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父亲的童年
我一直渴望追寻我的父亲，曾经有过的记忆也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我都怀疑我真的和父亲在一起生活过。对于我来说，爸爸是陌生的。只有当我看见他把我抱在怀里的照片时，我才敢确定，我确实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他就是我的父亲。
我用手抚摸着那张平滑的相纸，纸是冰冷冰冷的。我努力感觉着相纸上的父亲。我朝父亲走去，努力回忆和感受我曾经和他度过的每一分钟。他更像一个很深很深的梦，我无数次地穿越过这个梦境，但是依然把握不住对他的记忆和认识。父亲就站在我的面前，我跟他说话，他直直地看着我。他从来没有回答过我的问话。我朝他走去，他依然是一动不动，我竟然穿越过他的身体，他没有回避我，还是在那里站立着。我回头看着，他的身体是透明的，我紧紧地抓住他，他消失了。我从梦中醒了过来，我又回到我的白日梦里，重新开始追寻他的轨迹。
一次又一次，我就是找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父亲的感觉。
于是，这个梦变得更加深沉，更加黑暗。但是当我沉浸在梦中的时候，在冥冥之中我希望父亲会听见我在和他对话。我常常想，是不是因为父亲走得太早了，我将是他生命的重复？这时候，我会变得焦躁不安，我会比任何时候，都渴望知道父亲的过去。
一九一○年春天，父亲出生在湖南茶陵县山区的一个雇农家庭。
父亲出生的时候，奶奶家没有识字的人，家里穷得连一张纸片都没有，更不要说，还会有什么纸上能写字的东西。家里人都是看着月亮的圆缺来计算日子的。所以，谁都说不出父亲出生的准确日子。奶奶只记得，父亲出生的时候，我大伯伯（爸爸的大哥彭开斋）到地里拔秧苗去了，爷爷去地主家插秧。正赶在农忙的季节里，所以爷爷和大伯都是住在那里的。爸爸出生的时候，只有产婆和邻居在奶奶身边。那时候，正是春季种早稻的日子，大家都忙得厉害。根据仅有的记忆，家里人说，爸爸是生在阴历的三月初，也就是阳历四月，具体哪一天就说不出来了。
爸爸出生的第二年，大清帝国灭亡。家里没有来得及给爸爸梳上小辫子。爸爸的头发又黄又软，稀稀拉拉的没有几根，于是奶奶给父亲剃了个光头。希望他长大的时候，头发可以长得硬一点多一些。
家里实在是穷得难以描述，我爷爷在四十多岁的时候眼睛瞎了。似乎这是彭家的命运，爸爸说，他奶奶也是在四十岁的时候变成了瞎子。爸爸五六岁的时候，他的奶奶总是让爸爸拉着她的手在打谷场上走走。
遇上月中的时候，她会问爸爸：“月亮已经圆了吧？”
每一次爸爸都惊奇地问他的奶奶：“你怎么会知道的？”
他的奶奶就笑了：“这日子过了多少，自己还不知道？再试试，闻都能闻出季节来。”然后，他的奶奶就要求爸爸描绘出月亮的样子，是很亮很亮呢？还是黯淡的。有一次中秋的时候，爸爸说：“月亮有点模糊，好像月亮周围有一圈淡淡的云，但是云在移动，云一过去，月亮又变得很亮很亮了。就是月亮周围的那圈云一直不动，把月亮给包住了。”
他的奶奶抬头仰望着天空，虽然她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一脸的惆怅。她把爸爸的小手捏得紧紧的，半天才说：“快跟你爸爸去说，家里要存一点吃的，今年的年成不好，要淹水啦！”
糟糕的是，他奶奶说的话应验了。到了收稻子的时候，就开始下雨，收下来的湿稻子被抢着挑到仓库里，都没有时间拿出来晒一晒。整整下了一个秋收的季节。雨，几乎没有停过。湿湿的稻子堆在一起，一会儿里面就发热，发霉了，有的在仓库里发了芽，还有一些就在地里，眼睁睁地看着烂掉了。
冬天的时候，把剩在地里的稻秆割下来喂牛，连牛都不肯吃。家里的生活靠的是我爸爸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奶奶维持下来的。她长年给人家做针线活，空下来的时候和我爷爷一起去地主家打短工。好在家里孩子不多，只有三个儿子，爸爸排行老三，最小一个。所以遇上饥荒，还能对付，家里没有死人。
爸爸的村子叫“彭家祠”，一村人都姓彭。但也叫“九甲村”。过去录取进士，前三名按次序排名是：状元、榜眼、探花，又称“三鼎甲”。九字是数字之最，于是取名“九甲村”，是村里人寄希望于他们的后辈，能够多出点读书人。村子实在是太穷了，全村二十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是在帮地主打工，没有一个识字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村子小，底子薄，大家做事做人都很小心。尽量不要招惹什么是非出来。可是，命运就是那么不公平，你越是小心，倒霉的事越是会找上门。
隔壁村子的人经常欺负“彭家祠”的人，为了一点小事就吵起来。一会儿说，“彭家祠”的猪跑到隔壁村里吃食了。一会儿又说，看见“九甲村”的人上隔壁山上拾柴火了。只要一吵架，旁村的人就会叫喊着“打官司去！”当地也把这叫成“打人命”。
村里人最怕的莫过这“打人命”了，谁去写状子啊，打到最后，是有理也说不清楚。“九甲村”的人几乎没有赢过任何官司。到宣判的那天早上，隔壁村里的人，早早就把自己家的锄头、刀、斧子和绳子准备好了，在“九甲村”外边等着，待判决一下达，就有人先从镇子上跑回来报信。
刹那间，隔壁村子的人就冲进了“九甲村”，把鸡给抓起来串在一根绳子上，又把猪拖出棚子。“九甲村”的人也不答应，看见那拖猪的往外跑，他们就拉住猪尾巴，使劲往回拽。猪在那里发出凄惨的叫喊。隔壁村子的人，等的就是你们出来吵架。这时候，他们把准备好的棍子就朝“九甲村”的人头上打去。“九甲村”虽穷，但是男人都很抱团，他们一看自己村里的人被人打了，立刻都出动了。这时，大家都打得头破血流，村里的东西最后还是被抢得精光。
“九甲村”总是输，因为他们的村子小，人又少，还不识字。
爸爸说到这些事的时候，总是长长地叹着气。在他的自传里，只是简单地叙述了几句。爸爸说，那些去他们村里又打又抢的，都是一些贫下中农……不说了，爸爸不喜欢我们这么直直地，简单地说这些往事。人穷……不容易啊。
爸爸六岁的一天，“九甲村”的人都挤在村后的打谷场看热闹。那户人家的长子彭馥渠从县里的铁路中学毕业回家了，村里出读书人了！
彭先生很快在家里开了一个私塾，外村的人都听说他学问很深，于是把自己的孩子送来读书。每年的学费是十块光洋。爸爸家是根本不敢去过问这些事情的。十块光洋？全家一年的饭钱都用不到这么多钱，怎么可能送孩子去读书呢。
爸爸知道自己家穷，所以决不开口提读书的事情。爸爸的哥哥－－我大伯去打工的时候，爸爸就光着脚丫跟在他的后面，傻跑。走到村子尽头的时候，爸爸就跑到彭先生的屋檐下坐着。大伯想弟弟一定是跑累了，关照他坐一会儿就自己回家。爸爸不住地点头。
黄昏，大伯打工回来，发现爸爸还坐在那里。
大伯说：“你不认识回家的路了？”
爸爸摇了摇头。
“出了什么事情？怎么能在这里坐一天？”
爸爸说：“想听听大家念书。”
大伯拉着他的小弟弟不说话，回去跟我的爷爷商量，看能不能想办法送爸爸去念书。爷爷和奶奶根本不理睬大伯。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在饭桌上，当着全家人的面，爷爷说：“以后这事不要再说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把这个家卖了，也拿不出十个光洋。他要坐，就让他在那里坐吧，只要吃饭的时候知道回家，不把身体搞坏了就行。我们家是拿不出这个钱让他去读书的。”
以后，爸爸就跟着村里的孩子一起“上学”，他远远地落在他们的后面，怕被人家笑话。放学的时候，他就提前从那里跑回家。几天下来，被彭馥渠先生看见了，他走出教室想跟爸爸说几句话，可是爸爸害怕得厉害，跑得远远的。彭先生很是感慨。晚上，他亲自跑到爸爸家里，跟我爷爷说，愿意免费收我爸爸做他的学生。
彭先生说：“这样要读书的孩子，将来会成气候的。好好教他，值得。”
全家都不敢相信这个事情。爷爷奶奶想叫爸爸给彭先生磕头，还没有等他们开口，爸爸自己就跑到彭先生的面前，“咕咚”跪了下来。那是夏天的时候，爷爷家的鸡刚刚长大，还没有来得及下蛋。但是爷爷让家里人把鸡全杀了，把它们腌成了咸鸡，挂在房梁上。只等腌透了以后，好给彭先生送去。爷爷说：“这么大的恩，卖了家当，卖了房子都是还不清的。”
爸爸知道读书是多么不容易，所以他比其他的孩子都努力。渐渐地他发现，彭先生下学以后，总是再把一些学生留在家里辅导。爸爸很羡慕这些孩子，觉得彭先生又教了他们什么秘诀。
一天，彭先生正在给一个孩子补课，突然看见自己床底下怎么多了一双孩子的鞋子，他用脚踢了踢，发现那是一个孩子的脚，有人躲在他的床底下。他让那个人出来。原来是爸爸躲在那里偷听。当他从床底下爬出来的时候，全身都在发抖，知道自己是完蛋了，先生会发大脾气。最可怕的是，先生会不会拒绝接受他这个学生？他脸都憋紫了，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先生没有说什么，领着爸爸回家去。到了家里，彭先生跟爷爷说：“以后就让孩子吃在我们家，住在我柴房后面的小屋里吧。空的时候，我可以多教他一点。早上，让他给我放放牛，平时做点杂事就算了，你们不要给我钱的。”
但是，不论爸爸有多么用功，他还是一个孩子。贪玩的时候，就把彭先生安排背诵的古诗给忘了。他低着头站在先生面前，先生也不说话。最后，先生让他吃了晚饭再说。爸爸想，这次终于逃过去了，下次一定不敢再这样做了。谁知道，晚上的时候，彭先生领着爸爸走到村子边上的小破庙里跟他说：“今天晚上，你就睡在这里，自己好好想想应该怎么读书。”说完，先生走了，爸爸听见先生特地在门外扣上了一把小锁。
这一夜，爸爸怎么都睡不着。他还想什么读书的事情？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一睁眼，看见的是庙里张牙舞爪四大金刚的脸。冷冷的月光从小庙的破洞里洒了进来，每当月光移动的时候，就像大金刚的表情在变化，扭曲的脸显得越来越狰狞。爸爸努力往角落里的稻草堆里躲，可是稻草发出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是大金刚派人来抓他了。爸爸吓得气都透不过来，一直在等待着天亮。爸爸说，这一夜给他的记忆实在是太深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把先生布置的功课给耽误了。
我问过爸爸：“你告诉爷爷了吗？”
爸爸说：“我哪里还敢告诉爷爷。爷爷要是知道了，还会打我。因为我不好好读书，交了白卷。先生是为我好啊。”
但是从那以后，爸爸每天早起，帮助先生家放牛、砍柴。上山坡，下池边，寻找牛爱吃的青草。爸爸像所有的乡下孩子一样，骑在牛背上背课文……他在先生家呆了整整六年，一直把私塾读完了。
一九二二年的春天，还是在彭馥渠先生的资助下，爸爸考取了茶陵县城的高等小学。爸爸在那里读了三年，读完了高小。
一九二五年，爸爸高小毕业。爷爷的眼睛已经完全瞎了，他空的时候还会坐在自己家门口搓草绳，他远远地就听见爸爸的脚步声，爸爸回村子里来了。爷爷让大伯赶快把准备好的爆竹拿出来放。爷爷满脸的喜气，我们彭家也出了读书人。
爷爷想好了，决定让爸爸再继续读书，这一次，爷爷说了，借了高利贷也要让爸爸读书。爷爷让爸爸去五里地外的老中医那里求学。爷爷说：“俗话说，‘穷医养三口’。学个本事在手，就不愁吃不愁穿了。我们彭家的苦日子可以熬出头了。”
但是爸爸不想学中医，他要做更伟大的事情，那是个什么事情？爸爸自己都说不出来。他只觉得，他无法再在这个小村子里呆下去了。他决定去长沙读书。就在同一年，一九二五年的夏天，爸爸手里拿着彭馥渠先生的介绍信，背上了一个小包，离开了村子。走到村口的时候，他回首望了一眼被密密麻麻的杉树林环绕着的“九甲村”，那里，用红土垒起来的破房子一栋连着一栋，像一片破烂似的。爸爸的心情复杂极了，这就是他的老家……他小心翼翼地迈出了第一步。
他离开了家乡。
生命是不可思议的，如果父亲听从了爷爷的选择，做了一个中医，他就会留在他的小村里，就不会认识妈妈，那么我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如果选择了做中医，他生命的里程就会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他不会去世得那么早；他不会对人生有那么深刻的理解；他不会是孤独的，他会给爷爷的一家带来幸福；他也不会在一片恐惧之中倒在自己追求的理想上……如果他听从了爷爷的话，“九甲村”方圆几百里地的人都会热爱他，爸爸一定会是一名非常出色的中医。他会有一个安逸的家……晚了，在今天，这些遐想，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只是想问，如果今天，爸爸有重新选择生活和命运的机会的话，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也许，父亲会又一次做出错误的选择。命运是与生俱来的，不由你选择。
（5）母亲的家
在家里，我们看不见父亲，家里人避开很多事情不谈。家，总是显得鬼鬼祟祟的。我不喜欢我的家，我喜欢野在外面。回到家里就感觉到一种紧张，一种压抑，一种诡秘。互相在沉默中对视着，我还要在这个让我深深仇恨的沉默中去感觉所有的事情。我总是觉得我的家不如别人的家好，人家那里充满了笑声，充满了肆无忌惮的活力。可是，我们家，一切都得做得有条有理。想问爸爸和家里的事情，但是妈妈只跟我们说外婆的故事。听够了，也听厌了，听得都能背诵下来。
我说，妈妈，我再也不要听这些陈词滥调了。
可是，当我今天重新开始整理爸爸妈妈材料的时候，我看见外婆最后一张照片（那是我十四岁的时候，去无锡老家给外婆拜年的时候照的。后来，这张照片被放得大大的，挂在外婆的追悼会上）。她笑着望着我，带着我童年的记忆中外婆常有的微笑。我久久地看着她，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淌。当我长大的时候，我才知道，外婆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啊。这时，我希望妈妈再跟我说一些外婆的故事。可是，妈妈不再答理我的要求。她说：“我跟你说过那么多次了，你都不要听。现在我哪里还记得这些事情。”晚了，真的晚了，我多想离外婆更近一些……
和爸爸的家庭不同的是，妈妈出生在无锡一个破落的资本家家庭。不管我母亲承认不承认，给她坚强的性格中留下烙印的，是我的外婆。
外婆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她有一双大脚，和她们那个时代的女人完全不一样。小时候，我去无锡外婆家，总看见她迈着一双大脚在厅堂里走来走去，不停地为我们大家做事。有时候，她带着我上街角的馄饨铺去吃东西，她走得很快，看我跟不上的时候，还说：“让外婆抱你。”我小跑步地跟上她，气喘吁吁地说：“不要，不要。”我喜欢跟外婆出去，我喜欢外婆的家，这一切都远远地胜过我自己的家。
外婆老是笑眯眯地跟我们说话，我说我们，是包括了我所有的表姐表兄弟，前前后后加起来有二十多个人。最忘不了的是，外婆什么事情都为我们做得好好的。冬天的夜晚，她从来不让我冻着。她先用汤婆子把被子焐暖和了，才让我睡进去。我和外婆睡一个被窝，她会用她的胳膊挽着我的脖子，说是那样，我的肩膀就不会被风吹到了。到了半夜，我说：“外婆，我要小便。”她立刻就醒了，让我坐起来，用大棉被紧紧裹住我的身体，然后自己连衣服都来不及披上，翻身下床就把小尿盆给我放在床头……
外婆从来没有缠过小脚。因为外婆的母亲自己缠了小脚长大，痛苦了一生，不能走路，不能干重活。特别是在无锡那样一个小城市，在用一块一块鹅卵石铺出来的道路上，那小脚常常走着走着就嵌在石头缝里，外婆的妈妈疼得在路上摔倒过很多次。她在路边上坐下，半天半天不说话，脸涨得通红，眼泪直往下淌。后来她怀上了外婆，但是没有等产婆赶到，外婆就掉在了她母亲的裤裆里。按照旧习惯，不能直接脱下裤子把孩子取出来，那样的话，孩子就永远见不得人。所以，产婆是剪开了裤裆，接生下外婆的。
我不喜欢我的家，我不记得童年有过多么快乐的时刻。但是到了外面，当妈妈的朋友把照相机对准我们的时候，像所有的家长一样，妈妈总是跟我们说：“笑，笑得高兴一点。”左边是我，右边是我的小姐姐小梅。
但是这样生下来的孩子，是活不长的。外婆的母亲说：“既然活不长，就不要遭这个罪了，还缠什么小脚啊。随她去吧。”
外婆的妈妈没有上过学，和丈夫开了一个小小的杂货铺。邻居们上她那里买点小东西，看见她的女儿－－我的外婆在小店前跑得比谁家的女孩都快，大家都会劝她：“快给你女儿把脚缠上吧，大了缠脚就更疼。”外婆的妈妈不说话，也不解释，就是在那里摇头。后来好心人跟她说：“不要太惯她了，现在哭一把，以后就会有好日子的。”外婆的妈妈不管人家怎么说，就是不听劝告，坚持不给自己的女儿缠小脚。
可是外婆的妈妈后来真的后悔了，但是已经太晚了。
外婆到二十岁的时候，迈着她的大脚走在人群里，显得非常特别。无锡是个很小的城市，北门这一带的邻居都在议论外婆。说是这样一个大脚女人，这么野，谁会娶她。外婆的妈妈着急了，托了说媒的也没有用。稍微好一点的男人，一听说外婆是个大脚，都不愿意提这门婚事。后来，有人来介绍外公。那时候，外公还开着一个丝绸厂，是他们家留给他的。但是，周围的邻居都知道外公的为人，管外公叫“烂料货”。他左手提着一个鸟笼，右手拿着一管水烟筒，走到哪里，就呼噜呼噜抽到哪里，从来不管自己的厂子。每天像上班一样泡在茶馆店里。邻居说，这种人，手上的那点钱是迟早要给他败掉的。
但是，媒人上门来为外婆说这门亲事的时候，外婆的妈妈还是做了两个“水潽蛋”，把媒婆当大客人招待。不管怎么说，外公手上还是有一个厂子。外婆的妈妈一口就答应下来，于是收下媒婆带来的聘礼，一点外公自己厂子里出的绸料子，甚至都没有把它们剪裁成个样子。银子都没有送，更不要说金子了。就是这点东西，外婆的妈妈还赔着笑脸把媒婆送到门口，不停地关照着说道：“讲定了，讲定了！”后来，外婆就这样匆匆忙忙地给嫁出了娘家门。
外婆的命运就让她的邻居说中了，小的时候没有哭上一把，嫁过去以后就得哭一辈子。外公是个很自私的人。每天吃饭的时候，他的面前总放着一碗单独为他做的小菜。这个菜每天都要做出不同的口味。外婆和全家的孩子们只是挖一点猪油在饭里，就着青菜把饭吃完了。大家都不说话，但是，谁都知道，外公的菜是不能动的。有一次，我的三舅舅实在是馋得慌，哆哆嗦嗦地将自己的筷子往外公的小菜碗里伸了过去，外公不说话，就是死死地看着我的三舅舅，三舅舅吓得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当他刚把那一小筷菜放进嘴里的时候，外公猛地站了起来，把整张饭桌子掀翻了。他嘶声裂胆地对外婆叫着：“你把这些都拿给你的这群饿死鬼去吃呀！”
外公这样对待外婆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大家都不会提出异议。有一次，外婆正在给我的四舅舅换尿布，一回头就看见外公在那里骂她。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愣愣地望着，外公愤怒了，你怎么就不说话呀？顺手就将手上的烟筒朝外婆头上砸去，外婆把头一偏，烟筒狠狠地砸在她的鼻子上，鲜血直往下淌。外婆看着他，还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整理了东西，抱上我还在吃奶的四舅舅回娘家了。外公的爸爸听说外婆要走，老人家磕磕绊绊从后院，从他自己的房间里，一直冲到前厅堂，他绕到外婆的面前，一句话也不说，突然朝外婆跪了下来。
外公的爸爸说：“看在我的面子上，千万不要走。是我的不是，教出这样一个不体面的人来。”
外婆叹了一口气，放下手上的孩子，也朝他老人家跪了下来。外婆哭了，她说，她知道了，她不会再让他老人家担心，她怎么可以让长辈给她下跪呢？作孽啊。她觉得内疚，不再说话。但是，打那以后，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外婆都承受下来。她再没有说要离开这个家，也没有抱怨过她的母亲把她嫁给这样一个男人；甚至没有抱怨过她有一双丑陋的大脚。
外婆常常跟我们说：“信不信由你，可是命就是注定的。”她心总是平平的，给外公生了十个孩子。有一对女的双胞胎，一个取名叫小妮，另一个叫阿福。意思就是让她们俩像无锡的大泥娃娃一样快快乐乐。但是，小妮到了三岁的时候，突然去世了。外婆害怕老天爷把阿福也带走，因为都说双胞胎是不能单养的。于是在小妮下葬的时候，外婆特地到无锡惠山去请了一个阿福泥娃娃，将它放在小妮的身边，让她俩做伴。但是这也救不了阿福，七年以后，阿福也死了。
最后，外婆家的孩子活了七个。妈妈是老四，是全家唯一的女孩子。外公不喜欢她，实在是觉得女孩多事。一天，家里来了个算命的，外婆抱着妈妈挤到大厅堂看热闹。算命的拿出一个小铜钱放在桌上，又拿出一支小毛笔，然后拿出一顶小小的帽子。妈妈突然伸出手去抓那顶帽子，外公满脸怒气，恶狠狠地说：“放下。”妈妈就是抓在手上不放，外婆看见外公生气，吓坏了，怕他在人面前打人。赶紧拿出一个绣花球给妈妈，可是，妈妈那么小，她懂什么啊。捏着小帽子就是不放。
算命的收起了家伙，要外公出示妈妈的生辰八字。算命的一看妈妈的八字，大叫一声：“你们家的女儿将来是要做大官的啊，不得了，不得了！”这一说，四周的人都凑上来看妈妈，她看见那么多人看她，“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把手上抓的小帽子扔了下来。但是，就因为这个算命的说了这话，从此全家的孩子都被外公打过，就是妈妈没有挨过打。
外公总是说：“不能打她，有一天，她做了大官会来惩罚我的。”
妈妈到新四军去以后，有人传说她做了大官。于是，外公赶紧让人给妈妈捏了一尊泥塑像，遇上不顺心的事情，他就会跑到像前拱手福拜，让妈妈为他报仇。有时，他和外婆吵架，却抱了妈妈的泥像，威胁外婆说：“你女儿是新四军的，我要到警察局去告她。”外婆害怕了，这可是要出人命的啊。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外婆跑到妈妈的泥像前，一个巴掌把泥像给砸了。不知道为什么，听完大姐小钧讲的这个故事，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没想到最后妈妈真的惩罚了外公，不是她做了大官的缘故。妈妈说看着他这么折磨外婆一辈子，她永远不会原谅他。外公死的时候，妈妈已经三十岁了，她在南方和国民党打仗。外公临死之前，把我的舅舅都叫到床前，他说：“让秀金回家来一次，我想见见她。让大家原谅我，我对不起你们……”听他说这些，舅舅都哭了，给妈妈发了急电。
妈妈看完电文就把纸撕了：“我不是他的女儿。”
在妈妈八岁的时候，外公的丝绸厂倒闭了。上海没有人来买绸子，外国的船也不开到上海港口来了。妈妈的大伯，也就是外公的合伙人，现在也不来了。外公把家里的地契押了出去，换了三百个银元，每一星期给外婆一个银元开销。大舅和二舅才十多岁，就出去做学徒，自己养活自己。外公在春天和秋天到乡下收蚕茧，挣来的钱自己做零用。家里再也不是人来人往了。可是外婆还在生孩子。妈妈才八岁，又抱起了刚出生的五舅舅。邻居看见妈妈就说：“是啊，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但是妈妈说，不，他们家不穷。他们没有挨过饿，有自己的房子住。只是自从地契押出去以后，家里的风水就变了。原来他们吃的是后院的井水，现在井水却在一点一点地干枯。
外婆说：“地公公生气了，外公不该把地契押出去。”但是外婆是不敢跟外公说这些话的。只要一下雨，她会叫孩子把家里所有的瓶瓶罐罐都拿出去接水。外婆又说：“我们要有诚意，地公公才会感动。天水养人。”外婆直到临死前，都一直保留着接雨水的习惯。可是，后院里的枯井再也没有出过水。外婆叹了口气：“是你外公造的孽，地公公不会原谅我们了。所以，做人一定要处处对别人好，不然老天会惩罚你的。”
“妈妈，你的故事总是那么悲伤。你就不能讲一些快乐的事情给我听听？”
“快乐？我哪里有过什么快乐的日子啊。”
“那，那你也不会是天天在那里哭吧？”
“当然不会是在那里哭了，但是我的一生真是苦啊，真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你让我说什么快乐的事情呢。”
“就是有点幽默的，总之不要老是苦凄凄的么。”
“有什么是幽默的？你让我想想……有这样一件事，你说好笑吗？”
妈妈说那是最后一次，伯伯上她们家了。当时大家都很激动，上海的伯伯来了。那时候，对妈妈来说，上海意味着一个很伟大的地方，所以伯伯从那里来，就显得特别了不起。大家都拥到了厅堂里，期待地看着伯伯，好像能在他那里得到什么。果然，他带给孩子们一包不用糖纸包的香蕉糖果。妈妈是第一次吃到糖果，惊讶地把糖吃进去又吐出来，放在手上好奇地看着。她不知道这么好味道的是什么东西。
外婆走来凑着妈妈的耳朵，告诉她说：“吃相太难看了，大伯会笑话我们家的。”
妈妈躲到角落里，把糖在舌头中间转来转去品味着。突然间，糖滑到喉咙里，她来不及控制，竟然吞了下去。妈妈失声大哭起来，外婆害怕地问她：“出了什么事情，你怎么啦？”妈妈指着喉咙：“糖掉下去了，我马上要死掉了。”大伯笑了：“糖自己会溶化的，没事。”
但是，妈妈还是感到一片惋惜，糖没有吃完，就没有了。大伯也没有再给她一块。
我跟着母亲笑了，真的是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其实，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她说过，可是我忘了，忘得干干净净，直到母亲说到结局的时候，我才想了起来。好像是第一次听到一样，笑了很久很久。甚至觉得都有点不好意思，妈妈出了这么一个大洋相。
如果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美国同学听，他们又会作何感想？他们会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吗？或者，他们仅仅是对母亲童年的贫困抱有一份同情？但是，对于我，关于妈妈的所有故事都已经变得意味深长了。当我今天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当我在那里拿到了学位以后，我尝试着重新开始理解我的母亲，理解一个真正的普通中国女人的痛苦。
在我过去看来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现在却让我停留在原地，久久地思考着。因为我看见了美国人的生活。对于他们会有怎样的生活，在去美国之前，我看过很多很多的书，可是到了纽约，我才发现，我是缺乏想象力的。我觉得仅仅说“和我们太不一样了”是不足以表达清楚的。当我和研究院的美国同学说话时，他们对“艰苦”、“穷困”、“痛苦”这些字眼也同样没有想象力。他们会问我：“你说，在六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三年饥荒，中国有很多人饿死。几乎全国六亿人口都吃不到肉。那你们那时候的食品不是很有营养吗？”我愣住了，我不知道这些差异是由什么造成的，我们的误解又在哪里，我无法回答这样的提问。
在我和母亲，在我和美国人之间，我没有信心。即使我在努力追寻一段历史，追寻一个真实的形象，去缩短文化之间的差距，但是，我知道这个形象早晚还是会被人遗忘，甚至被自己很亲近的人遗忘和忽略，连我们中国人，我们自己的下一代都会把他们远远地留在身后。
妈妈是在人群里长大的，她从来没有感到孤独。晚上，为了节约用油，家里就在厅堂里点上一盏马灯。一大群孩子，连同邻居的孩子都来听外婆讲故事了。她看过很多旧小书，有一肚子的故事。她手里做着针线活计，然后慢慢地叙述着一个又一个爱情故事……那里，永远有一个穷秀才，遇上了有钱人家的小姐，他们相爱了。但是他们门不当户不对，不能结婚。于是，穷秀才就在家里苦读十年书，最后考取了状元，娶走了小姐。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外婆就不讲了：“睡觉了，明天再讲。”孩子们都求外婆，这时候的外婆固执得很，没有人能说动她。她就是要卖这个关子。于是所有的孩子都怏怏地散去，殷切地等待着第二天。
妈妈说，她听得满心欢喜。终于在这些故事里悟出一个真理——要过上好日子，就得努力读书。只有读好了书，才会有出人头地之日。所以妈妈上了小学，就特别刻苦。每当说起这些的时候，她都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们：“我聪明得很呢，读六年的小学，年年考第一。你们有我这个本事吗？”
（6）一个愤怒青年
我问母亲：“你相信宿命吗？”
她坚决地回答道：“不，我从来就不相信。”
“你觉得个人的努力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我就是自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那当年，我被送到江西农村去的时候，你说，我能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才能改变我的命运？在那里，我呆了整整九年。”
“……”
母亲沉默了。她的理想主义是无法解答她自己和我们的生活的。当我一脚踏进了现实的时候，或者准确地说，当我开始第一天农村生活的时候，就不再相信母亲告诉我的“奋斗和努力”了。更多的时候，我相信宿命。不管老师从小是怎么教导我们和批判宿命论的，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善良的信仰。至少，当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当我出身在这样一个无可选择的家庭的时候，我找到了慰藉。甚至因为是宿命论，它给我提供了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
但是，父亲他们那一代人是不会接受我们这样的观念的，他们更愿意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九二五年的夏天，十五岁的爸爸离开了老家，他到长沙见彭馥渠老师的老师龙乾。爸爸管他叫太老师。爸爸是挑着担子进城的，前面的箩筐里装着书籍，后面的装着铺盖卷。他光着脚，土里土气地走在长沙的大街上。爸爸说，他很紧张，第一次走进这么大的城市，既不敢东张西望也不敢走在人行道的当中。他脚步匆匆，像一个去赶集市的乡下孩子。结果，爸爸竟走进了一个死巷子。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他满头是汗，赶紧在箩筐里翻着，想找出地址仔细核对一下。正在这时候，走来了一个城里人，他不以为意地上下打量着爸爸：“你在这里干什么？”爸爸说不出话，又找不到地址，只好拿出纸，在上面写了“楚怡工业学校”。那人大吃一惊，一个乡下孩子，竟然写了一手秀气的字。他不住地摇头：“后生有出息。我不识字，你到巷子外面去打听吧。”
等爸爸找到太老师龙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爸爸没有立刻进去，他站在门外，将脚擦了擦，从铺盖卷里拿出一双新布鞋穿上，这是我奶奶为他做的。然后走上前敲了敲太老师家的门。
太老师刚从日本留学回来，他是穿西装的人，这在当时的中国，在长沙这样的小城里，意味着一个人的地位。他坐在书桌前，看了看这个秀气的乡下小伙子，见他完全是个孩子，担子还挑在肩上，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爸爸捏着彭馥渠老师的介绍信，将它交给了太老师，自我介绍地说道：“我是彭馥渠老师的学生，我叫龙乾。”太老师笑了，他说：“你不叫龙乾，我叫龙乾。”看见爸爸是这样憨厚老实的孩子，太老师走上前，帮助爸爸卸下了肩上的担子。
太老师问爸爸：“你想学什么，将来想干什么呢？”
爸爸两眼放光，大声地说：“我将来要当作家，我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
从一开始，太老师就看明白了，这个瘦小的乡下小伙子有一颗很大的心。看着爸爸那张清癯的脸，太老师更愿意相信的是他的智慧和诚实。但是，他不愿意让爸爸在自己的天真面前走错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又常常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太老师谆谆教导他说：“你看，你们家那么贫困，你应该想怎么帮助家里父母。如果学工，你就可以找到很好的职业。学文，不是我们现在有条件去过问的事情。你实在喜欢，可以在业余的时候去学习。为什么要拿它当职业去干呢？”最让爸爸吃惊的是，太老师说，在他去日本以前，他也有很多的想法，也想搞艺术。结果看见日本人都非常实际地在那里干活，用“从早做到晚”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太老师改变了以往的打算，他放弃了学艺术，开始学习工业。他还说：“别看日本现在仍然这么穷。但是，每一个站在东京街头的人，都会看到和感觉到，这个国家将来不得了啊！”
这是一九二五年，龙乾老师跟爸爸说的话。
爸爸对太老师充满了崇拜，听从了他的劝告，放弃了报考师范学校的意向，考入了“楚怡工业学校”机械工程系。
一九二六年，也是爸爸到长沙的第二年，北伐开始了。大街上可以看见穿着灰军装的北伐军人，他们手里捏着话筒，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站下来，大声地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实业救国的理想。这个时候的爸爸就更加佩服龙乾老师了，他不正是走在三民主义的大道上吗？那个时期，“革命”、“理想”、“救国”，所有这些字眼都可以把年轻人燃烧起来。他们信仰的革命，今天看来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充满了浪漫、五彩缤纷的色彩。但是，爸爸他们不是这样理解的，他们被自己的献身所激励，他们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了。刹那间，长沙城里充满了色彩，北伐军的战士还上爸爸的学校来宣传三民主义。爸爸大睁着眼睛看着周围发生的变化，他再也不能等待了，他要为革命付出自己的一切，这是在救国啊！
爸爸加入了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国民党，被编入“楚怡工业学校”分部。接着又和他的老师戴望峰在长沙《民国日报》上创办了《葡萄周刊》。爸爸不仅组织稿件，自己也写了很多新诗和散文发表在上面，内容都是以宣传孙中山的理想为主。他一边读书一边办周刊。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实，爸爸觉得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他不光是实业救国的一员，甚至他的笔，也在为革命，为救国工作。
冬天的时候，南方常常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湿冷冷的。爸爸正拿着他第十一期的文章去印刷厂做校对，他怕稿件被淋湿了，把它们裹在自己的棉袄里，兴冲冲地朝前走。可是，还没有走到印刷厂门口，就碰上了张师傅，他吃惊地看着爸爸：“这么冷的天，你来干什么？”爸爸感觉很好地答道：“天冷，就不出报纸了？”
张师傅不住地摇头：“你怎么不知道，报社已经通知我们，你们搞的那个什么《葡萄》停刊了。”
“谁通知的，他们凭什么？”
“说是你们的‘左倾’色彩太浓厚。”
爸爸站在那里，站在雨中。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来说，我想“左倾”这个字眼是太深刻了。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他的文章是在宣扬北伐军的理想，宣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和“左倾”有什么关系呢？
很快，一九二七年初春到了。街上再也看不见熙熙攘攘的人群。北伐军消失了，更没有人站在大街上做什么讲演和宣传之类的事情。爸爸惊慌地注视着局势，他不知道中国又将发生什么变化。
刹那间，长沙城里变得人心惶惶。老百姓都在说，政府要杀“革命党”了。什么是革命党，有人说就是共产党，有人说是“叛徒党”。人们即使说这些事情，也不像以往那样了。大伙都放低了声音，在那里悄悄地耳语着。爸爸伸长了耳朵在那里听着，谁都不敢多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国民党不是和共产党搞得好好的，怎么又不和了？大白天，有的农民挑着担子在街上走，突然，从后面跑来一小队警察，冲上来就将那人头上的斗笠扯掉，接着拿出一张纸看着。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照片，就看纸上是怎么描写你的，要是跟纸上说的接近，抓着就走。课堂上，同学和同学之间也不再议论形势了，爸爸最不明白的是，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怎么也没有人来宣布一个文件之类。到处听到的消息是，谁谁被杀了，谁谁被抓起来了。课后，爸爸回到自己的宿舍，发现枕头底下有一张小条子，上面说：都在传说你认识“革命党”，办报是受他们的思想影响。望多保重。签名是“好心人”。
爸爸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人，他很紧张。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面前，他怕得厉害。他才十七岁啊，怎么会说他和革命党有联系，那是意味着要杀头死人的啊！他整理了自己的行装，跟学校说，他的奶奶病重，卷起行李回到乡下老家去了。以后的书上，管这段历史叫“马日事变”，国共谈判失败，导致分裂，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
一说到“革命”，我就会坐立不安，就会有一种不由自主的焦躁。我恨不得能越过这一段历史。我总是觉得，我们被愚弄了。谁愚弄了我们？我说不清楚，对爸爸妈妈来说，是他们自己选择了生活，选择了“革命”，那为什么我会把这一切理解成愚弄？当我回头读一读自己写的东西时，又一次在爸爸妈妈的童年里找到感情，找到人性。不论那里有多少伤感，多少悲哀，但是我会感受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情趣，人与人之间的一份温馨。可是，后来这些东西，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都被这个“主义”那个“阶级”这些枯燥的概念代替了，接着就是“屠杀”这些残酷的字眼抹黑了我们的生活。
故事，也变得乏味起来。我怎么往下写呢？
我知道，爸爸不是这样理解的。他在乡下躲过了一段日子，又回到了长沙。那个在我看来充满感情和温馨的老家已经留不住这个“见过世面”的小伙子了。现在他身无分文，能够干些什么呢？他想了想，决定去报考师范学校，那是政府办的学校，由政府出钱念书，那样，爸爸就可以活下去了。
爸爸变了。当夏天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后，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容易激动，大谈理想的年青人了。后来妈妈告诉我，在那个时期，爸爸最喜欢看的是《少年维特之烦恼》。我哈哈大笑起来。爸爸，我怎么会是一个重复了你的失望和感慨的年青人？我也为这本书着迷过，也像书中的维特一样，无病呻吟过，烦恼过。现在看来，这些烦恼是多么地天真和幼稚，可是我却实实在在地为之烦恼。
爸爸的同学覃必洵出版了激进的文学刊物《小草》，希望爸爸能为杂志写稿。爸爸拒绝了。覃必洵失望地批评爸爸：“你太经不起打击了。革命是艰难的，你怎么为了这一点挫折就退缩了？”爸爸感到惭愧，为自己是这样一个形象而痛心。他说不出话，只对未来感到一份茫然。
“你为什么不能为我们的杂志写点东西，哪怕是一行诗歌？用你的文字来唤醒我们的民族？”
覃必洵真是个聪明人，他用了“唤醒”这样的字眼，这怎么可能不打动爸爸？爸爸与其说是个理想主义者，不如说是个浪漫主义者。这些豪言壮语轻易就能激起他的热情，也能轻易改变他的固执。当他的诗歌在刊物上发表了几次以后，杂志被官方认为思想过激，再次被迫停刊。这就是命运，爸爸不得不认命了。他没有为之去“斗争”，而是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图书馆里。一直到暑假的时候，图书馆要关门时，他才想起来，该去找覃必洵商量商量，上他们家去借书。
覃家是湖南的望族，非常有钱，这在同学中间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他家收藏了各种各样的书籍。爸爸朝那里走去，当他站立在楼道里的时候，听见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在大声地朗诵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这真是让爸爸大吃一惊，怕自己走错了地方。在湖南，在这么一个远离都市的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子。莎士比亚？他抬头朝上望去，覃必洵向爸爸走来。“这是我妹妹……”后面的话，爸爸几乎没有听见，看着她，像看着自己的梦幻。覃必愉完全像是个天外来人，一个女人，居然大大方方朝爸爸主动伸出了手。爸爸的手上满是汗水，不好意思地在身上不停地擦着。
覃必愉说：“我看了你的诗，像女人写的，那么纤细，还那么敏感。”
爸爸连看都不敢朝覃必愉看一眼，她就在那里评论起他的作品。起初，他脸上还堆积着笑容，慢慢地就被羞怯代替了。爸爸对自己说，她真是不寻常。一个清早，一个湖南女子，在长沙的小楼上朗读《奥赛罗》，她敢于表达自己的追求。多么不敢想象的女子。
爸爸和覃必愉认识了。他激动、痛苦、焦灼、欢乐，像所有初恋的年轻人一样，他爱上了必愉。他说过，他是孤独的，就孤零零的一个人。现在，他多了一份对必愉的爱。爸爸看着她，似乎从她的眼睛里，爸爸能看见另外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这时候，爸爸多想哭啊。还是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偷偷地哭泣，为了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快乐和激动。必愉很快回上海读书去了，爸爸就在长沙企盼着寒假和暑假……生活给爸爸带来了希望和活力。爸爸回到了原来状态的他。一九二九年初春，爸爸和必洵等几个同学，发起了一次大学潮，反对学校当局压迫学生言论自由。
结果爸爸被同班同学丁鸣九出卖，报告给校总部，学校正式宣布开除。清早，爸爸看见开除的通告在学校的大楼前贴了出来，同学都挤在通告前面。当爸爸走过去的时候，大家给他让出了一条路。爸爸站在那里看完了全文。开始是痛苦的，痛苦过后，转入沉迷，沉迷在茫然之中。
有几个同学走上来想安慰爸爸，但是在那样的情景下，走到他的跟前，谁都不敢说话，也说不出话来。爸爸跟自己说：“我知道，我该走了……”他回到宿舍，整理好了行李。最重要的是，他离开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提出了退出国民党支部。
爸爸还是在彭馥渠先生的帮助下，拿着他写的介绍信和彭先生给的盘缠，去上海报考“上海劳动大学”。
（待续）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