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
一 饥饿，似乎永无终结之日
当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的1961年，我失学了。当时我未满16岁，正是古人谓之“成童”的年龄。离开了了学校，每月32斤定量粮的中学生突然就降为仅有18斤口粮的居民。据说，四川这18斤当时是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的标准，就因了那位姓李的封疆大吏过度浮夸，不惜从百姓口中夺食。那年头没有自由市场，国营菜店里经常是空空如也几乎没有蔬菜供应。街上剜不到野菜剥不了树皮，除了那每天6两粮食（若逢上月大，每天6两还不足），找不到任何可以填充肠胃的东西。
当时我计算时间的依据不是钟表和太阳，而是胃。每天临睡前最后一个念头是吃，清晨醒来第一件想到的事还是吃。能找到除水以外的东西把肚子撑饱就是我最大的追求。
离开学校后我打过铁，到肉联厂去为苏联老大哥生产过小块腊肉，在砖瓦厂烧过砖，还在建筑工地挖过土方……总之都是作临工，长的能干上几个月，短的就只能干几个星期。失掉工作不光只是没了工资，同时还要失掉按工种核发的“追补粮”。比如打铁，每月的追补粮就有20斤，加上自己的基本定量，一个月能吃到38斤。不上班了，便只好回家继续吃居民定量18斤。
就在柑子园的江岸有一个货运缆车，每天都轰隆隆地将每袋100公斤的精米送上长江边的驳船。无事可干时，我和伙伴们经常坐在江边，眼睛发绿地瞪着驳船上小山一样的粮袋，就唱一首当时流行的歌曲。印象太深，现在我还记得几句词儿：
……
轮船满载着四川的粮食
迎着那万倾的波涛冲向前
象拖拉机奔驰在绿色的田野
把粮食送到海防前线
……
失学的少年们爱坐在沙滩上议论，怎么海防前线需要这多粮食？用粮袋当沙袋修工事么？自然就找不到答案。
我们盯着驳船上小山一样的粮袋，最爱谈《西游记》里神仙妖魔的种种变化、转移法术，想学到那些法术之目的只是占有雪白的大米，能吃个肚儿溜圆。神仙妖魔在这世界都寻不到，当然这愿望便绝无实现的可能。
那年头并非只有农村闹饥荒，我亲眼目睹过街道上的饿殍，老少都有。
我还在打铁时，记得是春节前几天。早上我去上班，就发现我们那盘炉子上倒卧着一个20几岁的饿殍。许是昨晚天寒，钻进车间靠在炉边取那点余温，结果就死在了这儿。
大妈的父亲李穰农，我自小就叫他外公。他也是因“水肿病”而死的。老人临终前那个夏日的上午，我坐在他的床前，他浑浊的目光还是那么慈祥，颤抖的手抚摸着我的手背，口中喃喃地叫着我的名字。因为天热因为他的双腿已肿得如水桶粗细，就赤裸着没有穿裤子，我看见他腿上因浮肿而被绷裂的皮肤处淌出了黄色的液体。就用草纸为他擦拭，却总是擦不干净。
那时候，用弹弓打不到飞鸟，在河里钓不到鱼儿。一门心思想找吃食的我便经常同谢瑞和、徐春生等几个同龄的伙伴一起去钓“克蚂”，就是青蛙。工具很简单，找一根1公尺来长的竹竿，在顶端横着插上4、5根缝棉被的大针，再拴上一根1公尺多长的麻绳，绳头拴一团棉花；再将书包的口子缝得只剩二指宽一条缝，就结伙出发了。
钓“克蚂”得走很远，城郊的农村早就见不到这种营养丰富的小生命了。我们经常是天不亮就出城。由于不方便携带，早上出来时，我们都将中午那一顿定量一并吃掉。带着自制的工具，翻过好几座山，到那些人烟稀少的所在，寻找池塘和水田，猎取那些现在已受到保护的小动物。
从事这项活动，需尽量避开当地人民公社的社员。不过这不是难事，那年头，社员们都是集中在一起劳动，很容易避开。我们不怕走路，就寻得到比较理想的“猎场”。当发现了蛙声咯咯的所在，我们就四面散开，开始工作。对离岸远的，我们就将棉球抛过去，在它眼前微微晃动，引诱得青蛙将棉球一口吞下肚去之时，握竿的右手飞快往回一拉，左手便捉住了猎物。也不管它的胃舒不舒服，将绳子扯出来，顺手就将它硬塞进书包里去。逢到竹竿所及之处的，就省事一些，只需对准了将竹竿一挥，竿头上的钢针猛扎下去，一下子都穿透了身体，取下来依然塞进背在身后的书包。书包整天就贴在腰臀上，真切地感觉得到那些受伤和没受伤的青蛙在黑暗的书包里拚命乱蹦乱撞，却怎么也钻不出来。
到得中午，真是饥饿难耐。灌一肚子山泉水，就不停地屙尿。忍不住，就看准了四面无人之地，偷摘人民公社地里的庄稼。什么南瓜、玉米、茄子，也不菅它的大小和成熟也未，摘下来在衣服上擦一擦就塞进嘴里，喀巴喀巴地嚼得挺香。说来现在有人难以相信，我们连地里未长大的青辣椒都摘下来吃过。若不幸被远处某个放牛娃发现了，只要一声吆喝，我们便被挥舞着锄头扁担的社员追得逢坎跳坎遇岩跳岩，从此不敢再去那一方土地。
黄昏走回城郊，就在小溪边将青蛙一个个取出来，用大指甲钳住它两腿中间一撕，活活地剥下皮来。即使此时，也还有被剥了皮的青蛙蹦跳着逃走，自然就捉回来，撕开胸腹去掉内脏，洗净了归在一处。晚上就到徐春生家，悄悄生上火放点盐，煮一大锅饱餐一顿。
现在，我不光自己不吃青蛙，也不准家里买。并不是当年吃多了现在不想吃，而是对少年时那么残酷杀生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忏悔。
在“三年特大自然灾害”时斯，万安桥西头的十字路上曾经是全城最热闹的地方，那儿是全地区倒卖粮票布票的黑市，是各类“投机倒把”者的聚集之所，是各种小道消息的发源地。我和几个小伙伴成天在那儿的人堆里钻，从那些因急需现钱而不懂行市的人手中用1斤粮票5块钱以下的价格买进，转上半天，以高于买进价格转手卖出，那怕1斤粮票只能赚上一两角钱也行。我记得当时1斤粮票最高能卖5块2毛钱。在人们每月普遍只能挣一、二十元工资的时代，这5元2角钱还真是个大数目。那时经常在桥头转悠着的还有些梳着大辫子的年青姑娘，人们背后都叫她们“五块二”。据说只要肯给1斤粮票，或能买1斤粮票的钱，也不管你是老是少，她们就陪你睡觉……
二 永远的万安桥
说起万安桥，还真是老万州应该书上一笔的地方。
神奇的造化之手，在中华腹地塑造出一方壮丽的山川——大三峡。这里青山簇簇，峭壁嵯峨，溪涧洪波，纵横交错。因山多水多，生长于斯的人们就特别离不开桥。因了需要，便有创建。自古以来，三峡周边的桥依形造势，就地取材，千姿百态，洋洋大观，真称得上一个桥梁博物馆。
古万州，以“万川毕会”而得名。大川相间，小川相属。区内各式桥梁，数不胜数，不但有木桥、石板桥、铁索桥，巨石横绝涧的天生桥、长虹傍碧水的石拱桥……万州城下那两块数千平方米的盘盘石、草盘石，雄踞于长江南北两岸，加上江心的千金石，活像要在长江上修大桥的天然石基。早年有本《赵显送灯台》，说这3块巨石是鲁班爷从昆仑山赶来，准备作为长江第一桥的桥墩……
城内各条小支流上的桥梁，真数不清。单说那条自北而南，将市区分为东西两城的苎溪河，仅在经它流过的市区内，就有万州桥、陆安桥两座石拱桥；太平桥、瀼渡桥两座石平桥；还有一座大自然赐于的石桥天生桥；万安桥、福星桥两座公路桥。在市区内短短两公里长的河面上，共有7座不同的桥梁。
这里只说万安桥。
1926年3月，杨森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讨贼联军第一路总司令”，率部下10个师60多个团，割据川东原万县、涪陵地区10多个县的地盘，司令部驻万县市内。当时军阀混战，烽烟四起。当今论说：杨森是为了增强实力，扩大影响，使万县市成为他辖区内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在驻万伊始，便将原万县商埠督办署改为商埠局，并自任总办，着手加强市政建设。杨森驻万不足3年时间，在市区共修建马路12条，桥梁两座，公园两座，还动工修建万县至梁平的公路……不管杨森的初衷怎样，以万州当时的人力物力，能在城市建设上搞出如此规模，不能不令人惊叹。
万县市区被苎溪河一分为二，河上虽有几座古已有之的石桥，但东西两半城的交通还是不大方便。杨森刚站稳脚跟，马上便作出了在苎溪河与长江交汇处建一座公路大桥的决定。当初定名为中山桥。
修桥的风声一传出，马上便有日、法、德、英等国的商人来竞争承包。其中谈得最具体的是英商禅臣洋行，建议修一座钢架桥，报价银元24万。并扬言：“万县人建不成这样的公路桥。”杨森闻听此言，心中有气，用现在的话来说，还有点民族气节。马上召集本地留过学的工程技术人员商量，决心自建。
万梁马路局的工程师任海暹承担了建桥的任务。杨森不懂工程技术，完全按照军人习气，命令任海暹在10天之内拿出设计图纸和预算来。
任海暹曾留学日本，同盟会员。虽学的土木工程，回国后却从未单独搞过设计。他受命之后，昼夜勘测绘图，如期拿出图纸，预算18万银元。
杨森见到图纸和预算后大喜，认为既争了自建的气，又节约了钱。马上召集联席会议审议通过，并正式任命任海暹负责建桥工程。
1926年5月，大桥正式动工。由于没有实践经验，是“处女作”，任海暹便请来有“万县鲁班”之称的木匠陈裕发负责现场施工。任海暹本人更是日夜在工地上监督协调。为了保证质量，他在建筑材料上尽选最好的用，连大批量使用的水泥，都是桶装的德国进口贷。这样下来，预算严重脱离实际，18万银元用完，才立起4个桥墩。当时军部和社会上一些人士纷纷指责，说任海暹只会纸上谈兵，用青砖作大拱简直是开玩笑，费用又严重超支等等。杨森见反映太大，就召任海暹去详细询问工程情况。他听完汇报，当场表态：“你应尽量避免浪费，银元只要不入私人腰包，多用点也无妨，但一定要把桥建好。”杨森还到工地上去对工人讲话，勉励他们抓紧施工，并给予奖励。
1927年7月，大桥基本完工，只剩桥面护栏未完，中间主拱下面未抹水泥沙浆。桥上还不准人车通行，并在两头立有木牌，上书“禁止通行，违者严惩”，牌前派有宪兵守护。
此时正逢夏季，那天突降暴雨，苎溪河水猛涨，尚未拆除脚手架的中山桥被山洪封了洞。第二天晚上，更是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大雨倾盆。任海暹想到杨森说过：“多用点钱不要紧，但如果桥垮了，老子就要枪毙人。”他担心桥梁万一被洪水冲垮，自己性命难保。就悄悄雇了一只小木船，泊在长江边一个僻静处，并收拾好行李，准备桥梁万一垮塌，就登船顺流而下，逃出杨森的地盘。
半夜时分，工地上突然传来巨响，吓得任海暹魂飞魄散，忙令工友去看。他自己就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家团团乱转。不久，工友回来报告：“大桥完好无损，只是脚手架全被冲走了。”任海暹那一颗吊在嗓门上的心，这才回落原处。数十年后，还可看到两边小拱下是平整的水泥面，主拱下却一直是青砖毕露。
第二天，杨森率领秘书、参谋等到工地视察。见大桥经历洪水考验，依然完好无损，心中大喜。任海暹报告洪水冲走了支撑木和几十万块青砖。杨森却说：“这还节省了许多拆卸费用。”
新建成的公路桥梁长100米，宽21米，高40米。桥分三孔，中孔跨度36米，左右两孔跨度各为20米。是上个世纪万州城区第一座石拱钢筋混凝土公路大桥。共花银元40余万。
当时没有权威的质监部门来进行验收，传统的仪式就是“踩桥”。为此，杨森专程从相邻的开县接来一位老寿星李青云。传说此老原系太平天国石达开部下将领，失败后逃到开县山区隐居，时年已248岁（开县志上有记，称李青云活了250多岁），据现场目睹的长辈说，李青云身材高大，精神矍铄，腰背挺拔，手指甲就有一尺多长。陪他同来的玄孙，也有40多岁。
踩桥那天，大桥上扎满红绸，市民倾城围观。李青云独自从西边桥头下了滑杆，一步一步缓缓走到东头。霎时间爆竹齐响，锣鼓喧天，围观民众，鼓掌欢呼。然后，在杨森等军政要员的带领下，本城各界名流和市民，熙熙攘攘步行过桥。那人群中有一个21岁的年青商人，他就是我的父亲。后来父亲多次对我讲起当日盛况，他说那天太阳很大。
李青云返开县时，杨森送了他200银元，4套衣料。老人踩桥的照片，事后长期陈列在二马路、公园等照相馆的橱窗内，供市民观赏。
杨森曾任北洋政府的“森威将军”。大桥建成，他部下有人献媚，将当初议定的中山桥更名为“森威桥”。民众虽然不满，但军人有枪杆子，也无法。1928年，杨森被刘湘赶跑，刘湘部第三师师长王陵基驻守万州，方改名为“万安桥”。
任海暹在大桥建成后，升任万县工务局长。杨森败走后，他改任川陕公路段段长兼工程师。他还作过万县参议员，因敢于直言，常为当权者妒。解放后，任海暹出席了1950年5月召开的万县市二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被任命为万县市人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病逝于上海。
陈裕发本是陈家坝一贫农之子，自幼学做木匠，因心灵手巧而名噪乡里。1921年，重修弥陀禅院，因其技艺精湛，被寺院方丈誉为“万县鲁班”。大桥工程由他负责施工，桥建成后更是名声大振。就收了许多徒弟，承包过许多工程，富了起来。陈裕发有钱了便买田置屋，开木器厂，到银行入股。解放后被划为地主，于1952年病逝于万县。
当我来到这个世界时，万安桥已建成18年了。在老万州人眼里，此桥之高大宏伟，无与伦比。因此都不叫它万安桥，而只亲昵地称之为“大桥”。
我模糊了被长辈们背着抱着在桥上来往的时光，却记得系着红领巾挎着书包在桥上蹦蹦跳跳的日子。解放初期行人不多，汽车更是鲜见，最大的运输工具就是十几人拉的胶轮大板车，号子震天地从桥上隆隆而过。
夏季，长江水倒灌进桥孔。我和同学们在桥下游过泳，桥洞下乘过凉。偶尔兴起，伙伴们也爬上桥栏表演“高台跳水”，由于距水面实在太高，什么姿势都不敢做，只能跳“称砣落水”，在空中双手抱膝缩成一团，砰然跳入浑黄的江水之中。
以前，桥面的坡度大，起伏如驼峰。我也曾多次只穿裤衩草鞋，在烈日豪雨下拉着沉重的架架车，双手着地挥汗如雨地一步步往上蹬。直到20世纪60年代，为方便日渐增多的汽车通行，才将桥面填平。
以后进厂了，早晚都从桥上匆匆而过。但每逢苎溪河暴发山洪，我都爱站在桥北的栏杆旁，望几百米外“石琴响雪”壮丽的飞瀑。还写过“我想投身进去，化作水珠一点……”之类文字。
那个年代，遑论空调，连电扇也少见。每到夏夜，我们一批“文学青年”常邀约着到大桥去“坐宾馆（冰管）”。坐在桥栏杆内小水桶粗细的铸铁自来水管上，下面冰凉沁人，上面河风习习。大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豪情满怀。也顺便打望那些过往的婀娜少女，兴味盎然，深夜不散。
还记得“文革”中，大桥上发生过多次武斗，人如潮涌，吼声震天，然后留下一滩滩稠浓的鲜血，被暴雨冲淡。最后两派隔河对峙，桥头堆沙袋架机枪。我第一次看见阳光下宽阔的桥面上空无一人，心里的感觉十分怪异……
数十年来，万安桥不知经历了多少惊涛骇浪。我亲眼目睹的1970年5月29日，苎溪河暴发了百年不遇的山洪。憾天动地的洪水排山倒海，将上游几百米处的万州桥齐根冲垮，又咆哮着向万安桥扑来。当时真是山摇地动，水雾弥天。万安桥却傲然挺立，迎风斗浪。当洪水退去，万安桥下的河滩里，布满了洪水裹挟来的万州桥巨大的条石，万安桥却丝毫未损。近年来下半城拆除时，多少载重四五十吨的大卡车从这老桥上隆隆驶过，也未见它颤抖一下。万安桥，承受过太多的重负。
万安桥是万州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它见证了万州的沧桑巨变。
三峡大坝2003年6月1日下闸蓄水。为了清库，为万州人默默奉献了74年的万安桥将被爆破拆除。请来了曾漂亮地完成过多次定向爆破的专业公司，用了比设计这座桥还长的时间来测量绘图，然后打炮眼装炸药。2003年5月30日，数不清的万州人冒着烈日，聚集到警戒线外，与大桥作最后的诀别。
10点39分，爆炸的烟尘腾起，轰隆声如闷雷般滚来。当烟尘消散后，人们惊奇地发现，万安桥的东西两个小拱已全部垮塌，但中间的大拱却顽强地挺立在骄阳之下。围观的人们始而惊愕，继而哗然……有老人流下了深情的泪水，还有人说起了近年来全国各地那些不炸自垮的桥梁……
据现场的爆破专家说：“由于此桥年代久远，查不到结构图纸……”
又深钻眼，多装炸药。17点23分，再次爆破。主拱伤痕累累，却依然悲壮地屹立在蓝天之下。四周出奇地静，我仿佛听到了苎溪河的心跳。
指挥爆破的那位教授后来说：“炸开后才发现，它的结构是钢筋、青砖、条石与混凝土相混合，刚柔兼济，异常牢固……”我为万州传统的工程质量而自豪。
18点05分，数十个炮眼再次引爆。烟雾散去，万安桥终于从大地上消失了。它就像一个有生命的精灵，恋恋不舍地永别了这块热土。
夕阳如血。苎溪河两岸残存的桥基好似还在娓娓地诉说……
往事如风，拂过我的灵魂。我禁不住热泪盈眶。
三 遥远的城口县
拖到1962年初，日子更难过了。20多年后我们才知道，那时国民经济已面临崩溃的边缘。然而当时轮船还是满载着四川的粮食，迎着那万倾的波涛冲向前。城市里的粮食更缺乏了，连那低标准的口粮供应都发生了问题。于是当局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市里的高中学生全部迁到不通公路的邻县大山里去读书就食；组织失学失业（当时叫精减压缩）的城里人到本地区最偏远的城口县去就食并运粮回来，就似古时囤垦一样。祸兮福所倚。我因此便“饿老鼠掉进米缸里”，用尽了我有限的心智，还毫不犹豫地抛弃了道德的束缚，才非常幸运地吃了几个月饱饭。这艰苦而宝贵的几个月不光使我远离了饥饿的魔影，还使我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迅速地成熟起来。
街道上的干部说，大山深处的城口县由于不通公路且人烟稀少，许多公粮就积存在乡镇粮站里运不出来，政府现在要组织城里人去将粮食挑到公路边，装上汽车运回城。就象当年的“保尔。柯察金”为了将森林里的木柴运回城里供人取暖去修路一样，组织运粮队是为了减轻城里粮食供应的压力，是为了城里的干部工人有饭吃，大家任务光荣等等。说实话，在饥饿面前我们跟本没觉悟学那位早逝的苏联英雄，但听说运粮队员每月供应36斤口粮，每运100斤另有补助粮4两，一个月还有半斤城口老腊肉打牙祭。马上便发现这是个能多吃粮食的机会。我和许多同龄的小伙伴就不管是否有那长途挑脚的能耐，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运粮队。
我们背着行李还带了一根3尺长的扁担，随着那些从不同的机关工厂学校失业失学而牢骚满腹的人们，于一个春雨霏霏的中午，在杨家街口爬上了一辆辆解放牌贷车的车厢，满脑袋充斥着放量大吃的美妙，向城口县进发。
城口县地处大巴山区，位于四川盆地东部边缘，与陕西省相邻，是万县专区最远的一个县。那里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幅员面积三千多平方公里，当时的人口却不足10万。那偏僻和闭塞，就连一位见多识广的新华社记者进去采访后还说：“这是我走过的汉民族居住区域内最贫困和闭塞的地方。”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虽然城口县如全国一样都在经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也有人得“浮肿病”。但因为当时公路离县城还有百多里远，县境内所有区乡连机耕道之类的简易公路都没有，一切与外面的物资交流全靠马帮和背二哥，他们运力太有限，因此征收在库里的公粮就没法迎着那万倾的波涛冲向前。城口虽说不上世外桃源，但民间的灾情相对也较大山外面轻得多，现在就正好让我们这些城里人去吃去将那些粮食运进城来救急。
我们的车队从万县市出发，经本地区的梁平县，再绕道达县专区所辖的开江、宣汉、万源等县。每车两个驾驶员，轮换着在破烂的山道上以30几公里的时速颠簸前进。我们在货车厢里挤坐在背包上，在崎岖的山区公路上跑了1000多公里，除了下车喝水吃干粮和解手外，罐头里的沙丁鱼般挤了40多个小时，第3天傍晚才到达公路的尽头——城口县的田坝。许多人的脚都坐肿了，站在地上都觉得大地还在摇晃。
在田坝吃晚饭时我才发现，象我一样介于少年与青年之间的“成童”之多，几乎占整个运粮队的三分之一。饭后我们中队被领进一所小学校，大家各自钻进空教室，我和同街道的伙伴李文炳将长条课桌拚拢，打开被子倒头便睡。
次日清晨，我被人摇醒，睡眼朦胧地打好背包便跟着大家去吃饭。然后便背着行李，拄着扁担开始爬全城口最险峻的白芷山。当时我年纪太小，根本没动脑筋去想前面的事儿，只知道跟着大伙儿，叫走就走，喊停便停。
少年人恢复得快，昨晚甜甜地睡了一觉，早晨爬山时精神就很好。我记得那天蔚蓝色的天空上没有一丝云彩，金色的太阳洒下柔和的光芒。队伍似一条长蛇，艰难地在重重叠叠的山峰之中向上爬，青色的岚气波纹般在山间荡漾，山路窄得象一根盘盘曲曲的羊肠，消隐在密密麻麻的树枝刺藤里。路上没有人家，只碰见过几个头缠白帕身穿蓝衫的巴山背二哥，钉鞋打忤背着装满生漆的木桶往公路上去。我们直爬到11点过，才汗流浃背地爬上山顶。休息了一会儿，便开始下山。
没走多远，便到了一个叫漆树湾的地方，那儿只有几间农舍和一座粮站。
粮站里已为我们准备好午饭，就停下来吃饭。是那个吃惯了罐罐饭的时代少见的焖锅饭，将饭铲到盘称里给每个人称4两米的干饭。
当我还坐在院坝里端着空盅子等候时，锅灶旁就吵了起来。一个左颊上长了胡豆大一颗黑疤的高个子青年气势汹汹地要打掌称分饭的人，说是称尾子还在往下垂，没给他把饭称足，就倒在了他盅子里。另一个比他稍矮却十分壮实的同伙也磨拳擦掌地嚷着要把锅砸了。就有许多年长的人围上去劝，最后队长叫给那“一点黑”又加了一小砣饭才完事。当时虽然他俩也不过20多岁，但在我心中就是大人。见其如此凶悍便连忙打听。方知那壮汉姓刘，人称刘大哥，和“一点黑”都是森工局精简回来的伐木工。
匆匆吃完饭，队伍又继续下山。我们手足并用地溜下了陡峭的“作践坡”，终于到了山脚的河谷。在两山夹峙的峡谷里，我们沿着清沏的任河在铺满鹅卵石的河滩上又蹒跚前进了3个钟头。
太阳快落山时，我们终于走出了狭长的河谷。地势就蓦然开阔起来，远远望见群山环绕之中有一块狭长的平坝，田畴中簇挤着数十家房舍。清彻见底的任河静静地绕镇而过，还有氤氲在炊烟下的院落，星星点点散布在小河两岸。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庙坝。
四 深山里的庙坝场
我们中队100多人被安排进粮站的几间空库房。
晚饭后，冉中队长在粮站的院坝里召开了大会。那年头区乡里都还没有电灯，在马灯的光晕下，我们发现冉队长虽然生着一张刀条脸，但脾气温和。“大跃进”时，城市里的区都改为人民公社，他是我们东城公社的一名中层干部。冉队长向大家介绍了中队部的组成：两名队长，他为正，还有一名姓付的任副职。付队长瘦小精干，来自市百货公司，听说在朝鲜打过美帝国主义。两个队长自兼会计与出纳，除管理全体队员外，还负责给我们算帐发钱。再加一名医生和一个伙食团长，中队部便由这4名干部组成。另有两个炊事员是从队员是挑选的，拿月薪。冉队长告诉我们，本中队的任务主要是由庙坝将粮食挑到漆树湾，作35里计算运费。挑100斤有一块二角钱的运费，另补助4两粮食，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如果逢上下大雨，河里涨水路不通时，就将前面平坝、指路碑的存粮运到庙坝，待退水后路通了再往外挑。漆树湾那个中队接力将粮食挑到田坝，就装车运回万县市。还有几个中队在另外的几条线路上，反正都是将山里的粮食往公路上运。后来还讲了些什么纪律和注意事项之类，我早已疲惫不堪，坐在地上打瞌睡跟本没听清。只知道明日休息一天做准备工作。
清早一起床，我们就到院坝角落运粮队的伙房去领饭证。然后去打饭，每人4两米的早饭，比在家时多了一倍，还有一瓢干萝卜叶子煮的汤。虽然饭里的谷子稗子不少于5钱，心里还是高兴得很。先把那见不到半点油星的汤喝下肚垫个底，然后就把从家里带来的花椒炒盐撒进饭里一拌，津津有味地谷稗不分吞下肚去。由于城里极少蔬菜供应，那年头城里人便将每月的2两定量菜油加花椒炒进盐巴里，能下一个月的饭。这次来城口，每人都用玻璃罐头瓶装了满满一瓶带来，估计能吃上几个月。
庙坝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小镇，房子都是土木结构，有一家缝纫店一个铁匠铺和空荡荡的供销社，再加上区政府邮政所等，都排列在一条石板铺成的窄街两边。街上还有一个凭票供应干饭和盐菜汤的食店兼旅馆，一个理发店。由于那流传数千年的“赶场”活动已被作为资本主义严格禁止，小街上非常清静，除了我们外，几乎无人闲逛。但那街道实在短得人让逛不了多久，东头的铁匠在炉火上烤洋芋，西头的裁缝会在店里喊：“王铁匠，洋芋烤糊了。”
听当地老人讲，20几年前（资料上记载是1934年），徐向前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第33军在庙坝建立过苏维埃政权。那年春天，就在这儿与来征剿的刘湘部血战了一场。两军短兵相接，反复肉搏冲杀，虽然红军也付出了一定代价，却击溃了敌人，还俘虏了敌人营长以下200多人。
一会儿就逛遍了整个镇子，我们就回到伙房的棚子里白无聊赖地围着看炊事员煮饭。
午饭后，我们在粮站领了两条麻布口袋，就看见前铁路工人老宋买了草鞋回来。听老宋热心地向我们宣传了挑长途穿草鞋之必要性后，啥事都不懂的我和李文炳、王飞等几个同龄人就邀约着到镇边的农家去买草鞋。城口的草鞋用稻草竹麻棕丝合织而成，特别耐磨。农家都有草鞋机头，雨雪天不能出工，家家都打草鞋，平时是自给自足，少有人买。所以就很便宜，当时才3、5分钱一双，依质论价。每人拎着几双草鞋回来，就等着吃晚饭睡觉。
五 山路上的小挑夫
第二天，我们就正式出工了。
吃过早饭，大家就蜂拥进库里装包谷。想到来时光背着行李就走得鼻塌嘴歪的山路，我和同龄人们都只敢装了5、60斤，然后挑到坝子里排队等过磅。粮站工作人员认真仔细地称过重量后，就给每个人开运单，一式3份。一份留底，两份交给挑夫本人。
挑上粮食出得镇子西头，就分出了前前后后快快慢慢。几个平时要好的便结伙走在一起，我与文炳、王飞还有几个同街道的同龄人就结成了伴。
进入河谷后，两旁峭壁陡立，峥嵘险峻，仰首只见一线弯曲的蓝天。清沏冰凉的任河在两山之间蜿蜒流淌，水势时急时缓，水面时宽时窄。由于河面在峡谷中弯弯曲曲，走不上几百米，我们就要过一次河。水浅处挽起裤腿，在硌脚的鹅卵石上淌过去，脚上的草鞋就浸透了水，上岸后走起路来吱吱作响一步一个脚印。水深处有些跳蹬石安在河里，就踩着湿漉漉滑溜溜的石头过河。那些跳磴石上生满了青苔，稍不注意就滑下水去弄得浑身透湿。
路上碰到几个驮运生漆的巴山背二哥，他们称这段路为“72道脚不干”，总长20里。那些背二哥头上都缠着白布头帕，俗称“缠三转”。身上衣短裤大，多为蓝黑两色，裤腰上缝接五寸宽一幅白布过腰，不用腰带，只需左折右折再外卷一转即可。俗称“扎腰裤”。岩上偶尔可见“镰刀割断旧世界，斧头劈开新乾坤”之类红军时代留下的标语，20几年前这里是川陕苏维埃的根据地。
那时候，我们没半点闲情逸致来感受大自然的美妙，挑夫们从未体会到身在这水木明瑟石峰森峭之中有何乐趣。因为在这道河谷里每天往返要淌几十次水，那因负重奔走而发热的双脚一伸进冰凉的河水，就象烧红的钢铁扔进水里一样，激得吱地一响，许多人的关节后来就出了毛病。长时间处于这天造成地设的胜景之中，我们却天天埋怨这山这水不如田间土路令人舒服。
走完大半段河谷，在一处狭窄的河湾上歇够了气，我们便开始爬“作践坡”。坡名“作践”，因为上坡者，都得手脚并用向上爬；下坡者，人人屁股着地往下梭；不管是谁，过这道坡均保持不了正常走路的形象，都要被这道坡作践一番的意思。微斜约70多度的山岩上有一条仅可容脚的小径，之字形的红石谷子路面又滑又陡。走在后面的人如果爬急了，会碰着前面的脚后跟。这道坡算5里路的运价，可见它之高，半道上连搁担子歇气的地方也没有。最初那些日子，我们爬此坡时只好一支手稳住扁担，另一支手就伸出去攀石角抓灌木，好不容易挣扎上去，双脚早已被草鞋打得鲜血淋漓，将担子往地上一扔，就四肢朝天瘫在地上喘粗气。这时我们才体会到山民们搞运输为何不用扁担挑而用背夹，背二哥们在类似“作践坡”之类的路上，只要将手中的丁字杵往背后的货物下一垫，就可以站着歇息。
“作践坡”顶有块篮球场大小的平坝，倚岩有座土木结构的幺店子。堂屋正中火圹内的铁鼎罐里，随时都煨着开水供路人饮用。当时过往的旅客少，粮食又计划供应，便只有巴山的背二哥们，用随身带的包谷麦子在火上煮着吃，临行给老板一点柴火钱。如天晚投宿，店里也没张床，客人就在竹编楼上“打连铺”。那铺盖，可能半年不洗一次，铁硬冰冷，还可闻百家汗味。偶尔遇上天气突变，进山的人不敢下“作践坡”，客人超过了接待能力，只好请你在火圹边坐着烤火过夜。
最初那段时间，我们爬上“作践坡”后，每次都累得要在幺店子前躺好一阵子。这时太阳就当顶了，肚子也饿了起来。但后面的10里就是一般的上山小路，比较之下好走多了。咬牙将粮挑进漆树湾，已是下午两点过。漆树湾粮站的人过称验收后，在运单上盖章签字，他留下一份，我们就各自将剩下的一份带回去交给队长，月底凭这单据结算工钱和追补粮。
轻装出了粮站，在路边灌饱一肚子泉水，将麻布口袋拴在扁担上，长枪一样斜背在后，就忍住脚痛往回飞奔。中队伙房里的干饭，对我们就象磁铁一样。回到庙坝，天就黑了，两顿饭作一顿吃。填饱肚子后回到仓房里，再也无力到河边去洗脸脚，往地铺上倒下去便睡得死人一般。
我们这批小崽儿第二天都起不了床，双肩红肿两脚血泡，大腿僵硬得木棍一样，便想休息两天恢复一下。老宋马上教导：“3天肩4天脚，5天6天才奈得活。”他说反正得经历这么个过程，如果今天躺下了，3、5天恢复不过来。等你休息得肩脚不痛了，一出工又是这样子，还得从头再来。我们明白了这道理，就想已经变泥鳅了，还怕泥浆么？何况不过这一关，就当不成挑夫就没有饭吃。便挣扎起来，依老宋所教，将草鞋后跟打脚处狠狠地咬了几口，念念有词：“你咬老子，老子也咬你。”然后就一瘸一拐地跟在大家后面去出工。
挑粮路上也遇到过雨雪，单衣单裤蹲在山岩下烧一堆枯枝败叶取暖，切实体会那“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感觉。然后又在冷得剌骨的“72道脚不干”里淌水而过。只要意志不垮，人的适应力真的很强。年轻人就象揉熟了的粘土，放进什么样的模具便会压成什么样的东西。那时我才刚满15岁，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学生娃，个头矮小骨瘦如柴，胸膛就象搓衣板一样。初次离家便来到大山上干起了长途挑夫的活儿，那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但为了肚子能填饱，咬一咬牙坚持过5、6天，也真的脚不疼肩不肿了。但由于未听老宋所言，在过关期间双肩红肿发痒时，忌不住常用手去揉摸，左右肩头就各生出一个高高的骨包，几十年也没能消下去。那段经历在身上留下的印记，就成了我后来教训儿子不要怕苦怕累的生动教材。
很快，我们这批同龄人都能挑上8、90斤，清早出发也能赶回队上吃午饭了。
队里有个别年纪大的人要靠这份力钱养家活口，吃过午饭还要去挑第二趟。如老宋，家里老婆无工作还有两个孩子，由于他在修铁路时右肩受过伤不能挑担子，就用布带子将装满粮食的麻布口袋捆在背上，象背小孩一样，买了根丁字杵，每次背100斤，每天走两趟。有一天下午突降暴雨，任河山洪暴发，背第二趟的老宋返回时不敢下作践坡，就在幺店子的火圹边坐了一夜。还是老板娘心软，请他吃了碗包谷糊糊。
至今我还能忆起他在山路上负重趑趄的身影。
而绝大多数一人吃了全家饱的，每天就只挑一次，整个下午至临睡前这段时间就完全归自己安排。
人一有空闲时间，名堂就出来了。
（未完待续）
（《所谓草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