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为人爱书遭殃
批林批孔运动时，白天干活十多个小时，晚上学习会还要开到九点多钟，绝大多数人根本不想学习，在管教队长的安排下，我给大家讲解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讲解马列的六本书，《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我讲解时是很卖力的，我一面讲解一面锻炼自己的发言水平。煤油灯下，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解释《矛盾论》，结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加以串讲，尽管我这么投入地讲，实际上没什么人欣赏，好比对牛弹琴，队长布置学习不过走走形式而已。
学习结束后，尽管累，我每天晚上仍坚持看书到十二点，我有个小小的煤油灯，每个月要买一斤煤油，天天点到深夜。
同室的郭月明，年纪才三十，牙全掉了，人称“老太婆”，他半夜醒来就吼叫：“孔老二，你这只鬼火为什么不熄掉？”“你这样点着灯很影响我们睡觉。”
实际上，我根本影响不了他们。农场里由于劳动的辛苦，个个都是倒在床上就睡着，他们看不惯我这样读书，说我白天劳动磨洋工，晚上生龙活虎看书，郭常常跟我捣蛋，有时把我的书藏起来，有时把我的书撕掉，有时在我煤油灯里灌水，有一次，他用自己做的弹弓，把我的煤油灯上的玻璃灯罩弹碎。
为了看书，我对他们总是忍气吞声特别客气，请他们帮帮忙，给他们打招呼，对他们的谩骂也只好皮厚地笑笑：“对不起，对不起。”
可是，我的《纲鉴易知录》还是丢失了五本，我到处找，有人讲：“你的书肯定被人当手纸了。”可我到厕所去找，也没找到，我到处求情，到处许愿，谁能找出来我一定买几包香烟送给他，但始终没下落。
这部《纲鉴易知录》是袖珍型的，也是我最喜欢的书。我下地出工时，总把它放在口袋里，我在六队干的最多的是打药水的活，这活许多人都不肯干，因为从早到晚接触“敌敌畏”，队长就硬性命令我们这类戴帽子的干，我总是背着四十斤重的药水桶在山坡上上上下下地跑，碰到下雨时，打到茶树上的药水会被雨水冲去，植保员罗一彪就叫大家暂停休息，于是每个人把药水桶放到地下，就近钻进破旧的茅屋棚内吹牛，我就独自躲在大树下读书。有时，我背靠着茶叶地里凸起的“坟墩头”，从口袋里取出一本用透明塑料袋包好的《纲鉴易知录》，雨打在我身上，可书却不湿，隔着塑料袋我可以看清书上每一行小字。
我出工时，肩上扛的是工具，但口袋里却揣着书，还带一支红色的圆珠笔，我有一部从上海买来的《二十四史文抄》，里面全是从《二十四史》中节选出来的好文章，共有十八本，是五寸左右的小型线装书，但没有标点符号，我带到工地上看时，总是一边看，一边用圆珠笔在书上点标点符号。
一年四季，除了夜晚不得不睡在土墙破茅屋里外，大白天我们总是被赶到山坡上干活，就是到了冬天，“农业学大寨，赤膊翻土块”时，只要哨子一响，下令休息时，我就披上破棉衣，找个坟山头，或在大树下靠着，避风避雨看书，冬天寒风如刀，我的手已经冻得发红了，但我还是在书上点着标点符号。
我听人讲，古代有个人利用“三余”来读书，阴是晴之余，夜是日之余，冬是夏之余，我在白茅岭农场的十几年就是利用这“三余”来读书的，滴水可以穿石，聚沙可以成塔。
我一直有个梦，我想梦到头时是会成真的。
我自己买书看，又向当地知青借书看，郭沫若的《李白和杜甫》成了文革时期唯一可以公开发行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书，我在郎溪县城新华书店里买了一本。我把这本书仔细地看了几遍，我对郭没好感，认为他太会随风转舵了。
我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的大方向对准那些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的特权阶层，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对文化大革命中斗知识分子、否定知识的做法，我认为是绝对错误的。
我看过的一本书中曾有这么一句话，可能是培根说的：
船翻了，贵重的东西都沉到水底，只有空桶浮在水面上。
我觉得，用这句话来评价“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后果、影响是很恰当的，于是我在这句话的下面用红笔勾了出来，并且批了两个字“精彩！”
在那种情况下我不可能把自己的想法写得更明确。
我在农场里，又读了《史记》。知青杨小齐那里有残本的《史记》多册，但不齐，我借来读了，特别是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二列传。
六队到1974年才有电灯，小组里的场员每逢休息天，就通宵打牌，这时我读书的机会来了，他们的牌打到一二点钟，我就乘机借着灯光看书，也看到一二点钟。
逢到元旦、五一节、国庆、春节，可以放一二天假。大年三十晚上，他们打牌到天亮，这时候，他们一边打牌，一边高兴地对我说：“孔老二，今天停止对台湾金门开炮，放你一马，我们打牌到天亮，你可以借光了。哈哈……哈哈……”
我也如同遇到大赦，可以痛痛快快地看它一夜。
装灯后，因为关灯的权利控制在别人手里，他们要晚关我可以借光，他们要早睡我只好到门外路灯下看书，开始他们把我的书藏掉、撕掉，后来发现他们不管怎么弄，我还是这个样子，他们就把我当成傻子，书呆子，有人甚至认为我精神不正常，但也拿我没办法。
一年四季，只有生病发高烧，我才放下书本。有一天晚上，我早早睡下了，小组长在灯下打牌说：“这回孔老二是真的生病了。”
为此，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书为人爱书遭殃，
人为读书人受罪。
十年人间文字狱，
古今中外第一回。
藏书百宝箱
1977年，“四人帮”垮台后，我曾回上海看望母亲。
我对她说：“妈妈，华国锋说要‘按既定方针办’，我们这些人是不是还有希望，还有多少年能出来不知道。从1964年进来到现在我已经吃了十三年的苦了，今后可能会松一些吧？大不了，我准备在农场再读十年书！”
我每隔两年才能回家一次，每次不许超过十五天。每次回家，新华书店是我必去的地方。我发现了一套新版本的《资治通鉴》，一套有二十本，装起来有一小箱，《二十四史》体积太大，书本太多，在农场我没有地方放。
在农场属于我的地方只有一个铺位，我睡在上铺，我头上是破的茅竹做的屋顶，墙是用泥、土石块和碎稻草搅拌后垒起来的，屋顶和墙的交接处正好有一条宽一尺左右的平台，那里是我放书的地方。我身边的书已经差不多把这块宝地给放满了。
《资治通鉴》是我向往已久的一套书，我记得范文澜先生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学历史的人“二司马”的书是一定要读的。《资治通鉴》是宋朝的宰相司马光写给治国的统治者看的，尽管我是个不自由的人，我对历代的兴盛和衰败是很希望了解透彻的，我有一种强烈的功名心，希望有一天，我能为国出力，为民谋福。这些书我是一定要读的，我要积累知识、充实自己。
我听说过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点着油灯看《资治通鉴》，连香烟快要烧到手指头也不知道。那时的人都讲要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但是他们没想到，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凭空而来的，毛泽东的许多智慧来自对中国历史的研究。
我从一本复旦大学出版的杂志《学习与批判》中，看到一篇文章提到辛亥革命失败后，有的革命志士带着《资治通鉴》跑到国外埋头研读，也有的人带着《十三经注疏》去美国留学。
这些小故事，给了我启发，我想我也当如是努力。我虽然至今是一个被任何人都蔑视的人，但是也许有一天，我会做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大用的人。
这时我母亲已平反，还补了三百元钱，我对母亲说想要三十元钱买一套二十本的《资治通鉴》，我在新华书店看到它时真是流连忘返，总想把它买回来，我不知道还要在农场呆多久，这套书我可以静静地读上十年，在我苦苦地哀求下，母亲给了我三十元钱，我把这套书买回来了。
得到了它我真是如获至宝，我要把它珍藏起来，我想来想去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放，后来我在董家渡路旧货店买了一只小皮箱，买了一把铜锁，把书放在里面带到农场。
我把“宝书”放在床头上。说来好笑，平时我每月领的工资也从来不曾锁起来，而这是一套放在外面也不会有人要看，就是要看，他们也看不懂的书啊！
我还是怕有人会抽掉几本撕掉或藏起来，因为有人威胁我：“孔老二，总有一天你会看到杜十娘怒掷百宝箱的！”
六队种了近百亩山芋地，山芋地的垅很长，秋天，邻村的农民会带着铁锄在山芋地的两头挖山芋。队里就派人看山芋地，因为来挖的人多，你在这头看，他们可以在那头挖。
那天，队里派我看山芋地，天下着小雨，我提着一只破旧的黑包，内有五册《资治通鉴》，平时我收工后坐在床头看这部书，这两天叫我看山芋地，我想坐在田头，多看一会儿书。
突然，我看见地的另一头有人用锄头刨山芋，我匆匆把书本放进包里，追上去赶他们走，那几个男女见我赶来，提着篮子在地里和我打圈子，还嘻皮笑脸地对我做怪相，我跑到这里，他们跑到那里，等我把他们都赶走了，再回到自己原先放包的田头，伸手去包里拿书看时，才发现出了大事。
我的五册《资治通鉴》没有了！
顿时，我急得满头大汗，简直是晴天霹雳！我心神恍惚，望着绿色的起伏的田野，连一个人影都找不到，我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天色渐晚，我收了工连饭也没吃，就沿着六队附近的几个村子挨家挨户地问，遇见牵牛的孩子，我问；遇见扛着锄头的农民，我问；遇见提着篮子到河边洗衣的姑娘，我也问。他们都向我摇头。
我着急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走，一边找，像发了疯似的，这时，正是农民吃晚饭的时间，老乡们大人小孩都端着碗蹲在家门口的场地上吃饭，他们都说：“没看到。”
没找到书，我摸着黑回到队里，一进门，忍不住号啕大哭了起来，饭也吃不下。
洪贵宝说：“孔老二的魂灵头没有了。”
王长发看我哭得那么伤心，走到我面前说：“你真的想要书，我可以去打听。”
他在队里专门放牛，每天把牛牵到周围农村的草地上喂草，和周围的农民很熟。
果然，过了几天时间，他来找我了，说：“你如果想要回这几本书，要给别人送一条飞马牌香烟。”那时，飞马牌香烟是二角八分一包，一条飞马牌香烟是二元八角。我心里一盘算，这怎么吃得消？
我每月生活费是二十四元，劳改农场里，一斤饭票一角六分，我每月口粮是四十斤饭票，合六元四角，但由于劳动强度大，菜里又没有油水，我总不够吃，就要向别人再买二十斤到三十斤饭票，平均算下来，我每月吃六十斤到七十斤饭票，就是这样吃，我也是浑身一把骨头。
这六七十斤饭票折合人民币是九元到十元钱，加上还得吃菜。总之，每月扣了饭菜钱，我只余下四元到五元，这点钱用作买每月的生活日用品的钱还不够，我只得自己想办法，用树叶代替草纸，用牙粉代替牙膏，用破布代替毛巾，一星期吸一包香烟，是最差的“名花牌”香烟，一角三分一包，每月吸四包，事实上，我每月节衣缩食，也只能剩下二三元钱。
但是，我也只好咬咬牙了，我同意了他的条件，到分场小卖部买了一条飞马牌香烟，王长发将我带到六队北面的一片高坡上的山芋地里，过了一会儿，一个农民来了，我把香烟拿出来交给他后，他告诉我到西北方向的那堆稻草里去找找看，我匆忙赶去，把草堆一摸，果然，这几本书真的就在稻草堆里。失而复得，我别提多高兴了，二十本书又完整地留在了我的身边，就好像久别的情人。从此，我对这套书的保管就更严了。
我每天坚持看《资治通鉴》。
1978年的夏天特别热，大田里的气温已高达摄氏四十一度，傍晚收工时，有几个人中暑倒下，差点送命，队部看到这个情况，为了安全，叫我们早上五点出工，十点放工，下午三点出工，干到七八点。
我们起早摸黑抓两头干活，上午十时半到下午的二时半，我们只得躲在茅草屋里。
在这段时间，队里的光棍汉们就活跃起来，有的躺在床上休息，有的围着打牌，有的做针线活，有的听半导体收音机。
我一放下饭碗，就打开我的“百宝箱”，翻出《资治通鉴》来读，我早就打算利用尽可能利用的时间看完这套书。在这个历史上罕见的高温季节里，我利用大热天出工晚的时机，通读了半部《资治通鉴》，共十本。
邂逅安东彪
《欧洲哲学史简编》是我在文革中唯一能看到的欧洲哲学史。当我看到二十四岁的斯宾诺莎，因反对宗教，拒绝礼拜，被“革出教门”，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处分。教会禁止任何人与他讲话、交往、同住，不能有人走近离他四码远的地方，更不能读他写的书。但是，斯宾诺莎至死没有屈服。
我一边看，一边用红铅笔做记号，我想我现在不也是这样吗？为什么六队的人都不理我呢？因为我头上有反革命的帽子。一旦哪个人和我坐在一起交谈了几句话，马上就有人汇报队长，队长就会把他叫去，问他和我谈了些什么话？还批评他站不稳立场，和人民的敌人在一起鬼混。
可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竟也有一位男青年不顾队长的批判和议论，常常在大田里，或在收工后，主动与我接近，友好地交谈，他就是安东彪。
我是在1975年认识安东彪的。那时他刚从三队调来六队，他比我小几岁，大概有二十八九岁，他有兄弟姐妹五人，是随父母一起来白茅岭的，从小在白茅岭长大，他父亲是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军官。
他调到六队后，并不与我同小组，而是被分配到另一个小组，尽管不在一组，但一到大田和茶叶地里劳动时，就把小组的圈子打破了，这时他就与我讨论一些古今中外的历史，也交谈彼此对于一些古今名著的评价。
安东彪眉清目秀，人很文雅，平时很喜欢看书，他的话不多，但很中肯而切中要害，我与他一接触就很投机，我到他的小组生活室看他时，发现他的床头有许多书，还有一本厚厚的《辞源》，我在农场已近十年，哪里看得到《辞源》呢？这本书吸引了我，我问他借，他慨然允诺，借给我一年多，他要用时就拿去一会儿，看完后，他又马上再借给我，我的书已经够多的了，我有范文澜、吕振羽、郭沫若的书，有《中国通史》《法国革命史》《澳大利亚简史》《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著作》，还有《史记》残本、《左传》《纲鉴易知录》《论语批注》以及残本《古文观止》《三国演义》等等。但是，我的心不知足，恨不得将他的书也据为己有，他对我一直很谅解。
我没事就看《辞源》，琢磨着其中的许多解释，在六队我用了很大的力气读文言文，《二十四史文抄》中，有的词搞不懂我就查《辞源》，这部《辞源》对我很有用。
1976年、1977年时，我与安东彪谈批林批孔的问题，我认为对孔子可以重新评价，他的施“仁政”“人道主义”，肯定是可取的，安东彪与我有共鸣。
安东彪很喜欢与我交谈，尽管他没读过大学，但受父亲的影响，学问很好，有人汇报队长说他与孔祥骅很接近，当时六队的丁队长已调到八队当管教中队长了，我的“帽子”还没摘掉，毛队长要他与我少接触，叫他小心中毒。
但安东彪并不为此疏远我，他一直勉励我，觉得我将来能在文化事业上有发展。
孩子：
老爸从进监狱到离开农场十多年的时间里，读书成了接受批判、劳动改造之余最重要的事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如此。每晚，老爸坚持看书，遇到休息或下雨，也读书。在那个“读书无用”，“读书有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岁月里，是什么样的力量使老爸如饥似渴地学习呢？
老爸想用较长的篇幅，与你谈谈老爸所悟的读书观。
1.读书是兴趣使然
从小老爸就对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非常热爱，对自然科学也十分关注，并一生都保持这个兴趣。
2.书籍是精神食粮
老爸所处的监狱和劳改农场是很不安宁的，到处充满了斗争。老爸知道自己是专政对象，是贱民，不可能东山再起，是无聊才读书，苦闷才读书。在无聊、单调、寂寞、空虚中，怎么排除这一切呢？只有走到书中，才能忘却心里的一切烦恼。只有见缝插针地挤出时间看书，心才能宁静，灵魂深处才能有一片净土。读书能解闷，解忧，让我暂时忘记痛苦。
从古书上，我看到什么是忠，什么是奸，从古人许多疾恶如仇、大彻大悟的语言里，寻求内心的平衡和精神的寄托。
老爸把鲁迅说的“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话作为座右铭，抄下了 “十年磨一剑，不敢试锋芒。再磨十年后，泰山不敢挡”的诗句。
在这苦难寂寞而又茫茫看不到尽头的岁月里，唯有书才是老爸的第二生命。
老爸不能成家，也找不到对象，封闭在那样的地方，除了劳动以外，总要有精神寄托。每个月再苦也不能不买煤油，煤油是老爸“精神的牛奶”，有了煤油就可以点灯，点了灯就可以看书。
农场里曾有些好心人劝老爸：“孔祥骅，你一个月只有五六块钱，你要买书，买煤油，你这是慢性自杀，你不可以买些鱼、肉吃吃？说不定哪一天把你送到铁板新村去，这些书顶多可以为国家省五百斤柴禾（当时说死一个人火葬需五百斤柴禾）。”
3.读书使人高尚
监狱和劳改农场什么样的犯人都有，老爸要保持读书人的本色，要像荷花那样“出淤泥而不染”。读书使人有主心骨，《红楼梦》中薛宝钗说：“一个人只要时时把学问放在心头，他就不会堕落”。
多年来，我亲眼看到，有的人自杀，有的人悲观堕落，有的人绝望，面对这些令人丧气的事，老爸仍能精神抖擞地学习，多少年如一日，不受同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坚持读书。
4.读书使人坚强
在那没有人身自由的岁月里，唯有读书，才能让思想冲破牢笼，与古往今来的圣人、哲人、贤人神交，他们的真知灼见给人智慧、安慰和勇气。
在农场里，老爸读过但丁的《地狱篇》，也读过雨果的《悲惨世界》，由此决心要把地狱当作炼狱来锻炼、磨炼自己，哪怕像《西游记》里的唐僧一样，经过九九八十一道难关，也要到西天取经，只有活下去，才有希望。是读书使老爸懂得人生的价值，活着的意义，从书中懂得了要珍重生命！要充满希望！要永远乐观！要自强不息！
每当老爸看到有人在身边倒下，就在心里告诉自己要坚强。想自己一定要活着离开农场，并坚信这一天总会到来。
老爸读了许多中国古书，书中总讲“君子当自强不息”，要在万般煎熬中锤炼自己，老爸抱定宗旨，要活下去！决不能倒下！
5.读书使人智慧
古人云：“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敬业中学的老师包启昌曾经给老爸讲过，他的学问就是每天睡觉前看一二小时的书，长年累月地积累起来的。孔夫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当时老爸才三十多岁，以后万一有机会，还得对得起自己。每天读书一二小时，可以积少成多。
人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屈原的态度；一种是渔夫的态度。
屈原的态度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夫的态度是，世人皆浊，何不鼓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脯其糟而啜其醨？
老爸赞赏屈原的精神，感到与其麻木地活着，还是在清醒中尝受痛苦更好些。
老爸没有倒下去，坚持自己的精神支柱，认为唯有坚持自己的信仰，才有一丝希望之光。老爸在农场里，因为读书不断挨批判、斗争，大会批，小组批，可还是不停地买书、借书，一放下劳动工具，就坐地读书，外人先是说老爸反动，后来说老爸是书呆子，把老爸看作怪物和疯子，时间长了，很多人也就见怪不怪，不理睬了，于是老爸也可以自由读书了。
老爸深信，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文明的进步，文化的进步，相信迟早有一天，我们的国家是会尊重知识和人才的。
6.读书使人成为民族脊梁
十年文化大革命颠覆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几千年来一脉相传的做人的基本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部被搅乱。弄到夫妻反目，父子积怨，学生打老师，群众斗干部，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到这时老爸才发现我们民族的传家宝、传国宝——我们读书人学习了几千年的孔孟之道、老庄思想是决不可丢掉的，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决不可丢掉的。
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和历史，那些古往今来的英雄、圣人、贤人、伟人，他们的生活勇气、高超品德，的确能给人极大的求生存、求知识、求真理的动力。
老爸之所以能顽强生活下去，多少与此有关。《史记》上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伍子胥过韶关”……中国古代许多特立独行的人物，“泰山崩于前，而心不跳。猛虎蹑于后，而色不变”。老爸从书里看到了一种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是顽强的，有多少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地追求人生真正的含义。他们活在书中，他们就是历史，他们所拥有的民族气节与精神，与日月同辉，明彻人心。
作为一个不幸者中的幸存者，老爸想用一句话告诉你一个人生的诀窍：
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活！
（待续）
来源：《老爸青春无歌》，宁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