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益中学附小

我在广益中学附小也是读了三个学期,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又读了一学期才回上海。广益中学在黄桷垭镇附近,也就是在杨家花园后面,坐落在风景区南山的东南坡。出杨家花园朝西走不远就是学校大门,进门有大石条铺叠的宽宽的阶梯大路,两旁都是参天松柏,夏天特别清凉。拾级而上一百多米,就是学校主体的中学部。有几座洋楼,也有平房。那时听说抗战期间重庆名气最响的中学是位于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其次就是南岸山中的广益中学了。中学部西边有一个广大的操场,差不多是标准足球场的两倍,山区里能开辟这么大一片操场有点令人惊奇。操场北面是一条岭子,是南山的余脉。从操场边爬到山梁上不过一刻多钟,站在山脊可以朝北眺望长江和嘉陵江夹持的重庆市区。嘉陵江水是清的,长江水是浑黄的,汇流之处有一条清晰的界线,“泾渭分明”。著名的文峰塔就在这段山梁上,塔不高,孤零零的树在那里。附近不远露出几块巨石,巨石之间围成一间天然的小房间,有进的门和出的门。那时任何风景区极少见到像现在这样拥挤热闹的游客,偶尔来一个人或几个人在这里悠闲地徘徊观赏。那时候就在这文峰塔下出了一件悲哀的疑案,有一天上午我家的男工老皮从外面回来说:“文峰塔下面死了一个摩登儿!”。很多人都去看了,后来听人说有一个穿漂亮旗袍的摩登女人晚上坐滑竿上山,到文峰塔下坐在塔门口死了。怎么死的没有人说得明白,只说那女人旗袍的领扣解开了,是因为难受作呕而解开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呢?反正后来关于这事没有听到一个结论。后来,也是晚上,我们先后到文峰塔边去了望了一件巨大的悲惨事件和一件万众狂欢的事件。前者是菜园坝的大火,菜园坝在市区西南江边(现在市区大大地向西扩展了,那里不能算是西南边了)是一处靠近江边地势很低的平坝,重庆通了铁路以后火车站建在那里。那个晚上正街上传着:“市里起大火了,市里起大火了!”。大家摸黑爬到文峰塔附近去看,菜园坝一片火光冲天,烧了很久,人们下山时火势未减。另一次就是1945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晚上,听说市区里举行火炬游行,黄桷垭的人大多数就只能上山远远地观看这一盛景了。人们看到了重庆那边比平时亮得多的火光,还有划破天空升起的信号弹,还有探照灯光组成的标志胜利的“V”字(victory)。总之文峰塔那里成了黄桷垭人快捷感受市里动静,与市里共悲欢的信息台。没有听说过黄桷垭有电话,但不知道蒋介石等军政首脑在家里和市区是怎么通话的。

大操场的西端,也就是过了足球场的另一个球门,再走十几步,再上坡就是附属小学的所在。其中只有一座小的两层楼房,也就是楼下一个教室楼上一个教室。其余只有几所平房,共有几所我记不清了。再往西上行还有几个小平房,是住读生的宿舍。这所附小只收四年级以上学生,班次不多,整个说来学生比南山小学少得多。在这个学校生活的正课学习情况,我还是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班的一位级任老师。是一个身材娇小的年轻女老师,我总觉得她的脸相有些酷似我家那副扑克牌上的Queen(上海人俗称“皮蛋”)。她很年轻,在我们面前只能算大姐姐,但是她对待学生有一种深切的母性的挚爱。总觉得她一年到头为她带的这个班的学生操着心,她认真地教,带我们活动,责备起学生来的时候在严肃中带着感情。虽然我如今记得的具体事例很少,但我一直记得我当时深爱这位老师,很可惜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连她姓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就像对小磨滩那位好心的女老师一样。只怪我开始来静心回忆童年做得太晚了。

还记得有一位中年男老师,带一副黑框眼镜,长着扎扎胡子,一口音调诙谐豪放的重庆话,声音也很有中气。他好像是教我们地理的,他在课堂上讲着讲着就忍不住要骂“下江人”。实在说,他代表了当年不少重庆本土人的一种情绪。所谓“下江人”主要指长江下游的江、浙、上海人。抗战期间从“下江”涌到重庆来的多数是比较有钱有势的人。他们除了与本地人在风俗习惯和语言上有差异,叫本地人不满的主要是随之而来的对物资的购买力破坏了原先封闭的天府之国的自给自足,引起了当地物价上涨,损害了本地人的利益。这就使得他们中不少人说起“下江人”就有气。那位老师有时说得激动起来简直有点咬牙切齿,也不避讳坐在下面听的学生有不少都是“下江人”的子弟。

童子军

另外,还记得一位“童子军”教练老师。“童子军”有点像解放以后的“少先队”,但是更多的带一点军事化色彩。从当时一本教材上得知童子军起源于英国,宗旨是锻炼少年儿童勇敢自强自立的品格和技能。我记得当时四年级以上的学生都是童子军,每个人度身购置一套黄咔叽(或黄色斜纹布,咔叽也是斜纹布,但是比国产斜纹布的质地好得多)的短裤脚军装;一顶同样布料的船形士兵帽(当时“国军”大多数戴的是有舌状帽檐的便军帽,只有后期新建的受英美训练的机械化新军,例如新一军、新六军才戴船形帽);一块方领巾我记得似乎是黄绿两色的布在对角线上缝接的(这一点我不太有把握,是否黄绿两色,也许记错了,不过肯定是双色的),一支系在墨绿色绳带上的管状铜哨子,塞在胸前上方衣袋内,绳带则自然潇洒地悬垂左右衣袋之间。还有一根缠绕成柱状的白色棉绳是供野外生活的各种用途。此外每个人还发了一根短棉绳,教练老师教过我们许多种绳子打结的方法,有平结、双套结、接绳结等等名堂,如今我也记不完全了。每个人还发一根长短齐眉的白木军棍。但是最得意的装备是一把有牛皮套的短刀,长不及尺,双刃呈宝剑形,铜刀柄上刻有“智、仁、勇”三个字(束腰的皮带铜扣上也有这三个字)。短刀本身也是铜的,镀成银白色,刀刃钝秃,不能切割,只是摆样子的东西。每次上操的时候要唱一首《童子军歌》,歌词是:

“中国童子军,童子军,童子军。
我们,我们,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年纪虽小志气峥,献此身,献此力,献此心为人民。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终是我们行动的精神。
大家团结向前进,前进,前进,青天高,白日明。”

这位童子军教练也是一口四川话,高额头,鼓眼睛,年不过三十。他除了教我们操法还教结绳搭帐篷等行军知识。还教过我们自制汽水,每个人上山采寻薄荷叶,到正街上去卖柠檬粉、小苏打,说是加水加糖起了化学作用就变成汽水了。但我回去如法炮制,尝了一口完全不是滋味,赶紧吐掉。我想做汽水大概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虽然没有真正教过我们野营造饭,但我倒一辈子记得他教的那一段带动作的游戏绕口令:“切(也许是重庆土话发音,这个字他不念‘qie’,念法近乎‘cei’,更准确的念法是德语的‘ce’)格勒格,切格勒格(动作是左手握菜状,右手掌比作菜刀往下切)炒,炒,炒。(右手掌朝上,稍微窝起,作锅勺炒菜动作)啵格勒格,啵格勒格(念到‘啵’时,右手拍嘴示意进食)饱,饱,饱(拍肚子)。切格勒格炒,啵格勒格饱。切格勒格,啵格勒格,饱,饱,饱”。后面这几句也交换着做相应动作,所以越念越快的时候往往弄得手忙脚乱,嘴巴里也乱起来,令人捧腹。

他在上操的时候像长官对当兵的那样,动辄呵斥,甚至推搡踢腿。还有一次不记得是为了什么原因,他罚我们全班男生跪在楼上教室外面,说要跪半天,不许任何人起来。大约跪了个把钟头,他走上楼来说:“算了算了,念你们初次,原谅原谅你们了”。大家一哄而散,有人还笑着学他把“原谅,原谅”说成“月亮,月亮”。更有甚者,有几个年龄较大的本地学生背地嘀咕他对男生狠,对女生媚。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烧(谐音‘骚’)棒”。

说到这几个年龄大些的本地生,多数是住读的,来自四乡。也有不是住读的,家在正街或附近,也许由于家庭背景和教养的缘故,沾上几分流气。例如下课后住读生有时到文峰塔那里去玩,他们就想得出来给那里几块巨石围成的天然“房间”起了个字眼猥亵的名字,叫“麻X室”,据说是因为它的形状像女人身上那个我们已经隐约知道但不好意思说的部位。另外还有一些脏话都是从他们那里说出来的。他们还结帮对持,互相摩擦。其中有一个,我清楚的记得他的名字叫万宗义,家里在黄桷垭正街开了一爿门面狭窄的文具店。他长的个头不高,一双略为挂梢的单眼皮透出一种冷漠的威势。这个人成了一帮人的头,有几个住读生(其中有个子很大的)都拥戴着他。但他们在班上还没有做出什么大打出手的事,一般同学也不去招惹他们。

与雷震的儿子打伙集邮

常和我一起玩的是雷震的儿子雷德成和“陈大律师”(就是在广益中学大门对面坡下树牌子的大律师)的儿子陈令。因为有两个学期我们三个人同一张课桌,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比较合得来。雷德成的爸爸雷震是名气很大的一个国民党中央要员(后来因为在台湾主张民主改革,反对蒋介石而受迫害,更是在海内外成为热点新闻人物),他家就住在杨家花园那所有很大的茅草屋顶的平房里。我到他家里去玩的时候好像没有看见什么人,所以可能当时雷震自己很少住在杨家花园,那里可能是他的乡间别墅。雷德成是个老实孩子,他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很有特色。他脸色微黑,眉毛更是浓黑,上唇汗毛密致,影影绰绰好像长了纤细的小胡子。更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后脑勺扁平,上海人把这种头形叫“菜刀头”,因为侧视轮廓有些像一把菜刀。他和你说起话来的时候总好像有点傻乎乎的瞪着一双大眼睛。陈令也是江浙人,瘦小清秀,性格平和斯文。我们在一起除了男孩子通常玩的花样以外,三个人还打伙集邮。回忆起我们收集的中国或外国邮票,很富有那个时代的一些痕迹。有两套战前使用的最普通的邮票,画面都是国父孙中山的头像。一套叫做“纽约版”的,画面比较清爽简约,头像略小。另一套叫“伦敦版”的,印有拱楣和廊柱形的边框,头像略大一些。这两套邮票虽然简单普通,但是印刷都很精美,每一套都包括不同颜色和面值的十余张,所以如果收齐了也是洋洋大观。另外还有一套国民革命人物头像邮票,分别印的是民国初期的大人物,例如其中之一就是头顶大盖军帽,胸挂绶带,肩饰灯笼状流苏,英武潇洒的蔡锷。此外民国各个时期各种纪念邮票的纸张和印刷的精、粗、工、拙各有差别。有一套面积很大也很华丽的中华民国开国纪念邮票,上面印有五色(代表“五族共和”)国旗和桑叶形的中国地图(因为包括外蒙古,所以呈桑叶形),无疑也是在国外印制的。还有“林故主席纪念邮票”(纪念那时刚去世不久的林森)和“蒋(中正)主席就职纪念邮票”,以及一套“平等新约纪念邮票”。当时已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晚期,英美和苏联结成同盟,蒋介石代表中国也忝列其中,称“四强”之一。这套邮票是纪念那时同盟国的一次首脑会议,先后有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德黑兰会议等,都有决议或宣言。我已记不准这套邮票是纪念哪次会议及其盟约,反正是有蒋介石参加的那次中、美、英、苏四国会议。我只记得几次会议中有的中国没有参加,有一次苏联没有参加。鸦片战争以来凡与外国订约,都是丧权辱国的,这次四国盟会共同对敌,至少在形式上中国能与其他三强平起平坐,当时国人引以为荣。这几套邮票都印刷精美,当然都是在国外出版的。美国邮票中印象最深的是罗斯福总统逝世后发行的罗斯福纪念邮票。英国各属地的邮票都有乔治六世国王(今伊丽莎白女王的父亲)的头像,其中印度邮票都很大,乔治六世戴着王冠,而香港邮票上的乔治都是免冠的。印尼邮票上的政府首脑不知其名,头戴一顶黑帽子,形状像是把洋铁桶(上海人叫铅桶)倒过来。还有一套苏联红军邮票,记得其中一张是戴着有防风镜皮帽子的空军飞行员,我从这套邮票上第一次知道了苏联红军。当然还有五大洲其它许多国家的邮票,从邮票上学到了小学课程中没有的许多地理政治知识。其中欧洲的匈牙利和美洲的古巴这两个小国的邮票,其图案和色彩之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希腊邮票一般印制比较简陋,我觉得希腊字母也不太好看,但是有一张精致的希腊邮票以粉红为主色调,画面是一群身躯健美,穿着半透明纱袍,翩翩起舞的美丽女神,我那时觉得它是邮票中顶尖的艺术精品。从澳大利亚邮票上第一次认识了袋鼠、鸵鸟和鸭嘴兽。中国邮票里面还有清朝的龙邮,还有伪满的邮票,皆属粗制滥造。有些邮票是在过时未售出的邮票上加印一些黑字,改了币种和面值,废物利用以应不济。反映了来得太快的政治和经济变迁。那时在公路旁边开了一家集邮商店,可见当时黄桷垭及其附近的时代经济文化要素色色俱全。上面提到的有一些新邮票我们自己并未拥有,就是在这家店里见到的。我已记不清哪些我们曾买了或者从别的途径收集到自己简陋的邮票册里了,哪些只不过在小店的橱窗里或玻璃板下眼馋了几番。至于我们三个人在集邮上是怎样合伙的,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合伙中还发生过争吵,以至我和雷德成在课堂座位上打起架来,他是个老实人不知那次为什么会惹得我那么生气,打得他直叫喊,后来我们很快又和好了。

70年代晚期,我从上海中学老同学秦家骥那里借到一份香港杂志(那时大陆政治刚开始有一点松动),上面有一篇文章记述了曾经轰动岛内外的“雷震事件”。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以后,秉性正直而颇有书生气的雷震因反对独裁政治,与蒋介石闹别扭而长期遭受囚禁迫害。文章中专门提到其长子雷德成在此逆境中才三十几岁便英年早逝。我想直到他去世前,他一定还记得我这个同桌同学,像我记得他一样。

还记得的其他同学

我们三个还和一位叫丁长江的比较要好。丁长江白脸,瘦长,年龄比我们大一些,他家里在正街上开一家布点,在万宗义家文具店的斜对面。他不怕万宗义,而且有点对立,但基本上和平共处,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有好几回他请我们到他家楼上(布店在楼下,居住在楼上)去玩,好像是一起合作喂蚕还是合作玩别的什么。总之他像一个大哥哥那样对我们。

还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和长相早就记不起来了,他喜欢讲故事。有一些三国、西游和水浒的段子我都是首先从他的口中听到的。但他常常会把一些故事搅混在一起,还添油加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有一次我回到家里对大人们转述了他讲的故事,其中说有一个长着三个鼻子的神通广大的人管着三个头大如芭斗的徒弟,他们本事都很大等等。我说这是“三国”里的事,把他们乐坏了,说这是哪一家的《三国演义》?

还记得一个同学的名字叫年家华,是个广东人,华侨,黑瘦脸。我和他交往并不多,为什么记得他呢?因为我曾很奇怪,他以前住在广东和南洋,那是热带地方,可他反而最不怕冷,到最冷的天气也只穿一件薄的球衣,外罩一件单夹克。

还有一个人,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是忘不了的一件事是音乐先生曾经推荐他在教室前面为大家演唱了一首美国歌,那首歌他唱得太动听了。后来才知道,那首歌就是福斯特的《The old folks at home》。因为我自己爱唱歌,对他唱得那么好,格外有共鸣,我想大概他在家里有过特殊的教习。

班上还有几个女生,但是因为从来没有在一起玩,大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有一个叫巴琳琳的,名字起得有点怪,而且长得像外国人(现在想来她也许就有外国血统),所以有些印象。坐落在正街上的那家“ABC”西餐馆,好像就是她们家开的。

广益中学的中学生中曾经成为我心目中英雄的就是足球队的那些中学生,广益的足球活动十分活跃。正当我在那里读附小的时候,在南洋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资助组织了以亚洲球王李惠堂为首的“东亚足球队”来四川。而且头一个开脚就是和广益中学生的足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给了广益的中学娃娃(但在我眼睛里这些队员都是我崇拜的“大人”了)极大的面子。中学部有几个足球队经常举行比赛,下课时我们小学生常去看。有几个“明星”都记熟了(虽然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羡慕他们追球疾跑的速度,羡慕他们盘球的技巧花样和潇洒的动作,羡慕他们穿的漂亮球鞋和“琵琶腿”上的肌肉,特别感到洒脱豪放的是球队队长在赛前赛后带领全体队员用漂亮英语整齐响亮应答的几句口号。

抗战胜利

战争还在进行着,家里订有一份《大公报》,爸爸他们还不时从市区带回一些报纸杂志。当时经常被提到的将领是胡宗南和汤恩伯,后来知道这两个人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前者在西北战场,后者在西南战场。汤恩伯的一个儿子叫汤建盘,是南山小学仲威的同班同学,听说很调皮。我之所以还记得他的名字,是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上海人说:“挡箭牌”。抗战早期和中期,日本军队一直没有能进入中国西部(即现在属于“西北行政区”和“西南行政区”的所有省份),直到抗战胜利前一年,有一段时间战局紧张起来,战争威胁好像直接临到头上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发动了一次直接侵入中国西南大后方的大规模攻势。日军从湖南进入广西,相继攻占了桂林、柳州,接着西进北上进入贵州。日本人进军的方向显然是指向贵阳,从贵阳再北上三百多公里就是重庆了。

最近看到有的文章回忆说,那时大后方的人极度恐慌,但我感觉我周围的人好像并没有多么恐慌。也许是我年纪小不懂事,但是至少我看到我家里的人没有多少慌乱紧张。早些时虽有过“去西康”的议论,也不过是说说而已,没有人正经打算过。大概因为当时整个世界的形势已经令人乐观,所以大家大概觉得西南攻势虽然来势汹汹,小日本也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但是日本人眼下毕竟是步步进逼到跟前来了,家里除了每天谈论战局以外,还买了一幅西南地区大地图,用图钉钉在楼下客厅右墙上。冯叔叔用两种颜色的纸剪了一些小三角粘在大头针上,做成代表国军和日军的小旗子。每天根据报纸上报导的最新战况,哪方占了什么地方,哪方撤离了什么地方,就把旗子插上去或拔下来。其间虽然有几次拉锯,但是总的来说日军在步步前进。汤恩伯曾发誓要死守独山,但到头来独山还是失守了。我记得清清楚楚,地图上的日军小旗最后是插到了独山正北方的马场坪,离贵阳只有几十公里了。所幸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到那里以后日军就止步不前了。

当欧洲战事成为热点的时候,我们家墙上还钉了张欧洲地图,也是用小旗子来标示战况,我的直接收获,是从那上面熟悉了欧洲的地理概况,知道了德国在法国东边,两个国家差不多大小,中间还隔着瑞士、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这几个小国家。除了瑞士,各小国是老早一下子就被德国占领了的。听他们说法国人在边界筑了一条钢筋水泥的马其诺防线,曾经夸耀是攻不破的防线,谁知打起来一点用处也没有,法国很快就一败涂地。法国北面隔海就是英伦三岛,德国人一下打不过去,但听说除了轰炸以外,德国人还发明了“飞弹”V1、V2,没有人驾驶,可以自动飞过海去炸英国,任何大炮都没有那么远的射程,也没有那么大的威力。听说德国人的科学是非常厉害的。那时候对战争和科学谈论很多,有人说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死光炮”,发出去的不是炮弹,而是一股特别厉害的光,碰到什么就毁了什么,而且可以攻击很远很远的地方。听到这些,很是恐怖,将来科学真要发达起来可怎么得了!原来,所谓“死光炮”就是那时候有人根据已经发现的莱塞(激光)设想出来的,可能由于具体的技术、经济合理性等种种原因,直到现在将近60年以后还没有这种“炮”出现,倒是派上了许多其他很精彩的用途。

接下来就是美军参战,诺曼底登陆,艾森豪威尔、丘吉尔、蒙哥马利、戴高乐等几个名字脍炙人口。报纸上对东线战场苏联红军的大反攻提得很少,所以人们口头谈论也不多。后来组建联合国,学校里音乐课上教了一首“联合国国歌”,当时翻成中文的歌词是:

太阳在天空现出笑容,
大地发出雄壮歌声。
全世界的人们都欢唱,
庆祝新世界的诞生。
联合国万众一心,打倒敌人。
为自由幸福新世界勇敢前进。”

我非常喜欢这首欢乐、雄壮、振奋人心的歌曲,后来知道它的曲作者原来就是苏联大名鼎鼎的肖斯塔科维奇。

在德国投降欧战胜利的前夕,威望很高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由一个尖鼻子戴眼镜的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报纸上还登出过他年轻时戴着钢盔当兵的照片。副总统由进步党的华莱士接任,人们议论这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事。从大人们的议论中我得知美国总统一向都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竞争轮替,其它党派一般无缘。民主党总统杜鲁门遴选进步党的华莱士任副总统,可以说是打破了惯例,而且听说进步党是比较“左倾”(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政治上有“左”和“右”),就是说比较亲苏联,亲共产党的。不久以后就有一个热门新闻,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到重庆来做客。记得报纸头版登出一个有趣的横排标题:“华来士来华”,这个标题正着读倒着读都是一样的,是报纸编辑弄的一点小噱头。

1945年夏天以前,大概谁也没有听到过“原子弹”这个东西,直到原子弹已经扔在日本广岛了,才知道还有这种武器。这个消息真是惊天动地!听说美国飞机投下的一颗“原子弹”把整个城市和全市的人毁灭得干干净净,过了几天听说美国人在日本长崎又投了一颗原子弹,比广岛那一颗更厉害,这一下小日本肯定彻底完了。报纸上大概对原子弹有了解释(我听大人转述的),介绍了什么叫“原子”。这和我小时候心里猜想的世界上一切都是由极小极小看不见的颗粒拼成的完全对头,所以我好像心有灵犀一点通,不费理解。还提到造原子弹的原料“铀”,这个东西是新鲜奇妙的,它会自动放出致命的射线,在原子和原子之间一传十十传百飞快的全部引发起来,造成比普通火药炸弹猛烈万千倍的爆炸。

接下来听说苏联红军开进东北,不到几天就把关东军打垮了,很快就传来了意料中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重庆市里沸腾起来了,黄桷垭也一样沸腾起来了,见到的人们都兴奋得无以复加。小叔叔回来说他们一个同事前两天就说了,等到宣布日本投降那一天他可以脱光了衣服赤裸裸的上街去狂欢游行,当然那天他还是没有勇气那样做。重庆的夜间火炬大游行我们是爬到山上文峰塔旁边去看的,两股探照灯光组成一个大大的“V”字。人们以各种各样方式做成“V”字标记,包括举手张起食指和中指做成“V”字形,就像现在许多年轻人莫名其妙的高兴起来就做这个动作一样。抗战胜利的狂欢伴随着美国派头是我的一个印象,那时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威信空前高涨。许多老百姓见了美国兵就翘起大拇指说:“顶好!”美国兵也同样回答,当时成了互相打招呼的一种礼节。

我还听到了可怕的“切腹自杀”,据说不少日本人在听了天皇无条件投降的诏书以后就跪在地上用一把锋利的匕首插进小腹左边,往右边一拉再朝上转一个弯,这就叫切腹自杀。这就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令人听着毛骨悚然。

分批回上海

抗战胜利了,狂欢之后外来人的第一个心思就是“回老家去”。我还在上学,家里的动态和种种策划我都不太了了。总之,不多时以后爸爸和大叔叔先走了,又过几个月,祖父祖母也走了。小叔叔大概也是比我们提前走的,因为后来在我们回上海的漫长旅途中他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不过也说不定他比我们还晚几天,他毕竟是有单位有职务的。杨家花园我家那座楼里人口渐稀,留守者都是妇女和小孩了。楼下祖父祖母的卧室空出来了,家具都还在,那房间成了留下来的人聚会闲谈的场所。那时不知道家里从哪里弄来了一批罐头,其中有一些已经变形了,里面装的东西叫“阿华田”,说是美国货。现在想来不知道是抗战胜利后运进来的还是从美国军队里弄出来的。阿华田的味道像可可,但是含糖,是甜的,更像回上海以后常喝的乐口福麦乳精。罐头打开来其中有许多都已经结成硬块了,只好用榔头敲,用菜刀剁成小块,然后冲了开水化开喝。

这一切变化对我们几个小孩并没有什么影响,我还是上我的学,小姑姑和冯叔叔也还是去北碚继续他们的学业。

这年秋天,从上海传来的一个消息引起了一次大震动。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信里传来的还是哪个熟人告知的,说大叔叔在上海交际场结识并迎娶了个小老婆。听到这个消息,家里一下炸了锅,婶婶还为此气出心脏病,住进了南山的一家医院。后来回家一直还在打针,其中有一种装在有橡皮盖的小玻璃瓶里的乳白色的叫做“牛奶针”。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大姑姑、小姑鼓、妈妈都先后写信到上海去责备大叔叔,替婶婶出气。后来不知道哪里来的消息说大叔叔看了妈妈的信之后,脸一下子刷白了,说妈妈的文绉绉的绵里藏针的信给他心里的震动比其他人的指责都厉害,但事情是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了。

到了冬天我们也要走了,一切都在准备起来。除了已经走了的,除了大姑姑因为已经结婚是四川的人了,她的今后取决于姑父的去向,这次要一同回上海的大大小小(连同冯叔叔在内)一共还有12口人。家里的东西不少,抱着就要去上海的心情,那些家具大概都不值一顾了,我没有听说也没有见到打算怎么处理。倒是许多衣服、用品,多了不好带,带到上海恐怕也不值。大人们商量后决定“卖”。卖的办法是摆地摊,这事情叫我们这些小孩兴奋起来了,因为从来只有买过东西,没有卖过东西,而且大人允许我们也参加,这太好玩了!各房把不想带走而还值得一卖的东西清理出来,这些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人一起来讨论给每样东西估价定价。小姑姑冯叔叔他们剪了许多纸条写上标价,用大头针别在要卖的衣服、裤子、帽子、手套等东西上。我记得为此我们好像还分了工,把临街的那座小楼下面从来没有开过的大门也打开了,在门口摆了一个主要的摊子,同时在消防队坡下公路边也摆了一个摊儿。吸引了不少看热闹的,来的主要都是本地人,外来人绝大部分都是自己也要走的。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真正的“大甩卖”,因为如果不这样,肯定是卖不出去的。来买的人,有的厚道些,价钱谈到差不多就买下了。有的则再便宜也嫌不够,还要使劲压价,有个男人看中了一双手套,价已经压得很低了,他还嫌不够,还要往下压,我在一旁听得都不耐烦了,冲他没好气地说:“行,你拿一只去吧。”他白了我一眼,扭头就走了。

终于要启程了,一家人围着圆桌吃了在重庆的最后一餐午饭。正吃饭的时候,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太太。这个人以前从没有见过,操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她一进来,妈妈婶婶她们赶紧站起来接待,她连忙摆手说:“你们用饭,你们用饭!”小孩子们从没有听到过“用饭”一词,而且是一口京腔说出来,便觉得很好玩,所以后来到了船上我们还反复笑着学她的“你们用饭,你们用饭!”从大人谈话中我听出来她是来买房子的。但是现在想,那么大一座花园洋房,就在我们离开前一个多小时才跑来谈,而且马上就谈定了这笔交易,那是不可能的,大概事早就谈好了的。

离开家上了船以后,我们得知这个客气礼貌能说会道“你们用饭”的女人,可不是个好东西。船因故停了一天,泊在港里没有开出,长期在我家挑水做杂工的老皮就上船来找我们了,他哭诉说,我们一走,那个女人就要把他立即赶走,这当中的情节我当然弄不清楚。房子易手的时候,可能有过什么协议,也许涉及我们家许诺给老皮的一些权益,那个女人可能都翻脸不认了。说起老皮,在我们家已经做了很久,大家都觉得他人好,待他也不错。他是重庆本地人,看上去四十多岁了,虽然是干粗活的,但是终年穿着长衫。他和我家的女佣人何妈相处长了成了相好结了婚,在城里找了个住处,结婚以后何妈离开了我家,住到自己家去了。有一次老皮还带我和仲威去他们家里玩,他们住在望龙门西面大约至少有一里多路靠近菜园坝的江边坡上,像是个大杂院,但是因为在坡上,房子高的高低的低,有不少还是竹子撑起的吊脚楼,如果不是身在其中而是悠闲旁观,倒可以说它“别有风味”。

三十八年后的凭吊

就此我们告别了黄桷垭,告别了在那里整整三年的童年后期生活。因为到上海不久,妈妈大概是在一次给我买衣服论及尺寸的时候对我说:“你现在虽然不是大人,但也不算是小人了,是中人”。所以童年到那时基本结尾了,虽然四月四日过儿童节还有我的份儿。在那里我还没有真正懂得什么,而且那里基本上又是一个世外桃源 ,国家兴亡,人世悲欢虽然耳有所闻,但对我来说不过是听了一些悲喜故事而已。在我记忆里只有快乐童趣和对开蒙过程中从自己眼睛面前逐渐扩大开去的对世界的美丽憧憬。瞰江饭店、磴子坎儿、小磨滩、车家壁、黄桷垭是瑰丽童年记忆里的一串珍珠,一颗比一颗大。每当想起来的时候总是对它们充满亲切怀念。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和重庆一别就是三十八年,人已老大。直到1983年秋天应邀参加在成都举行的一个重要研究项目论证会,我特意提前动身,先到了重庆。那时山城景象依旧,除了多出一个火车站以外,整个看来似乎只有显得比昔日更陈旧一些。天已黑了,我在车站存了行李包,背着装了洗漱用品和内衣裤的小包就上坡去找住处。那时出门吃住还是一件难事,晚上投宿常会碰钉子。好在我持有一张当时属于“新鲜事物”而且物以稀为贵的副研究员聘书,拿到坡上一家旅馆帐台前向他们解释说副研究员相当于高级工程师,(最初恢复“技术职称”时一般的概念高工至少是副厅局级待遇,虽然这在单位里从来不可能成为现实,但在社会上只要懂的人还是认账的 )所以别人来了没有床位,我来了就“有”。虽然晚上有蚊子,大小便要下楼,洗漱在走廊上,但是洗漱时可以看到江景。早晨起来吃完简单的早饭,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望龙门过江。那里破旧了,是真的破旧了还是我的眼睛和小时候不同了?往坡下走时看见了缆车,还是那个样子,但那是真的毫无疑问地破旧了。高高的石梯也是过去的石梯,看到了轮渡码头和轮渡都是狭小破旧,和武汉不能相比。我突然感觉到,抗战一结束,人物一走,一度兴旺的重庆就此被扔在这个国家的屁股后面,再没有人回头一顾,这个感觉到了南岸黄桷垭进一步被证实了。

船到南岸还是一个石滩,只是再也看不见滑竿,我相信这个东西是从“劳动人民解放”的时候就废除了。到龙门浩还是走路上梯子,龙门浩倒是变了,进步了。再不是山路两旁的一小堆房子 ,而是朝里面一点找到一块开阔些的地方建成了能走汽车的街市,听说汽车从这里可以开到山上黄桷垭去。我想几十年前我在那里的时候离龙门浩滑竿路不远的这个地方就有公路,而我那时因为还小,没有看见过就不知道。现在懂得公路从这里是可以蜿蜒盘绕,连接上我小时候熟悉的黄桷垭南面坡下那条公路的。而且也回答了我那时的疑问:为什么不能走汽车的那条滑竿路边有德士古的汽油站。

不过现在这对我毫无意义,我的目的是来找老路爬山。龙门浩变了,所以开始上去的那一小段路和以前有点两样。但是走不远就寻到老路了,一路上多半能扭头望到长江和对面的重庆。我那时已是48岁,体力开始有些下降,半路歇了两回,一处是在三叉路口,从那里还有一条向西的下山路,问过路人说那是通往海棠溪的(中国到处的人口都多了,走在山路上已经时时都能遇见路人,以前可不是)。小时候“海棠溪”早已耳熟能详,但从来不知道还可以这样走去。老君洞找也找不到问也问不到了,土地庙当然也无影无踪了,这在意料之中,六十年代到处寻找革命对象的红卫兵对“土地公公”决不会放过的。大概是爬了将近一个小时,还是从那样的一个路口进了我们的黄桷垭。

正街完全换了一付冷漠荒凉的面孔来迎接旧人,路上还是石板,夹道还是鳞次栉比的房子,但是基本上没有了一个店面。昔日比肩接踵嘈杂喧嚣的景象不复存在,只见三三两两懒洋洋的住户。我赶紧加快脚步去找杨家花园,看见正街将要下坡的地方右手还是一块空地 。马上认出来了,我家住过的房子在,只是没有了围墙,没有了花园。花园被水泥铺盖起来,成了一块楼前地坪。楼门前挂了一块牌子,大书“××街道居民委员会”,有人进进出出,我不想透露我曾是这里的住户,佯装若无其事地徘徊端详。那座楼房还是老样子,爸爸妈妈的卧室成了一间大办公室,楼下客厅好像还是会客室。其余的因为不能走进去,看不见了。水泥外墙面还是“棘皮”式的;楼上楼下的窗子还是附加了百叶窗;瓦屋顶上还是有天窗;楼的右边和后边与那半圈护坡兼围墙之间还是留着那么一条窄巷子。留连感慨一番之后,我就继续往上走,想去看看杨家花园别的房子,我这才发现,绝大部分房子已然不见踪迹,少数地方留下些断垣残壁,似乎还有一两座破败了的小搂,空在那里摇摇欲坠。难怪那时候“国军”的营长唯独看中了“附一号”我们家。

继续往西走,很容易地找到了广益中学的大门。走进去还是那一条大石板上坡路,但觉得也有点破旧了,两旁树木也没有以前那么青葱茂盛,五十年代“大跃进”大肆砍伐山林大概也没有放过这里。走到中学部那片地方,房子还有,但是已看不到一所像样的了。这里显然已经不是一个中学校,因为见不到一个学生和老师模样的人。房子外面牵几条绳子晾着些衣服裤子,同样只见到几个懒洋洋的住家人,问以往事和变故,则茫然不得要领。大足球场当然还是那么大,只是感觉上不像小时候看上去那么辽阔,且长满了杂草。操场另一头的附小部更是认不出来了。那时到底还有没有广益中学?如果那时没有了,后来恢复了吗?以现在的条件如果在那个地方重新振兴这所学校一定是美轮美奂成为少年学子的天堂。

果然,后来我从一个“旅游网”上看到一则图文并茂的报道,我的理想得到了实现,恢复了的新广益的校园、房舍比我设想的还要漂亮、壮观,但是否“美轮美奂”更要看教育到底办得怎么样,凭着这几年长的见识,对这一点存疑是有充分理由的。

走出旧广益范围回到过去那条曾经天天走的通往南山小学后门的半坡小路,左手坡下倒是多了些房舍,有的好像还是什么单位 。但是这样一来我辨不出哪里是南山小学了,我只好估量着远近,摸到应该是差不多的位置,走下去看着那样子肯定是变了。但是再看看远些和近些的地方更不像,很可能就是那里了。碰到人一问,说那里现在是个中医院,问及昔日南山小学,又是茫然。我干脆下到公路上朝着黄桷垭走回去,一路所见大格局都和我留在记忆中的情形吻合。走到黄桷垭跟前时肚子饿得走不动了,于是在那里一家难得找到的小吃馆吃面时访到了前面说过的关于杨家花园的掌故。

那次我在重庆,在黄桷垭所见到的,恐怕不仅仅是一个被久久弃置了的“陪都”所特有的景象。1983年“改革开放”正在蹒跚起步,国家开始见到了一点复苏。如果再早几年我看到的可能会更叫人泄气。到处可见过去曾经光鲜的东西早已变得陈旧、枯萎和凋敝的情形(包括那时的“大上海”)。

现在,又过去二十年多,2002年在电视里我看到了直升飞机回旋俯瞰作为新设国家直辖市的现代化大重庆摄下的壮丽镜头,崭新的街市区早已扩大到过去的四郊。那么,山上呢?南山呢?我睁大眼睛紧跟镜头搜寻辨认,希望能发现哪里是南山黄桷垭。可惜镜头太宏观,也扫得太快,没有能找到。我开始发挥想象;黄桷垭大概还摊不上那份特殊的眷顾,像周庄和乌镇那样被尽量还原历史旧观,作为招引中外来客的旅游胜景,小心翼翼保护起来。更可能的是,那里因为风景优美而成了一个重要的开发区。于是正街的旧房被拆了,与南山公园配套,那里可能建了宾馆、饭店、川菜馆、“火锅城”、卡拉OK桑拿浴、彩卷和数码印洗、古董赝品、水货旅游工艺品的大排档。旧杨家花园那片地方可能又被有势力的房地产开发商看上了,在那里新建了高档住宅小区,现在又兴叫“花园”了,也许有想象力的聪明人又想到把有怀旧情趣的“杨家花园”老牌子用上了。那么在那里修缮保留一栋“旧建筑”也不是不可能。要是这样,唯一的就是曾经变成“居民委员会”的我们家了。“杀风景”的是,我难免又揣测,在这过程中现代开发商和“有关当局”操作之“黑”恐怕不亚于当年那个姓杨的“地痞恶霸”房产老板。

这些都是有趣的悬念,但如果不是以后某个时候碰巧有机缘,我决不会专门费事去解开这个悬念。这种事情往往是一旦明白无误摆在面前就没有意思了。

(待续)

文章来源:《“儿时”民国》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