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同学

病休返校后,我认识了两个同年级的广东同学,这两个学生一个叫何能超,一个叫江中文。此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谈最亲密的朋友。

我先认识的是何能超,他是广东湛江人,一个农民出身的大学生,皮肤黑黑的,鼻梁很挺,额头很高,两眼下凹,神情很严肃,一直处于深思状态,话不多,说起来慢吞吞的。他是森林采伐专业的,喜欢看古书,还喜欢写古诗。

何能超和江中文很要好,经他介绍,我认识了江中文,他是广东花县人,长长的脸,头发留得很长,鼻孔有点朝上,讲起话来嘴也会翘起来。他性格很豪放,喜欢唱歌。在我没认识他以前,就经常听到他在走廊里放声高歌,唱的是俄罗斯的一首名歌《草原》:

茫茫大草原,
路程多遥远。
有个马车夫,
将死在草原。
……

他的声音低沉,音色很好听。他的床头挂着一架小提琴,有时寝室会传出悠扬的琴声。

我们三个人有共同的爱好和志向。我们都喜欢看书,而且看的都是马列主义的书,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非常关心,我们爱唱《国际歌》,《国际歌》上说:“要为真理而斗争!”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年轻而热血的心。

我们对那时中国大学的办学方针有自己的看法,总感到学校里太死气沉沉了,学术空气不浓,很多学生对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考虑的都不多。尽管当时全国都处于饥饿状态,可是在我们中间很多学生照样吃喝玩乐、谈情说爱,忧国忧民的实在太少了。遗憾的是这类经常旋转于舞池中的还多是学生中的党团干部。

我们三人对自己的专业不热爱,也不专心。喜欢在广阔的天地里畅谈我们的抱负、理想。

下午我们经常外出,几乎跑遍了石头城的名胜古迹。我们在古老的城墙脚下散步,寻找当年太平天国的古战场;我们到历史博物馆去参观太平天国军的遗物,细细琢磨着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评说着太平天国的几大天王。我们感到中国政治的好坏始终是离不开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和粮食问题。

我们登上九华山的山巅,手上拿着几本古书,在高峰上俯瞰着南京城,高声朗诵着萨都剌的《念奴娇·石头城》:

石头城上,
望天低吴楚,
眼空无物。
指点六朝形胜地,
惟有青山如壁。

我们长啸着,从山顶一直往下冲,一口气跑到鸡鸣寺,然后在寺庙的素斋里每人吃一碗豆腐、一碗素交面,真是痛快!

偶而的一天,何能超得了钱,这钱是他卖了家里房子的钱,何能超说:“管它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江中文接着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我也跟着说:“李白有诗云:‘中夜四五起,常为大国忧。’何苦呢?我们还是找个没有忧愁的去处吧。”

我们到了莫愁湖,在“胜棋楼”里一人要了一只砂锅,砂锅里有一个很大的鱼头,还有很多粉皮和几块红烧肉煮在一起。

在全国老百姓没饭吃时,能有福分吃这样的东西,我们觉得很奢侈。

我们尽情享受,一面吃,一面谈着“胜棋楼”的来历。

何能超说:“当年徐达与朱元璋在此下棋。朱元璋输给徐达,把这个莫愁湖送给徐达。”

“胜棋楼”里的柱子上留着一副楹联,上联是:

粉黛江山,留得半湖烟雨,

下联是:

王侯事业,都如一盘棋局。

夏天,我们坐在玄武湖的凉棚里,一人一壶茶,围着一张圆桌,靠着一把藤椅,面对着紫金山和玄武湖,看到阳光照在紫金山上,一缕缕紫色的烟雾在山上飘绕着,我们惊叹着:紫金山果然名不虚传!

有时,我们会一个下午就在凉棚里坐着,桌上摆着几本古书,似看非看,似读非读,脑子里想入非非,如醒如睡,一会儿迷迷糊糊地打盹,一会儿开怀畅饮谈今说古,一会儿又义愤填膺,慷慨激昂。

有时在晚饭后,我们在月光下漫步在玄武湖之滨,脚踩着密林缝隙中投下月光的碎影,在微风中静听着玄武湖船桨的击水声。年轻的情侣们双双坐在船上,在荷花丛中划着小船,哼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小夜曲。

我们面对着夏夜的星空,在想着全世界的事:我们感到自己虽然读到大学,可是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我们感到生活闭塞,我们心里在想:赫鲁晓夫出现在苏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许多东欧国家为什么会变成修正主义?看来,我们不仅要读万卷书,还要走万里路!
我们幻想着哪一天能够周游世界,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清明的时候,我们冒着烟雨,长途步行上中山陵,去瞻仰孙中山先生的陵墓。我在中山陵上遇到了当年孙中山的警卫官,这位先生姓马,如今是这里的守墓人。老人留着长长的白胡须,他知道我们是大学生,和我们谈得很投机,我问他:“你过去生活在孙中山先生身边,他留给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回答说:“我感到他伟大。”我又问:“你从什么地方感到他伟大?”他指着中山陵下的石牌坊说:“第一,你看,这里题的‘天下为公’、‘博爱、平等、自由’,这几句话,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我在他身边的时候,他逢人就宣传这些道理。第二,他为了推翻满清王朝,发动了多次起义,每次失败后他都不灰心,直到取得最后胜利。第三,孙先生待人平等,和蔼可亲,他和外国大人物见面时是这样,他和普遍老百姓见面时也是这样,这是多么不容易,又是多么伟大啊。”

听了他的话,我对孙先生更加敬仰,对这位马先生也感到十分敬佩。孙先生早在1925年就去世了,三十多年来,这位马先生还在这里守陵,如此忠心耿耿之人实在少见。

我们去了中山陵旁的谭延闿之墓,又去了廖仲凯之墓。

当我们跨进朱元璋墓道的时候,三个人几乎是在进行短跑比赛,我落到最后,江中文第一个冲上去,在空空的墓道里他高声呼叫着,他的声音传来一阵阵回音,我们感到真是到了心旷神怡,宠辱皆忘的境界。

我后来在监狱里,时时想起我们三人游中山陵的情景,还补写了一首不讲韵律的《蝶恋花》:

三月春风吹人醉,
同上钟山又去孝陵卫,
六朝旧事如逝水,
明朱帝业剩残碑!
唯见中山松柏翠,
不朽英名正气惊神鬼!
读罢遗文心胆碎,
桃花如雨飞红泪!

激进与狂热

大学二年级,我的思想产生剧变,进入一个怪圈,卷进了漩涡。

这时,我只要遇到了认识的同学,就会在他们面前批评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

我大谈赫鲁晓夫“三和两全”(“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思想。

我认为赫鲁晓夫说得很有道理,至少他渴望和平,人类的冲突最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老师说:“这是修正主义泛滥,是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

我对此做了反向的思考:修正主义也许是一种国际新思潮?也许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马克思主义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我的看法是地球正在缩小,世界正在走向和平。

我对帝国主义的理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是垂死的、没落的、寄生的,资本主义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还在发展。我们不能老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生产斗争。一个国家要建设好,必须要有民主,必须要有自由。

政治课上,老师还在大谈人民公社优越性、集体化的优越性,讲完后,叫大家讨论。

我举手发言,我说:“我们天天在讲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但事实上优越性在什么地方呢?理论和社会现实生活不能吻合。我以为任何一种理论只有给人民带来解放和利益,给社会带来进步和发展才是正确的理论。”

我刚说到这里,教室外的喇叭响起了《社会主义好》的歌曲。

我继续说:“每天上午第四节课下课,广播就响起了‘社会主义好’这首歌。但是,我们嘴上在唱这首歌,但肚子饿了,我们要吃饭了。实际上,任何一种理论看它好还是不好,主要看它是不是与老百姓的生活相联系,是否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利益。老百姓并不以理论为天,而是以食为天……”

“正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我那时在课堂上听到老师歌颂“三面红旗”,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和老师辩论。我的这些言论在班上受批判,有的同学叫我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可是我宁可碰壁也不接受。

延安来的恩师

在我的思想卷进时代的漩涡时,遇到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他是吴雄。

吴雄老师当时是南京林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马列教研室主任。吴雄部长很有学问,毕业于延安抗大,是彭德怀元帅的老部下,原来在西北野战兵团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工作,其后又在北京中央工作,不久才调到南京。他的古文基础很好。

学校食堂门口有一块很大的黑板,上面经常不断更换着各种海报:电影消息、会议通知、寻物启事等等,我们在吃饭前都要看看上面有什么消息。

一天午饭时,食堂海报上写着:“明天下午党委宣传部部长、马列教研室主任吴雄老师讲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绪论》,欢迎全校师生与哲学爱好者光临。”

第二天,我提早来到大课堂。五十开外的吴雄老师,个子矮矮的,身体很壮实,剃着平顶头,讲话不快不慢,声音抑扬顿挫,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说话时略带笑容,谈到个人见解时,他眼睛炯炯有神。

听完报告,会场上的人散了,还有几个学生围在他身边提问,我也挤在其中。其他学生走后,剩下我一个,我继续向他提问,主要问中国古代的哲学问题。吴雄先生在临走前对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我,我们可以共同探讨。”

此后,我经常去党委宣传部找他。

我去宣传部时,总看见他伏在写字台上看书,他看见我,拿下老花眼镜,笑着对我说:“最近看书有什么心得?请坐请坐。”

我和吴雄老师谈的主要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问题。那时谈哲学,一开口就是唯心唯物两大阵营。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想法,我认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并没有一条鸿沟,唯心主义只要稍微朝前走一步,就是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如果再进一步,也就是唯心主义。

我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我善养我浩然之气”谈起,我认为这个“浩然之气”就是“充塞天地之气。”我谈到了陆九渊的名言:“宇宙即是我心,我心即是宇宙”。我认为心就是物,物就是心,心(思维、思想)是物(大脑)的高级产物,物(大脑)是心(思维、思想)的存在基础。拿我们人心和大脑来说,它的思考分析、逻辑推理的运行规则,本来就是人心和大脑所固有的。

我把这些想法说给吴雄老师听,我认为物质和精神具有同一性。吴雄老师也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精神是物质派生的。”我们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很长时间的讨论。

吴雄老师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们要看书啊,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多看书,要多读历史,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1958年,1959年,我们搞“大跃进”,简直像发疯一样,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在作怪啊,毛主席对此也作了检查,这无损他的伟大,现在毛主席要我们冷静地坐下来读点书,建设社会主义头脑不能太热啊!”

他是指毛主席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越谈越投机,那时我很年轻,才二十一岁。

我把在学生当中听到的关于1958年“大跃进”的情况以及对“大跃进”的看法讲给吴雄老师听,又把当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生们的想法以及我个人的想法也讲给他听。

与吴雄老师谈话,我大胆而直率,只要我觉得是真的,我就敢讲,我认为只要是真的东西,总会得到大家的承认。

眼前国家的困难,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我认为与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批判彭德怀的政治运动有关。

吴雄老师听了我的话并没有驳斥我,只是对我说:“你有机会到我家里来玩。”并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了我。

吴雄老师的家住在底楼,有五六间房子,楼上住着南京林学院院长、党委书记王心田一家。吴雄老师家的每间房子里都挂着不同时期的毛主席的像片。他的简陋的卧室里,只有一张书桌,桌子上放着《三国演义》。潇湘竹书架上摆满很多书。

他对我说:“毛主席比诸葛亮伟大!诸葛亮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毛主席打败了蒋介石,统一了全中国。”

那时,粮食很紧,他知道我面临着饥饿,经常留我在他家吃饭。其实,他家的粮食也很紧张,我每次走出他家门口时,他还在我的口袋里塞进一包炒黄豆。

我告诉他:“我本来是喜欢文科的,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我不敢考文科。”

他给我做思想工作说:“我们要把一切献给党,尽管目前困难,等到你们大学毕业时,国家的情况就好了,不要因为出身不好悲观失望。从现在起,再过二十年,等到你们这一代人成为国家的栋梁时,我们的社会主义就建设得很可观了。”

他告诉我说:“我出身也不好,是地主。我的老家在宜兴,1938年前,我在国民党军队里做事。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在武汉,我看到祖国的半壁河山给日本人占领了,感到痛心。我苦苦地思考着,能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呢?靠谁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呢?有一天,我走到街上,看见书摊上放着一本书,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买了回来,认真研究着,越看眼睛越亮,我看到了抗日的前途,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冒险冲破国民党的封锁跑到了延安。到延安后,我因为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工程人员,又出身地主,在整风中受到批判,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没能得到组织上的信任,党一直在考验我。后来我进了抗大,抗大毕业以后,留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总之,我是在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后才走上革命道路的,才变成马列主义者的。”

吴雄老师劝我不要因为出身不好而苦恼,只要能够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肯定是有光明前途的。他把《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借给我看。这位马列主义者对我循循善诱,把我看成是一只迷途的羔羊。

他认为我的思想比较混乱,但是他从来没有很严厉地批评过我,总是心平气和地教导我,认为我是可以教育好的。

当时党委宣传部要在学校里建立一个南林广播电台,要物色几个能写会道的学生组成一个编辑部,编辑部里的编辑大部分都是文学爱好者,而且他(她)们大多是党团员,吴雄老师同意我也参加这个编辑部,担任编辑、组稿、改稿、发稿的任务,最后将写好的稿件交给广播员向全校播送。

当我知道是吴雄老师叫我来做这个工作时,我很兴奋。

我想:我在初中、高中时努力争取入团,我的表现再好,学校还是不批准,并说我出身不好,动机不纯。如今在大学,吴雄老师不仅没有因为我出身不好而拒我于千里之外,为了锻炼培养我,还给了我学习编辑、编写新闻稿的机会,把党的宣传工作、编辑工作交给我做,这是我想不到的。

从1961年到1963年,我和吴雄老师差不多保持了三年联系,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我的心目中,他具有慈父般的地位。

恰逢此时,我得知母亲病重住院的消息。想到几个妹妹不知怎样过日子,心里很不安定。

1963年春,我一意孤行,不听同学和老师的劝告,决定离校重新去报考北大,我不愿意继续读我不感兴趣的专业。

我要走自己的路!

锒铛入狱

1963年夏我离开南京,何能超、江中文送我到太平门火车站上车。这天夜里,何能超帮我掮箱子,江中文帮我拎包。到车站时已经是十一点了,车站很黑,他俩把我送上车,何能超站在车厢里,对我说:“你的日记本在吗?我给你题个词。”

我顺手取出日记本,他在我的日记本上写到:“当你到达上海时,天已经亮了!”

这是他对我的安慰,希望我回上海后,有一个好的前程。

我没想到,在南京林学院,我与这几位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的同学一起对“三面红旗”发表的言论终于酿就大祸。

回上海半年,也即1964年1月,我在上海被捕入狱。我和江中文、何能超因思想言论“过激”作为同案犯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他们则分别在南京和广东锒铛入狱。

1964年1月至1966年8月,我在上海看守所和提篮桥监狱关了两年半,于1966年8月刑满前又押解到白茅岭劳改农场。刑满后,适逢“文化大革命”继续留在白茅岭劳改农场改造。

连头带尾,从投入监狱到平反回沪重返大学,差不多经历了十九年的苦难。

孩子:

读完老爸的大学篇,不知你作何感想?

或许你会钦佩,钦佩老爸思想敏锐、愤世嫉俗、激扬人生;或许你会痛心,痛心老爸不识时务、桀骜不驯、鸡蛋硬去碰石头;或许你会抱怨,抱怨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古怪、执拗而又傻气得可以的老爸……

是啊,钦佩也罢,痛心也罢,抱怨也罢……老爸就是老爸,想换也换不了。四十多年前,时代与老爸的遇合,促成了所有的苦难。四十六年前的大学,真的不平静。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飘扬,热火朝天后却是整整三年的自然灾害,饥荒满目,物质匮乏,引发动荡,引发不平,更引发几多的“偏激”……

四十多年前的老爸也真的让人无奈,反观当年,有几多教训值得记取。大学毕竟要培育国家急需之专业人才,学好主业是第一,焉能舍本求末,我行我素?虽然专业与理想相差甚远,但是踏踏实实地钻研,会寻觅到大学的精神,能量的积聚。个人的兴趣爱好能与专业的求实精进结合,那才是上大学的境界,读大学的期望。可惜,老爸没能很好地把握住自己,把握住学习机会。

老爸其后的运交华盖,始于此,与“左”有关,与右有关,也与老爸的冲动、偏执、钻牛角尖的气质有关。倘若有人提醒,倘若有人爱护,倘若多有善意……应该有另一番情形。然而,偏偏没有这些倘若,只好在铁窗幽谷中去品尝凄苦悲凉……

毕竟,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二十年的光阴垫付,该向谁言?!

(待续)

来源:《老爸青春无歌》,宁夏人民出版社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