加红亮，结巴着好话说尽，青青还是不上台，最后闫老师无奈上前说明情况，让我来了一段清唱勉强收场。
那天大家心情都不好，都在说青青的不是，我们都认为青青是在闹事，因为一直没有从她脸上看到任何痛苦表情。
那个靠穿父亲大皮鞋增加高度的李玉和外号叫彪子，大眼睛，有雀斑。他平时很少说话，排练时连对视都没有。记忆最深刻的是拍练李玉和即将被小日本带走的场景，音乐响起，开始是悲伤，转而为激昂的大刀进行曲，然后李玉和大步离场。这里有母子两人一段很重要的表演。可每次第一段音乐还没完，他人早到幕后了。最给面子时是我俩在排练场两端各自做着相拥握手再挥手诀别的动作。但正规演出时我们丁是丁卯是卯没有出过错。
记忆深刻的是那次参加汇演比赛，上千的观众。舞台两侧还站了不少来挑演员的专业人士。来自小学、中学、机关三支演出队伍同演《红灯记》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选出一支队伍参加全地区比赛。
我穿着我妈专门给我改制的衣服，两位女老师用半天功夫给整出来的老太太盘头，描一脸老皱纹，背对舞台在大幕后站定。
大幕徐徐拉开，熟悉得到现在都能哼下来的前奏之后，我转身，一脸惆怅担忧张嘴唱“时已黄昏玉和儿未回转”。声音没落全场哗然，笑声掌声一片，可能是李奶奶太小，也可能唱得还好。那种幸福的高峰体验，一生再没有第二次。
掌声未落，铁梅穿打补丁的红袄蓝裤甩辫子登场，小手先指着门外又轻放胸口唱“街市上乱纷纷惦记爹爹心不安”。又是一阵更热烈的掌声笑声！紧接着，穿制服提红灯的李玉和亮相，这次的哗然大笑超过掌声，因为李玉和看起来比李奶奶、李铁梅更小。
演出结束，我们理所当然胜出。
多少年的记忆中，总觉得剧中孙女好可爱，那双不大的眼睛纯洁、传情，表达着对奶奶无限的爱意。每次她唱“十七年教养的恩深如海洋”时，我俩一点都没有平时的调皮捣蛋，偎依一起眼含泪花感动在角色里。以至多少年过去了，她的眼神怎样转、手指怎样翘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无论在哪里，只要出现那些音乐或道白，青青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就会浮现在脑海，我就会细细地想她、想自己、想剧组那些少男少女。
我因为演戏出了名，差点没能继续读初中。剧团领导豁出去一般，几次三番到学校、家中动员我学戏，我妈是一百个反对也找了一百个理由，断断续续到初二，这场风波才渐渐平息。好多年后，总有人开玩笑说：那时去了剧团，说不准现在是个角了。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剧中的每一段唱腔、音乐、道白依然耳熟能詳倒背如流，每次回故里都约青青一起共同追忆童年的那场戏，听她唱一段“听罢奶奶说红灯”。
青青没有上山下乡，早早参加工作也第一批下岗。下岗后工资没找落，很是困顿。她那曾任人事局长的老爸、服务公司经理的老妈出面，带着护士把有关领导办公室当病房输液三天，问题解决，青青重新上岗，在行政机关工作到退休。
剧组分手近四十年时，在北京有过一次短暂聚会。当年个子最低的彪子变得那么高大，无比亲切地把我和青青搂在左右，一起相互揭短，回忆哪一次为何吵架、哪一次把某个老师气哭。
彪子在部队干到团级后转业到地方在一个市里任纪检书记。
当年在剧中扮演日本伍长的家伙外号刘坏水，调皮到极点、坏到极点，剧组成员外号都他起的，好多事都是他挑逗起来的。如今五十多岁的他还是上蹿下跳的。他从部队转业后在一个市检察院担任检察长。
特务甲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已经退休。最有出息的特务乙在北京武警总队已经是相当级别，聚会他做东。
卖木梳的扮演者卫东在唐山军分区任职，有一年听别人说我距他不远，当天就开车过来一起吃饭共叙往事。
岁月匆匆，我们都老了。有生之年，剧组能否再聚，象青青说的那样再演一场过把瘾？！
（10）文革中我的兄弟们
文革开始，大哥正在部队，由于他能说会道会背诵很多毛主席语录，被派去一个纪念章厂支左。那个厂之前是制造飞机零件的工厂，文革期间，专门制造毛主席纪念章。
那时候，我家的毛主席像章被所有人羡慕，别人戴一分硬币大的，我们戴五分硬币大的，等别人戴稍大一点的了，我们戴的早又变换了花样，什么夜光的、放光芒的、陶瓷的、成套的甚至不止圆形的。
当时街上有一伙人专门跟踪带了新款式像章的人，不注意瞬间就把胸前像章揪走，衣服还会扯一个破洞。每次我戴了新款像章，我妈都会嘱咐我注意抢像章的小混混。
每次大哥寄回像章，我们都会围在一起争吵，谁该戴什么样的。有一个最大的像章直径小碗一样，上半部放光芒的主席像，下半部凸出来的梅花图案，旁边还有一句毛主席诗词，同学都来家里看，轮番摸一摸。后来像章多到戴不过来，就镶在镜框里，镜框后垫着棉花，正面按大小、样式摆放，红彤彤的，挂在众多相片框的中间。因了这个不同的摆设，来抄家的革命小将几次望而却步，我们在邻居、同学、熟人面前也很有面子。
大哥在部队学会了在挎包上绣戴着红领章、穿绿军装的毛主席像。有一年六一，我妈给我做了件白底小粉花的上衣，大哥在胸前左上方绣了毛主席像，新奇好看，很是风光，穿上新衣服去演出，节目演得怎样不知道，但是师生、家长都记住了我那件衣服并不断有人和我借，参加演出、照相、发言什么的。
记得我大哥回来探家时教我们一首阿尔巴尼亚歌曲，就四句，现在还会唱，问大哥啥意思，他说“苏修完蛋了的意思。”
据说，大哥在纪念章厂几次舌战工人造反队，平息大殴斗立了功，之后被送到著名的北戴河疗养院休息。
大哥幸运，文革没有伤害到他且给我留下一些美好记忆，这一生也就是那个阶段他属于我们，后来他就只顾老婆孩子了。
回忆二哥在文革中，想不起他曾说过什么，只深深记得他严肃的表情。本来，他和母亲的关系就不好，不爱说话不爱回家，加上那时他们“起宏图”战斗队是和当领导的父亲对着干的，爸爸总想和他理论什么，而他视父亲如不见，每天吃饭时，不抬头不说话不脱外套，吃完站起身就走，偶然我和弟弟会发现他戴在里面衣服胳膊上的红袖章，就嚷嚷，他会狠狠地瞪我们。
有意思的是，不说不笑的二哥竟然会参加商业系统的街头宣传队，每晚在大街上演出，他扮演的角色每天变，今天是货郎，明天是炼钢工人，有时候还会是样板戏里的人物。他乐此不彼的。
二哥没有读多少书，早早参加工作，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感觉一切都很无聊，便放弃工作，也走了大哥的道路去了部队。
我三哥应该算是文革的受害者。被所有人认为最该是当兵的料，却当了一辈子的工人。
我三哥人称三土匪，文革中小小年纪就是几个完小学生的总司令，那时候，全班甚至是全校属他的个子高，他的身边总有一大堆干部子弟耀武扬威跟随着他瞎折腾，三哥以力大无比和肝胆侠义著称，他的哥们是没人敢惹的，那时候连一些老师都称他为司令。
在学校已经没人上课了，在家也没人顾得管他，他养了四条狗，二十多只鸽子，近一百只白兔黑兔英国兔，这些东西都是拿家中那些小人书连环画换来的。（他混世魔王的经历，写在另一个故事里）。
后来，随之文革的发展深入，威风的三哥落寞了！我回忆好像是因为两件事：一是在造反派批斗的老师当中有一位教体育的王东志老师，高个子，不胖，天然卷发尖鼻子，说话带共鸣音，我们都叫他外国人。他不仅在体育方面几乎全能，并且会唱歌、朗诵、拉手风琴。王老师和三哥的关系如同父子、朋友、哥们。他挨斗后病倒，被安置在一个没水没电的小库房里，三哥经常偷偷去陪伴，干一些担水、送柴类的家务。妈还经常做好吃的让三哥给王老师送去。这样的事多了，难免被那些三哥欺负过的人知道，就开始贴大字报，三哥的地位多少受到威胁；更要命的是第二件事：在教室里打群架，失手砸碎了毛主席石膏像。
他被迫离开学校，一人到外面边流浪边找工作，一去就是一辈子，直到退休。
他一辈子都爱打架，三嫂也爱打架，他的两个如铁金刚般的儿子更爱打架。
三个哥哥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都平安，我的父母功不可没，我爸是个人人皆知的老好人，我妈是个人人皆知的惹不起。
三个哥哥和三个嫂嫂及孩子后来的故事都绝有特色，各自写连续剧不用虚构就能写个四五十集。
文革中弟弟很小，只记得我俩每天生活的重要内容就是看电影，有当做正面教材的红色电影，也有当做反面教材的黑色反动片，反动影片不是谁都可以看到，是父亲拿回家的内部票，一张，但我俩可以共用，检票的都认识我们，当时礼堂的椅子不是独立的，是棕色的长条椅，多加一个小孩子不显挤。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是红色的；智取华山、三进山城、林家铺子、野火春风斗古城是黑色的。弟弟几乎每天都在给家里人讲述影片内容，用我妈的话说就是啰啰啰，连汤带水，烦到都躲着他。没人理他自己一会老忠叔，一会高营长，要不就偷地雷的小鬼子，不清不楚唱着电影里的大段音乐，每天乐此不彼。
他还爱听广播，当时有数的几个快板书他倒背如流，什么奇袭白虎团、犟姑娘等等，直到现在我还能记起他背诵的一些内容，这些，可能就是对他大脑的早期开发，他的性格和三个哥哥截然不同，多年来一直爱看书学习，家里的空间，大部分用做他存书集邮。天文地理古今中外，唐诗宋词，难倒他的问题很少，了解他的人都鼓励他去参加开心辞典诗词大赛之类的节目，他说自己的普通话太差，不敢去。但他敢去讲课，一辈子在工人队伍里混的人，到后来竟然成了什么专家，总有单位找他讲世界名胜、集邮和古诗词，很被大家推崇。
而我，在那个年月里，就是唱唱跳跳，批判叛徒内奸工贼的唱、保卫珍宝岛、庆九大的也唱；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歌能唱，才旦卓玛的歌也唱。后来就是样板戏了，整场的演，红极一时，无论在父母的熟人面前，还是在同学家长面前，只要遇到都截着不让走非唱一段不可，直到如今，那些在舞台上尽情表演的场面、叔叔阿姨夸赞的场面、同学老师宠爱羡慕的场面都会不时地出现在脑海里。后来下乡当知青，一个知青点25个人，只有我自己有舞台经验，我硬是把大家都训练了出来，两个小时的一场节目，我一个人编、导、演，我们知青点成了典型，不劳动，到处演出。后来唐山大地震，我被抽调支援唐山建设，仍然是在宣传队担任编、导、演。可惜，那时候没有什么星探和艺术院校，不然有可能干了这个专业呢。
要说文化大革命唯一的好，就是挖掘了我的文艺细胞吧。
和很多家庭比，我家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是多年来看了大量历史资料及传记后才感觉到的。
（11）胖姑告状
在农村老家有一位亲戚，少有的胖，我们称其为胖姑。
快七十岁的胖姑外号“三仙姑”，爱唱一口落子（唐山地区农村人唱的地方戏，和评剧差不多），年轻时在娘家村里是个有名的角儿，上岁数了嘴里也常常是戏文不断，说起话来眉飞色舞，双手翘着兰花指，带着戏腔。遇到知音，不管场合立马来神，就是吊孝哭死人都有板有眼有腔有调高低错落绕梁三日，很悲伤的人也会暂时游离疑在听戏忍俊不住失声大笑。胖姑能遇到唱几口的场合绝不会放过的，一回是春节前吧，眼看着花蝴蝶般的胖姑和一位戏迷表姐在火炕上来了一出“大登殿”。
一次回乡下，听村人说起胖姑告状的经历，叙述人有声有色，再加上对胖姑的了解，真有如看了一场传统戏。
也说不清为啥，反正胖姑家遇到了官司。胖姑召集全家开会，到会的有曾在县里当了多年工人的老伴、跑班车的儿子、儿媳，她非常严肃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后得出结论：这个有关400元钱的官司，只有她出面来打啦！老伴历来听她的，孩子们呢，根本不愿管这些烂事，决定正合心意。
那是一个很热的下午，胖姑绸裤花袄，按戏妆花旦模样描了眉眼涂了廉价口红，头上戴着花发卡，胖脸和胖胸脯之间挤着一条白色塑料珠子项链，左手腕上缠着粉色塑料珠手链并银镯子手表扶在腰间，右手腕飘着一条绿绸布，手持一把半打开的纸扇，一路台步来到了镇法庭大门外，未见人影一声洪亮的“冤枉——”传了进来，几个值班办案的小青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慌忙跑到大门口一看，一位花枝招展的胖老太太光天化日实实在在跪在门前，两位执法人员快步上前躬身问话：
法官：哎呀，大娘出什么事了？
胖姑：衙门口朝南开，我有理没钱想进来。
法官：您快请起，我搀您进屋。
胖姑一路低头缩首随工作人员进了办公室，不抬头不落座：
胖姑：可许小民抬头观我颜？
法官：大娘，这都什么年代了，您快抬起头来，有啥冤坐下慢慢说。
胖姑：我该坐朝北，还是坐朝南？
法官：您别这样，随便坐，喝点水，歇会儿。
胖姑这才抬起油光淌亮的大脸说：“进衙门赏座又上水，哈哈哈哈”。
胖姑的笑非常特别，有一种少有的爆发力和感染力，这声笑，十里八村都有名，传说赶上家乡秋季收摘板栗的季节，她在栗树底下一声大笑，能震落几斤栗光（不带刺包的栗子）。小小办公室被这一声大笑震得嗡嗡直响，办案人员大笑，看热闹的人大笑，胖姑更热烈的大笑！人们说，自从有了这个衙门，头一次在此地笑成了一锅粥。
案子很快就在胖姑半戏文半土话的叙述中弄明白了。
几天后，法庭通知胖姑去取赢了官司的400元钱。那才真是一个“三仙姑”版的英雄，经过一番不伦不类比第一次进衙门更惨不忍睹的打扮，在老伴的护卫下，一脸神气，昂首挺胸到法庭取走了她的钱。
事后她说“别看我老了，啥都懂，那个小法官把钱给我时，屋里就我俩，我知道现在办事不白办，从口袋掏出20元钱给他，可人家孩子懂事，愣是不要”。村里人说，哼！遇到好人了你，要不，少给你一百，你屁辙没有！胖姑小肉眼一瞪，胖胳膊一撸，小短腿一叉：
“他敢，我上县衙！”
（完）
转自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