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返回工厂继续劳动
1972年2月起，下放人员逐渐返回。
1972年4月某日，电石厂醋酸车间负责生活的副主任张银增来蛟河县白石山公社到生产队找到我家，说准备接我们回厂，让我们早些收拾东西，先把要办的手续办好。
（一）在乙炔工段皮带运输机岗位劳动
1972年4月28日我们全家被返送回吉林市，安排住在铁东“十二栋”平房
第76栋。这种房子在日伪时是供日本人职员住的，每一栋房住两家。但此时每一栋房住10家。我家住室大约12平方米，无厨房，三家公用一个走廊作厨房用。住室有约3米长的一铺炕，屋地的面积跟炕的面积差不多。全家老少三代六口人挤在一铺炕上。我家在这个房子一直住到1979年9月，共住了7年零5个月。（在“右派” 改正后落实政策，在1979年国庆节前，分给我家一套二室一厨的48.8平方米的楼房，甲30栋2单元一楼21号。）
回电石厂后，仍在原车间劳动，只是换了另一劳动岗位，即皮带运输机岗位。
这个岗位的任务是给加料岗位运送电石，供生产乙炔气用。
我的妻子安娜回到染料厂后，在23#车间当工人。直到1979年我的“右派”改正后，才给她也落实政策，恢复干部职务，调到检修三站做会计工作。
回厂之后，这一年的5月，国家给全国职工长一回工资。据说这是周总理提议为低收入者即三级工以下者，长一级工资。安娜从46元（相当于三级工），长到54元（按技术工人级别）；我由48元长到55元8毛一分。怎么会出来这个数呢？是这样的：我当时的工资是48元，是按技术员级别的（在1963年全国调整工资时，把我改为技术员级别，由46元套级为48元，也相当于3级工）；“文革”后将我定为工人，按化工工人的级别，化工3级工工资是45元8毛6分，长到4级工的工资应是53元6毛7分（工资级别表见第一章第三节），所增长的数额应是53.67减去45.86等于7.81元，我的原来工资48元加上7.81元就是55.81元。此时我们的工资收入已经算是中等级别了。
（二）全家闹窝子病——肺结核
1973年我的肺结核病复发，长时间发烧不退。我的妻子安娜在1974年3月突然发烧，咳血，经检查得了粟粒型肺结核，来势急切凶猛，厂里介绍到口前结核疗养院治疗和修养。不久，我的三个大孩子都患上2型肺结核。全家只有我的母亲和小儿子（1973年生）没得上。结核科大夫高殿举说，你家里这么多人都患这个病，还有别人可要注意啦。
不知是因我而起的窝子病，还是环境因素。为了防范小儿子也患上该病，便将他送到沈阳我的大姐姐家，帮我照料。家里由我照顾母亲和三个孩子，每天领着孩子去医院打针链霉素。铁东医院的护士见我们都很惊奇，有一位姓王的护士长（大家称她为大王）友好而又怜悯地说：“你们一来就是一小邦，真难为你了，照看这个家，到啥时候是个头呢！”每次去都很关照。
半年以后，我的第二个孩子病情好转，不用再打针了，为减轻压力，我的二姐姐将他接到黑龙江克山县她那里去了。这个家真的是“四分五裂，化整为零”了。我和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感觉到日子多少轻松些。
到了这年秋季，我和我的妻子都休病假半年以上了，均已按60%开工资：那时我的基本工资55元8角1分，60%核33元4角9分；我妻子的基本工资54元，60%核32元4角，总计65元8角9分。我妻子在疗养院用餐花的多些，剩下的家里四口人的饭钱勉强维持。三姐每月给妈妈寄20元零用，不致于让妈妈跟着我们太受苦。
有好心人。我所在的醋酸车间乙炔工段二班的工会小组长王颂康同志是一位上海知识青年，下乡到黑龙江某农垦兵团，以后抽调来到电石厂的。在1974年9月王颂康同志代替我向工会请求救济，后来厂工会救济了我15元钱。可就是这件事却给王颂康同志带来了麻烦。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醋酸车间书记金圣道（朝鲜族）找王颂康同志谈话，其中谈的内容之一是：“王颂康与马吉卫没有划清界限，具体表现是：1）替他申请救济，2）时常去他家，3）给他往家送厂里分的土豆。” 王颂康向书记解释说：“马吉卫已经摘掉了‘右派’帽子，按党的政策就不算是‘右派’了，没有什么界限不界限的。他家多人生病，夫妻俩都按60%开资生活确实困难，我是工会小组长有义务帮他解决；经常上他家去只是给送工资，并无别的用意；他有病不能来厂而且也无能力自己取回厂里分给的土豆，我们应当给他送。”
以上这些话是后来我上班以后，我们同一个班的王贵山师傅讲给我的，是王颂康被书记批评后对王贵山述说的。仅仅因15元的救济款却给王颂康同志带来麻烦，我是过意不去的。
这年秋冬之交，车间给职工分土豆，大家都已取完，我因没上班而没有取。在一个副班时，班长张桂林和副班长王学才拿着袋子与大家一起替我去取。因为已是到最后了，下面有许多的土，于是他们二人用手撜着袋子大伙往里装。此时，车间办事员程秀英（女）来了，说不许挑。她便用簸萁从地上连土带土豆撮起就倒入袋中，尘土四起，两个人扔下袋子就离开了。办事员到书记那里告状说：“张桂林领着全班人给‘右派’挑土豆，说她还不愿意，扔下就走了。” 书记不问情况就来批评班长。这些话是我上班后，班长张桂林亲自讲给我的。我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班长不会为了讨好“右派”来编瞎话吧。
后来就是工会小组长王颂康想办法为我装的土豆送给我家里的。
（三） 脱不掉的“苏修特嫌”
在那个阴霾笼罩的年代，翻来覆去的折登，终是不能脱出苦海。“常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1975年，新华社报道，说有苏联来的特务与国内苏修特务联络被抓获。在此期间，居民委和派出所时常在夜里到我家盘查，说是查户口，可是一个门里住三家，别的家不去，只到我家，进门先拧开收音机看看听那个台啦，查看家里有人来否。在厂里，车间书记金圣道让我们班的值班主任宋占涛同志和班长张桂林同志（女）看着我，看有啥行动，与何人联络。可乐的是，我们班长直性子有话就说，当即就警告我：“老马，你老实点呀，别乱来，书记让看着你，看你与特务联络不”。值班主任却策略一些，过后对我说：“书记让我们看着你，看你和特务联系不。” 看来基层同志真没把我当“特务”看，是党的书记觉悟高，警惕性强。党有这样的好干部，真是可喜，可贺！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学生怕考试，儿女怕父母有偏心。” 党啊！我的“母亲”呀！同为党的儿女，为何厚此薄彼？
八十年代初，在统战人员中流传一句话说：“妈妈错打了孩子，孩子是不会怨恨妈妈的。” 可是我要问“妈妈” ：“为什么总是打我呀？青春，我的青春不再复返了！”
戴着“右派”帽子改造的四年里，并没有使我感到忧患；而摘了帽子的十七年，确没有丝毫轻松，反而倍加受歧视。翻来覆去的改造，种种遭遇让我迷惑了，使我感到人生茫然。
半生犯小人，命运多舛，但在群众中却混了个好人缘，与平民更加有深入的情感。改造二十一年，磨圆了棱角，对什么是人生想得达观了。
（待续）
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