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亲爱的朋友们：
下面是向景云博士的六章自传。
向景云在1993年84岁体弱多病中，接受了加拿大麦吉尔MoGill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乐瑞布松的要求，写出来为该系学生们了解20世纪多变的中国。1909—1993年从他出生到逝世几乎这一整个世纪，从君主封建到社会主义所经历的种种变迁，在一个知识分子一生的经历中表现出来，作为学生们了解中国的参考书，他没有照年龄的成长一步步的写，因为生病，他只是一时感到对某一个时期有兴趣而动笔的，所以他从童年一下跳到接近中年，甩掉了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求学时代的经历，而写出他学成（获得土地利用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来为抗日战争中的祖国人民做一些贡献。 而在国民党的伪民主共和的贪污腐化中走入共产主义掌握政权的初期的大混乱中，不受信用、怀才不遇，乱糟践踏、学非所用。
一直到84岁生命的终了，他仍坚忍不拔地在80年代改革开放中，当国家一步步走上稳定，提高人民文化素质，发展经济中，与晏阳初（一位中国农业社会改革者）所主办的国际农业复兴学院，在扶贫事业中给了云南四个贫困县：广南、福贡、澄江，镇雄打定了一些扶贫基础。
他只是在临终的前一天（1993年6月11日）听说当年要成立昆交会，而且年年八月要开一次昆交会，他有气无力地说：“我们昆明丹佛姊妹城市的这种关系费了两年的努力已经成立了，就可以昆交会这一组织来请丹佛市人民所组织的委员会和我们省或市政府邀请丹佛市有影响的富商和企业家来参加，我们的昆交会为他们设一个很漂亮的柜台，在工农物资的交易上发展我们的双方经济，这原本就是我们兴办姊妹城市关系的目的，也可使我在土地利用经济学的专业上对我自己选择的政府和我亲切的国民完成一点贡献。”那天深夜三点也就是第二日凌晨三点，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1993年我到了丹佛市寻找该委员会主席易.约翰（John），他原来是一位大学教授，当时已年高七十多岁，身弱多病，很不来委员会工作，现在景云已经过世12年，昆交会年年都开一次，我们昆明市的经济还是需要发展，姊妹城市的关系既然还存在就应该使它发挥一点作用，我还活着，我还要加一把劲，把这件事办成功，以使景云没白活这一生。
刘德伟
2005年8月
第一章：记忆的开始是被鹅咬了
那是在我父亲的故乡湖北广济县一个河边的土地上，我的大哥和我互相追逐着，同时拾起蚌壳。我的外祖母蹲在一个桥底下，眼睛望着远方，似乎在想什么事情。因为家里出了一件事，所以祖母才把我们俩人带出来玩。在另一块伸出的沙滩上，有三只白鹅，它们又大又美丽，它们在那晒太阳，并未感觉到我们的存在，但是我们彼此的追逐越来越疯狂，我们侵犯了三只鹅的领土，我们奔跑，河沙四处乱溅，有一只鹅就被侵犯了，它站起来大声叫，我们从来没见过鹅，更没想到它们是有害的，在一次玩的疯狂之中，我抓了一把沙向它们扔去，即刻我就被一群鹅围攻，那只带头鹅伏下头和颈，然后半展开翅膀，向我冲来，它生气地叫着冲到我的面前，我害怕了，赶快跑，但已来不及了，它已经用嘴朝我的屁股咬了一口，我跑到外婆面前求救，外婆说：“可怜的孩子，你的屁股上有一块又紫又蓝的伤。”我的头上也有伤痕，那时是1912年，我才三岁，中华民国成立，我当时就算是民国的一个公民，当我生下来时，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的一个顺民，就是1909年8月24日（即宣统元年），三年后这个皇帝被推翻了，皇帝没有了，我哥哥头上的辫子被剪了，那条辫子是封建主义的记号。
我的祖母告诉我说，我从来没有留过辫子，我感到骄傲，我自己是合符时代的人，我长大了后，我常逗我的哥哥说他是死亡朝代的遗少，事实上是清朝的崩溃救了我，我没有留辫子，我的爸爸妈妈同祖母告诉我一些清朝的家里的事，那时女人是不许去了解国家大事的，对我来讲，那个时代的一些事不是很清楚。
因为这只鹅咬了我一口，也把我的祖母从她的想象中拉回现实，一手抱一个孩子说：“好孩子们，我把你们带到这里来玩，是因为你的父母在互相生气，因为你的爸爸要讨一个小老婆，成为你们的小妈妈，你们最好是回家去，跪在他面前，求他不要讨小老婆，他不答应，就不站起来。”我哥哥说：“奶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妈妈，为什么爸爸还要讨一个妈妈？”外祖母长叹一口气说：“你的妈妈和我都是北方人，你的爸爸在北方天津与你妈妈结婚，他就带着我们去了吉林，吉林就是东北的一个省份，你就在那生的，今年我们回到广济，我们不懂一句南方语言，他们也不懂我们的语言，因此你爸爸的一家人不喜欢我们，他们要你的父亲再讨一个小老婆而且回到城市工作养活一家人。
当我与哥哥回到家时，我们发现妈妈无声地流着眼泪坐在床上，我爸爸在前面房间里，脸向着墙壁睡在床上，我与哥哥在他的床前跪下，说了外婆要我们说的话，我父亲没有回答，我们就重复说了几次我们要说的话，就偷偷溜走了，但是我们的行为有效了，就在那天晚上，我的祖父跟父亲的二弟来了，他们光着脚，裤腿卷在膝盖上，两条腿都是黄泥。我妈妈打了水给他们洗脚，给他们倒了茶。他们在前面的房间里谈了许久的话才离开，第二天早上，我爸爸就答应不讨小老婆了，我想我的外婆真聪明。
我父亲来自于农民的一个家族，他们这一家人是这个家族的一部分，他们的田地是在山区，叫做东重山（或东平山）这座山在湖北省广济县里，广济县与另外两个县叫刘春与黄岗的，相接在一起，成了一个三角地。县与县之间有一条河，过河要乘小船，要付钱的，从另一个县回来要付双倍的钱。因此县与县之间就有隔阂。
我的父亲是在五个孩子中最大的，被送到一个教孔子思想的私塾老师那里去读书，抱着一个希望，将来可以在皇帝的朝庭的考试中得一个官位，这就是当时唯一的一条路，是可以往上爬的社会的梯子，这样做不仅仅给祖宗带来光荣，也提高家庭地位，但我的父亲只考过了县一级考试，只能做一个秀才，后来科举制度废除了，因为清朝的制度被废除了，国家变得现代化了，家里的希望也落空了，但因我父亲的一生还是因为得了这个秀才，有点文化，他在他的那个城市里找到生活，中国封建社会层次是从有文化的士开始，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就组成了第三层，商人是最低的，被人看不起的，文化和官僚中间的那条分界线不明显，根据儒家的理论，一个有资格的学者自然的就成为一个官，我的父亲参加了军队，因为军队中有文化的人很少，所以在军队中有点文化很容易升官，所以在十九世纪末期，我的父亲虽然没有军事方面的训练，他还是参加了军队，他离开了家乡，到了河北省天津，在那里与我的母亲结婚并住在我母亲的家里。在封建时代，汉族有一个封建习惯就是用兵来开垦没有用过的土地，而且种粮食给皇帝的军队，小站是一个驻防地，离天津有七十里路，这块地就生产了最好的谷子，一直到今天这个地方仍是有名的粮食出产地，有一条河从天津到北京名字叫“运粮河”，是为皇帝的朝庭运粮的，而小站就是供给军人粮食的地方，我妈妈的爸爸在军队是个小小的官，我妈妈结婚后他就死了，但他的妻子还在，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年轻，我的父亲是从南方去的孤独的一个人，很自然地在这场婚姻里入赘到这个家庭中。
从过去走来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我父亲的军队就被派去保卫一个高级武官吴禄山到吉林省，跟高丽搞清楚在吉林边界的纠纷，在那时，高丽被日本所侵略，战争就在中国与高丽的土地上，到中国东北去旅行，我的祖母对我说是很艰苦的，这个旅途从山海关开始或者说从山与海之间的一条路上开始，那也就是万里长城东边的最未了的地方与黄河相接，事实上这条路是长城的一个关口，而且在门上挂着横幅“天下第一关”，那就是去东北省的关口，即吉林、辽宁、黑龙江，辽宁当时的名字是奉天。
在古老的时候，长城就等于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分界线，满洲是人口稀少的前线，它的名字叫东路，多年来农民的家庭几千几万人，因为天灾人祸就坐着独轮车转移到东边这条路来，特别是山东省的人。移民在田里工作用尽了所有的力量就成了地主并且管着别人，有的人没有那么成功就成了低等的人，成了土匪,叫“红胡子”，妈妈们就吓小孩子“红胡子来了”。在夏天的时候，包谷长得很高，在风中摇摆，他们叫“绿帘子”，红胡子就躲在“绿帘子”里，路上如果忽然起尘土就知道是有车子、马队或人群来了，他们就跑出来抢这些人，完了又躲到“绿帘子”里去，因此在夏天很少有人敢旅行除非有很多人保卫着才敢走。
吴禄山是一个到前线的将领，有一大群军队保护，兵是步行，官与家属都坐在有两个大轮子的马车里。
我的外婆讲的我能够记得的，都是些小故事，东北的前线要走一个多月的时间，经过野蛮的地方，才能到长春，那时同现在长春都是吉林省的都会，是挨近我国的。没有轿夫走过这么远的路，这些轿夫只是在城里抬着轿子从这里走到那里。这些路留下了农村车走过的深深的两条印迹，比轿子的印迹宽得多，在路上走的时候，车轮会掉进一边的车印里，坐在车中的人的头就会碰到车顶的梁，梁上就挂上棉被，这样车的三面就有棉被挡着，就像冬天的帽子，保护车里的人，车门上也有门帘，坐在里面的人看外面只能从门帘缝隙看，他们的手要抓住车子，这一天下来，坐车的人一身骨头都散了。
当时在满洲没有旅馆的，当深夜来临的时候就要赶快找一个地主的家去住，地主的家是用土泥做的墙，有个很大的屋子在里面，还有两排佃农的房子挨近大门在他们的前面。所有住在国家边界的人，即满洲的农民都因好客与慷慨出名，这些旅行的人常常可以在路上找到一个地方休息，过夜。这些农民还招待他们一顿饭，而且让他们睡在炕的暖和的那一边，炕是在房间外有一个口，他们把草放进去烧，炕就暖和了，因为与这一队人走的人都是朝庭派来的人，他们受到很好的待遇，农民甚至杀猪来款待，有酒和泡菜，还喝一种冷酸的果汁，这些东西很好吃，吃了一快后又想吃第二块，饭后很舒服地伸直了躺在炕上。多少年以后有个受过这种款待的人，告诉我这等于是皇家的酒席。
这个旅行有时是很幸运的，有时很倒霉，走了一天也看不到住的地方，到了晚上只有把车子围成一个圈，在车子里的人冷得发抖，保卫的士兵只好围着车站着，在黑夜里听着狼叫。有的路凹下去到一个人的肩膀那么深，对面就看不见车子来了，这样的情况有时很多，赶车的人就把鞭子重重地甩着，发出一种很可怕的声音，使对方的车子停住，让他们先过去，有的时候甩鞭子的方法并不客气，大家都要抢先，马也跳得厉害，车子也弯弯曲曲地走，赶车的人就想先到，坐在车内的人骨头都散了。我的外婆说我们一家去满洲选择了不下雨的时间，但是成天都有打雷的声音。
长春我出生的地方
长春的春天很长，因此叫长春，但是东北三省的冬天是严峻的，在长春有三件特别的事情：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杆水烟袋、生了孩子吊房盖。在冬天的晚上，当雪花飞到有油的窗户纸上的时候，就会滑下去，不会把纸弄湿，也不会让房子很黑，这就显示了他们的聪明。烟杆很长，用烟杆戳挂在天花板下的篮子，这样就不用唱催眠曲了。在东北还有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头两个是滋补的，后一个是塞在鞋子里能很有效地保暖。
我是1909年8月25日生于长春，但我没有睡在篮子里（因为我们是华中的人），我是和一只老的很忠心的狗养的两只小狗一块长大的，老狗的名字叫老黄，三条狗是我们在危险的路上带来的，我妈妈说，她的奶很多，多余的奶就给两条小狗吃，我也是一个胖娃娃，狗跟人一样的在东北不多，我们的狗是看羊狗，它们能守夜，我们的房子跟军队住的地方很近，在山脚下，当地人一眼就看见我们的房子。在夜色来临的时候可以看到狼发光的眼睛在我们后面的树林里面，当狗在追击狼时就远远近近地听到吼叫声。狼是吃肉的动物，它们常常在路上把小牛吃了。十四年后我们这一家已经回来中原，我的父亲偶然有个机会回到长春的老屋子里，那两只小狗死了，老黄还活着，它听到我爸爸的声音，这只忠实的老狗尽量从昏迷中站起来，它的脚很软了，眼里布满眼屎，毛也掉了，它摇着尾巴跟在我父亲的后面摇摇晃晃地走着。一直到现在我还惊奇地记着它，爱慕它。
这些狗曾经是我和哥哥的玩友，它们和一只小熊组成了我们亲如兄弟的小社会。这只熊是从山上的树林里带回来的，在家里养大的，它的行动很像我们男孩子，我们叫它“小三”，就把它当成我的小弟弟，我们平常就玩摔跤，是我们平时爱玩的一种玩法，但“小三”不能永远做我们的对手，那时我两岁，我的哥哥比我大两岁，“小三”比我们小，但不久这个小东西就变成一个毛绒绒的摔跤运动员，它参加了成人的群伙，而成为一个有名的冠军，这件事成了它喜欢干的事，它沉迷在这件事上，它记得每个被它打败的人，当那人来时它就跑出来，把他摔在地上，搓搓它的手，像人得胜的样子，它慢慢成了一个危险的东西，于是把它的牙齿锯掉，防止它咬人的脖子。
杀了它或吃了它是太残忍了，想都不敢想，把它送到自然界，又会使它被别的动物吃掉。
最后“小三”的命运怎么样了，对我们小孩来说一直到今天也猜不出来，总之，它不见了。
孤独寂寞、没有同龄的小孩一起玩，这样的情况使我们的童年生活有些苦闷，我的大哥一直到四岁以前都不能顺溜地说话，他说起话来像呀呀学语的小孩，所以他不会说姥姥，那是北方说的祖母，他把他的舌头转来转去说“奶奶”，奶奶是父亲的母亲，但是他没本事说姥姥，所以我们的外婆成了家中最重要最权威的老人，一直到现在所有家中的孩子都叫她奶奶，都快活地敬爱地喊她奶奶。
我妈妈生了九个孩子，但是只养活了七个，我的外祖母帮助这个家庭养活了头四个孩子，1919年我十岁她又到我舅舅家。后来她跟我父母去了东北的前线，又回到我父亲的家乡湖北广济县。因为天气忽然变化从最冷的北方到最热的南方的夏天，我头上长了疱，我不能睡下去，我的外祖母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晚上抱着我蹲在她的床上，不断地把中国传统的治疱的药给我搽。白天她要做家务劳动，她用被子、枕头堆在我身后让我直坐起来，她就在屋里忙来忙去做家务。她穿没有袖的内衣，内衣是蓝色的很粗的夏布，这就是她夏天的衣服，出了汗一下就干了，但是，汗湿透了衣服，贴在她肥胖的身上，变成黑色，很快变白，因为汗里的盐使衣服变白，我就说：“奶奶您的背像天上的云，一会是黑的，一会是白的，一会又是篮的，真是有趣。”奶奶说：“别淘气，一会我就跟你一起玩。”她说这话时还忙着做事。这个时光好像热肠苦闷但又非常快乐，是我儿童时代很快乐的时候。她用她有老人斑的手臂抱着我，我的头就不痛了，这时她就讲故事给我听。讲去东北及回来的路上的故事。
我的奶奶妈妈都是文盲，她们一天到晚做家务、领孩子，一点都不关心我父亲做些什么，她们是严格遵守男女之间的分别，女人只管家务事，男人才管外面的事。女人不见客人，除非是我父亲很亲近的朋友或亲戚，妈妈才和他们见面，我常常觉得很好笑，父亲不在家时，有人敲门，我奶奶会说：“谁呀？没人在家，等会再来。”我们家是个夫权的家庭，我也不知道父亲成天做些什么，只知道他在军队工作，后来我们搬到大一些的房子里去住，衣服也穿得好一些了，我就猜想：我父亲一定升了官，我十岁以后，我才有一点知道我父亲在做什么。
童年的苏醒
1918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去上学，那时很早，街上没有什么人，我逆着风走，我的大衣的领子竖起来，我听见有个声音喊我：“嗨，小洋学生，过来，到这来。”我回头一看，看见一群工人在路旁，他们正在剪一些金字，剪出以后，不知道怎么排这些字，我看出来这些字是要挂在彩色的弯弯的条幅上，那几个字是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祝语。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送了一小队工人去帮忙，那些工人叫我帮忙排好那些字，那六个字的意思是“真理战胜权力”，这就是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逻辑，即反对“有权就是对的”，我把这六个字排好，正准备走，有一个人说：“你大大地帮助了我们，我们不能读和看，你是我们的小洋老师，我们不认识字，不能读书，你到小洋学校去读书，你长大就可以打洋鬼子。”
我不太明白他说的话，我很高兴我能认识这些词汇，受到他们的称赞，他们都不能够识字，所以他们叫自己是睁眼瞎，我觉得奇怪，他们六七个人，是很强壮的成年人，为什么他们都没上过学，假如我把这几个字排得不对，那又会出什么事，那才好笑呢，不，不是好笑，是很可怕，一路上走着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这个人说话时，一再说到“洋”字，使我感到很自傲，这个“洋”字在中文里是海洋的意思，在他的话中这个洋字就指出一个很大的海洋，海的那一边是洋国，当时洋的东西都认为好，对大人、对小孩都是这样认为，水火油叫洋油，这些乡下人都用这个洋油点灯，就不用桐油了，他们叫用这种洋油的灯叫洋灯。许多年后，有一个外国公司的一个雇员，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油对中国的意义》，他仔细地描写外国的油在中国内地的用法，一堆堆的香烟放在推车里，一包包的，有的是整个的，有的已经打开，推车的前面有一群人又吼又叫外国牌子的香烟就在本地变成了中文名字。英国或美国的雪茄烟公司把烟介绍到中国来，河南、山东、安徽的农民就和他们订合同，种这种烟草。救世军在街上穿着制服唱圣诗，有一个军乐队跟着，同时散发中文传单，救世军里有一些西方人也有一些中国办，在冬天就给穷人一些救济的东西，表示既救济他们的身体又救济他们的灵魂。
第二章：1941年回到战争中的中国
时光飞逝，1941年我从一个幼儿已经走过20多年的日月，到了一个中年人的初期了。中国从封建君主走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共和，又碰上袁世凯三个月的君主制的恢复，接着各省军人起义，国家成了一个军阀割据的时代，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各省用自己的货币，各照各省自己的军力定立制度办事，我就在一个有了一点最低的秀才文化、加入了军阀分地掌权的父亲教育下，读完了小学和部分中学。1926年蒋介石率兵北伐统一了中国，给这块土地变成了一党专政，虽然戴上了民主共和的帽子，政治上贪污腐化、民不聊生，我在这个混乱中完成了中学教育，入天津南开大学预科，又考取了清华大学，专业是经济，然后又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院接收，钻研农学院的土地利用经济学，获博士学位，在洛克菲勒基金在纽约的太平洋学会做了二年研究工作。当时中国中共合作共同抗日，我们青年人一心想的是在美国学了专业回国救国，我三十岁结婚了，我妻子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服务行政学院拿了硕士学位，我们思想一致回国参加抗日救国。
从1937年中国就开始了抗日战争，北方的大学都迁移到西边，因为我们的国民军队是往西方退的，在军队的退缩下，一大群高级知识分子就退到四川省、云南省。物价高涨，生活非常困难，我们两家（向家和刘家）都迁移到四川了，我们彼此都很挂念两家的情况。
在两个可能的决定中衡量
我当时得了一个奖学金，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给我的，拿了奖学金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秘书处工作，是个研究员，有一个人叫冀朝鼎在太平洋关系所认识了我，同时介绍我去纽约的国际商业合作组织做副经理，他是我清华大学同学高我十年，而且是个美国很出名的共产党员，他的一本书名叫《中国历史上开户中国经济区域的一把钥匙》，这本书用马克思的观点写的，他那时刚刚去中国出差回到美国，他有一个职务写一本中国战争时期的经济。当他见到我时，他好像很喜欢我，他就劝我去跟国际商业合作社做副经理，那时我想与他讨论博士论文，但他不与我讨论，而谈做副经理的事，他领我去看总经理，是个中年人，秃了顶，很骄傲，把他的脚架起来放在桌上，我一看见他就不喜欢他。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使我明白了合作社是一个管中国资源的支部，他的作用是帮中国到美国买军火，这人工作是一个大大的肥缺，买军火是一个不可想象的能大发财的职务。
但是我不接受，为军阀中的军阀蒋介石买武器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我就回到芝加哥看我的爱人刘德伟，我们俩人商量回中国参加抗日战争还是接受威斯康森的聘书去教书。最后我决定“当我国公务员都穿着草鞋，流着血、流着汗，我们不可能离开他们而去享受很舒适的生活”。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延长了我的奖学金，因为在太平洋即将要开始的战争，刺激了我要赶快回中国，到在昆明办的南开大学去教经济研究。经济研究这个工作也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办的，假设我到昆明做这个工作等于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成员。
那些日子人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是：大学教授们下课后，铺条毯子在人行道上，卖一点家中零碎的东西补贴家用，这是因为物价朝天高涨，他们都是一些诚实的不取战争时代暴利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诚实人总是受罪的，我在重庆一家九口人都要吃饭，德伟一家也在重庆，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回重庆，那就是说我们将为蒋介石的政府工作，蒋介石的政府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所厌恶的。我们很想去延安那个自由的区域，但是我们心理上没有准备好，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他们是诚实的、为人民的，其他的情况都不知道。重庆是一个官僚主义，有一些官僚，还有一些趁火打劫的商人，所以在重庆与延安之间我们挑选一个，让我们左右为难。
这是命运的指导，冀朝鼎又从纽约打电话来说：他要去香港做中国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委员会是中、美、英三个政府联合主办的，来稳定战时中国的金融，这个会的头叫做陈光普，美国人叫他K.P陈，陈光普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会的主席，是私人企业，现在同时又是中国国家资源委员会的主席。冀朝鼎要我在香港与他们联系起来，我马上接受了这个工作，因为我想冀朝鼎无疑地至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美国共产党的成员，而K.P陈是一个国家的大资本家，正在帮助战时的中国，至少这个人是站在进步的那一边的。加之K.P陈的才能与忠诚的品德是众所周知的。
我想我是跟中国政府进步自由主义的那一些人站在一起了，而不是与蒋介石的那些封建的军阀主义的忠心在一起，我当时是一个很天真的青年人，对事实的情况没什么知识，但对国家又是完全地忠心，我甚至于幻想到抗日战争会慢慢进步到一个田地，中国人民民主力量能够发展，打败保守主义，中国的将来是很光明的。
腐化和威胁
“向主任，张主任请你到南岸吃中午饭，汽车在门口等着你”当上面这个邀请来到时，我正沉溺于我们工作中，我抬起头，看见两个穿便衣的兵，每个人有一把毛瑟枪，挂在他们夹克衣里面的肩上，他们一人站在我桌子的一边，手里拿着请柬，请柬是财政部的调查与核办办公室的主任来请，他们的声音里面有礼貌，还有恐吓带着骄慢，表现出我非得接受邀请去吃饭不可。
这就是在1944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在我重庆外汇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里的事，那时我是第三处管理私人的和商业部门的外汇的申请。
在抗日战争的第七年，重庆的物价朝天飞涨，物价上下波动就成了罪恶的中心。官价同黑市的汇率差是一元美金可以变成二十块法币，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稳定法币的价位，鼓励进口货，事实上有个方便的门开着给那些求暴利的人、投机分子和黑市的工作者。进口货非常少，我们西南大后方被日本侵略者包围和阻挡着，所以完全没有进口货，少数的一点货物偷运进来都是利用了官僚主义和那些投机商屯储居奇。这个通行的现象就叫发国难财。
第三章：一个沉重的决定
1949年5月初的早上，我做完了办公室的工作，当时我任国民党政府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合作办的一个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主任秘书，后又改任顾问，办公的地方是上海四马路，时间是共产党即将攻入上海的前夕。到中午时，我就去附近江苏路的拱廊去吃饭。在拱廊附近有许多吃饭的小店，这些小店既有卖中餐的也有卖西餐的，卖给公司职员也卖给南京路的工作人员，那是一种半个钟头吃了就走的午餐，所以在那条街做生意既要快又要好吃，价格还要便宜，一份午餐在两毛五左右，可以吃到火腿鸡蛋三明治，还可以喝一杯咖啡，两毛钱可以吃到二十个肉饺子或一碗面，在这一条街后有一些小饭厅可以吃到热饭菜，我经常到一家餐厅去吃，那就是我中午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我喜欢单独一人吃饭，那一天中午照我平常的习惯我去了那里，一进门听见一个声音在叫我“嗨！向博士，你怎么还在这里，你应该早就走了。”这个声音是王思远的，他是金城银行的代理经理，也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就笑着说：“现在还没有，但我会走的。”尽量地表现很平常，我就选了一个座位坐下，像平常一样点了午餐，我一直不注意周围的情况和自己的处境，一直到王先生的一声把我喊得注意了，听见他这一声不合时宜的但是很友善的警告声音，作为一个国民党统治机构里的行政官员应该早就离开到台湾或香港，即刻我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地方，我抬起我的眼睛，假装用很平常的样子看了看嗡嗡发出声音的房间，看出来没人注意我，我赶快吃完午餐回到办公室时，充满了懊悔。
上海沦陷是一个眼前的事了，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了扬子江，并且拿下了南京，大批的上海有钱人、资本家、大商人、工厂拥有者、企业家都大批跑了，大批政府高级官员和家属也跑了，只有商业、工厂、政府机关的一般职员还留下了，任何在政治上有重要性的要留下来的，就被怀疑与共产党有联系，一般老百姓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留下。
我从美国回国的八年中我总是在蒋介石政府的外围机关工作，一只脚踏在国际机关例如联合国，来免除自己深深地掉在国民党政府之内，结果我不被国民党信用，当蒋介石封建的中心离开大陆到台港去做难民，把他的心腹都带走了，他就把他不喜欢的人丢在后面，消灭那些不信任的，在中国这就是封建时代常有的行为。
在这时我已经跟中国共产党地下党为上海解放工作了一段时间，同时国民党已经在寻找政府中间可疑的人，关于谋杀在监狱中共产党员和群众中的共产党员可怕的故事在传播，在龙华杀这些人，龙华是上海郊区，国民党退却的时间没多少了，所以杀这些人的时候就用机关枪扫射，人民在传说黄炎培的儿子是有名的进步的教育学家也被杀了，而且是被砍得一块块的，在晚上的时候国民党一群群的坐着汽车跑到他们认为应该去台湾的人的家里，给他们一张飞机票，把他们带到飞机场，而且把他们送上将要飞的飞机。还有那些他们认为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他们冲到家里，看见他们就枪毙，连他们的家属，在那些日子里我应该很关心我的处境，但是我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日子，在名誉上是为国民党工作实际上是为共产党工作，我相思改变的原因，应该追溯到1948年和1948年以前。
共产党的地下工作
1948年12月8日，陈定候晚上来看我，陈是自己机关里的一个编审，也是一个很亲近的朋友，他在我妻子的机关——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工作了两年，才参加我这个机关的工作的，他要我的妻子一个民办的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总干事介绍他转到我们单位的，理由是他是一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我的单位工作更符合他所学的，我想这是一个很公正的原因，而接受了他，而且他与他的妻子陈先华是在我们家的客厅里结婚的，我知道他们是思想很进步的，就跟他们谈过一些政治问题，他的确是我们家的好朋友。
开头时我要他在善后救济物资保管委员会的董事会里做秘书，可以接近我，而且给我一些他个人的建议，但是他拒绝了，他说他愿意安置在离我远一点的单位，这样还可以更好地帮我工作，而不被别人注意，为这个目的，他就说做一个很平常的工作容易在这个机关里转来转去，可以得到一些消息来告诉我，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就把他安置在总务处，并且告诉他要注意处长，防止他贪污滥用公款。
在我一生的思想中认为，年青而进步的人的思想在经济方面都是忠诚的，习惯地我一直认为政治上是正直的经济上是清廉的，总务处处长是我一个清华的同学，他是从行总转来的，当他刚到行总的时候就被安置在经济调查处成为一个高级的调查员，他向我发誓说他已经跟国民党的军统断绝了关系，他过去的工作（做军统）是被清华的同学看不起的，他对我说这个慌言是因为他知道物资保管委员会是一个非政治的机关，跟联合国一样的，因为这个原因，他甚至说慌假造一个故事说：因为他要脱离军统，国民党把他放在一个与外界脱离关系的位置，关了一年才准他离开，才可找工作。我在政治上太天真了，就信以为真，而不知道特务工作就是假如参加一辈子都不能脱离。
总务处处长曾向我建议，要我把他的办公费用抽出一定的百分数另外存在银行里，算我个人的存折，他所说的理由就是善后物资保管委员会是个临时机构，很快就结束，为什么我们不为自己将来打算，我们想要的这一部分不过是这个机构公款中的一小点，我非常生气他敢这样大胆地与我说话，除这以外他还说美金兑换成中国钱以后就成了许多许多，每个月委员会所帮助的工程的费用是很多的，可是办公费比较起来不多，那就是说，再从办公费拿一点更不起眼，我把他这些话告诉陈定候，要陈定候监视他，我在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把工作当作我一生事业的一部分，我不愿意这样一个人来毁坏我，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对他的压制是为我政治地位的毁灭铺路。
比我小十多岁的一个年青人，又是我的下属，陈定候经常跟我说话都非常尊敬，但是1948年12月8日晚上，他一进门我就感觉到他的态度有改变，他很匆忙地走向我，就好像是与我有平等职位的样子，有点紧张，我们就坐下来说话，他就说：“我今天来看你，不是一个下级来看一个上级，我是来做特殊的使命，我是代表一个组织来与你接触的，我想你应该知道是个什么组织。
我立刻就想到陈定候是共产党地下党叫他来的，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时机已成熟了，就像中国人所说的水到渠成。在这天晚上以前，多少年来，在好几个情况之中，我们私人对政治上互换意见的时候，特别是内战、腐化和国民党的愚蠢行为我们两人之间越来越相近，在我们谈话中，陈给我一本毛泽东写的《新民主主义》，另外给了一本《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伊里奇.尤力阿诺夫写的，就是列宁的笔名，毛泽东的书特别是他把中国革命分成两个阶段，我非常赞同，头一个阶级是成立一个新的民主政治，然后再进步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阶段根据毛泽东的思想是不可避免的，头一个阶段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建设经济，作为我国的基础，我想陈一定是共产党成员，但是他这一次的拜会使我肯定了这一想法。
陈定候告诉我在他现在来看我之前，他已经对我做了很透彻很仔细的观察，对我生活的各方面他都了解得很清楚，他也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地下党的领导，地下党的领导说，我不能够接近你，必需要肯定了这一切后才可以，要不然我的生命和共产党组织都很危险。他来看我是根据他对我的了解和信任，也当然是有党的批准。
在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表示可否，因为我不知道，他确实要做什么。陈定候进一步说当共产党有了政权后，他需要高级知识分子来建设中国，物资保管委员会（简称BOTRA），就与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有联系，在工资单上就有二万个高级知识分子，而这些人已经在动摇，地下党要陈定候劝我，用我自己的影响力与威信来稳住他们，让他们留下来不要去台湾，陈定候对我说只要我参加革命，我所做的工作过去做错了的都原谅，而且会给我重任，假设我呆在上海不平安，他们会立刻给我一封信，介绍我从水路到香港，在那里被接受，又领到河北省石家庄，那个地方共产党的临时司令部在那里，许多民主的人员已经都在那里了，我听了陈的话非常放心，以后我会详细地讲，这时我觉得很稳定，我的命运定了，我希望共产党会在新的政权下用我，恐怕共产党要我把BOTRA从联合国得的物资不要运到台湾，陈定候帮助我，我的脑子就平静了，我问他：“我该做什么？”
因为要使我的职员们在脑子里创造新印象——我不离开上海，我要在高层工作，要去董事会接洽，特别是董事会的外国人，要停止把我们的物资运到台湾，在这件事上陈定候要我唆使英、美国在董事会的人彼此吵架，要英国不同意把货物运到台湾，要美国同意。同时要保管物资的工作人员把货物清单弄得一塌糊涂，而且把物资运到的码头名称写错，所以要重新写清单很费时，就可以等待上海解放。这件事我不管，全部由陈定候来做，假设这些事硬是来到我的注意之中，我就说：“我知道了。”至于BOTRA的附属公司、工厂、拖车、货船队、供应点、仓库这些都被地下党运动了工人去保护了，假设有罢工的事闹到面前，他嘱我不要管。
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陈定候说：共产党特别要我去把孙德和博士留下来，孙德和博士是从德国回国的著名的钢铁专家，他是我在清华大学的同班，他将来对党的工业建设事业有很大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不准他回来，把他留存德国兵工厂做总工程师，陈定候要离开时他对我说：“在地下党中只有我可以和你联系，这就叫单线联系，即使是你的妻子也不可以让她知道我们之间的事。”
陈定候的信息来的正是时候，共产党正在打败国民党的军队，而且向南边冲进，我跟我的妻子花了一些时间来想：我们将来下半生怎么过，该怎么办，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决定。
关于中国共产党我知道得很少很少，我读过艾迪克.斯诺写的《中国的红星》1938年我在美国读了这本书，讲到共产党运动的性质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运动，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中心。这个事情符合我的思想，关于共产主义一般认为是苏维埃共产主义，三十年代苏联形式的共产党，那就是斯大林主义，莫斯科审问斯诺维，又审其他高级苏维埃领导，那是1935年，审问最后的结果使我很怀疑，是不可思议而不决，当美国纽约时报所报告的很多最高权力的领导人公开承认他们是奸臣是外国的间谍，我当时是美国威斯康森大学的学生，另外在同一家报纸上说苏联革命成功了，从一个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我怀疑群体的杀戮是不是公道的。
当我跟我的妻子德伟商量讨论我们的将来时，我对共产主义有一些保留，但我没有说出来，是命运的决定我的预想终于证明了，三十年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人类的灾难在我们的国家显现出来了。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看起来不同了，他们对穷人的同等同感，他们忠诚、廉政、坚韧在任何极其困难情况下，都愿意与穷人一同受苦，不单是这些，军官与兵之间的关系与兄弟一样，我们听起来像传奇故事，人民之间对他们这些事情都是敬慕，在知识分子中特别对他们的忠诚和廉政非常有吸引力，一直到今天为止忠诚和廉政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和无知的人之间的区别。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很自然倾向于和共产党合作，但我也是一个国民党的公务员，我对我自己的安全有点不放心，因为我没法子说明让他们会相信我，假设我跑到他们那一边去，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官员我对于我的安全有些恐惧，因为我无法知道他们会怎么对我，近一步说我真害怕他们会要我负责——联合国送来的钱和物资有些运到了台湾，董事会的人都走了，我是唯一的负责人还留在大陆，我左右为难，1949年早期BOTRA把物资和钱、工作基地转移到香港，让李卓敏管财政，中国南边还是在国民党管理之下的。
假设我是国民党内部的人，那很自然地我就该去台湾，但是1948年是个分水岭，那个时候是我决定我生命的选择，七年过去了，我从美国读书回来，在国民党政府中工作，有一次有个英国贵族这样写：“我脚前领导我的光就是经验的光。”七年的经验不快活，这个经验告诉我一党专政像国民党那样，最后分析下来，一个人带着一群特务跟班，通过特务跟班独裁者把他的意愿表现出来，国民党的影响与权威，伸张到所有国家机构中，他用无情的方法通过凶残、狡猾、压迫、想象不到的杀戮来运行，他的触角狡猾地伸张到有钱有势可以赚钱的机构的中心，表面上是说为国家的利益，事实上是为一小撮有权的人们，多部分是为他们自己。
每一个国家有秘密的特务来保护他们在国家的安全，像国民党那样用封建军阀时代的传统是最不好的一种之一，或者就可以说是最不好的，他们的作用是掌握政权那小撮人的爪牙，无论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人们看着他好像是吃肉的鹰和一群喝血的猎狗，他们所犯的罪恶是深深地埋在中国封建的一人专政里，而且它的根深深埋在地下，而很明显他们是东方残忍的典型的样式。我起初要回国的原因是想改变这一切，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去工作，生活在一个诚实的生活中，我就想这样子，但是我真正得到的是脑力的苦刑、精神压迫和灵魂的伤害。
跟大陆比起来，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岛，我们叫它小不点，国民党死硬派会集中在那个小地方，因为没有他们专权就没法管理国家，这些特务有了一些犯罪记录，他们也不得不跟着去，在大陆时，这些非人道的人已经算是很多了，台湾就会变成罪恶的深渊，那他们可随处可见，在惊吓人们。因为台湾比大陆小很多，工作的机会比大陆少一些，他们会变得非常凶恶，因为这七年来我与他们的接触够了，直接的、间接的、看见的、看不见的、明显和不明显的。幸运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暗害到我，毁灭我的忠诚，陷害我的未来，他们没有成功做到这些事，他们不喜欢闻到我的名字，也没有成功毁坏我的工作，因为他们在慌慌张张地想逃跑，他们想把我迁到台湾地去完成他们的目的，可是就是叫我死，我也不去台湾，因为能够一次得到自由，只有傻瓜才会第二次把他的头伸到豺狼的口里去，因此我与国民党和国民党的特务断绝了，他们也和我断绝了，没关系了，我就可以自由地去我要去的地方，做我要做的事情，但是去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呢？
1948年对共产党来说是最好的时间，对国民党来说是最坏的时间，对我来说我是决定了与国民党切断关系，但是我不能肯定共产党需要我，所以这是骚乱的一年，是黎明前的黑暗，是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不知的未来而摸索的一年。国民党那时给我的工作是保管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后来顺常务们的意思改为顾问，那只是使我吃饱的工作，并且很明显的，这个工作是不会长久的。实际上我会很快地就会被国民党遗弃而失业。在共产党没得到政权以前他应许说他能够供给五百亿人吃饭的大锅，大锅是旧社会的人非常注意的得到的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就是基本生活的依靠，我经常吹牛说“我一但没有工作我在三个月之内就可找到一个工作，因为我有学历能够工作，我能找到一个工作，一小点工资就可以维持一家人三个月工资生活。知识分子没有金钱上的追求。
但是在这个时代，这不仅仅是找一个工作的问题，这是一个我后半生到哪去，怎么维持家庭生活的决定。一个黑暗的窗子坠在我的眼前。
最后经过讨论、考虑、迟疑，我与德伟决定去美国，去过后半生，在平安中教书度日，那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在我生命中是一个忧愁的决定。
八十年代，成群结队的年青人逃往西方，大半是去读书，我的妻子德伟和我帮助了许多年青人出去，特别是用写推荐信申请奖学金的方法，实际上出国是要考托福，这就是考你出国要用的技术，没有足够的经济许多年青人是不能去的，结果那些考托福考得很好的、大学毕业考试成绩好的都走了，那就是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像牛奶上的那层奶皮被刮走了，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我们的国家应该对这件事情三思而行，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这是有关我们国家将来命运的问题。
在当时我们出国的时候，为的是学本事救国，假设有的话也是少数几个要永远留在美国，不回国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留学学本事回来救国是我们当时的口号，中国是我们的祖国，父亲母亲的国家，我出生在这里，我们就要回到这里，俗话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看起来这种思想再也不会回到中国年青人的脑子里了。
因为环境逼迫，我们想到离开我们的国家和父母的家庭，而到一个异国去避难，那只是简单地为了个人和儿女的安全，多么可耻。进一步地想，我为什么不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安排的南京经济研究所的工作呢？那不是可以保持我远离参加政治而过一个安全的生活吗？但是为什么怕政治？为什么想转向安全？这是我的国家、我的人民，我应该与他们同命运，分受命运。我一方面恨国民党，另一方面又怀疑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才是中国人民的支柱呢？这就是半个世纪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对渺茫前途的瞻望，对过去的悔恨、愤怒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实是胜利了，在1948年12月初，我送了一份电报给威斯康森大学的帕森.肯教授，要他帮我申请一个大学教授的职位。
帕森和我在威斯康森大学乔治．威尔教授的指导下同时上过土地经济学的课，在帕森八十多岁时，他是康曼斯（威斯康森大学经济学院的奠基人）忠实的追随者。因为他是康曼斯的继承人，他出了名，帕森发展了康曼斯多元论，把多元论价值的理论写成一个固定制度。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在我是学生时，在这件事上我就和他谈论争辩，因此帕森．肯对我特别感兴趣，而且在1940年12月的博士论文的答辩会上帕森是提问题的成员之一，我们的感情多年来亲如兄弟。
当接到我的电报以后帕森忙起来，1948年12月29日威斯康森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来了一封正式的信。
信上说：这是表示收到了你1948年12月23日给帕森教授的电报，校长请你做我们学系两年的讲师，一年四千元钱。1949年2月1日开始教一班农业经济，我们希望你准时能到校，学校第二学期的开始就到，1949年2月3日以前要到。我们很高兴你能够参加我们的老师组织，而且帮助我们大学课程，我翘首等待你的快快来临。祝福你。
在这封信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前三个礼拜答应陈定候参加上海解放的工作。
（待续）
来源：《向景云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