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觅食大巴山
六 牙祭委员会
据说，近百年除了1934年红四方面军第33军到这大山深处建立过苏维埃外，还从未有这么多外地人进来过，所以山民都称我们为“外河人”。在山民们眼里，我们这些挑夫来自一个遥远而神秘的世界，穿着和区乡干部一样的“四个包包”的衣服，多数人上衣袋里还插着钢笔，开口都能说一大套。因此，对“外河人”就有些敬畏。但我们这批只为吃饱肚子而临时凑聚在一起的乌合之众，却没有红军的崇高目标和严明纪律，过了劳动关，肚里有东西精力就过剩，各样乌七八糟的花样就出来了，打架斗殴、偷盗诈骗、欺凌当地群众的事便时有发生。
粮站管事的人就觉得这些家伙住在库里不安全，我们便被迫搬家。短短几个月我们换过4个住宿点，除了在镇头的铁匠铺楼上住过几天，其余两处都是镇边上的农家院落。
每天出工都要流几身大汗，而又懒得洗衣洗澡，何况没有肥皂票，在供销社也买不出肥皂。大家都生虱子，裤腰上一摸一把，头发里密密麻麻成了它们的窝点。毕竟是城里人，觉得有碍观瞻，我们就剃光头，买皂角洗衣。挑粮途中歇气时，大家都比赛捉身上那些小虫，纯系一种娱乐活动。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难受，真是“虱多不痒、帐多不愁”。没事时大家结伙四处晃荡，一群群光头就象越狱的劳改犯似的，令那些胆小的山民见了我们就避得远远的。
一有富裕时间，队里的赌棍们也冒将出来，围在地铺上用扑克玩一种“说话”的游戏。先发两张牌，看了大小再下注。然后每发一张便“说话”，就是下注。牌不好也可中途退出，但前面下的注就丢了。发够5张便比大小，对子、虎、龙还有顺子和同花顺。赌注不大，一角两角，或粮票1两2两。都是下力汉，输的均是自己的血汗。我也被诱去赌过几次，非那些赌棍的对手，只输不赢，便有自知之明不再上钩。后来队长抓过两次，赌棍们就转移到山坡上去开展活动。
那时候在庙坝没有电灯电话没有广播报纸，无茶馆更无剧场之类文化娱乐场所，完全与世隔绝。下雨天不出工，人人都便无处可去；还有晚饭后，满世界漆黑山风怒吼，除了赌徒们，我们唯一的文化生活便是挤在铺上听一个姓胡的说书。这家伙30来岁，圆脸长发，牙齿被烟草熏得黝黑。听说是成都一所中专的教师，因思想不好被精简回来。他古今中外的故事都能讲，但要收足听众的烟才肯开口。当时队上给我们每月配给半斤碎叶子烟，烟民们称为“鸡儿烟”，可见质量之劣。老胡烟瘾特大，那半斤只够他烧一个星期。我们这批小崽儿本无烟瘾，但因系配给物资，还是比较珍惜，躺在铺上时也学成年人的样子卷上姆指粗一根，但吸不上几口，就醉烟，晕糊糊想睡。后来这些烟多数都孝敬了老胡，作了文化生活的代价。
老胡这家伙对大家的贡献不光是说书，他为了保护我们的权益，还在幕后策划创建过“牙祭委员会”。
我们的伙食每天三顿从初一到三十，顿顿都是一瓢见不到半点油星的干萝卜叶子汤，但每月15号那一次“牙祭”，人人都认为是共产主义：每人半斤城口腊肉。请想一想，干梆梆的半斤腊肉，那可得8两多鲜肉才炕得出来。比起吃了几年的每月3两猪肉的供应来，真是天上地下。因此，大伙儿对这事儿就看提特别重。
记得第一个月，距打牙祭还有3、4天的那个晚上，我发现老胡鬼鬼崇崇地约了伐木工“一点黑”和刘大哥等几个平时爱“打横炮”的青年出了门。那时我年少好动假精灵，生怕有什么好事漏下了自己，便装作出去小解偷偷跟踪而去。在屋外的坟堆后，我听见老胡正在讲马上要打牙祭的事，说干部们一定想多吃多占。“一点黑”们便咆哮，就提劲打把。老胡说：“要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要进行合理合法的斗争。”这时就有人发现了我在偷听，刘大哥举起斗碗大的拳头要修理我。我连忙声明，支持他们的行动。老胡由于经常抽我的烟，就阻止了打手们说：“你还小，回去睡觉，到时候招呼你们那些小崽儿跟着闹就行了。”我便被赶了回去。
第二天，当大家都在伙房外吃晚饭时，那两个伐木工就高声大嗓地向冉队长提出，为了防止多吃多占，要选举一个“牙祭委员会”来安排这次吃肉的大事。事关大伙儿的切身利益，众人立即齐声赞同，真是一呼百应。虽然伙食团长和炊事员马上便黑了脸，但出人意料的是，两位队长却没有坚决反对，全体鼓掌通过。
开头一炮，便比老胡预计的要顺利得多。马上就议论民主选举的事，定了些当选条件，诸如要家庭出身好，本人政治可靠，在群众中有威信等等。还一致通过，中队部的干部和伙食团的人不能当选委员；本届共产生5名委员，一个月一届，不能连任。一切都考虑得很成熟，所以进行得很顺利。马上就趁热打铁，选出了5个委员，有“一点黑”和刘大哥等几个昨晚参加密谋的人。候选人中没老胡，他政治上不可靠。再由牙祭委员会选派一个非委员的家伙，第二天清早随伙食团长到大队部所在的明通区领腊肉。自发的群众大会结束时，我听见那位在朝鲜打过美帝的副队长低声向冉队长说：“幕后一定有黑手，不然这几个吵吵神能想得这么周全？”冉队长只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14号下午，全中队的人自发地迎出数里路外，将团长和那个挑肉的家伙接回来。牙祭委员们便严肃认真地开始验收。斤两无误后，就在装肉的麻袋上横竖加上了10几张封条，那封条全是老胡上午写的，漂亮的行草。然后，众人簇拥着将麻袋送到中队部，交队长保管。这一晚，两个队长就只好轮流睡觉，怕万一老鼠啃了、封条掉了，无法向斤斤计较的群众交代。
除了下雨天或生病，我们没有休息日。计件制，不出工就没收入。但15号这天，全队自发地休息。早饭后，牙祭委员会全体委员在大家的陪送下，去中队部将肉袋子抬出来。先检查封条是否完好，再验称差不差斤两。没发现问题，就交给炊事员洗净，放进锅内煮。这期间，全体委员都一个不漏尽职尽责地在锅边盯着，连解手都是轮换着去。旁边还有许多自发的热心群众，将个伙房挤得转身都困难，为的是提防炊事员将煮得半熟的肉撕一砣塞进了嘴里，也不准他们借口尝味喝一口煮肉的汤。
下午，肉煮熟了。捞起来将肥肉、瘦肉还有骨头剔为三堆，分别过称。然后再按人头来除，每人应分肥肉几两几钱，瘦肉几两几钱，骨头几两几钱。数据出来后，便由炊事员开始切肉。锅里的汤就煮风萝卜。风萝卜是山民们在收获季节将萝卜剖成四牙，用竹篾穿成一串晾在檐下风干，无菜的季节取下来煮着吃特别香甜。
100多人此时已全部到场，将各自的盅子饭盆摆了一地。个个虎视眈眈地盯着。侍肉切好了，就由牙牙祭委员们掌称，先分肥肉其次分瘦肉再分骨头。还有剩下的少许，就叫炊事员切成小粒，每人碗里分几粒。在众目睽睽下分得一粒不剩之后，就开始端碗。但端碗时也有规矩，群众先端，牙祭委员和干部还有炊事员后端。先端的群众可以将自己装肉的碗与委员和干部还有炊事员的碗任意互换，只要你认为他碗内的肉比你的多。由于大家餐具有限，肉吃完了再分汤，是风萝卜肉汤，自然也分得极认真。
当时那城口腊肉的滋味，简直美得不能用言语来形容，我们连骨头都是嚼碎了吞进肚里的。现在想起，自然就有民间故事中逃难皇帝吃豆腐渣的的感受。那一顿牙祭的效果也特别明显，一连几天肚子都不饿，大家晚上连夜都不起。就因为腹里有了油水。
当年的牙祭能打得如此公道，干部不占半点便宜，现在讲起来都觉得自豪，也有人不信。想想，队员们都是些失业失学满腹牢骚的男子汉，运粮队又不能入党入团不能升级提干，聚在一起的人们几个月后又将作鸟兽散。在这种临时凑合的集体中，为了那比粮食还宝贵的腊肉，谁怕谁？再加上我们那两位队长也还算开明，自然就有了民主的委员会和公平的规则。“分配者不能挑选，挑选者无权分配”，这简单的分配原则其实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如果能将其运用到社会生活中，会减少多少社会的不公，减少多少腐败！便想到了近年来因腐败而被判刑而被枪毙的那些公仆，如果也象我们当年的队长一样，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就不会给国家造成那么大的损失，自己也不会失去自由更不会丧命。现在那些既在分配又要先挑选的人，其实也该想想，那不能参与分配也不能先挑选的大多数，会不会心平气和。
七 毒蛇烙铁头
自由贸易也兴盛过一段时间。虽然我们在干活儿时的口粮在那年头说起来还算高，但由于劳动强度大，那点定量粮加上追补粮也不过能吃个半饱。瘦弱如我者每次吞1斤粮的饭还不够，那些个头和年龄都比我大的人更可想而知。腹内无油水，就算吃得粮食都撑到喉咙，肚里依然痨慌慌的，还想吃。再加高山上的水硬，也就是碱性重，一顿饭下肚不到两个小时，便觉得胃里空空荡荡。何况雨雪天或因伤病不能出工，工钱和补助粮就无一分一两。无柰之下就把随身的钢笔小刀盅子毛巾之类的玩艺去同路上碰到的背二哥和附近山上的人家换吃的。后来天气转暧，也将不再穿的衣服拿去交换。但咱挑夫们随身的物资实在有限，由于可供交换的东西馈乏，自由贸易也就进行不下去了。
春天终于步履蹒跚地进入了大巴山，天气逐渐暖和起来。山野泛青了，树枝上绽出了新芽，小鸟在林间啾啁，冬眠的万物苏醒了。
就到处打蛇捉老鼠，补充肉食。
我就打到过一条烙铁头大毒蛇。
一天中午，我和文炳挑完粮斜背着扁担正走出河谷，当时艳阳高照春光明媚，远远就看到庙坝了。我们心里高兴，就一路欢歌往镇上奔。这时，跑在前面的文炳突然停住脚，指着旁边水田大叫一声：“蛇。”
我一看，有一条比扁担还长的大蛇正在田里的浅水中游动。我取下扁担扑上去便砍，可能没击中要害，大蛇飞快地就往对面梭。我喊了声追，便抡着扁担从田坎上撵了过去。我从来没想到过，平时那慢吞吞的东西逃起命来有这么快，在水中的速度简直象鱼一样，一曲一扭地几下便梭过了两块水田，一头钻进河边那乱石砌成的坎子中。我们亦非等闲之辈，70里运粮路半天打来回。当它刚钻进半截身子时，我也飞步赶到了，情急之下就扔了扁担揪住它的尾巴往外扯。不料非但扯不出来，那小盅子粗的长虫还挣扎着一点点往石缝里钻。文炳这时也追上来了，他便帮着扯。蛇身又凉又滑，合两人之力虽然还是扯不出来，不过它也钻不进去，就成了个相持的形势。后面的老胡们也追过来了，他说：“蛇在石缝中将鳞甲都张开，就成了倒钩不容易拉出来。”他将装粮食的麻布口袋取下来，包住大蛇的后半截。我们3个人抓住麻布口袋，后面的人就抱住我们的腰，幼儿园里拔萝卜的游戏一样，喊起号子使劲一拉，将那乱石坎子轰地扯垮了，才将蛇拉了出来。可能它已被拉断了关节，软绵绵地一动也不动。
此时我才看清它浑身黄褐，烙铁似的头上有个象瓷片一样的白三角形，三角里有个黑色的王字。我们也不管这些，惦了惦可能有好几斤重，就大喜欢呼。
当我提着蛇往回走时，才发现那田坎又窄又软，仔仔细细地走还又溜又滑糊了两脚的泥。追赶时不知怎么竟身轻如燕地飞了过去。
在路上有背二哥见了这条大蛇就满面惊恐，说：“烙铁头烙铁头，十人见了九人愁，小鬼见它要下拜，闫王见它打拱手；你们敢打死它？”我傲然地答：“老子还要吃了它。”
回到队上吃罢午饭，就在院子里剐蛇，房东也心惊胆颤地要我们提远些。我们就只好将蛇提到河滩上去弄整。但附近的山民们都不肯借锅给我们，自己队上的医生也劝说：“这是剧毒蛇，吃不得。”我们就动摇了。但老胡却说：“只要清理干净，毒蛇也可以吃。”出于对他的信赖，我们便将医生的话置之脑后，由老胡将毒蛇亲手打整干净，切成一寸来长的小块，就用脸盆来煮。
消息传出去，运粮队的人就越来越多。大家都围在火旁看热闹。本来老胡说，要将蛇肉汤熬得雪白粘糊若米汤一样，吃了是大补。不料蛇肉才刚刚煮断红，那脸盆里的汤还象白开水一样，围观的伙计们就等不得了。大家一哄而上，抢得净光。我和文炳被评为首功的人，也才各捞到两小截。半生不熟的，跟本没吃出个啥味道来，就没了。十几个人吃过了这剧毒蛇，却也无人中毒。
但那年头，这些蛇实在太少，狩猎活动也兴盛不起来。
八 小河里有桃花鲫
几十年后，我在建成家吃到一种城口特产叫“岩耳”的山珍。建成说，根据资料介绍，这东西只生长在大巴山的悬岩峭壁上，它的产量是如何之稀少，采摘如何之不易如何之危险，而它的营养和保健价值绝对无可比拟，能治疗并预防许多慢性病包括癌症，因此价格就十分昂贵。我一看一尝，这不就是我当年在大巴山上经常捡来当野菜大吃的地木耳么？
当我们交了粮食空手返程之时，由于卸去了重负，走在山路上峡谷中便有功夫东张西望。我们就发现在路旁的岩石上，长了许多一簇簇黑木耳一样的东西。那挺好吃的黑木耳应该生长在青杠木上，幼时都听说过。但这些与它一模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却长在石头上？我们不知原委，就称其为“地木耳”，长在地上的木耳的意思。虽然地上也包括岩石，细想起来，还是没有名其为“岩耳”准确。因此，现在它叫岩耳而不叫地木耳，也对头。它确是野生在岩石上，但绝非人迹难至的峭壁上才有。
工余之时，我们经常漫山遍野地去捡地木耳，在山路旁的岩壁上一大片一大片地收取。当年，城口的山民们还不大吃这玩艺，由于是计划经济，也没人想以它变钱，我们不要多久便能捡上一大堆，装在麻袋里提回来。当然也不知道将它晒干了，再精美地包装起来能卖高价。我们当时只是将那些野生的新鲜木耳在小河里洗干净，再在脸盆里将它拌上盐巴，然后就当野菜一样用来充饥。新鲜的地木耳拌上盐巴，真是脆嫩鲜滑十分可口，我一次能吃上半脸盆。照现在的价值，一次曾吃掉几百块钱。不曾想在那饥饿的年代里，我们竟吃过那么多山珍，真是猪八戒吃人参果。
城口的春芽树也多，春天来了，我们就经常爬上香椿树去摘春芽，还是一种吃法：洗净了切碎后用盐拌来吃。现在可能要称为“生态食品”，营养丰富又可口。有一次，小李误将漆树上的嫩芽与春芽混在一起摘了下来。这两样东西如果光看外观不用鼻子嗅，作为城里人还真不易分辨。吃晚饭时，许多人都去小李盆里挟过两筷子，由于春芽多，吃起来很香，大家都没察觉有漆树上的嫩芽混在里面。平时有的人见到生漆就过敏，何况还将漆树芽子吃进肚去。到晚上，十几个人都浑身发痒，严重的第二天还肿得象夏天长江里漂浮的“水大棒”。我还好，或许是吃得少，或许是抵抗力强，居然没半点反映。第二天就有一批人出不了工，忙坏了平时无所事事的医生。晚上就开了个大会，冉队长讲，另外一个中队有人在运粮路上将山坡上的马桑葚误当桑葚吃下，结果没回到队里就倒在路上断了气。便宣布，为了对大家的生命负责，严禁再到山上找东西吃。
人都怕死怕病。从此大多数人就不敢去采春芽了。
城口的小河里鱼很多，而当地的老乡好象不会捕捉，只有少数干部用炸药去炸。我们在运粮路上，遇见过3、5个当地的干部在深潭里炸鱼，大家便将担子搁在一边，装出天真状围着看稀奇。那些本地干部也没在意，还亲切地招呼“外河人”，给我们介绍潭里有鱼有些什么鱼。我们讨好地掏出“鸡儿烟”敬过去，他们就教导，有炸药不能抽烟，要注意安全。我们便满脸堆笑收好烟，在老胡的暗示下悄悄解开扣子松了皮带。当炸药轰然响过，那些一尺多长的鱼白花花地浮上水面时，干部们就站在岸上用小网子去捞。没料到“外河人”们却飞快地剥光衣服，赤条条卟嗵卟嗵跳进潭里。干部们满脸惊诧，怎么这些人都能象鱼一样在水中游来游去，有人还天真地以为是在替他们捡鱼。他们肯定忘了“外河人”这称呼是指长江边生长的人。在他们还没回过神来之际，我们已将死鱼抢了个净光，爬上岸来折个树条，穿着鱼腮挂在扁担上就走。干部们拦住去路要讲道理，我们就变了脸说：“沿山打猎见者有份”。双方就吵。“一点黑”和刘大哥等人便扔下粮袋要用扁担说话。当地干部们只好抱头鼠窜，边跑边骂“棒老二”。这种时候老胡既不下水也不打架，但分脏时谁都忘不了他。他有威信。知识分子只要真跟劳动群众打成一片是很容易建立起威信来的。我们回到驻地将鱼剖洗干净，再抹上盐放在火上烤熟。好几年没吃过鱼了，那味道之鲜美几乎令人连舌头都吞了下去。可惜这样的好事没碰上几次，当地干部本来是在水潭边炸鱼，但只要见到“外河人”的影子，就坐在岸上抽烟闲聊，不摆弄炸药。我们也没法，在水潭边干坐一阵子后，只好挑起担子呼啸而去。
后来，队里有一位姓张的伙计发现浅水滩里有许多3、4寸长的“桃花鲫”，鱼身上一圈圈红绿花纹恰似桃花与绿叶，在阳光下亮闪闪地美极了。关于这桃花鲫的来历，当地好象还有个美丽的民间传说，时间太久，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老张买了几枚锈花针和丝线，自己动手做成鱼钩鱼线，再找一根小竹竿，钩上蚯蚓去钓鱼。大概是自古以来这儿的鱼从未被钓过，他半天下来，竟钓了4、5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再加上钓鱼是合理合法不偷不抢没有风险，供销社的锈花针又不凭票供应，并出人意料地竟然还有丝线卖。从那天起，运粮队几乎人人都在油灯上做鱼钩，满河都是钓鱼郎。我们站在齐脚腕深的浅滩上，伸出小竹竿让鱼钩顺水漂下去，鱼儿一上钩便挥手抡将起来。这种被称为“刷鲫壳”的钩法，引得光屁股的山里娃娃围着我们欢叫：“快来看，外河人拿线套鱼。”我们就让他们看丝线上的钩，然后就谝没见过世面的娃娃们回家去拿鸡蛋来换，1个蛋换1颗钩。
河里的鱼很多，本来这项补充肉食的活动可以长期开展下去，但当时每人每年只发1尺8寸布布票，纺织品也很紧张，供销社自然很快就没丝线卖了。困难吓不倒想吃的人。在丝线未发明以前，马尾就是最正宗的钓鱼线。当时由于城口没有公路，运输主要依赖马帮；再加上区长、乡长们都有公家配备的马匹代步，外出时骑在上面马铃叮当很是威风。有了马，当然就有马尾。自从我们买不到丝线，马帮的骡马和当地官员的坐骑就成了我们袭击的目标。
大山中的道路本就很窄，我们在运粮路上歇气时，为安全计，常爱傍着岩壁坐成一排。有马帮过路，伸手可及。那些赶骡马的山民多不会和成群结伙的“外河人”较真，见我们扯马尾，只是吆着骡马快步通过。但骡马却不怕这些“外河人”，常有扬蹄自卫的动作。那让大家吃过漆树芽的小李就几乎被一匹大青马踢掉下巴。
直到有一天，我们从指路碑挑粮回庙坝，胆大妄为的刘大哥在明岩前边山路上扯副区长的马尾时，马受惊蹦下坎跌断了腿，副区长也受了点轻伤。当晚刘大哥在队上挨了批斗不说，还被宣布拘留7天。当时庙坝没设派出所，刘大哥在批斗会后是被两个背三八大盖的当地民兵捆走的。刘大哥再也充不成英雄好汉，被捆得呲牙咧嘴活象一个粽子。他要被押到30多里外的平坝区去服刑，因为那儿才有派出所。我们担心如此捆上几个钟头，刘大哥的手怕要残废。但刘大哥刑满回来后双手还是好好的。他给我们吹，当天一出庙坝，他就给那两个黑黝黝的民兵说，给你俩每人一块钱，替我把绳子松了。民兵商量了一下，提出每人再加半斤粮票。刘大哥深知不松绑的后果，就不敢心痛那1斤粮票，也才救下了双手。最后，他是让那俩个对“外河人”充满警惕的民兵拴住脖子，象牵狗一样牵到平坝的。
自刘大哥从批斗会上被押走后，便没人再敢去马屁股后面打主意。由于缺乏鱼线，这项活动又短命了。
九 粮耗子们
一切基本合法的觅食方法都行不通之后，偷自己肩上粮食的活动便雨后春笋般出现了。
初级阶段的手法是“渗沙、发水、揪糍粑”。
“渗沙”就是将包谷麦子挑到没人处，就捧出半斤1斤的藏在草丛里，然后在河边寻同等重量的细沙均匀地渗进口袋内。“发水”也是先将粮食偷出来，然后在过河时故意将麻布口袋的下端浸入水中，让干燥的粮食吸进水分增加重量，挑拢目的地时，麻布口袋外面早就被山风吹干了。以此来逃过目的地粮站验称这一关。虽然每次偷得不多，却天天都有收获。回程时便将脏物取出，到山上找一户山民，在石磨上将包谷或麦子粗粗磨碎，或煮糊糊或烙粑粑，吃不完便兜着走。山民们天性好客，虽然对“外河人”心存戒备，但找上门去了，他们都不会将你拒之门外。
“揪糍粑”是验完称后往粮仓倾倒时，双手在口袋底部各揪住一砣粮食，表面上看，将麻袋抖得干干净净，实际上却留了几两在里面。揪磁粑所得甚少，一般都是带回住处，晚上溜到房东家。大巴山上家家的火圹都日夜不熄，伙计们就将包谷麦子一把把地扔进火圹里的热灰中，烧熟了的粮食就会爆开跳出来，围在旁边的人便捡起来扔进口中。
这期间天气就逐渐热了起来。由于适应了劳动由于吃得多，我们这批少年的腿上便长出了肌肉，胸前的搓衣板也不见了，平时蔫搭搭脑壳也昂了起来。
过去的都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回首40年前觅食大巴山的往事，我还禁不住思绪万千。我屡屡忆起浑身大汗地爬上作践坡后那阵阵高亢的长啸，在山谷间来回碰撞久久不息。以粮为枕躺在幺店子外的绿草地上，太阳暖暖地抚摸着我青春的躯体，自己都能感觉到新鲜的血液在柔轫的血管中畅快地奔流。蜜蜂在耳边愉快地嗡嗡营营，蚂蚁在地上不停地忙忙碌碌。歇够了气，一声吆喝，大伙象弹簧般蹦了起来，挑起担子一路欢歌又向山上爬去。
有天晚上，我睡梦中好象在爬树，就产生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快感。惊醒过来后，便发觉裆里湿漉漉粘糊糊的。我们本来在学校里就没有学过最基本的生理卫生，所以第一次出现这情况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惊惶失措地叫醒了旁边的文炳，他一看我脱下的裤衩就大惊小怪地叫：“你‘跑马’了你‘跑马’了。”他的叫声惊动了满屋的人，老胡就说：“小崽儿，你成人了。”
在大巴山深处，我糊里糊涂地告别了少年时代进入了青春期。
好象是恩格斯说过这样的意思，青春期的少年所处的环境，会在他性格的形成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我刚进入青春期，便被命运之手投入大巴山那饥饿的长途挑夫队的熔炉里炼了一遍，虽然没被炼成钢铁，但对我生存能力的锻炼，还是大有裨益。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掺沙、发水、揪糍巴”这点鬼域技俩，很快就被警惕性极高的粮站干部雪亮的眼睛识破。从某一天起，接收站的干部们过称后，就不厌其烦地将每个麻袋打开，伸手进去探一探干湿和有无河沙。需知国家粮库里的存储是有标准的，经验丰富的粮站干部一伸手便知好孬。然后就是往仓里倒粮时，就有目光如炬的家伙站在旁边，发现谁有揪糍粑的嫌疑，便抢过麻袋动手帮你再抖一抖。
凡被现场揭露出来的“粮耗子”就被扣下运单，然后通知队长。
从那时起，中队就经常在晚饭后将大家召集到河滩上开批斗会。有时一晚上要斗7、8个人。被封为“粮耗子”的家伙不光当天的运费和追补粮被罚完，还要在众目暌睽下检讨作案经过，最后接受大家的批斗，人缘不好者还会被愤怒的革命群众痛打一顿。虽然今天在会上动手打人的革命群众明天就可能变成批斗对象，但那批斗会天天却开得如火如荼。在一片轰轰烈烈自相残杀的打斗声中，多数人参与盗窃粮食的初级阶段就被镇压下去了。
这期间，我们已多次被安排到东边的平坝或指路碑把粮往庙坝挑。这两处基本上是平路。出庙坝3、5里，要通过一处叫明岩的险恶之地。那是一段在绝壁上人工开出来的]形栈道，数丈下面有任河贴着岩脚奔流，上面是数百米高的山峰，这通道约有1米宽，半里多长，通道内空间不高，骑马的人经过时都要下来牵着马走，否则便要碰伤头。坐在里面歇气，晒不到太阳淋不着雨。过了明岩，再走10多里就到了木瓜口。这儿的景色奇妙得就象电视片《西游记》里的那样，山峰怪异林木茂密，抬头只见巴掌大一块天。任河在这儿接纳了岔溪河，一同向西倒流，奔向陕西。三岔口上有一座木桥，浓荫如盖的古柳下是一间草顶板墙的幺店子。平坝与指路碑在此分路，往左到平坝朝右到指路碑，都不过10多里地了。这一段是沿着小河岸边延伸的平路，都比较好走。挑这两处时，我们都是吃过早饭背着麻布口袋空手跑上35里路，再挑上粮回庙坝吃中饭。一来是已经有劳力了，二来不爬坡上坎，虽然先跑了那么长的路才压重担，反倒觉得比挑漆树湾轻松些。
由于饥饿，还是有少数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人继续着偷粮勾当，不过手段更加高明。
我知道一种方法叫“偷天换日”，这盗窃行为需两个人配合才行。
早上，当大伙乱哄哄地拥进粮库装粮时，甲就将自己的两只麻袋各装约50斤，乙却只将自己的两只麻袋各装约40斤，两人就挑着按计划装好的粮食到院坝里去等过磅。长期以来，在磅称前排队时，大家都是习惯性地将扁担取下放在旁边，而将两条装粮的麻袋紧挨着放在一起，用手提着一步步向前移动。轮到该甲过磅了，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将故意紧挨着的50斤和乙那40斤的麻袋各提一支上磅称。总共是90斤。然后，甲将两袋粮食提下来，看似随手实则有意地一扔，便伸长脖子等着过磅的保管员低头开运单。这时乙便将两条各装40斤的麻袋提上磅称等候，就连排在后面的人也很难觉察。即使万一被发现，乙也可辩解是提错了麻袋，都是粮站的麻袋分不清谁是谁，10来斤那堆头也相差不大。甲取到90斤的运单却挑走了100斤粮，玩的就是那一条装40斤的麻袋称了两次，而有一条装50斤的麻袋一次也没称。
在路上，甲和乙将那运单上没有的10斤粮取出藏好，就不用再玩那些“掺沙、发水、揪糍巴”的低级手段了。用这方法偷粮，只要一取到运单便算大功告成。即使没弄成，也没风险。当年大巴山里的粮站干部多来自土改和公社化运动中的农民积极分子，有些人连字都认不得几个，自然识不透这种偷窃技术。但如果那天司磅和开票的各是一人，这行动就不敢进行。“偷天换日”被极少数人一直用到运粮结束大家撤回万县市，都未失过一次手。
发明这方法的是一个初中未毕业的少年，在校时他的数学一直不及格。鉴于某种原因，这发明者的姓氏我至今还不想说。
十 大山中的小路
当年，我和后来当了老板的李文炳整天厮混在一起。我们俩人高矮肥瘦差不多，又都是一张瘦骨棱棱的脸，还都是剃的光头，连中队内也有人误认我俩为孪生兄弟。有一次他赌输了钱，还有人向我要帐。
那天，我和文炳利用“偷天换日”的手法窃得10来斤麦子。因为那时已经很不容易偷到粮食了，而队里大家都在地上人挨人地睡连铺，也没有箱柜之类个人的东西。谁有什么都一目了然。我俩不想将冒险搞到的粮食带回去共产，便将装着10斤麦粒的裤子藏在一个小山洞里。次日，我和文炳就装病不起床。待大家都出工后，才去吃了早饭，溜出去取麦子。我俩计划到远处的山上去找一户山民作窝点，加工和存放偷来的粮食。
我同文炳溜出镇子时，看见小佟正在河边洗衣服。他问了一声：“你们上那儿去？”我说：“你莫管”。便扬长而去。小佟跟我们同年级但不是一个学校，他是个男生却长得细皮嫩肉臀部肥大，走路一扭一扭地。他爱脸红见了蛇还会尖叫，我们半大男子汉都瞧不起他那副娘们样，当面叫他佟假妹儿。到城口后他本想跟我们结成一伙，但他体力太弱，挑粮走不快，过跳磴石还要人牵。他胆量又小，诸如捉蛇偷粮的事儿从不敢干。在那个崇尚体力和勇气的环境里，他便显得太差劲。我们就嫌弃他，不让他跟着一起混。佟假妹儿就成了没参加任何小团伙的孤人，运粮路上孤零零地总是掉在大伙的后边，平时也没人约他一起去觅食和他一道玩。后来那个“大马蜂”就贴上去了，运粮路上他陪佟假妹儿走在最后，平时也在一起吃饭，结伴到河边洗脸洗脚。后来还将铺位也移到一块儿了，经常叽叽咕咕地不知说些啥。
大马蜂姓马，30来岁，骨骼粗大孔武有力。听说他原来是一个煤矿的保卫干事，外号叫“马大棒”。因为老婆在城里教小学，他每周最多只能回城一次，就解决不了问题。便与矿区付近的农妇搞腐化，事发后被组织开除回家，老婆就同他离婚划清了界线。由于搞过多年保卫工作，他那长满红颗粒的脸上一双小眼睛就寒溲溲地阴险得很。大马蜂平常也不爱同人打堆，不知咋的他竟跟佟假妹儿混在了一起还这么亲密。
我和文炳到小山洞取出了脏物，商量要跑远些，去寻个对“外河人”没成见的窝点。我们毫无目的地东窜西钻，翻越了两道山梁，终于在一壁巨岩下见到有一户农家。那是一座“巴岩房”，乱石砌的墙，石板当作瓦，房屋坐势向阳，竹树环合。巴山人喜欢独居，说是“有钱难买独家村”。
我俩借口找水喝闯进门去。幽暗的堂屋里，有一个头缠白帕的老大爷坐在火圹边抽烟，还有个两颊红润身材苗条的大姑娘在作针线。一见我们进去，老人就热情地招呼我们坐，还吩咐羞涩的姑娘烧水泡茶，又取出几皮叶子烟敬客，嘴里还说：“烟不好，混个场合。”
我趁机偷瞄了一眼迎面墙上的神主牌位，发现这家姓冯。当老人请问我俩贵姓时，我就说姓冯，我叫冯春生他叫冯春秋，是两兄弟。当年大巴山深处的山民多不识字，更没想到我们均非文盲。老人听我报了家门，马上满脸堆笑连声说：“象、象、象，一眼就看得出是亲兄弟。”他说自己也姓冯，他是天字辈的，论起来比我们还矮一辈。500年前一家人。我和文炳成了老辈子，一切要求便不在话下。我俩就坐在火圹旁喝茶抽烟，给他祖孙俩吹天南地北，飞机火车轮船汽车。老人的孙女就边听边帮“老辈子”把麦子推细，按我俩的吩咐将一半麦面烙成碗大的粑粑。中午，热情的祖孙俩还象煮红苕似的，煮了一锅新鲜天麻给我俩吃。吃饱了喝足了，我和文炳将那几斤麦子面放心地存放在他家里。然后提着一书包没吃完的麦子粑，依照主人指示的方向，顺着一条近便的羊肠小径往回走。我俩一边走还一边在路留下标识，我们还要回来，因为有几斤粮食存在这里。
走在这条极少人行的小路上，荒草都长过了膝头，两旁的树身上缠绕着青藤，到处没一个人影，只听鸟啼山静。
吃饱了就容易疲倦，抬头看看天色还早，我和文炳就在路旁的一块青石上晒着太阳睡了一会儿。冷硬的石板太硌骨头，我俩没睡多久便醒了。爬起来看了看太阳的方位，就又往回走。
没走上两里路，文炳说他要拉屎，就解开裤子蹲在路边的石头上了。我坐在前边等他，不料却在下风处，尽闻他的臭味。文炳是个出了名拉绵绵屎的家伙，我不愿久闻臭气，就说到前面去等。不料我才转过一道弯，也觉腹内隐隐作痛，可能是第一次吃了那么多天麻的缘故。我也就离开小路，窜进旁边的小松林内，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以解内急。
我在松林里东张西望地往前走，突然就看见前面岩坎下，佟假妹儿正趴在一块石头上。他的裤子褪到了小腿上，屁股高撅着，大马蜂躬着腰正在往他肛门处涂抹什么。我不知道他俩在干啥，就叫了声：“喂。”佟假妹儿一抬头，马上便满脸充血，两眼盯着地下拉起了裤子，然后就转过了身。大马蜂最初一愣，看清了是我后，他手里就出现了一管药膏，忙着解释：“小佟解大便流血，他吓坏了，我帮他擦痔疮膏，其实十男九痔没啥可怕的。”我虽然没生痔疮，但听说过十男九痔，就信以为真没当回事，自去寻地方出恭了。
当时的世风很清洁，没正规的性教育也没《金瓶梅》更没黄色音象制品，象我这种刚踏进社会的小青年，对那些肮脏事儿，头脑里真是一片空白。就没想想十几岁的人那来那么严重的痔疮？当时就轻易地被腐化分子蒙混过关，也从未向人提起。直到后来我在贵州修铁路时，知道了鸡奸与同性恋，才联想到当时大马蜂和佟假妹儿可能是在干什么。
十一 鲜活的生命
住的时间稍久些，与周围山民的接触就多了，山民们便发现“外河人”也是下力汉并非青面獠牙，好客的传统也就泛滥起来。队上便有极少数比我们年纪大的家伙趁机上门自荐当女婿，承诺以后将大山的女儿带到五光十色的外河去。美男子老杨的“媳妇”来队上帮他洗过几次衣服铺盖，那是个瘦小精干的姑娘，爬树去取鸟蛋，就似猴子一样敏捷。小李给木瓜口幺店子的老板娘当过女婿儿，他“媳妇”当时还在平坝读高中，白白净净体态丰盈，一根漆黑的大辫子在臀部甩来甩去，很温柔的样子。但当夏天我们返城时，那些花花公子没带走一个纯朴的巴山姑娘。那年头，户籍粮食关系有多严！即使真有情意也带不出去。没有粮食关系，一切关系就不可能存在。
我当时确实还小，心无旁骛满脑袋只装了个吃字，不知道这些家伙谝吃谝喝后是否将外河的种子留在了巴山上。20年后，我出差时在轮船上碰见已作厂长的小李。晚上无事，喝酒时便问起木瓜口幺店子老板娘那白白净净体态丰盈女儿。李厂长满脸的美好回忆，却赌咒发誓没那种关系。他说：“那个年代的人，对男女关系看得多严重？哪象现在不当回事儿！”他说当时只为谝丈母娘的吃喝，谁敢做那种事儿！何况山姑们思想保守，也没机会，只摸过她的手，连嘴都没亲过。
运粮队员们后来回忆往事时一致认为，当年在大巴山最丑的是那几个专门“吃黑”的家伙，无事时就到场上饭店的阴暗角落里歪起，看当地的土扒手偷背二哥的干粮。土扒手行动时，他们都低眉闭眼好象在打瞌睡。待土扒手拎着干粮袋溜走时，他们便精神抖擞地追了出去。在镇外的小路上用言语或拳头将脏物抢夺过来自己享用。
当然这类人极少，多数人不屑为之。他们宁可偷吃自己肩上的公粮也不愿干那种事。饥饿的人民吃了人民的粮食，就这么回事。
在那连绵的大巴山里，在以食为天的残酷争斗中，许多少不更事的少年在艰难的拚搏中跨进了青年时代，这段虽短暂然而丰富的经历，后来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提起这些陈年旧事，如果脱离当时的特定环境，以一种虚伪的道德标准来评价，可能有人会骂运粮队员多是些坏人。但据我所知，那些当年被骂为“棒老二”的运粮者后来真犯罪的比例并不大，好些人长大后还成了手握权柄的公务员或厂长经理。他们在豪华的宴会上相遇时，常以挑粮的老战友相称，还回味城口的腊肉。
荷马说过：饥饿令人蛮横无理。在那大饥饿的魔掌即将攫去人的生命或健康时，一些不甘屈服者为了逃脱厄运而不依“规矩”地乱蹦乱跳，我觉得并不丑陋。至少，不比制造这场“特大自然灾害”的“自然”和推波助澜的人更应受到谴责。在长期不正常的环境里，在适者生存的残酷法则下，这些鲜活的生命似乎比那些规规矩矩地被饿死者顽强，甚至优秀。
祈愿我们的子孙不会再经历我们经历过的苦难。
数十年来，我多次梦里重返大巴山，却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如愿。2004年盛夏时节，我终于乘车飞驰在大巴山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上。
“依维柯”在平坦的水泥公路上飞驰。蓝色的大山海浪般连绵起伏，路旁的树木沐浴着金色的阳光。盘山公路象一曲持续而静止的音乐，无比壮丽恢宏。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建筑，能比朴实无华的盘山公路更为高雅。
路边乡镇再也不见那些土木结构的古老房舍，拔地而起的尽是贴着瓷砖的小楼。生满青苔的石板路难得一见，各类机动车辆在区乡公路上尘土飞扬。明崖上的古栈道已经倾塌，背二哥和马帮都已变成了回忆。有同行的文友伤感地叹息：“汉民族的香格里拉被市场经济摧毁了！”
对不愁温饱前来寻幽探胜的人而言，土屋山径栈道马帮是古朴的宝贝。但在山民们的眼里，那些东西只代表着贫困和落后。
今天，我们沿途走走停停，拍照摄像参观座谈，傍晚时分便握住了城口主人热情的双手。
接近山巅的太阳象一团快要熄灭的火球，染红了重重迭迭、连绵不断的巴山。
我的目光被不老的青山神秘地吸引……我第一次站在山下时还是个活蹦乱跳的少年，再来时已经两鬓飞雪满面风霜。几十年便是一代人。有多少代人在山下来了去了？人的一生在亘古屹立的大山眼中只是一瞬。它现在望着我们，当我们都从这世界上消逝以后，它还会默默凝视着青草碧水，茫茫大千世界中的匆匆过客。
（未完待续）
（《所谓草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