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复旦大学的生活
二 毕业前后
实习结束回到上海后得知我们这一年级要分两个专业，我选的半导体专业要集中到北京大学去学。于是家里便为我准备了棉衣棉裤。因为火车票的关系，六十几个同学要分三批走。当第二批走的名单宣布后，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女同学跑来说：“我的外婆和妈妈舍不得我走，想多留我几天。能不能请你和我对调。“于是我们俩人一同去学校，对系主任王先生说了。王先生对她说：“你可以另外找同学调，但不能和他调。”我听了很纳闷。后来第三批名单宣布了，仍然没有我。直到开学后好几天，才有电话来叫我去学校。一路上我估量着大概因家庭出身或以前运动中的事去不成北京了。当我踏进系办公室时，一看已有五位同学等在那里，他们都是党、团员。大家相视一笑，就知必有什么好事在等着我们。不一会儿，系主任叫我们进去说：“你们几人已提前毕业，留任助教了。”系主任助理戴乐山先生补充说：“祝贺你们已成为年轻的物理学家了”大家不禁笑了起来。戴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因为上一班同学中的优秀者都给科学院要去了，我们担心到你们毕业时留不下来，故报请教育部让你们提前毕业，批文还未到，但北京的电话已来了，马上通知你们。”接着便安排了工作，他们五人分配在普通物理教研室，我分在理论物理教研室。叫我马上去吴剑华先生处报到，担任理论力学助教。最后，王先生说：“你们可以先去财务处领薪水。”
当时正完成了工资改革，高等学校教师工资分12个等级，1到3级为正教授，4到6级副教授，再往下则各有3个级别的讲师和助教。我们头三个月领试用工资，然后是12级助教的65.5元工资。当时可说是对知识界较宽容的年代了，不久，运动迭起，次年毕业的人工资就只有48元了。
在二年级时，吴剑华先生曾教过我。我受命到他处去报到时，他正受命开数学系的理论力学课，数学系对此课程的要求很高，此时他借来一书架的参考书正在认真地写讲义，见到我去报到担当他的助教非常高兴。当时他薪金刚提高到133元，即讲师最高级别的工资，又适逢补发工资，便邀了正好来访的厉庚元先生和我同去海宁路凯福饭店吃饭，饭后还看了电影。席间，两位先生相互谈了一些系里教师间的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教师生活中不为学生所知的方面。
一年的助教生涯过得非常愉快，学生们都爱戴我，不但我负责的力学而且在其它功课中发生的问题也常有同学来找我。此外，三年级时指导过我做研究的王恒守教授也要我跟着他做研究。工作后经济也解了困，我负担起了家庭的开支。眼盼着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
吴剑华先生是一位非常忠厚诚恳而又热情洋溢的人，他一个人住在复旦的淞庄宿舍里，生活很简朴，工作之余，天南地北地和我无话不谈。有一次谈起他的经历。他是抗战胜利前夕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的，胜利后曾先后在昆明、上海等地教书，1948年他在无锡的江南大学任教，那大学的学生虽说一般都是富家子弟，但在那年头也多半很左倾，他们对校方一个管总务的不满，认为他账目不清，吴先生知道了也好意地批评那总务说“你怎能如此呢。”于是就有了矛盾。国民党溃败前夕，学生们组织应变护校活动，矛盾日益加剧，他感到不安全，就回到了老家苏北海安。1949年2月，当地政府三次上门邀请他参加革命工作，他就去了。到苏南行政公署的教育处报到。穿起了军装，后来随军南下，所属单位简称为苏南文教处，他戴上有“军管”两字的臂章，参加接管江南大学等学校的工作。他说：“工作很简单，到了一校，校长表示拥护政府接管，于是组织校务委员会接管权力。”这样干了几年，他深感其中人际关系之复杂。于是，趁有所谓归队政策之机会，在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来到复旦。
接着他谈到了来复旦后的遭遇，当时复旦物理系才二十几位教师，不久来了个总支书记钱孝衡，此人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恰好系里有有两人知道他的过去，他便设法赶走了一位而又处处难为另一位。这另一位只不过是位教辅人员而已，名叫周长春，在肃反时竟被关了起来。吴先生为此打抱不平，就也从此受到钱的迫害。钱到物理系后发展了许多人入党，周世勋等都是他介绍入党的。他告诉我说周世勋48年去美国留学，50年还未读出学位就回国受聘于基督教的上海沪光大学为副教授，院系调整后到复旦。由于他的职称与学术水平不相称，就用上了各种手段，在政治运动中积极表现自己，打击别人，无所不用其极。经吴先生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了为何周平时总是那么装模作样，架子十足。有一次在习题课上，竟然板着脸回答一个同学的提问说：“这种问题也来问我！问助教去！”原来是为了掩盖他的不学无术。
吴先生使我明白了原来高等学府也并不是一片净土。
（待续）
转自民间历史