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父亲的童年

我一直渴望追寻我的父亲,曾经有过的记忆也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我都怀疑我真的和父亲在一起生活过。对于我来说,爸爸是陌生的。只有当我看见他把我抱在怀里的照片时,我才敢确定,我确实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他就是我的父亲。

我用手抚摸着那张平滑的相纸,纸是冰冷冰冷的。我努力感觉着相纸上的父亲。我朝父亲走去,努力回忆和感受我曾经和他度过的每一分钟。他更像一个很深很深的梦,我无数次地穿越过这个梦境,但是依然把握不住对他的记忆和认识。父亲就站在我的面前,我跟他说话,他直直地看着我。他从来没有回答过我的问话。我朝他走去,他依然是一动不动,我竟然穿越过他的身体,他没有回避我,还是在那里站立着。我回头看着,他的身体是透明的,我紧紧地抓住他,他消失了。我从梦中醒了过来,我又回到我的白日梦里,重新开始追寻他的轨迹。

一次又一次,我就是找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父亲的感觉。

于是,这个梦变得更加深沉,更加黑暗。但是当我沉浸在梦中的时候,在冥冥之中我希望父亲会听见我在和他对话。我常常想,是不是因为父亲走得太早了,我将是他生命的重复?这时候,我会变得焦躁不安,我会比任何时候,都渴望知道父亲的过去。

一九一○年春天,父亲出生在湖南茶陵县山区的一个雇农家庭。

父亲出生的时候,奶奶家没有识字的人,家里穷得连一张纸片都没有,更不要说,还会有什么纸上能写字的东西。家里人都是看着月亮的圆缺来计算日子的。所以,谁都说不出父亲出生的准确日子。奶奶只记得,父亲出生的时候,我大伯伯(爸爸的大哥彭开斋)到地里拔秧苗去了,爷爷去地主家插秧。正赶在农忙的季节里,所以爷爷和大伯都是住在那里的。爸爸出生的时候,只有产婆和邻居在奶奶身边。那时候,正是春季种早稻的日子,大家都忙得厉害。根据仅有的记忆,家里人说,爸爸是生在阴历的三月初,也就是阳历四月,具体哪一天就说不出来了。

爸爸出生的第二年,大清帝国灭亡。家里没有来得及给爸爸梳上小辫子。爸爸的头发又黄又软,稀稀拉拉的没有几根,于是奶奶给父亲剃了个光头。希望他长大的时候,头发可以长得硬一点多一些。

家里实在是穷得难以描述,我爷爷在四十多岁的时候眼睛瞎了。似乎这是彭家的命运,爸爸说,他奶奶也是在四十岁的时候变成了瞎子。爸爸五六岁的时候,他的奶奶总是让爸爸拉着她的手在打谷场上走走。

遇上月中的时候,她会问爸爸:“月亮已经圆了吧?”

每一次爸爸都惊奇地问他的奶奶:“你怎么会知道的?”

他的奶奶就笑了:“这日子过了多少,自己还不知道?再试试,闻都能闻出季节来。”然后,他的奶奶就要求爸爸描绘出月亮的样子,是很亮很亮呢?还是黯淡的。有一次中秋的时候,爸爸说:“月亮有点模糊,好像月亮周围有一圈淡淡的云,但是云在移动,云一过去,月亮又变得很亮很亮了。就是月亮周围的那圈云一直不动,把月亮给包住了。”

他的奶奶抬头仰望着天空,虽然她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一脸的惆怅。她把爸爸的小手捏得紧紧的,半天才说:“快跟你爸爸去说,家里要存一点吃的,今年的年成不好,要淹水啦!”

糟糕的是,他奶奶说的话应验了。到了收稻子的时候,就开始下雨,收下来的湿稻子被抢着挑到仓库里,都没有时间拿出来晒一晒。整整下了一个秋收的季节。雨,几乎没有停过。湿湿的稻子堆在一起,一会儿里面就发热,发霉了,有的在仓库里发了芽,还有一些就在地里,眼睁睁地看着烂掉了。

冬天的时候,把剩在地里的稻秆割下来喂牛,连牛都不肯吃。家里的生活靠的是我爸爸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奶奶维持下来的。她长年给人家做针线活,空下来的时候和我爷爷一起去地主家打短工。好在家里孩子不多,只有三个儿子,爸爸排行老三,最小一个。所以遇上饥荒,还能对付,家里没有死人。

爸爸的村子叫“彭家祠”,一村人都姓彭。但也叫“九甲村”。过去录取进士,前三名按次序排名是:状元、榜眼、探花,又称“三鼎甲”。九字是数字之最,于是取名“九甲村”,是村里人寄希望于他们的后辈,能够多出点读书人。村子实在是太穷了,全村二十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是在帮地主打工,没有一个识字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村子小,底子薄,大家做事做人都很小心。尽量不要招惹什么是非出来。可是,命运就是那么不公平,你越是小心,倒霉的事越是会找上门。

隔壁村子的人经常欺负“彭家祠”的人,为了一点小事就吵起来。一会儿说,“彭家祠”的猪跑到隔壁村里吃食了。一会儿又说,看见“九甲村”的人上隔壁山上拾柴火了。只要一吵架,旁村的人就会叫喊着“打官司去!”当地也把这叫成“打人命”。

村里人最怕的莫过这“打人命”了,谁去写状子啊,打到最后,是有理也说不清楚。“九甲村”的人几乎没有赢过任何官司。到宣判的那天早上,隔壁村里的人,早早就把自己家的锄头、刀、斧子和绳子准备好了,在“九甲村”外边等着,待判决一下达,就有人先从镇子上跑回来报信。

刹那间,隔壁村子的人就冲进了“九甲村”,把鸡给抓起来串在一根绳子上,又把猪拖出棚子。“九甲村”的人也不答应,看见那拖猪的往外跑,他们就拉住猪尾巴,使劲往回拽。猪在那里发出凄惨的叫喊。隔壁村子的人,等的就是你们出来吵架。这时候,他们把准备好的棍子就朝“九甲村”的人头上打去。“九甲村”虽穷,但是男人都很抱团,他们一看自己村里的人被人打了,立刻都出动了。这时,大家都打得头破血流,村里的东西最后还是被抢得精光。

“九甲村”总是输,因为他们的村子小,人又少,还不识字。

爸爸说到这些事的时候,总是长长地叹着气。在他的自传里,只是简单地叙述了几句。爸爸说,那些去他们村里又打又抢的,都是一些贫下中农……不说了,爸爸不喜欢我们这么直直地,简单地说这些往事。人穷……不容易啊。

爸爸六岁的一天,“九甲村”的人都挤在村后的打谷场看热闹。那户人家的长子彭馥渠从县里的铁路中学毕业回家了,村里出读书人了!

彭先生很快在家里开了一个私塾,外村的人都听说他学问很深,于是把自己的孩子送来读书。每年的学费是十块光洋。爸爸家是根本不敢去过问这些事情的。十块光洋?全家一年的饭钱都用不到这么多钱,怎么可能送孩子去读书呢。

爸爸知道自己家穷,所以决不开口提读书的事情。爸爸的哥哥--我大伯去打工的时候,爸爸就光着脚丫跟在他的后面,傻跑。走到村子尽头的时候,爸爸就跑到彭先生的屋檐下坐着。大伯想弟弟一定是跑累了,关照他坐一会儿就自己回家。爸爸不住地点头。

黄昏,大伯打工回来,发现爸爸还坐在那里。

大伯说:“你不认识回家的路了?”

爸爸摇了摇头。

“出了什么事情?怎么能在这里坐一天?”

爸爸说:“想听听大家念书。”

大伯拉着他的小弟弟不说话,回去跟我的爷爷商量,看能不能想办法送爸爸去念书。爷爷和奶奶根本不理睬大伯。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在饭桌上,当着全家人的面,爷爷说:“以后这事不要再说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把这个家卖了,也拿不出十个光洋。他要坐,就让他在那里坐吧,只要吃饭的时候知道回家,不把身体搞坏了就行。我们家是拿不出这个钱让他去读书的。”

以后,爸爸就跟着村里的孩子一起“上学”,他远远地落在他们的后面,怕被人家笑话。放学的时候,他就提前从那里跑回家。几天下来,被彭馥渠先生看见了,他走出教室想跟爸爸说几句话,可是爸爸害怕得厉害,跑得远远的。彭先生很是感慨。晚上,他亲自跑到爸爸家里,跟我爷爷说,愿意免费收我爸爸做他的学生。

彭先生说:“这样要读书的孩子,将来会成气候的。好好教他,值得。”

全家都不敢相信这个事情。爷爷奶奶想叫爸爸给彭先生磕头,还没有等他们开口,爸爸自己就跑到彭先生的面前,“咕咚”跪了下来。那是夏天的时候,爷爷家的鸡刚刚长大,还没有来得及下蛋。但是爷爷让家里人把鸡全杀了,把它们腌成了咸鸡,挂在房梁上。只等腌透了以后,好给彭先生送去。爷爷说:“这么大的恩,卖了家当,卖了房子都是还不清的。”

爸爸知道读书是多么不容易,所以他比其他的孩子都努力。渐渐地他发现,彭先生下学以后,总是再把一些学生留在家里辅导。爸爸很羡慕这些孩子,觉得彭先生又教了他们什么秘诀。

一天,彭先生正在给一个孩子补课,突然看见自己床底下怎么多了一双孩子的鞋子,他用脚踢了踢,发现那是一个孩子的脚,有人躲在他的床底下。他让那个人出来。原来是爸爸躲在那里偷听。当他从床底下爬出来的时候,全身都在发抖,知道自己是完蛋了,先生会发大脾气。最可怕的是,先生会不会拒绝接受他这个学生?他脸都憋紫了,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先生没有说什么,领着爸爸回家去。到了家里,彭先生跟爷爷说:“以后就让孩子吃在我们家,住在我柴房后面的小屋里吧。空的时候,我可以多教他一点。早上,让他给我放放牛,平时做点杂事就算了,你们不要给我钱的。”

但是,不论爸爸有多么用功,他还是一个孩子。贪玩的时候,就把彭先生安排背诵的古诗给忘了。他低着头站在先生面前,先生也不说话。最后,先生让他吃了晚饭再说。爸爸想,这次终于逃过去了,下次一定不敢再这样做了。谁知道,晚上的时候,彭先生领着爸爸走到村子边上的小破庙里跟他说:“今天晚上,你就睡在这里,自己好好想想应该怎么读书。”说完,先生走了,爸爸听见先生特地在门外扣上了一把小锁。

这一夜,爸爸怎么都睡不着。他还想什么读书的事情?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一睁眼,看见的是庙里张牙舞爪四大金刚的脸。冷冷的月光从小庙的破洞里洒了进来,每当月光移动的时候,就像大金刚的表情在变化,扭曲的脸显得越来越狰狞。爸爸努力往角落里的稻草堆里躲,可是稻草发出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是大金刚派人来抓他了。爸爸吓得气都透不过来,一直在等待着天亮。爸爸说,这一夜给他的记忆实在是太深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把先生布置的功课给耽误了。

我问过爸爸:“你告诉爷爷了吗?”

爸爸说:“我哪里还敢告诉爷爷。爷爷要是知道了,还会打我。因为我不好好读书,交了白卷。先生是为我好啊。”

但是从那以后,爸爸每天早起,帮助先生家放牛、砍柴。上山坡,下池边,寻找牛爱吃的青草。爸爸像所有的乡下孩子一样,骑在牛背上背课文……他在先生家呆了整整六年,一直把私塾读完了。

一九二二年的春天,还是在彭馥渠先生的资助下,爸爸考取了茶陵县城的高等小学。爸爸在那里读了三年,读完了高小。

一九二五年,爸爸高小毕业。爷爷的眼睛已经完全瞎了,他空的时候还会坐在自己家门口搓草绳,他远远地就听见爸爸的脚步声,爸爸回村子里来了。爷爷让大伯赶快把准备好的爆竹拿出来放。爷爷满脸的喜气,我们彭家也出了读书人。

爷爷想好了,决定让爸爸再继续读书,这一次,爷爷说了,借了高利贷也要让爸爸读书。爷爷让爸爸去五里地外的老中医那里求学。爷爷说:“俗话说,‘穷医养三口’。学个本事在手,就不愁吃不愁穿了。我们彭家的苦日子可以熬出头了。”

但是爸爸不想学中医,他要做更伟大的事情,那是个什么事情?爸爸自己都说不出来。他只觉得,他无法再在这个小村子里呆下去了。他决定去长沙读书。就在同一年,一九二五年的夏天,爸爸手里拿着彭馥渠先生的介绍信,背上了一个小包,离开了村子。走到村口的时候,他回首望了一眼被密密麻麻的杉树林环绕着的“九甲村”,那里,用红土垒起来的破房子一栋连着一栋,像一片破烂似的。爸爸的心情复杂极了,这就是他的老家……他小心翼翼地迈出了第一步。

他离开了家乡。

生命是不可思议的,如果父亲听从了爷爷的选择,做了一个中医,他就会留在他的小村里,就不会认识妈妈,那么我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如果选择了做中医,他生命的里程就会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他不会去世得那么早;他不会对人生有那么深刻的理解;他不会是孤独的,他会给爷爷的一家带来幸福;他也不会在一片恐惧之中倒在自己追求的理想上……如果他听从了爷爷的话,“九甲村”方圆几百里地的人都会热爱他,爸爸一定会是一名非常出色的中医。他会有一个安逸的家……晚了,在今天,这些遐想,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只是想问,如果今天,爸爸有重新选择生活和命运的机会的话,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也许,父亲会又一次做出错误的选择。命运是与生俱来的,不由你选择。

(5)母亲的家

在家里,我们看不见父亲,家里人避开很多事情不谈。家,总是显得鬼鬼祟祟的。我不喜欢我的家,我喜欢野在外面。回到家里就感觉到一种紧张,一种压抑,一种诡秘。互相在沉默中对视着,我还要在这个让我深深仇恨的沉默中去感觉所有的事情。我总是觉得我的家不如别人的家好,人家那里充满了笑声,充满了肆无忌惮的活力。可是,我们家,一切都得做得有条有理。想问爸爸和家里的事情,但是妈妈只跟我们说外婆的故事。听够了,也听厌了,听得都能背诵下来。

我说,妈妈,我再也不要听这些陈词滥调了。

可是,当我今天重新开始整理爸爸妈妈材料的时候,我看见外婆最后一张照片(那是我十四岁的时候,去无锡老家给外婆拜年的时候照的。后来,这张照片被放得大大的,挂在外婆的追悼会上)。她笑着望着我,带着我童年的记忆中外婆常有的微笑。我久久地看着她,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淌。当我长大的时候,我才知道,外婆是一个多么好的人啊。这时,我希望妈妈再跟我说一些外婆的故事。可是,妈妈不再答理我的要求。她说:“我跟你说过那么多次了,你都不要听。现在我哪里还记得这些事情。”晚了,真的晚了,我多想离外婆更近一些……

和爸爸的家庭不同的是,妈妈出生在无锡一个破落的资本家家庭。不管我母亲承认不承认,给她坚强的性格中留下烙印的,是我的外婆。

外婆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她有一双大脚,和她们那个时代的女人完全不一样。小时候,我去无锡外婆家,总看见她迈着一双大脚在厅堂里走来走去,不停地为我们大家做事。有时候,她带着我上街角的馄饨铺去吃东西,她走得很快,看我跟不上的时候,还说:“让外婆抱你。”我小跑步地跟上她,气喘吁吁地说:“不要,不要。”我喜欢跟外婆出去,我喜欢外婆的家,这一切都远远地胜过我自己的家。

外婆老是笑眯眯地跟我们说话,我说我们,是包括了我所有的表姐表兄弟,前前后后加起来有二十多个人。最忘不了的是,外婆什么事情都为我们做得好好的。冬天的夜晚,她从来不让我冻着。她先用汤婆子把被子焐暖和了,才让我睡进去。我和外婆睡一个被窝,她会用她的胳膊挽着我的脖子,说是那样,我的肩膀就不会被风吹到了。到了半夜,我说:“外婆,我要小便。”她立刻就醒了,让我坐起来,用大棉被紧紧裹住我的身体,然后自己连衣服都来不及披上,翻身下床就把小尿盆给我放在床头……

外婆从来没有缠过小脚。因为外婆的母亲自己缠了小脚长大,痛苦了一生,不能走路,不能干重活。特别是在无锡那样一个小城市,在用一块一块鹅卵石铺出来的道路上,那小脚常常走着走着就嵌在石头缝里,外婆的妈妈疼得在路上摔倒过很多次。她在路边上坐下,半天半天不说话,脸涨得通红,眼泪直往下淌。后来她怀上了外婆,但是没有等产婆赶到,外婆就掉在了她母亲的裤裆里。按照旧习惯,不能直接脱下裤子把孩子取出来,那样的话,孩子就永远见不得人。所以,产婆是剪开了裤裆,接生下外婆的。

我不喜欢我的家,我不记得童年有过多么快乐的时刻。但是到了外面,当妈妈的朋友把照相机对准我们的时候,像所有的家长一样,妈妈总是跟我们说:“笑,笑得高兴一点。”左边是我,右边是我的小姐姐小梅。

但是这样生下来的孩子,是活不长的。外婆的母亲说:“既然活不长,就不要遭这个罪了,还缠什么小脚啊。随她去吧。”

外婆的妈妈没有上过学,和丈夫开了一个小小的杂货铺。邻居们上她那里买点小东西,看见她的女儿--我的外婆在小店前跑得比谁家的女孩都快,大家都会劝她:“快给你女儿把脚缠上吧,大了缠脚就更疼。”外婆的妈妈不说话,也不解释,就是在那里摇头。后来好心人跟她说:“不要太惯她了,现在哭一把,以后就会有好日子的。”外婆的妈妈不管人家怎么说,就是不听劝告,坚持不给自己的女儿缠小脚。

可是外婆的妈妈后来真的后悔了,但是已经太晚了。

外婆到二十岁的时候,迈着她的大脚走在人群里,显得非常特别。无锡是个很小的城市,北门这一带的邻居都在议论外婆。说是这样一个大脚女人,这么野,谁会娶她。外婆的妈妈着急了,托了说媒的也没有用。稍微好一点的男人,一听说外婆是个大脚,都不愿意提这门婚事。后来,有人来介绍外公。那时候,外公还开着一个丝绸厂,是他们家留给他的。但是,周围的邻居都知道外公的为人,管外公叫“烂料货”。他左手提着一个鸟笼,右手拿着一管水烟筒,走到哪里,就呼噜呼噜抽到哪里,从来不管自己的厂子。每天像上班一样泡在茶馆店里。邻居说,这种人,手上的那点钱是迟早要给他败掉的。

但是,媒人上门来为外婆说这门亲事的时候,外婆的妈妈还是做了两个“水潽蛋”,把媒婆当大客人招待。不管怎么说,外公手上还是有一个厂子。外婆的妈妈一口就答应下来,于是收下媒婆带来的聘礼,一点外公自己厂子里出的绸料子,甚至都没有把它们剪裁成个样子。银子都没有送,更不要说金子了。就是这点东西,外婆的妈妈还赔着笑脸把媒婆送到门口,不停地关照着说道:“讲定了,讲定了!”后来,外婆就这样匆匆忙忙地给嫁出了娘家门。

外婆的命运就让她的邻居说中了,小的时候没有哭上一把,嫁过去以后就得哭一辈子。外公是个很自私的人。每天吃饭的时候,他的面前总放着一碗单独为他做的小菜。这个菜每天都要做出不同的口味。外婆和全家的孩子们只是挖一点猪油在饭里,就着青菜把饭吃完了。大家都不说话,但是,谁都知道,外公的菜是不能动的。有一次,我的三舅舅实在是馋得慌,哆哆嗦嗦地将自己的筷子往外公的小菜碗里伸了过去,外公不说话,就是死死地看着我的三舅舅,三舅舅吓得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当他刚把那一小筷菜放进嘴里的时候,外公猛地站了起来,把整张饭桌子掀翻了。他嘶声裂胆地对外婆叫着:“你把这些都拿给你的这群饿死鬼去吃呀!”

外公这样对待外婆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大家都不会提出异议。有一次,外婆正在给我的四舅舅换尿布,一回头就看见外公在那里骂她。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愣愣地望着,外公愤怒了,你怎么就不说话呀?顺手就将手上的烟筒朝外婆头上砸去,外婆把头一偏,烟筒狠狠地砸在她的鼻子上,鲜血直往下淌。外婆看着他,还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整理了东西,抱上我还在吃奶的四舅舅回娘家了。外公的爸爸听说外婆要走,老人家磕磕绊绊从后院,从他自己的房间里,一直冲到前厅堂,他绕到外婆的面前,一句话也不说,突然朝外婆跪了下来。

外公的爸爸说:“看在我的面子上,千万不要走。是我的不是,教出这样一个不体面的人来。”

外婆叹了一口气,放下手上的孩子,也朝他老人家跪了下来。外婆哭了,她说,她知道了,她不会再让他老人家担心,她怎么可以让长辈给她下跪呢?作孽啊。她觉得内疚,不再说话。但是,打那以后,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外婆都承受下来。她再没有说要离开这个家,也没有抱怨过她的母亲把她嫁给这样一个男人;甚至没有抱怨过她有一双丑陋的大脚。

外婆常常跟我们说:“信不信由你,可是命就是注定的。”她心总是平平的,给外公生了十个孩子。有一对女的双胞胎,一个取名叫小妮,另一个叫阿福。意思就是让她们俩像无锡的大泥娃娃一样快快乐乐。但是,小妮到了三岁的时候,突然去世了。外婆害怕老天爷把阿福也带走,因为都说双胞胎是不能单养的。于是在小妮下葬的时候,外婆特地到无锡惠山去请了一个阿福泥娃娃,将它放在小妮的身边,让她俩做伴。但是这也救不了阿福,七年以后,阿福也死了。

最后,外婆家的孩子活了七个。妈妈是老四,是全家唯一的女孩子。外公不喜欢她,实在是觉得女孩多事。一天,家里来了个算命的,外婆抱着妈妈挤到大厅堂看热闹。算命的拿出一个小铜钱放在桌上,又拿出一支小毛笔,然后拿出一顶小小的帽子。妈妈突然伸出手去抓那顶帽子,外公满脸怒气,恶狠狠地说:“放下。”妈妈就是抓在手上不放,外婆看见外公生气,吓坏了,怕他在人面前打人。赶紧拿出一个绣花球给妈妈,可是,妈妈那么小,她懂什么啊。捏着小帽子就是不放。

算命的收起了家伙,要外公出示妈妈的生辰八字。算命的一看妈妈的八字,大叫一声:“你们家的女儿将来是要做大官的啊,不得了,不得了!”这一说,四周的人都凑上来看妈妈,她看见那么多人看她,“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把手上抓的小帽子扔了下来。但是,就因为这个算命的说了这话,从此全家的孩子都被外公打过,就是妈妈没有挨过打。

外公总是说:“不能打她,有一天,她做了大官会来惩罚我的。”

妈妈到新四军去以后,有人传说她做了大官。于是,外公赶紧让人给妈妈捏了一尊泥塑像,遇上不顺心的事情,他就会跑到像前拱手福拜,让妈妈为他报仇。有时,他和外婆吵架,却抱了妈妈的泥像,威胁外婆说:“你女儿是新四军的,我要到警察局去告她。”外婆害怕了,这可是要出人命的啊。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外婆跑到妈妈的泥像前,一个巴掌把泥像给砸了。不知道为什么,听完大姐小钧讲的这个故事,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没想到最后妈妈真的惩罚了外公,不是她做了大官的缘故。妈妈说看着他这么折磨外婆一辈子,她永远不会原谅他。外公死的时候,妈妈已经三十岁了,她在南方和国民党打仗。外公临死之前,把我的舅舅都叫到床前,他说:“让秀金回家来一次,我想见见她。让大家原谅我,我对不起你们……”听他说这些,舅舅都哭了,给妈妈发了急电。

妈妈看完电文就把纸撕了:“我不是他的女儿。”

在妈妈八岁的时候,外公的丝绸厂倒闭了。上海没有人来买绸子,外国的船也不开到上海港口来了。妈妈的大伯,也就是外公的合伙人,现在也不来了。外公把家里的地契押了出去,换了三百个银元,每一星期给外婆一个银元开销。大舅和二舅才十多岁,就出去做学徒,自己养活自己。外公在春天和秋天到乡下收蚕茧,挣来的钱自己做零用。家里再也不是人来人往了。可是外婆还在生孩子。妈妈才八岁,又抱起了刚出生的五舅舅。邻居看见妈妈就说:“是啊,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但是妈妈说,不,他们家不穷。他们没有挨过饿,有自己的房子住。只是自从地契押出去以后,家里的风水就变了。原来他们吃的是后院的井水,现在井水却在一点一点地干枯。

外婆说:“地公公生气了,外公不该把地契押出去。”但是外婆是不敢跟外公说这些话的。只要一下雨,她会叫孩子把家里所有的瓶瓶罐罐都拿出去接水。外婆又说:“我们要有诚意,地公公才会感动。天水养人。”外婆直到临死前,都一直保留着接雨水的习惯。可是,后院里的枯井再也没有出过水。外婆叹了口气:“是你外公造的孽,地公公不会原谅我们了。所以,做人一定要处处对别人好,不然老天会惩罚你的。”

“妈妈,你的故事总是那么悲伤。你就不能讲一些快乐的事情给我听听?”

“快乐?我哪里有过什么快乐的日子啊。”

“那,那你也不会是天天在那里哭吧?”

“当然不会是在那里哭了,但是我的一生真是苦啊,真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你让我说什么快乐的事情呢。”

“就是有点幽默的,总之不要老是苦凄凄的么。”

“有什么是幽默的?你让我想想……有这样一件事,你说好笑吗?”

妈妈说那是最后一次,伯伯上她们家了。当时大家都很激动,上海的伯伯来了。那时候,对妈妈来说,上海意味着一个很伟大的地方,所以伯伯从那里来,就显得特别了不起。大家都拥到了厅堂里,期待地看着伯伯,好像能在他那里得到什么。果然,他带给孩子们一包不用糖纸包的香蕉糖果。妈妈是第一次吃到糖果,惊讶地把糖吃进去又吐出来,放在手上好奇地看着。她不知道这么好味道的是什么东西。

外婆走来凑着妈妈的耳朵,告诉她说:“吃相太难看了,大伯会笑话我们家的。”

妈妈躲到角落里,把糖在舌头中间转来转去品味着。突然间,糖滑到喉咙里,她来不及控制,竟然吞了下去。妈妈失声大哭起来,外婆害怕地问她:“出了什么事情,你怎么啦?”妈妈指着喉咙:“糖掉下去了,我马上要死掉了。”大伯笑了:“糖自己会溶化的,没事。”

但是,妈妈还是感到一片惋惜,糖没有吃完,就没有了。大伯也没有再给她一块。

我跟着母亲笑了,真的是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其实,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听她说过,可是我忘了,忘得干干净净,直到母亲说到结局的时候,我才想了起来。好像是第一次听到一样,笑了很久很久。甚至觉得都有点不好意思,妈妈出了这么一个大洋相。

如果把这个故事讲给我的美国同学听,他们又会作何感想?他们会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吗?或者,他们仅仅是对母亲童年的贫困抱有一份同情?但是,对于我,关于妈妈的所有故事都已经变得意味深长了。当我今天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当我在那里拿到了学位以后,我尝试着重新开始理解我的母亲,理解一个真正的普通中国女人的痛苦。

在我过去看来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现在却让我停留在原地,久久地思考着。因为我看见了美国人的生活。对于他们会有怎样的生活,在去美国之前,我看过很多很多的书,可是到了纽约,我才发现,我是缺乏想象力的。我觉得仅仅说“和我们太不一样了”是不足以表达清楚的。当我和研究院的美国同学说话时,他们对“艰苦”、“穷困”、“痛苦”这些字眼也同样没有想象力。他们会问我:“你说,在六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三年饥荒,中国有很多人饿死。几乎全国六亿人口都吃不到肉。那你们那时候的食品不是很有营养吗?”我愣住了,我不知道这些差异是由什么造成的,我们的误解又在哪里,我无法回答这样的提问。

在我和母亲,在我和美国人之间,我没有信心。即使我在努力追寻一段历史,追寻一个真实的形象,去缩短文化之间的差距,但是,我知道这个形象早晚还是会被人遗忘,甚至被自己很亲近的人遗忘和忽略,连我们中国人,我们自己的下一代都会把他们远远地留在身后。

妈妈是在人群里长大的,她从来没有感到孤独。晚上,为了节约用油,家里就在厅堂里点上一盏马灯。一大群孩子,连同邻居的孩子都来听外婆讲故事了。她看过很多旧小书,有一肚子的故事。她手里做着针线活计,然后慢慢地叙述着一个又一个爱情故事……那里,永远有一个穷秀才,遇上了有钱人家的小姐,他们相爱了。但是他们门不当户不对,不能结婚。于是,穷秀才就在家里苦读十年书,最后考取了状元,娶走了小姐。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外婆就不讲了:“睡觉了,明天再讲。”孩子们都求外婆,这时候的外婆固执得很,没有人能说动她。她就是要卖这个关子。于是所有的孩子都怏怏地散去,殷切地等待着第二天。

妈妈说,她听得满心欢喜。终于在这些故事里悟出一个真理——要过上好日子,就得努力读书。只有读好了书,才会有出人头地之日。所以妈妈上了小学,就特别刻苦。每当说起这些的时候,她都得意洋洋地告诉我们:“我聪明得很呢,读六年的小学,年年考第一。你们有我这个本事吗?”

(6)一个愤怒青年

我问母亲:“你相信宿命吗?”

她坚决地回答道:“不,我从来就不相信。”

“你觉得个人的努力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我就是自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那当年,我被送到江西农村去的时候,你说,我能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才能改变我的命运?在那里,我呆了整整九年。”

“……”

母亲沉默了。她的理想主义是无法解答她自己和我们的生活的。当我一脚踏进了现实的时候,或者准确地说,当我开始第一天农村生活的时候,就不再相信母亲告诉我的“奋斗和努力”了。更多的时候,我相信宿命。不管老师从小是怎么教导我们和批判宿命论的,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善良的信仰。至少,当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当我出身在这样一个无可选择的家庭的时候,我找到了慰藉。甚至因为是宿命论,它给我提供了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

但是,父亲他们那一代人是不会接受我们这样的观念的,他们更愿意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一九二五年的夏天,十五岁的爸爸离开了老家,他到长沙见彭馥渠老师的老师龙乾。爸爸管他叫太老师。爸爸是挑着担子进城的,前面的箩筐里装着书籍,后面的装着铺盖卷。他光着脚,土里土气地走在长沙的大街上。爸爸说,他很紧张,第一次走进这么大的城市,既不敢东张西望也不敢走在人行道的当中。他脚步匆匆,像一个去赶集市的乡下孩子。结果,爸爸竟走进了一个死巷子。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他满头是汗,赶紧在箩筐里翻着,想找出地址仔细核对一下。正在这时候,走来了一个城里人,他不以为意地上下打量着爸爸:“你在这里干什么?”爸爸说不出话,又找不到地址,只好拿出纸,在上面写了“楚怡工业学校”。那人大吃一惊,一个乡下孩子,竟然写了一手秀气的字。他不住地摇头:“后生有出息。我不识字,你到巷子外面去打听吧。”

等爸爸找到太老师龙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爸爸没有立刻进去,他站在门外,将脚擦了擦,从铺盖卷里拿出一双新布鞋穿上,这是我奶奶为他做的。然后走上前敲了敲太老师家的门。

太老师刚从日本留学回来,他是穿西装的人,这在当时的中国,在长沙这样的小城里,意味着一个人的地位。他坐在书桌前,看了看这个秀气的乡下小伙子,见他完全是个孩子,担子还挑在肩上,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爸爸捏着彭馥渠老师的介绍信,将它交给了太老师,自我介绍地说道:“我是彭馥渠老师的学生,我叫龙乾。”太老师笑了,他说:“你不叫龙乾,我叫龙乾。”看见爸爸是这样憨厚老实的孩子,太老师走上前,帮助爸爸卸下了肩上的担子。

太老师问爸爸:“你想学什么,将来想干什么呢?”

爸爸两眼放光,大声地说:“我将来要当作家,我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

从一开始,太老师就看明白了,这个瘦小的乡下小伙子有一颗很大的心。看着爸爸那张清癯的脸,太老师更愿意相信的是他的智慧和诚实。但是,他不愿意让爸爸在自己的天真面前走错第一步,而这第一步又常常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太老师谆谆教导他说:“你看,你们家那么贫困,你应该想怎么帮助家里父母。如果学工,你就可以找到很好的职业。学文,不是我们现在有条件去过问的事情。你实在喜欢,可以在业余的时候去学习。为什么要拿它当职业去干呢?”最让爸爸吃惊的是,太老师说,在他去日本以前,他也有很多的想法,也想搞艺术。结果看见日本人都非常实际地在那里干活,用“从早做到晚”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太老师改变了以往的打算,他放弃了学艺术,开始学习工业。他还说:“别看日本现在仍然这么穷。但是,每一个站在东京街头的人,都会看到和感觉到,这个国家将来不得了啊!”

这是一九二五年,龙乾老师跟爸爸说的话。

爸爸对太老师充满了崇拜,听从了他的劝告,放弃了报考师范学校的意向,考入了“楚怡工业学校”机械工程系。

一九二六年,也是爸爸到长沙的第二年,北伐开始了。大街上可以看见穿着灰军装的北伐军人,他们手里捏着话筒,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站下来,大声地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实业救国的理想。这个时候的爸爸就更加佩服龙乾老师了,他不正是走在三民主义的大道上吗?那个时期,“革命”、“理想”、“救国”,所有这些字眼都可以把年轻人燃烧起来。他们信仰的革命,今天看来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充满了浪漫、五彩缤纷的色彩。但是,爸爸他们不是这样理解的,他们被自己的献身所激励,他们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了。刹那间,长沙城里充满了色彩,北伐军的战士还上爸爸的学校来宣传三民主义。爸爸大睁着眼睛看着周围发生的变化,他再也不能等待了,他要为革命付出自己的一切,这是在救国啊!

爸爸加入了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国民党,被编入“楚怡工业学校”分部。接着又和他的老师戴望峰在长沙《民国日报》上创办了《葡萄周刊》。爸爸不仅组织稿件,自己也写了很多新诗和散文发表在上面,内容都是以宣传孙中山的理想为主。他一边读书一边办周刊。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实,爸爸觉得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他不光是实业救国的一员,甚至他的笔,也在为革命,为救国工作。

冬天的时候,南方常常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湿冷冷的。爸爸正拿着他第十一期的文章去印刷厂做校对,他怕稿件被淋湿了,把它们裹在自己的棉袄里,兴冲冲地朝前走。可是,还没有走到印刷厂门口,就碰上了张师傅,他吃惊地看着爸爸:“这么冷的天,你来干什么?”爸爸感觉很好地答道:“天冷,就不出报纸了?”

张师傅不住地摇头:“你怎么不知道,报社已经通知我们,你们搞的那个什么《葡萄》停刊了。”

“谁通知的,他们凭什么?”

“说是你们的‘左倾’色彩太浓厚。”

爸爸站在那里,站在雨中。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来说,我想“左倾”这个字眼是太深刻了。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他的文章是在宣扬北伐军的理想,宣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和“左倾”有什么关系呢?

很快,一九二七年初春到了。街上再也看不见熙熙攘攘的人群。北伐军消失了,更没有人站在大街上做什么讲演和宣传之类的事情。爸爸惊慌地注视着局势,他不知道中国又将发生什么变化。

刹那间,长沙城里变得人心惶惶。老百姓都在说,政府要杀“革命党”了。什么是革命党,有人说就是共产党,有人说是“叛徒党”。人们即使说这些事情,也不像以往那样了。大伙都放低了声音,在那里悄悄地耳语着。爸爸伸长了耳朵在那里听着,谁都不敢多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国民党不是和共产党搞得好好的,怎么又不和了?大白天,有的农民挑着担子在街上走,突然,从后面跑来一小队警察,冲上来就将那人头上的斗笠扯掉,接着拿出一张纸看着。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照片,就看纸上是怎么描写你的,要是跟纸上说的接近,抓着就走。课堂上,同学和同学之间也不再议论形势了,爸爸最不明白的是,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怎么也没有人来宣布一个文件之类。到处听到的消息是,谁谁被杀了,谁谁被抓起来了。课后,爸爸回到自己的宿舍,发现枕头底下有一张小条子,上面说:都在传说你认识“革命党”,办报是受他们的思想影响。望多保重。签名是“好心人”。

爸爸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人,他很紧张。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面前,他怕得厉害。他才十七岁啊,怎么会说他和革命党有联系,那是意味着要杀头死人的啊!他整理了自己的行装,跟学校说,他的奶奶病重,卷起行李回到乡下老家去了。以后的书上,管这段历史叫“马日事变”,国共谈判失败,导致分裂,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

一说到“革命”,我就会坐立不安,就会有一种不由自主的焦躁。我恨不得能越过这一段历史。我总是觉得,我们被愚弄了。谁愚弄了我们?我说不清楚,对爸爸妈妈来说,是他们自己选择了生活,选择了“革命”,那为什么我会把这一切理解成愚弄?当我回头读一读自己写的东西时,又一次在爸爸妈妈的童年里找到感情,找到人性。不论那里有多少伤感,多少悲哀,但是我会感受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情趣,人与人之间的一份温馨。可是,后来这些东西,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都被这个“主义”那个“阶级”这些枯燥的概念代替了,接着就是“屠杀”这些残酷的字眼抹黑了我们的生活。

故事,也变得乏味起来。我怎么往下写呢?

我知道,爸爸不是这样理解的。他在乡下躲过了一段日子,又回到了长沙。那个在我看来充满感情和温馨的老家已经留不住这个“见过世面”的小伙子了。现在他身无分文,能够干些什么呢?他想了想,决定去报考师范学校,那是政府办的学校,由政府出钱念书,那样,爸爸就可以活下去了。

爸爸变了。当夏天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后,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容易激动,大谈理想的年青人了。后来妈妈告诉我,在那个时期,爸爸最喜欢看的是《少年维特之烦恼》。我哈哈大笑起来。爸爸,我怎么会是一个重复了你的失望和感慨的年青人?我也为这本书着迷过,也像书中的维特一样,无病呻吟过,烦恼过。现在看来,这些烦恼是多么地天真和幼稚,可是我却实实在在地为之烦恼。

爸爸的同学覃必洵出版了激进的文学刊物《小草》,希望爸爸能为杂志写稿。爸爸拒绝了。覃必洵失望地批评爸爸:“你太经不起打击了。革命是艰难的,你怎么为了这一点挫折就退缩了?”爸爸感到惭愧,为自己是这样一个形象而痛心。他说不出话,只对未来感到一份茫然。

“你为什么不能为我们的杂志写点东西,哪怕是一行诗歌?用你的文字来唤醒我们的民族?”

覃必洵真是个聪明人,他用了“唤醒”这样的字眼,这怎么可能不打动爸爸?爸爸与其说是个理想主义者,不如说是个浪漫主义者。这些豪言壮语轻易就能激起他的热情,也能轻易改变他的固执。当他的诗歌在刊物上发表了几次以后,杂志被官方认为思想过激,再次被迫停刊。这就是命运,爸爸不得不认命了。他没有为之去“斗争”,而是把所有的时间花在图书馆里。一直到暑假的时候,图书馆要关门时,他才想起来,该去找覃必洵商量商量,上他们家去借书。

覃家是湖南的望族,非常有钱,这在同学中间已经不是一个秘密了。他家收藏了各种各样的书籍。爸爸朝那里走去,当他站立在楼道里的时候,听见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在大声地朗诵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这真是让爸爸大吃一惊,怕自己走错了地方。在湖南,在这么一个远离都市的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子。莎士比亚?他抬头朝上望去,覃必洵向爸爸走来。“这是我妹妹……”后面的话,爸爸几乎没有听见,看着她,像看着自己的梦幻。覃必愉完全像是个天外来人,一个女人,居然大大方方朝爸爸主动伸出了手。爸爸的手上满是汗水,不好意思地在身上不停地擦着。

覃必愉说:“我看了你的诗,像女人写的,那么纤细,还那么敏感。”

爸爸连看都不敢朝覃必愉看一眼,她就在那里评论起他的作品。起初,他脸上还堆积着笑容,慢慢地就被羞怯代替了。爸爸对自己说,她真是不寻常。一个清早,一个湖南女子,在长沙的小楼上朗读《奥赛罗》,她敢于表达自己的追求。多么不敢想象的女子。

爸爸和覃必愉认识了。他激动、痛苦、焦灼、欢乐,像所有初恋的年轻人一样,他爱上了必愉。他说过,他是孤独的,就孤零零的一个人。现在,他多了一份对必愉的爱。爸爸看着她,似乎从她的眼睛里,爸爸能看见另外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这时候,爸爸多想哭啊。还是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偷偷地哭泣,为了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快乐和激动。必愉很快回上海读书去了,爸爸就在长沙企盼着寒假和暑假……生活给爸爸带来了希望和活力。爸爸回到了原来状态的他。一九二九年初春,爸爸和必洵等几个同学,发起了一次大学潮,反对学校当局压迫学生言论自由。

结果爸爸被同班同学丁鸣九出卖,报告给校总部,学校正式宣布开除。清早,爸爸看见开除的通告在学校的大楼前贴了出来,同学都挤在通告前面。当爸爸走过去的时候,大家给他让出了一条路。爸爸站在那里看完了全文。开始是痛苦的,痛苦过后,转入沉迷,沉迷在茫然之中。

有几个同学走上来想安慰爸爸,但是在那样的情景下,走到他的跟前,谁都不敢说话,也说不出话来。爸爸跟自己说:“我知道,我该走了……”他回到宿舍,整理好了行李。最重要的是,他离开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提出了退出国民党支部。

爸爸还是在彭馥渠先生的帮助下,拿着他写的介绍信和彭先生给的盘缠,去上海报考“上海劳动大学”。

(待续)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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